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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光，吕兵兵. 猪贱伤农和肉贵伤民——山东生猪价格波动的调查与思考[N]. 农民日报，2011-07-20（01）.
7月4日，山东济南长清区荣达养猪合作社理事长靳卫兰说：“这么高的猪价以前没有过。6月17日出栏了300多头，每公斤21.4元。” 猪价暴涨再次搅动了社会神经。6月27日至7月3日山东猪价连续4周突破2008年最高点，猪粮比价达8.22∶1。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57.1%，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1.37个百分点。 猪价暴涨暴跌已成为养殖户、消费者及政府的共痛。在政府扶持政策之下猪价为什么仍像“过山车”？这种高价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出现暴跌？对政府而言，一边是生猪养殖的周期性涨跌，一边是对“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忧虑，如何才能实现生猪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长期以来，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府，在猪价涨跌中已经形成了站在市民角度的“城乡二元”思维。价涨，就惊呼“市民吃不起肉了”；价低，就高兴地说“十元肉又回到百姓餐桌了”。然而，在暴涨暴跌中有几个养殖者能踩到挣钱点上？暴跌时谁来保护养殖者利益？肉价一涨就全民呼吁“迫降”，对不对？ 面对猪价暴涨，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直击我国养猪业软肋：“推动猪价暴涨的直接原因是成本上涨和存栏减少，根本原因是养殖散户太多、规模化程度太低，生猪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规模化养殖。” “猪价为啥涨？成本高了，亏损了，养少了” 靳卫兰说话不拐弯：“猪价为啥涨？很简单，成本高了，亏损了，养少了。” 在山东畜牧信息中心分析师李守远和得利斯集团生产总监郑乾坤看来，这轮猪价上涨“属预料之中”。李守远介绍，去年3月山东生猪每公斤9.39元，处于2009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生猪饲养全行业亏损达一年之久。 郑乾坤表示：“2010年上半年养猪赔得一塌糊涂，下半年猪病又厉害，10月生猪和母猪存栏均下降到低点，导致今年4月以后出栏量锐减、猪价猛涨。” 靳卫兰说：“别看现在猪价高，但还不如2007年养猪挣钱，那时粮食便宜啊！先说饲料，2007年玉米每斤七八毛钱，现在每斤1.5元；人工，我的养猪场雇了16人，前两年普通工人每月1000元，现在喂猪工1600多元，聘请场长5000多元，配料师傅3000多元；还有防疫，猪病一轮接一轮。以前每月15万元能运转，现在30万元撑不下来。” 在阳谷县，景阳冈生猪合作社社长孟现状说：“现在养猪投入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2005年建一个猪舍才花800块钱，现在需要3000元钱；购买一头母猪需要3000元钱，将母猪养到可以配种繁育小猪，还要1.5万元饲料和工费；每头小猪从断奶到6个月长成商品猪，要吃500~600公斤饲料，现在玉米每吨涨了几百元；去年工人平均工资是1420元，今年1800元；还有防疫、水电、燃油、房屋等费用。每斤生猪成本比2010年同期增加了7至8毛，一头生猪成本1000元打不住。假如遇上波谷或疫情，还可能血本无归。 “几轮暴涨暴跌，挺过来的养殖户是凤毛麟角” “应当说，猪价暴涨暴跌有规律，大概三年一个周期，但是很难抓住。因为母猪繁育规律是稳定的，能赶上两个高峰重合的人不多。”孟现状说，他从1996年进入养猪行业已经历了4次波峰、3次波谷。从1996年开始养猪“牛市”持续了21个月，赚了钱；随之而来的是1998年至2000年36个月的“熊市”，那时生猪成本每斤4.5元，3.8元就卖了，每头猪净亏140多元；2006年那次低谷，卖了2万头猪，亏了200万元，几乎赔光了家底；2007年波峰时，赚了点钱，还了贷款。
虽然目前猪价很高，但孟现状却高兴不起来：“前几年，养猪合作社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养殖户50多家，出栏100头以上的养殖户300多家，前两年低谷时许多养殖户都垮了，还在养猪的不到1/5。” 阳谷县畜牧局副局长穆春雷说：“并不是每个养殖户都像孟现状这样幸运。散养户靠碰，大养殖场靠挺。几轮暴涨暴跌，挺过来的养殖户是凤毛麟角。”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猪价暴涨，政府部门出台了许多刺激措施，诱使散养户和投机者大量进入养猪业，导致2008年下半年生猪存栏迅速增加，猪价随即回落，进入跌降通道，养殖者纷纷逃离，也为这一轮猪价暴涨埋下了伏笔。“养猪业正在进入整合期，每次暴涨暴跌都会打掉一些散养户，但是大的养殖企业发展很不够。” 靳卫兰介绍，过去许多农户都养几头猪，现在散养户基本没有了；小规模养殖场，很多都没挺过去年的低谷，荣达养猪合作社原来存栏五六百头的会员有十几家，现在就剩我了。” 李守远介绍：“从统计来看，近几年，大企业的规模化养猪都在增加；退出的主要是散养户和投机户，受降价冲击最大的也是这些养殖户。” “政府调控应少盯价格，多盯规模化养殖” 猪价暴涨并没有让养猪场、猪商贩、屠宰场、零售商笑逐颜开，相反，涨价背后隐含的暴跌风险，却让生猪产业链上的从业者忧心忡忡。 虽然养猪正在享受价格利好，但是临沂养猪大户孙庆春说：“猪价大起大落，让养猪户胆战心惊；宁可每头猪只赚一二百元，也不要现在的暴利；市场稳定才能有稳定的生产和收益。” 6月28日，郑乾坤坦言：“媒体报道猪价要有历史和发展眼光，既报道涨价，也报道跌价，不要动辄就说市民吃不起肉了，也不要呼吁政府调控猪价。”越是大企业越不希望行情大起大落，得利斯集团是个大企业，养殖、加工、贸易一条龙，猪价暴涨，加工和贸易环节利润会降低，高价不一定能带来高利润。 郑乾坤表示，养殖户追涨杀跌的心理很强烈，猪价高峰时，扩大存栏和投机进入的积极性很高，不少养殖者宁愿花高价买仔猪，但是买不到。因为母猪繁育的规律很稳定，财政补贴也好，优惠贷款也罢，既不能增加母猪数量，也不能让母猪早产仔多产仔，政策扶持可能还会诱发更多的投机者进入猪市。虽然暴涨不正常，但是不宜打压猪价，而应由市场发挥作用。 李守远强调：“政府调控不应只盯着价格，如果肉价太高，可以给城市低保家庭发放补贴肉票，但不宜直接发钱，也不要直接补贴养殖户。最佳选择是用政策引导改变养殖模式，鼓励发展规模化养殖。” 靳卫兰说：“国家政策是个导向，希望国家把扶持措施放在平时，而不仅是在大波动时；政府应鼓励建设猪肉‘天然储备库’，即发展规模养殖，成立养猪合作社，扶持养猪联合体。” 养多少猪才是规模化？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养殖规模化数量标准。李守远认为，从生猪产业结构来看，中小型养殖场存栏母猪150~300头，效益较好，应成为市场主体；集团型农业龙头企业的大型养猪场，因其管理规范、科技水平较高和资本雄厚，抗风险能力更强。 郑乾坤建议，第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牧资本＋政策扶持＋龙头企业＋规模养殖”相结合的生猪产业发展模式；第二，国家要通过科学测算，制定养猪业的规模化进入门槛；第三，国家要在用地、贷款、设备、良种引进、母猪繁育、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持续稳定的政策扶持，让投资者公平竞争、稳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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