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故土，哲学，在当时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被称为统摄群学的学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哲学“三圣”。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哲学被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称为“自然哲学”时期，哲学家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本体论问题，即宇宙本原问题，讨论了万物的起源或生成问题。后期称为人文哲学时期，此时的哲学研究，已从自然哲学转向了人的哲学，由对自然的认识转到了对人本身的认识。古希腊哲学思维从其萌动的开始就反映了这样一个特征，即哲人们十分注重抽象理性思维，并将理性本身当作一个独特的、与现实可感知世界没有一一对应关系的本体世界抽象演绎出来。[1]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人文哲学的鼻祖，出生于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他早年继承父业，从事雕刻石像的工作，后来研究哲学。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他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鸩而死。在欧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是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几乎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相同。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曾在雅典郊外开办“学园”。他的论著流传至今的有30篇对话，经常被人引用的有《辩评篇》、《法律篇》、《理想国）等。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曾任亚历山大大帝年轻时的教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因此，有人批评他有愧于老师，他回答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希腊哲学的系统化，提出了科学分类的设想，还提出了有名的“三段论”，为逻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之大，令人震惊。他至少撰写了170种著作，其中流传下来的有47种。当然，仅以数字衡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渊博的学识令人折服。他的科学著作，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涉及古希腊人已知的各个学科。 在哲学上，古罗马的流派众多，影响较大的有“新斯多噶学派”。斯多噶学派是由古希腊人芝诺创立，这一学派认为，人生追求的是美德而不是快乐，人需要始终和自然保持一种和谐，要抑制一切欲望，舍弃人生的乐趣，听从命运的安排，方能达到美德的境界。斯多噶学派以为世界既是物质也是理性。人的灵魂是物质的，是世界理性的一部分，所以人应该顺从理性，一切变化都是世界理性的表现，都是注定而不是偶然的。斯多噶学派不仅要求人们逆来顺受，安分守己，而且，还要求消除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以实现世界国家的理想。罗马流行的新斯多噶哲学，继承了希腊学派的衣钵，坚持传统道德上的宿命论，要求人完全听从于命运的安排，其代表人物塞涅卡曾说：“愿意的人，由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由命运拖着走。”他们认为，人不过是肉体的囚犯，要获得幸福，就要抛弃肉体的欲望，而人活着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不断和自己的肉体作斗争。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对命运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人们的尊卑贵贱都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要具备“忍耐”、“克制”的信念，遵守社会秩序。斯多噶学派的理论，被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理论进行了吸纳。 中世纪的哲学与基督神学相依攀，成为神学的一部分，当时盛行的主要是经院哲学。“经院”即学院，教会控制着学校，教师皆为僧侣，学习的内容是论证《圣经》，所以，学院又称经院，研究圣经的学问被称为经院哲学。中世纪哲学家所争论的主要有两大对立命题：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唯名抑或唯实。 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基督教学者德尔图良认为，上帝具有高度理性，威力无边，权力无限，人们无法用人类逻辑推理的方法去认识上帝、理解上帝，只有坚持神秘主义，方能认识上帝。仅用人类有限的理性去理解无限的上帝，不仅徒劳，而且会亵渎上帝的英名。但哲罗姆和奥古斯都则认为：尽管信仰先于理性，信仰辖制着理性，但是理性可以将信仰发扬光大，理性和信仰是两条不同的手段和途径，它们提出的是同一真理，殊途同归，不应对立。唯名论与唯实论争论的焦点，是一般概念和个别实体的关系问题，唯实论依据柏拉图的学说，认为一般是先验的，是来自上帝的意志，是先于个别实体的，实质上是指人的思维是第一性的，个别事物或实体是第二性的。后天的唯名论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原则，认为只有个别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先于概念，而概念则是从个别事物或实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个别事物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唯名论和唯实论实质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先导。 西方近代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直至德国古典哲学为止，可分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流派。近代经验主义哲学是由培根开创的。在其著作《新大西岛》中，培根描述了一个科学技术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为了这个理想，他锻造了一种“新工具”，即经验归纳法。这本书的全称应该是：《新工具或关于解释自然的指导》。可见，如果说古代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在于“解释自然”，那么培根的着眼点则在于“如何解释”；此即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然而，与其说在培根心目中“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在他看来“经验就是力量”，因为在培根看来，“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求之于感官。”经验归纳虽然意在提供一种从感觉经验中导致知识的“逻辑”方法，但其本身也是对人心灵的经验感知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他抓住了科学的两大支柱（即经验与逻辑）之一：经验或实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才被称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从培根到休谟，经验论哲学对心灵的感知能力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分析，但最终却宣告了由感知经验以达至客观实在的不可能。另外一条可能的思路，则是由理性或理智以把握实在的路线，那就是唯理论的方式。这一派对心灵的理知能力进行探索，但最终也不能解决把握实在的问题。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由笛卡儿开创。笛卡儿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哲学”，但他的“实践”却不是肯定、而是否定自己的意志的，“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2]。他把这种“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知识之树的“树根”，并把它植根于“理性”之中；为此，他对心灵的理性认知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用数学式的精确的逻辑演绎法，由“自我”心灵的存在，推演出一切实在的存在，充分展示了人类理性的力量。然而从笛卡儿开始，一切理性主义其实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或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的逻辑推演确实是很理性、严密、精致的，然而这种逻辑推演的最初前提却是一点也不理性的；准确的讲，他们的逻辑前提是直觉的。斯宾诺莎的唯理论比笛卡儿的更极端，他是用严格的几何学的逻辑演绎法来建立他的“伦理学”体系的。他申明志在“尽力寻求一种医治理智并且纯化理智的方法，使理智可以正确圆满地认识事物”[3]，并为此首先写成了《理智改进论》。 19世纪中期，以理性主义为重要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体系中发展到了顶峰，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康德哲学对主体能动作用的强调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理论来源。但与此同时，近代哲学的缺陷也日见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形而上学性造成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分离和始终在历史观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展开了批判，而现代西方哲学的发起者则针对近代哲学推崇形而上学（玄学）和唯理主义这两大特征展开了批判。 近代西方哲学之所以推崇形而上学，与当时人们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有关。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们能否和如何认识世界。这些问题必然与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这三类问题直接相关。由于这些问题在当时不能靠科学的（经验的）方法解决，只能靠哲学方法（思辨）来解决，因此，近代思想家视哲学为高级学问，他们贬低科学，抬高哲学，这一特征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由于这种认识论是建立在主客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它将人的理性能力当作解决这些哲学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在经验和思维等范围内所采用的各种方法都遇到了新的问题，形而上学（纯思辨哲学）和传统认识论都陷入了危机。与此同时，近代科学的发展却向人们展示出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也提出了越来越丰富的问题。面对哲学的困境和科学的新发展，西方的科学哲学家们开始从新的视角来反思哲学和科学，并得出了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结论，他们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从而开拓了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走向。 近代西方哲学的唯理主义特征比其形而上学性更为明显。从文艺复兴开始，近代哲学家们举起了理性主义的大旗，开始了对神的批判。当时，思想家们大都奉行理性主义的原则，把理性当作最高的存在，理性成为无时不在的绝对精神。作为近代理性主义的第一个代表，笛卡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的本质仅存在于思维中，人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个体动物。这种将人定义为“一种合理性的动物”的思想成为近代唯理主义的核心，并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最完全的表达和最极端的表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只有理性是崇高的，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德国古典哲学从逻辑上排除了情感、本能、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理性被神化为绝对的存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唯理主义倾向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对科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对于人类理性的过分夸大，实际上又把神的特性赋予了人和人的理性。近代西方哲学从文艺复兴时的反对神学、提倡理性，又走进了新的神学，也就是理性的神学。这条轨迹，看似一个圆圈，而当终点又“回到”起点时，人们发觉，哲学已无法在近代所形成的框架内发展前进了。于是，冲出唯理主义束缚的呼声成为一股洪流。在此情势下，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举起了反理性主义的旗帜，将深受压抑的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呈现于人们面前，并高置于理性之上。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和走向。 与以上两方面相联系，对形而上学的推崇使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致力于寻找唯一的世界本质，对理性主义的推崇使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致力于发现普适的规律。因此，近代西方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元主义色彩。从柏拉图到经院哲学，再到黑格尔，世界上只有一个本原，一种人性，一个真理。世界是一元的，黑格尔正是建立了一个一元主义的绝对体系，才使得他的哲学能集西方古典哲学之大成。他否认了世界的多样性，人的本质的多样性，使一元主义发展到一个极端，同时也封闭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失去了进取的精神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必然要寻找新的方向和方法。现代西方哲学通过语言的分析来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玄学色彩，通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瓦解所谓普适的真理和道德原则。这样，在利用科学和工业的成就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他们还利用社会和文化的分化来否定一元主义。多元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又一主要特征。 于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意志主义和实证主义，它们都公开反对传统哲学，分别代表着当时两股主要的反黑格尔主义浪潮——反理性主义和反形而上学。意志主义以个人的心理体验为出发点，反对黑格尔哲学把人只看作绝对精神的派生物的观点，夸大人的本能、心理的作用和价值，主张用非理性主义取代理性主义，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各流派；实证主义推崇科学，贬低哲学，主张用实证方法取代传统哲学思辨，导致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各个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上述反形而上学、非理性主义和多元主义特征外，还以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方式表现出唯心主义的特点。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以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思潮的各流派大多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它们或是认为这个问题存在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不能为人的认识所解决，或是通过所谓逻辑分析的方式来说明哲学基本问题是无意义的，不应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取消这一问题的结论；而以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大多主张“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物质和意识之外寻找世界的本源，它们站在本能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以所谓本能的意志、欲望作为对世界本质的回答。在历史观上，科学哲学思潮大多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视为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过程；而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流派则夸大个人的作用，将个人的意志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尤其是一些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中含有唯物主义因素，但从总体倾向上讲，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具有唯心主义特征。[4] 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 一个半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其间，产生了众多的哲学理论和流派，各种观点也异彩纷呈，莫衷一是。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分期，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标准做出不同的划分。我们将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到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以实证主义和意志主义的出现为标志，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最初的两个流派，并开始了对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的激烈批判，后来西方的主要哲学流派基本上是沿着实证主义和意志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演化的。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孔德，他继承了近代哲学特别是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提倡科学，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回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思潮的开创者。意志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创始人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把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绝对化、神秘化，把它们当作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出发点，当作世界的本质和动力源。这一学派开创了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 第二阶段，从巴黎公社失败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这是西方各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并最后完成的时期。适应不同阶级和不同国家的需要，原有的新康德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实证主义在其发展中也演变出马赫主义，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被尼采改造为权力意志论，并在德国和法国演生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新形态——生命哲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杂多的哲学流派，主要有具有宗教哲学特征的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为创始人的现象学、代表新的心理主义研究方法的弗洛伊德主义、以复兴黑格尔为己任的新黑格尔主义、强调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并以实际效果检验信念的意义的实用主义等。 第三阶段，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期，此时，帝国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经济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这一阶段，不仅实用主义、现象学、弗洛伊德主义等流派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流传的范围和影响，还产生了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新派别。分析哲学中，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原子主义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和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使实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在吸取逻辑原子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分析哲学的领域，提出了物理主义、逻辑语义学等逻辑分析哲学的新形式，并将分析哲学推广到美国，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继承了意志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并借鉴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个体的人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进行了深刻地揭示，将恢复人的本质的存在和自由作为其哲学的中心问题，获得了身处信念危机中的人们的广泛支持，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这一阶段，还产生了以卢卡奇、柯尔施等为代表的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并试图“回归”所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第四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欧美各国经济得到恢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原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先后获得独立；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学科的分化和综合加剧。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哲学中各种思潮和流派不断分化和融合，新的流派层出不穷。其中，分析哲学仍是一股重要的哲学运动，尤其在美国得到了巨大发展；以波普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了一系列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观点，其著名的证伪原则以试错法代替传统的经验归纳法，以非理性来补充理性，以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来反对传统科学结构的静态模式，一时成为时髦哲学；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力图从科学发展过程中寻找科学研究的“范式”，从而在批判理性主义之后建立了对科学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主义学派的缺陷日益暴露，其发展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新历史主义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存在主义也逐渐走向衰落，结构主义在法国兴起并引发出颇具争议的所谓后现代西方哲学。[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