|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力图扬弃伴随近代哲学发展起来的启蒙理性。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认为，理性并非人的本质。他们都以非理性的东西——生存意志、权力意志、生命冲动、力比多、潜意识，等等——取代了理性的东西，但是他们多少仍保留了某种在场的东西。因此，最近出现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尽管这些非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性的霸权，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摆脱理性的操作。他们所提出的非理性的“本质”都是用理性的魔法变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者断定，只有放弃任何在场本质的诉求，把思想及其概念看作“游戏”，人们才能真正摆脱普遍理性的缠绕。 实证主义者对启蒙理性也不满意。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已经走向了空洞的思辨。他们要把理性限制在可观察的事实上，语言表述出来就是经验句子或可检验的命题。为此，孔德指出：“事实上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但形而上学并不运用真正的超自然因素，而是越来越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之，后者真正有特色的应用常常可以用本体论的名义称之。……由于存在着热衷于推论而不是热衷于观察的顽固倾向，思辨的成分一开始就被过分夸大”[1]。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就是对理性的思辨性的反动。 第二，现代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近代发展起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并且由此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思考转向了对主体性本身或主体如何观察、如何表达的研究。许多非理性主义者试图研究人性的结构，因为本质是无法认识的，我们只能够结构式地把握它的存在而已。即使是实证主义者，或自称属于理性主义范畴的哲学家，他们也越来越远离了客体。在他们看来，观察本身是最后的，经验本身就是对象。经验观察之外是否存在什么东西，经验现象背后有没有自在之物?对不起，那是形而上学。因此，反对所谓超验的“形而上学”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 当然，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界从来没有绝迹。仍然有些哲学家坚持某种形而上学的基础，如“生命”、“存在”、“上帝”等等，有些人则以某种弱化了的方式提出了“本体论承诺”。但我们不同意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重建形而上学趋势的看法。因为这些重建的东西只能在某种弱化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形而上学。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形而上学的事物像某些骚动的幽灵一样，既不能使自己复活，又不能高贵地死去。”[2]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看出，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实体仍然是哲学家们竟相解构的对象。 第三，现代西方哲学有一种被称为语言学转向的趋势。现代西方哲学普遍重视对语言问题的研究：有的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不能用语言述说的东西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有的断定许多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都是语言混乱的产物，只有通过语言分析才能澄清和解决哲学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把语言哲学看作是纯粹形式主义的分析。相反地，语言科学哲学强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外壳，语言构成了我们的意义世界，语言是存在的家。因此，改变语言就是改变意义。语言的变化就是世界的变化。 第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观主义倾向日趋明显，并把一切对客观存在的研究贬斥为“形而上学”，认为人的观念只具有文化约定或人为的性质，客观认识和客观真理只是人们的幻想。现代西方哲学形式繁多、派别林立，呈多样性和多变性的样式；就其理论内容而言，相对主义和多元论成为主流，人们不再相信普遍理念和绝对真理。 第五，由于对形而上学的实体和本质的怀疑，多数哲学家有意识地拒绝把哲学看作“科学的科学”，自觉放弃创建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与以往的哲学相比，现代哲学研究的目标比较“谦逊”，不再追求为其他一切科学知识提供原则和基础。虽然不同的流派依然相互渗透，但是它们更加敏感自己的特性，拒绝寻找可公约的东西，以便与其他派别争峰。正像社会的多元化一样，哲学也出现了碎化和断裂的倾向。 上述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是一个大体上的概括，不能把这些特征简单地套在纷纭复杂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头上。现代西方哲学家更加重视自己思想的个性，喜欢标新立异，不愿意把自己与某个标签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透过他们形形色色的陈述，我们仍然能够把握他们的一些共同特征。当然，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演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