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树是杨柳科柳属植物的总称，全世界约520余种，我国有257种。[1] 主要种类有垂柳、旱柳、河柳、杞柳、台湾柳、云南柳、水柳、灰柳、银柳、筐柳、朝鲜柳、簸箕柳、白柳等，是保持水土、固沙护堤、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数千年来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柳文化现象，本文对此进行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一、中国的植柳历史 （一）植柳的起源 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植柳的起始时间则很难以界定。考古资料证实在旧石器时代就有柳树的发现，形成于距今5万多年前的第四纪晚更新世 黄土高原的马兰黄土中有柳树花粉的发现，[2] 距今约10,500—9,700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有柳属的花粉，[3] 距今约8,000—7,000年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贾湖遗址有柳属花粉，[4] 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柳属花粉，在洛阳皂角树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年）的古河道地层剖面中也发现有柳属花粉。[5]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柳”的象形文字。[6] 文献中最早记载柳树是《夏小正》，该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专著，夏纬瑛考证认为是夏王朝末期成书的。[7] 书载“正月柳稊。稊也者，发孚也。” 表明当时柳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以致有细致详尽地观察记录。但明确提出种植柳树的是周朝时期的文献。《古微书"礼纬"稽命征》载春秋时期“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是说平民百姓无坟墓，仅在埋葬地种植杨柳树。《周礼"地官"大司徒》论述“土宜之法”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 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之载，文中“膏物”就是杨柳类植物的泛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出了“折柳樊圃”的插木育苗技术，《诗"国风"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之诗句，是用柳枝围成篱笆。《战国策"魏二》记述了杨柳的插木育苗：“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古代人杨柳不分，互为名称。说明当时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杨柳树极易繁殖的习性，掌握了插木育苗的技术。春秋时辅助越王勾践的范蠡，在灭吴后定居陶（今山东定陶县），号“陶朱公”，从事农林生产和商业活动，后世有《陶朱公术》传世。[8] 北魏《齐民要术》曾征引此古籍《陶朱公书》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应该说是经营柳树薪炭林的最早实践。综上所述，我国柳树种植起源最早是在夏商时期，最迟应不晚于西周早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秦汉时期植柳得到了很大发展，柳树被引植到皇家宫廷苑囿中。《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上林苑种大柳”，上林苑是汉代皇家著名苑囿。《西京杂记》载汉梁孝王建有忘忧之馆，并在其旁种植柳树，西汉著名赋家枚乘作《柳赋》加以称颂。《汉书"周亚夫传》载西汉将军周亚夫驻军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于军营中植柳，称名细柳营。《三辅黄图》记载西安霸水两岸广植有柳树，其说“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9] 其成为后世“折柳”之风俗的来源。当时种植柳树之广泛可见一斑。 魏晋六朝时期史籍中对植柳记载较多。《晋书"陶侃传》载陶侃于军营中植柳；《晋书"桓温传》载桓温少年种柳；《晋书"苻坚载记》载：“王猛整齐风俗，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盛弘之《荆州记》载：“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青阴交陌。”说晋时荆州在护城堤边广植柳树；《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在其隐居之宅边植柳五株，自号“五 （二）植柳的类型 纵观古代植柳的历史，主要存在有三种类型。即是植柳护堤、植柳护路、植柳造景。 1．植柳护堤 是在河堤上种植柳树固护堤岸以防崩塌，维护河堤安全。最早记载河堤植柳是《管子"度地》，其曰：“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可见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有提倡在河堤植柳来固堤并保持水土的论述。秦汉时期在灞水两岸种植柳树，《荆州记》载晋时在荆州护城河堤植柳。但大规模在河堤植柳则是隋朝以后。《开河记》有“大业中，开汴渠，两堤上栽垂柳。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兢植之”[13] 载，是说隋大业中（605—618年）隋炀帝开凿汴扬大运河，在河堤两岸种植柳树。唐"白居易的“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14] 诗句就是其写照。唐"刘禹锡称高陵令刘公在渭河泾渠上“于岸夹植杞柳万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备用”。宋代重视护堤林的营造,《宋会要辑稿》载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即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还要求“每岁首令地方兵种榆柳以固堤防”。《宋史"陈尧佐传》载北宋陈尧佐出知并州治理汾河水患，筑堤植柳数万本，民赖其利。《宋史"河渠志》载宋元祐中（1086—1094年）苏轼出知杭州，于西湖“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时人称为“苏公堤”。北宋"沈括《万春圩图记》载其胞兄沈披在安徽芜湖长江边修建万春圩，筑圩堤长22里，于堤外尽植柳树以捍风涛。南宋杨万里知建康府（今南京）兼理太平州（治所今安徽当涂县）事，见千里江堤尽植柳树护堤，作《圩丁词十解》诗称颂，有“圩田原是一平湖，凭伏儿郎筑作圩；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诗句；在《过广济圩》中有“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州”诗句赞美广济圩的护堤柳树景观。南宋"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说“植榆柳之属，令其根盘错据，岁久沙积，林木茂盛，其堤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明确提出种植护堤林应选择根系发达的树种榆树和柳树。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治黄专家刘天和发明了固护堤岸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等六种植柳方法，他在其著作《问水集》称嘉靖十四年（1535年）治理黄河在河堤“植柳二百八十万株”。[15]《杭州府志》载钱塘三桥垂柳万株，荫夹两岸，披拂行人；《上海县志》载柳允中之父，植万柳于龙江堤上，因名 “万柳堤”。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广植护堤林，制定了捐资种树的政策，劝令文武属官，自道判、守备以上各出己资，栽柳树五千株；州同千总以下各出己资，栽柳一千株，方可称职，若超出此数议叙记功晋级。[16] 清《平罗纪略》载清初宁夏惠农渠、昌润渠“两岸俱植垂柳十余万本，其盘根可以固堤”。清长江圩堤植柳护堤，乾隆《望江县志》载望江县古雷池江堤曾“栽柳万株”；乾隆《太湖县志》载太湖县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植柳万株，名为“万柳堤”；清嘉庆《无为州志》载无为州（今无为县）在江堤古家碾等险段广植柳树护堤，有“千棵柳”地名。康熙八年（1669年）无为知州颜尧揆《喜新堤筑成》，赋诗“飞盖添铺绿，轻衫映柳新；逢逢听伐鼓，喜是筑堤人”，面对筑堤植柳后的景色，诗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清乾隆年间治理永定河工程中特别重视植柳，《永定河志》载，除河兵每人每年种柳百株并成活外，发动近河村镇村民大力植柳，成活五千株以上者报工部嘉奖。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为总结植柳事，于永定河金门闸东侧作诗立碑，碑尚存。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滋小助，探源斯岂逮。”[15] 是对当时河堤植柳的高度总结。 二、中国的柳文化 数千年来，中国人在长期植柳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柳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柳崇拜 中国人在长期的植柳用柳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崇拜柳树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柳文化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征 柳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生殖力，能够无性繁殖，折取一枝纵横倒顺插之，皆能够正常生长。因此，古代人对柳树执以宗教的感情，幻想通过对其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繁殖力的崇拜，把它旺盛的繁殖能力转化到人的身上，使自己的生殖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实现人类自身种的繁衍的神圣目的，故而视柳树为女性生殖器崇拜物的象征。柳在古代一直被视为女阴、女性的象征，《汉书•睦弘传》称柳为“阴类”。我国先秦时期的祈雨桑林仪式就是象征男女性交合的场面，以桑象征女阴生殖器。[24] 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祈雨射柳仪式无疑就是男女交媾的象征，《辽史•礼志》载“瑟瑟仪”称：“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誌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翌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25] 这是辽代契丹人的射柳祈雨仪式，说明古代契丹人也是视柳树为生殖器崇拜物的象征。满族人视柳树为始祖母神，称之为“佛朵妈妈”。佛朵即满语“佛特赫”，意为柳枝。无疑柳叶是女性生殖（女阴）崇拜物的象征。“满族人把大水里最初的生命想象为来自水中飘浮的柳叶形物质，或横过来形容为‘威呼’（小舟），它在水上飘浮，永不沉没，风能吹走，浪逐而行。它越变越多，长成了‘佛多毛’（柳树叶），或叫‘佛佛毛’。‘佛多毛’中生万物，生人，生花果树木、鸟兽鱼虫。‘佛多毛’是什么？是柳叶，也象征女性生殖器。”[26] 满族人也存在射柳之习俗，清《帝京岁时纪胜》云“帝京午节，…… 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之下，骋骑走解”。《北京岁时记》也云“端午日，天坛击球决射，古来射柳遗意。”天坛是祭天的场地，其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满族人的这种射柳习俗实际上是其先祖女真人的遗存，《金史•本纪•太祖》载收国元年（1115年）五月“甲戍，拜天射柳。故事， 2．视柳树为吉祥的象征 柳树因其具治病、却鬼、驱邪避毒的功用，被古代人视为吉祥的象征而加以崇拜。佛教典籍《灌顶经》载：“禅拉比皇以柳枝咒龙”，受其影响人们认为柳树可以却鬼，称其为“鬼怖木”。佛教故事有南海观音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的形象，为人间遍洒甘露，祛病消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存在有元旦日、寒食日（三月三）插柳于户辟鬼的习俗，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的记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先以杨柳枝插门，随枝所指以酒餔饮食祭之。”是说寒食节期间于门插柳枝祭拜鬼神，防止鬼的侵扰。到了唐代又演变为插柳或戴柳圈驱邪避毒的习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有“ 3．视柳树为神的象征 古代人还将柳树视为神灵之物，《孔氏志怪记》载会稽（今浙江绍兴）有“柳树上有一人，长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餂树叶上露。良久忽见逸神意惊遽，即隐不见。”是说柳树变成人，可见柳树具有神异功能。唐•冯贽《云仙杂记》载：“李固未及第时，行古柳下，闻有弹指声。固言问之，应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无疑。得蓝袍，当以枣糕祀我。’固言许之，未几状元及第。”[29] 表明柳神能够佑护士子科举高中及第。山东沂县有祭祀柳神的习俗，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载明代末年，山东发生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向沂县的蔓延，是“柳秀才”（柳神）救了该县的庄稼，免除了蝗灾。从此以后，当地人都要在秋收时祭祀柳神，年年香火不断。《聊斋志异》还记述了菩萨用柳枝净水救活汤公的传说故事。清•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续集》卷一记载樟柳神能坐在县衙门的大堂上，用自己的预测神通为百姓审理冤枉。对樟柳神的由来，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云：“奉新有樟柳神者，假托九天玄女之术，俗名耳报。乃其地有此树，人取树刻儿形而传事之。其初乃章、柳二家子死，共埋于树下，久之其树显灵。儿形以一手掩耳，贯以针，炼以符咒，数以四十九日，耳边传言，则去其针。其神乃小儿，故不忌淫秽，不讳尊亲，不明礼法，随事随报。然亦不能及远，亦不甚知来。其术炼之有用万家土、万人路者，土谓燕窠，路谓板桥，取伴其神而裹之，验最速。若用金银诸物者，则皆冀以诓赚而去，非实也。”[30] 以上所引说明柳树具有神异功能，故被视为神灵之物而加以崇拜之。 （二）柳民俗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柳与古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关联，从而积淀为柳民俗。除上论戴柳、插柳习俗外，还有“折柳赠别”、“折柳寄远”的习俗。古代人善用谐音表达情感，“柳”与“留”、“丝”与“思”相谐，长期以往就产生了折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亲人或友朋离别，折柳以表达对离别者的不舍之情。关于折柳风俗的起源，有学者考证是源于春秋时期的关中地区。[31]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采薇》篇里描述一驻外士兵想起离家从军的情景，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不舍之情。《三辅黄图》书中记述了西汉时“灞桥折柳”赠别的风俗。随“折柳”的兴盛，古代出现了许多“折柳桥”、“情尽桥”、“销魂桥”、“折柳亭”、“送客亭”等建筑，发生更改桥名的民俗故事。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雍陶典阳安（今四川简阳境），送客至情尽桥。问其故，左右曰：‘迎送之情止也，故名’。雍命室为一诗云：‘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是因送客折柳而更改桥名。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32] 也是因折柳而故。柳树还于祭祖活动有关联，清顺治《颖上县志》载每年清明日，男女老幼均手持柳枝，前往家族亲人坟前祭扫，还为之添土，随后以柳枝挂纸钱插于坟上。东北地区的额尔古纳河和根河流域的汉族和俄罗斯族，每年的在 射柳是古代一重要竞技游戏习俗。《金史•礼志》云：“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镟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33] 宋代射柳为军中之戏，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之“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云：“以柳枝插于地，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躤柳枝。”[34] 这里“躤柳枝”是射柳之异名，划子箭就是《金史》的横镟箭。元代军队也盛射柳，《析津志》载元军射柳：“三军旗帜森然，武职者咸令斮柳，以柳条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帕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斮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明时宫中和军队亦习此游戏，明•周宾所《识小编》对此记之颇详，“永乐时，宫中有剪柳之戏，剪柳即射柳也。陈眉公云宫人以鹁鸪贮葫芦中，悬之柳上。穹弓射之。矢中葫芦，鸪即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从中看出胜负取决于鸟而不取决于射术和骑术，其娱乐性增强而竞技性渐弱。直至清代仍尚习此游戏。究其源头，这种射柳竞技游戏乃是生殖崇拜的转移和变异。 柳还与歌舞活动有关联。云南大理白族绕三灵是其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白族人的群体性歌舞活动。每年的夏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大理地区的白族人成群结队到苍山洱海之间，参加狂欢节日“绕三灵”。凡七十一村，村各奉其本主，各为一队，自成行列。领队为二男子，共扶杨柳一大枝，高可六七尺，婆娑前进，载歌载舞，一人主唱，一人打诨，自有曲本，为十二属、叹五更等。及至小朝，将树枝供于神前。每个队伍前领队的两个男子，打扮得异乎寻常，缠着大白包头，穿雪白对襟衣，外披黑领褂，着各色绸裤，脚踏结红绒球的彩线凉鞋。他俩同时手持挂有红绸布彩和葫芦的杨柳枝一根；一人右手扶着柳枝，左手拿着蝇帚或贴金折扇；另一人左手扶柳枝，右手甩着一条毛巾；两人边舞边吟唱，唱词幽默，动作诙谐，富有民族特色。随后的队伍，一边是排长队的人群，唱着“串会白族调”；一边是“花柳曲”（白族一种情歌）歌者和伴奏的队伍。[35] 说明柳枝是白族“绕三灵”活动的重要标识。(杨柳枝入观音净瓶，百步穿杨) （三）柳诗文 “春风杨柳万千条”，柳树在春风中吐绿绽芽，随风起舞，摇曳生姿，极具风流，很早就赢得了国人的喜爱，成了历代文人题颂讴歌的对象，写下了大量的咏柳诗文。纵观古代诗文，有关“柳”的形象比比皆是，如“章台柳”、“灞桥柳”、“水边柳”、“隋堤柳”、“青门柳”、“江边柳”、“城边柳”、“东门柳”、“亭柳”、“河柳”、“垂柳”、“新柳”、“秋柳”、“烟柳”、“风柳”、“问柳”、“柳色”、“柳絮”“杨柳曲”、“折杨柳”、“杨柳枝”、“柳枝词”等诸多柳诗、柳赋、柳记、柳词、柳曲，构成“柳文化”的重要内容。柳作为文学形象出现是在先秦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采微》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之句，西汉枚乘《忘忧馆柳赋》是第一篇柳赋。魏晋六朝时期伴随着咏物诗的产生，出现了以柳为题材的咏柳诗，梁简文帝《折杨柳》则是第一篇咏柳诗。纵观历代咏柳诗文，则以唐贺知章的《咏柳》诗最著名、最传神，诗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柳意象”最具象征意义是表达“离情别意”的符号。柳色如烟，柳条曼长，犹如亲友间缱绻的柔情，仿佛离人不尽的别恨，加之“柳”与“留”谐音，人们乐意把柳当做情感的寄托物和负载体，产生了“折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长期以往就把柳视为别离的代名词，从而植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自春秋时期产生“折柳”风俗以后，代代相传。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折柳枝》（又名《折杨柳》、《杨柳枝》）的乐府诗。《宋书•五行志》载：“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唐书•乐志》也载：“梁乐府有鼓吹歌云：‘上马不提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源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折杨柳枝》是也”。梁•简文帝《折杨柳》就有“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的诗句。唐代以后诗咏折柳极为兴盛，如唐•王之涣《送别》有“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诗句，孟郊《古离别》诗有“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李白《劳劳亭》诗有“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杨柳青”，白居易《青门柳》诗也有“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许浑《重别》诗有“留却一枝河畔柳，明朝犹有远行人”，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有“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施肩吾《折柳枝》有“伤见路边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宋•韩琦《新柳》有“驿路行人东復西，等闲攀折损芳枝；有生自是无根物，忍向东风赠别离”，欧阳修《咏柳》有“长亭送客兼迎雨，费尽春条赠别离”，周邦彦《六丑》词有“长条故意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明•晏铎《咏柳》有“河桥杨柳半无枝，多为行人赠别离”，等等，不胜例举。学者 （四）柳绘画 柳树因其特殊的自然美感，自古就是画家的表现题材，成为入画的对象。柳树入画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的著名画家、东晋时人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根据三国时诗人曹植名篇《洛神赋》而创作的，画面中就以银杏、垂柳作主要景物。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掘的江苏南京西善桥、丹阳胡桥等三处南朝墓葬，有“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画，砖画中的七贤和荣启期以翠竹、青松、银杏、垂柳和山石为背景陪衬。[37] 但柳树只是古代山水画的背景陪衬，历经唐代随山水画的发展，画柳也已成熟。山水画“南宗之祖”唐•王维晚年所画《辋川图》就有画有许多的柳树。五代南唐时著名山水画家董源就擅长画柳，如《夏景山口待渡图》就在堤岸边画垂柳十株，生根、发枝、分干为状各殊，下垂的柳叶或簇聚或疏散，变化多端，但不作飘扬摇曳之态，表示夏日风定树无声，此种画法为其独创。[38] 其另一《寒林重汀图》也采用相似的画法画柳，但以浓破淡，渍染而成，较少刻画之迹，渐显苍浑之感。宋代柳树的画法极为完备，《论画琐言》称：“宋人多写垂柳，又有点叶柳、垂柳不难画，只要分枝得势力耳。点叶柳之妙在树头圆铺处只以汁绿渍出，又要森梢有迎风摇扬之意，其枝须半明半暗。又春三月，树未垂条，秋九月柳已衰飒，俱不可混，设色亦须体此意也。”自当是对宋画柳的总结。宋代皇帝宋徽宗极擅山水画，《柳鸦图》就是表现画柳的作品。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画史上的不朽画作，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汴河两岸及东角子门内外市区风景，汴堤上画有许多柳树。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是画柳圣手，柳法师董源，如其《鹊华秋色图》全学董氏《夏景山口待渡图》与《寒林重汀图》，树身皴法虽多旋转，却能沉着，枝叶分布则较为疎朗；画面中多处表现有柳景，在德钧别墅的路旁，柳林聚散，高下横斜，各有意趣；近处汀岸，于苇间立数石，石后作柳二株，一直上，布叶较匀，一右斜，叶左密右疏；桥畔则高柳三株，柳荫小舟荡漾，远处林舍错落，衬托出消夏主题。[38] 明末清初产生的新安画派的开创者渐江山水画作品中多以柳树陪衬，如《墨笔山水画册》八开的第四开《池》画有垂柳数株，《林木图轴》则以枯柳体现寒色，《墨笔山水卷》于远、近两处画有枯柳。清著名山水画家吴历喜画柳树景物，《湖天春色图》作品画数株垂柳植根于湖边坡岸和长堤，有远有近，春风轻拂，摇曳多姿，复点缀堤岸绿茵、湖上白鸟、远处青山，颇觉春色迷人。清“金陵画派”龚贤最善画柳，并在其著作《画诀•柴丈画说》对画柳之法载曰：“柳不可画，惟荒柳可画。凡树笔法不宜枯脆，惟荒柳宜枯脆。荒柳所附惟浅沙、僻路、短草、寒烟，宿水而已。他不得杂其中。柳身短而枝长，丫多而节密。画柳之法，惟我独得，前人无有传者。凡画柳先只画短身长枝古树，绝不作画柳想。凡树皆成，然后更添枝上引条，惟折下数笔而已。若起先便作画柳想头于胸中，笔未上伸而先折下，便成春柳，所谓美人景也。柳丫虽多，直用向上者伸出数枝，不必枝枝曲也。”[39] 当是画家在实中对历代画柳之法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清乾隆间画家唐岱《绘事发微•林木》对画柳也有“柳要迎风探水之态，以桃花为侣，每在池边堤畔，近水有情”之说。前苏联苏叶•瓦茨卡娅在论及中国山水画家们为什么喜画柳树时说：“比如人们常常画柳，因为它是谦逊之美和雅致的象征，它是大自然中春天的标志，女性女神观音的化身，因而又是美与善的象征。”[40] 正高度概括了历代人喜画柳之原因所在。 此外，柳编织工艺品、柳名（包括地名、人名、姓氏）等也是 柳文化的内容，限于篇幅，不再探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