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男子漢
也許不能不承認…這幾年“尋找男子漢”結果，多少有點讓人尷尬。
上海人首先表現出一種無奈何，他們苦笑著對自已的男同胞進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電視臺的《海派丈夫變奏曲》，可以視為上海人“尋找男子漢”的答案：“男子漢哪裡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小張拿牛奶呀，老趙買醬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資獎金全上交，殘湯剩飯已歸已有，重活髒活一人幹，任打任罵不還手。”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們不是要找男子漢嗎？對不起，沒有！
幸虧，就在上海的男人們灰溜溜垂頭喪氣的時候，上海的女人們卻對他們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憶公開坦言，對她的北方朋友大罵“提籃子買菜討價還價的小男人”不以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實在又很平凡的事。“須男人到虎穴龍潭搶救女人的機會似乎很少，生活越來越被渺小的瑣事充滿。”所以“男人的責任如將只扮演成一個雄壯的男子漢，讓負重的女人欣賞愛戴，那麼，男人則是正式墮落了”（《總是難忘》）。
王安憶的話是值的深思的，這其實也是我們將要討論的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男子漢？真正男子漢的特徵，絕不僅僅只是高大的身材，寬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渾厚的深沉的嗓音，或者滿不在乎，一擲千金的“派”。一個男人，如果僅有這些表面“陽剛”的東西，卻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給女人去負擔，那才真是銀樣鑞槍頭，中看不中用。
何況上海的女人也碓實應該負一些責任，正如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實有一多半是上海女人設計和塑造的，而她們在進行這種設計和塑造時，有不少人又總是企圖按照小家碧玉的審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書上那種光潔溫柔、甜嗲香噴的男人為“大男孩”，那麼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繼續當他的“大男孩”。因為要嫁給這些“大男孩”的，畢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對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說，上海的男人又是多麼的善解人意和會做家務，多麼的體貼溫柔和乖巧聽話啊！所有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嗎？
如果說，上海的男人在“尋找男子漢”的過程中，表現了一種“自嘲”和“無奈”，那麼，北方的男人們，便多少有點“做戲”和“造假”。
的確，自古燕趙多悲歌，華北大平原上從來就不乏勇士，壯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漢”中，也有不少其實是“冒牌貨”。他們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倉健的不茍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說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要無賴”，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賣大力丸的那樣“練把式”，概括起來，無非粗、痞、狂、俗、侃、五個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獷和言行的粗鄙。具體地說，就是“一米的個兒，滿臉絡腮鬍，牙縫裡夾著韭菜，胳肢窩火臭”，或者“剃著光頭或板寸，一身狂氣或匪氣一開口：操！”，為了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貼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種大大咧咧，吊兒郎當，滿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以及故意褻瀆神聖，挑釁傳統的生活態度。他們甚至對自已的活法和事業也進行調侃和貶損，比方說，“玩深沉”、“玩瀟灑”、“玩電影”、“侃哲學”，“練一本辭典”等等…
狂，就是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裡，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什麼出格的話都敢說，什麼冒險的事都敢幹。比方說，按照他們的邏輯，在某個豪華體面的場合故意不修邊幅，不是“掉價”，而是“扮份兒”；又比方說，放肆地嘲笑和要弄領導，在警察那裡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條漢子”。相反，膽小怕事的“屣貨”，不敢抗爭的“軟蛋”和優柔寡斷的“面瓜”，都被視為沒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掃除“假正經”的“酸氣”，因此故意和“雅”作對。所以這個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漢的粗俗，是與大雅相對應的大俗，是一種“平民包裝的貴族派頭”。它不僅意味著可以罵粗話，更意味著用最通俗平常的詞彙說出並不簡單平庸的內容，既俗得可愛，又俗的高雅。當然，有此創造的天分不多，更多的只是跟著起哄，不過滿嘴都是諸如“狂嘬”、“海聊”、“侃爺”、“傍家”之類的詞兒，或者也是跟著別人，在自已的圓領衫上印一行字：“我們是害蟲”。
侃，包括“侃山”和“調侃”。老話說：京油子，衛嘴子，保定的府的狗腿子！一個不會侃的人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當作男子漢看待的。不會侃的“沒嘴葫蘆”有似於上海的“阿木林”。不過上海人精在心裡，北京人油在嘴上；連他們的談情說愛，也充滿“侃味”。關於這些，楊東平的《城市季風》中多有描寫，不妨參看。
把粗、痞、狂、俗、侃當作男子漢的一種標志，雖然未免多少有點“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實有它的文化背景。前述江湖好漢或綠林英雄一類人物，便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徵。
比方說武松人高馬大，史進一身花繡，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揚言“一對拳頭專打天下的窟窿”，“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當朝太尉來了也戮他幾個透明的窟窿”，是狂；開口閉口“酒家”，“這廝”、“撮鳥”、“打甚麼鳥緊”，是俗。不過他們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則多少有些“時代特徵”。
因此，這種設計便多少有了試圖塑造“有中國特色”男子漢的意味儘管這種設未必成功，但較之一味崇拜高倉健，史泰龍、施瓦辛格和阿闌·德龍等洋影星而言，卻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為這畢竟是試圖從中國文化中尋找借鑒和原型，以便塑造咱們中國自已的男子漢形象。
然而，這種設計卻又是大問題的。首先，所謂江湖好漢或綠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國男子漢”的標淮類型，便值得商椎。江湖文化畢竟是一種亞文化、俗文化，它既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正宗，也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何況它自身也有許多不良傾向。以為原型，為基點，為榜樣，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這些英雄好漢果真就是中國古代男子漢的標淮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夠的文化底蘊，那麼，無論是學古英雄，還是學洋明星，學來學去，都只能學點皮毛。不是只學到了高倉健的不茍言笑，便是只學到了黑旋風的滿嘴髒話，或是把阿蘭.德龍的瀟灑幽默變成了要貧嘴，把浪子燕青的機智靈活變成了要滑頭。
事實上，這類，新型男子漢對傳統男子漢的仿效是相當皮的，甚至連一些代表面的東西也帶有“作為”嫌疑，比如貼假胸毛之類…這又與他們“玩人生”的態度有關。結果，深沉變成了“玩深沉”，瀟灑變成了“玩瀟灑”，豪爽、剛強，俠義等等…也都不免帶有“玩”的性質。玩，就是遊戲，也就是“假的”，便何況還發明了痞和侃。原來就表皮的陽剛被痞氣一沖，還有多少呢？不茍言笑的硬派小生結果被發現原來是侃爺，又有幾分可信程度呢？
與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對應，上海的男性則向著“紳士化”的方向發展。上海原本就有“紳士傳統”。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說：“上海的知識男性，或者有教養的上海人，無論是店員、工人、總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禮，做事認真可靠，規則有序，具‘紳士風度’。聲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的氣質的則華服革履，頭髮鋁亮，一絲不茍，派頭十足。”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隨著出國人員，留學人員、三資企業員工和白領階層人數的增多，這一趨勢的勢頭將有增無減，就連北京也不能免俗。總有一天，雅皮士將取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嬉皮士，成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麼，未來北京的“紳士們”，會不會也變成上海那種買辦型、職員型甚至是小市民型的“貧血”的紳士呢？
多半不會。
上海的“紳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為底本的；而未來北京的“紳士”，卻將以北方的“紅臉大漢子”為底本。西方的紳士風度畢竟是在騎士精神和體育精神的基礎上產生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難免得其表而不得其裡，有其形而無其神。移植到北方的漢子身上，也許情況會要好一些吧！儘管俠客並不等騎士，武術也不等於體育，但畢竟總有某些相通或者類似之處。
但是我們仍不認為北方漢子或江湖英雄的“紳士化”，就是重塑中國男子漢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並非張揚中國男性陽剛之氣的正途一樣。學習和借鑒是必要的。然而學習並不等於照搬，借鑒也並不等於取代。如果用貼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紳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樣不倫不類的“假洋鬼子”。
在“尋找男子漢”和“重塑男子漢”的浪潮中，有一種現象並未引足夠的注意，這就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風靡全國。
新派武俠小說的風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俠小說不同舊武俠，其區別也是多方面的。但站本人立場上，我以為它們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無愛情，有愛情則無英雄”的舊格局，把英雄傳奇和愛情傳奇融在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俠小說的“經曲之作”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與舊江湖武俠或舊才子佳人全然不同。無論男俠抑或女俠，差不多都是既俠義果敢，又溫柔多情；既武藝高強，又風流瀟灑的。正所謂“一個是溫柔美嬋娟，一個是翩翩美少年”，一個“拔長劍，跨神雕，心繫佳人路迢迢”，一個“揮柔荑，斬情緣，玉潔冰心有誰憐”真不知傾倒了多少中國當代的讀者。
無論這些新派武俠小說的作者其初衷如何，他們都是有意無意地為中國當代男子漢形的重塑，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至少是，他們都看出了中國古代文藝作品中那三類男性形象不足：白面書生太柔弱，江湖好漢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虛偽。柔弱讓人氣悶，粗野讓人遺憾，虛偽則讓人憎惡，於是他們便以真情代其偽善，以剛勇壯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蠻野。一個男子，如果既真誠又剛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愛女人也被女人愛，難道不是最完美理想的男性形象？因此我常常懷疑，新派武俠小說成功原因之一，沒準便正是恰好暗合了“重塑男子漢”的時代需求。
當然這絕不是，中國未來的男子漢，或是中國理想的男子漢，就是郭靖、楊過、楚留香、謝曉峰一類的人物。茍如此也末免太滑稽了。但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也未嘗不能得到一點啟示，那就是：他們應是是剛柔兼濟，文武雙全，既有傳統美德又有現代風釆的新男性。
事實上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的男性，並非果真就像小說，戲劇中描寫，表現的那樣或寡襄無用，或是冷酷無情，或虛偽無骨。比方說，歷史上的劉備，就未必那麼好哭；現實中的宋江，也未必那麼善跪。相反，像模像樣、可歌可泣、英氣勃勃、令人喜愛的傑出男性和風流人物，可以說是史不絕書。尤其是宋以前更加如此。從先秦至盛唐，我們民族真可謂英雄輩出，他們或多才、或多藝、或多情、或多謀，或英武，或剛烈，或耿直，或俠義，或折衝樽俎，或揮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後，這樣的人物已日見稀少，既便有些鳳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連帶“老前輩們”在舞台上也越來越“不像樣子”。只要將宋以後小說，戲劇中的歷史人物和史書上的記載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其中的徵妙。總之宋以前的中國男人，大體上還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後，對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簡直就每下愈況，作為其縮影的大觀園裡，不是賈政那樣的“僵屍”，就是賈赦那樣的“蛆蟲”，最好男人，也只不過是寶玉那樣的玉性化哥兒。
這裡面的原因當然十分複雜，但重要的是原因之一，則是封建禮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勢化。封建禮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階級的壓迫和性別的壓迫。階級的壓迫使男人不再陽剛，性別的壓迫則使女人災難深重。於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斷地吃敗仗、撒防、割地、賠款、送禮、求和、南遷和拿女人做犧牲品的歷史。這一歷史演到清末，就在鴉片戰爭中達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從宋元到明清，則是貞節觀念越來越被推向極，自主權越來越喪失殆盡的歷史。這一歷史演到民初，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要之宋以後的男人已不大能壓迫別的男人，便只好去壓迫自已的女人。結果他們並未因此而更象男人，反倒在文藝作品中成了躲藏於女人羽翼之下的窩囊廢。作為宋史演義的《楊門女將》便是最典型的列子。
顯然要重塑中國的男子漢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撥亂反正的任務，關鍵是如何塑造新中國人。這當然又是一個太大的話題，只好以後再說。更何況在這裡，還有一系列作為前提的問題需要討論，其中就包括女性問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麼男人也很難會像男人的。更何況，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養出來的。
那麼，中國的女人又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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