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明宗室女词人朱中楣词初探
一、特别的身世与不凡的性情
朱中楣，字懿则，一字远山①，江西南昌人。明宗室辅国中尉议汶次女，吉水少司马李元鼎室，礼部尚书李振裕母。关于其生卒年，李振裕《显妣朱淑人行述》（以下简称《行述》）中有明确记载：“淑人生于天启壬戌（1622）年五月初二子时，殁于今康熙壬子（1672）年二月十九日未时，年仅五十有一岁。”[1] 著有《随草诗馀》、《镜阁新声》、《随草续编》、《亦园嗣响》等，收入《石园全集》中。
由《石园全集》内夫妇二人的诗词文章及子振裕所撰《行述》中，可以约略探出朱中楣一生患难频经、升沉不定的坎坷境遇。朱中楣之父辅国中尉朱议汶，字逊陵，系出瑞昌王府，为镇国中尉朱统第三子，母汪氏亦为名家女。朱中楣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归李元鼎，第二年（1640）李起补光禄，朱中楣随往京师，壬午年（1642）生子振裕于都门。癸未年（1643）夏，李元鼎推光禄卿，至甲申年（1644）二月始得旨，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京师，明亡。未几，清兵入关，搜罗遗老，特起李元鼎为太仆寺卿，乙酉年（1645）擢兵部右侍郎。后以坐荐人事落职，值江西用兵，不得归，暂寓津门兄紫函处。紫函以事被逮，李元鼎被牵连，有逮问之惊。昭雪后欲举家南归，江西烽火未靖，于是侨居江苏宝应县甓社湖。辛卯年（1651），李元鼎复原官，旋晋兵部左侍郎。然第二年（1652）冬，复因总兵任珍事牵连被逮，脱罪后于癸巳年（1653）初夏出都南归，仍侨寓甓社湖邸舍。夫妇二人始俭约相守，吟咏自适。丁酉年（1657）冬举家南还，卜宅南昌，庚子年（1660）生女六六。至庚戌年（1670）十月李元鼎去世之前，朱中楣度过了生命中最为安定怡然的十余年岁月。夫亡后，她伤痛不已，遂于两年后即壬子年（1672）二月卒于家。
综观朱中楣一生，正如李元鼎好友熊文举所言：“诸凡通显荣，流离患难，兵火风涛，艰辛险阻，无不备历。”[2]（卷一）特别是随宦京都的十余年间，“患难频经，忧怀莫展”[3]（卷十四），“境遇抑良苦矣”[3]（卷十三）。而明朝的覆亡对于身为宗室之女、“天潢之裔”的朱中楣来说[3]（卷二十九），打击更为深重，那种切肤之痛远比普通人要激烈刻骨得多。明亡时朱中楣携子振裕避难津门，“每诫乳媪尹氏曰：‘汝忠诚可托，有难，吾惟一死。此子可挈还故里，交罗夫人，无异己出也。’”[1]以此可见当时境遇的险恶与艰危。而乱离中其父议汶亦避乱山乡，不幸下世。因此，亡国之悲与身世之痛交集于胸臆间，令她时生家国之叹：“巢寻旧宇悲前代，粒哺新雏慰晚饥。”[3]（卷十四《题燕》）“山川如旧冠裳改，城北城南起暮笳。”[3]（卷十四《丁亥元日试笔》“）兴亡瞬息成千古，谁吊荒陵过白门。”[3]（卷十六《宗伯年嫂相期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漫成七绝》）血液里不可改变的宗室因子使得逝去的前朝对于她同时具有家与国的双重意义，而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现实更令她清晰地触摸到历史兴废的无情面目。在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下，她个人的不幸遭遇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那种飘零沦落的凄怆与身处乱世的悲凉仍然深刻而真实地勾勒出一代人的心事与感慨——“玉衡今欲低，山河已非故。天香又向月中飘，南北烽烟阻归路。”[3]（卷十四《立秋》）作为明朝宗室，朱中楣一方面经历了鼎革的沧桑，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丈夫另仕新朝的无奈与悲哀。而身为贰臣的日子并不好过，宦海的波澜、人事的诡谲尤其让她为丈夫的安危而终日伤神，心力交瘁。尽管在诗词中她并未直接道出对李元鼎出处问题的不满，但迫切地希望全家早日归里偕隐的想法却从某种角度流露出不堪称臣新朝的本意。如《长相思·思归》词曰②：
忆家山，盼家山，世乱纷纷求退难。罗衣泪染斑。 昔为官，又为官，甚日归兮把钓竿。空看枫叶丹。
身为女子，即使是宗室之后，在当时的时代亦无可作为。她惟一可以选择的，只是退隐林下，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尽可能地远离尘世中难以面对的风波与巨变，以看似闲散优游的日子来沉默地掩饰或渐渐淡去曾经的创伤与隐痛。然而即使这样卑微的愿望一时间竟然也难以实现，于是她开始觉得沮丧。“昔为官，又为官”这六字中包含着多少官场里升沉不定、大起大落间带给她的惊悸与忧虑，同时也微妙地泄露了她对李元鼎始终未能忘怀仕宦名利的失望之情。她的这种抑郁心境在词中尚不能明白抒写，但在题为《孟冬感怀》的诗中却展露无遗：
为客他乡已六年，几经沧海变桑田。清霜凛凛凋残叶，澹月溶溶罩晚烟。怨逐漏声悲汉阙，愁随梦影到吴川。白云归尽人千里，怅望关河泪黯然。[3]（卷十四）
随宦京都的六年时光于她仿佛经历了前世今生的轮回。她一度灿烂不凡的前世伴着明室的覆亡而灰飞烟灭，她前路茫茫的今生则随着新朝的建立刚刚开始。在如此戏剧化的转变之间，她带着些许沦落的难堪重新审视了自己当下的境况：她所寄寓的京城并非她的故乡，而她所依附的新朝，也终究不是昔日令她光耀的明朝了。怀着这样的心情回首家国，无怪乎会有徒悲汉阙，归梦吴川之想。她在千里之外怀念的故乡，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她曾深深为之悲怆的已逝故国的影子呢。
综观朱中楣五十一年的生命，十八岁未嫁之前是宁静无忧的少女时代，三十二岁（1653）以后是偕隐归里的泊如余生。但这中间的十四年中，她却经历了太多的 “风浪波涛，云烟变幻”[3]（卷十三），然“虽处万变而不失其常”[2]（卷一），这与她不凡的性情与识见密切相关。
据载，朱中楣“幼即聪颖绝伦，女红之余，朝夕一小楼，丹铅披阅于纲鉴史记及诸家诗集，成诵不遗一字，间为有韵之言，多警句”[1]（《行述》），“词赋史传，博览无遗”[3]（黎元宽：《石园全集序》）。这一点与她的家庭环境有关。据李元鼎《逊陵朱公墓志铭》，朱中楣的父亲朱议汶“好读书，且擅临池技，大都取法于古而出以己意，尤喜于素壁上作大字，有柳诚悬之风。间以其余精岐黄业，活人无算。明末宗室有学行者”[3]（卷三十）。在书香浓郁的氛围中，她自然能得到很好的教育与熏染。于归后，丈夫李元鼎又是“身持海内文章之柄者”[3]（卷二十二），二人殊不乏门内唱随之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朱中楣并不像大多数女性作家那样，只局限于与丈夫的诗词相和，吟咏之外她亦喜读史鉴及博物掌故诸书。阅读视野的开阔不仅丰富了她的学养，同时也令她的识见与胸襟超越于普通女词人之上。李元鼎《随草序》称其“每闲居，相对私与扬。凡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与夫古今治乱兴亡之故，仕宦升沉显晦之数，未尝不若烛照而数计”[3]（卷十三）。儿子李振裕也说她“识见机警，料事多奇中”[1]（《行述》）。不仅如此，辛卯年（1651）李元鼎官复原职，第二年（1652）晋兵部左侍郎，“条陈职掌一疏，先淑人实资赞画焉”（《行述》）[1]。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实在是令人大为惊诧的。作为一名女子，朱中楣的言与行已经明显突破了闺阁狭小天地的束缚。她不仅同丈夫相对谈政史论治乱，自出己见，甚至可帮助丈夫在官场上出谋划策。也正因为这样，李元鼎对她的情感中是包含着尊重乃至感激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素位而行，不以险夷生死婴其心，则内子之力居多焉。”[3]（卷十三《随草序》）在诗里他也曾再三称朱中楣“闺中吾益友”[3]（卷十一《赠内》），“真堪呼小友”[3]（卷三《赠内》），可见她在他心目中以平等待之的不寻常的地位。
另一方面，朱中楣不凡的识见怀抱又使得她每逢危难险急而能镇定自若，不乱方寸。譬如，乙酉年（1645）李元鼎任兵部右侍郎后不久即以坐荐人事落职，暂寓津门时因兄紫函事牵连被逮，当时“家人惊迸”，“淑人辄引义命自信，而寄不孝孤萧寺”（《行述》）[1]，旋得昭雪。壬辰年（1652）冬，“总兵任珍不法事露，议不称旨，枢部满汉堂司同时被逮”。李元鼎亦牵涉其中。在“仳离惊窜无完室”的情况下，朱中楣“夜则焚香告天，日率诸童婢井，篝灯草疏，血泪横襟”[1]（《行述》），并对十岁的儿子李振裕说：“‘汝父脱有不讳，我惟拼一死叩九阍以鸣汝父冤，倘天听难回，’指所井曰：‘此即我葬身之所。汝好读书，毋坠先志，吾事毕矣。’”[1]（《行述》）在一次又一次险恶莫测的境况面前，身为女子的朱中楣表现出非一般的沉着与坚毅。大难临头之际，震恐、惊惧、彷徨失措等诸种感受一定纷至沓来，那一刻她的心中应该也不免生出惊悸之情。但可贵的是她依然能够临危不乱，筹谋布局，并决定亲自叩天听、鸣冤情，诸般后果亦在计划当中。其心思之细密，个性之刚烈，筹算之从容，即使肝胆男儿也不过如是。
此外，她的思想中又有大胆出常的一面，虽只偶尔发露，于此却不可不论。如集内《浪淘沙》一阙，词前小序曰：“七夕前一日，晚坐纳凉，忽闻隔墙王玉娘抚鸾鸣鹤舞之音，戏拈小词。”词云：
新月映眉妆，露滴花房。香风暗透薄罗裳。何处清音偏著耳，恰在西厢。 切切指生香，雅韵悠扬。愿天速变我为郎。竟作牵牛他织女，早日成双。
因为隔邻女子的清越琴声触人心弦，她竟生出变为男身与其作配之意。虽只出于戏谑，却也不得不令人惊讶于她立意之新警与论调之大胆，这当中或者还隐藏着她想身列须眉的自我期许。有趣的是，“愿天速变我为郎”三句，《众香词》作“凄凄楚楚断人肠。流水调高人不见，遥隔长廊”。大约是编选者觉得此三句太过“出格”，不合闺阁“本色”，因而加以篡改的。实际上，朱中楣在《读史》一诗中也流露过相似的意识：“愧我无从挥尺剑，扫除杌振君威。”[3]（卷十六）像她这样一个通书史、晓大义、识见不俗的女子，当她眼见山河破碎、沧桑更易而自己却无可如何、只能闭坐闺中的时候，她的心里必然会涌起无用武之地的悲哀与愤懑，所以才会流露出那种看似荒谬、实则别有深意的想法。或者“幼娴礼训”的她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3]（卷十三），但它确乎曾像火花一样闪亮在她的内心，纵然只是转瞬即逝。
二、开阔的视野与宽广的题材
据《全清词·顺康卷》，朱中楣现存词共七十四首，以小令居多。其词首先予人最明显直接的印象即是视野的开阔与题材的广泛。一般的女性作者，因囿于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的限制，往往只能局促于闺阁一隅，吟咏相思，流连风月，虽然也有人以宽容的态度表示“但当赏其慧，勿容责其纤”[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女子由于处境与性情的束缚而导致的视线与题材的狭窄，正是造成其词容易流入纤弱单调的主要原因，故此也常招来后人诟病。如黄裳先生就曾说过：“她们共有的特色似乎都是那种邻于公式化的吟弄晨风夕月，花鸟闲愁，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公例。只要一开卷就能知道的了。”[5]（P237）批评可谓严厉。但朱中楣词却突破了这种困扰。她的作品不像大部分女性词作那样习惯于将抒情的焦点集中在伤春悲秋与相思离别上，甚至普通女词人偏好的闺怨主题在其集内根本只有寥寥几首。李元鼎《随草序》称朱中楣词“或伤故国之黍离，或怀王孙之芳草，或叹时序之变迁，或感行旅之飘零”[3]（卷十三），实际上这也只是其作品内容的一部分。朱中楣词的抒写范围远比前代与同时期的女性广阔得多，举凡思归、亲情、友情、世乱、节序、咏物、题画、故国之思、人生感慨、游赏风物等等，皆有所涉及。而且相对用力较均，并没有仅仅将关注点停留在一两个方面，其他主题便一点带过。
朱中楣词之所以题材较为宽广，一方面与其特别的身世、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她不凡的个性与识见。特别的身世经历丰富了她的情怀与感受，不凡的个性识见则使她不乐拘泥于昵昵儿女态，而是积极寻找更多面的空间挥洒自己的才思。李元鼎《随草序》云：“内子远山溯庆璇源，漱芳翰藻，自南州结以至于今，差十六年于兹矣。而此十六年中，从余宦燕邸者，不过十之二三。此外则浮湘泛蠡，涉长江，济黄流，往来于齐鲁燕赵之间，又复寄托淮海，去而复返，真不免津梁为疲。”[3]（卷十三）长期漂泊不定的随宦生活虽然辛苦多艰，但从另一种角度看也给予了朱中楣更多的闺阁以外的生活经验，拓展了她的生存空间与眼界。这是身世性情之外影响其词作题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产自天潢，素怀宗国之纬”的朱中楣[2]（卷一），在亲历了明清易代的巨变之后，词中自然不免感伤前朝之作。但或者是鉴于身份的特殊及丈夫仕清的敏感，她并未如徐灿那样比较直接地倾吐对故国的怀念与亡国的悲哀，而是以十分深隐含蓄的笔墨来表达内心的黍离之思。典型的如《满庭芳》（花朝，偕陈浣花君、朱女琴士集熊姑母东湖草堂，随过杏花村第，风雨骤作而归，因订尼庵之约）：
才过春分，又将寒食，烟光处处宜人。欲邀仙侣，选胜逐芳辰。尚卜阴晴未稳，重游意、兀自逡巡。城南畔，招提小小，桃李亦纷纭。 闲评。伤往事，王孙草绿，帝女花芬。渐苔侵蒋径，嵩满张门。胜有方池碧涨，凝眸处、树古亭新。还堪叹，惊雷迅作，风雨杏花村。
此词表面写与女伴游春，实际上暗藏的是惘惘的家国之痛。上片她一方面写春日花朝，风景佳美，一方面又写天气阴晴未卜，游兴逡巡难定，在看似无奇的语意中已隐隐透出心事的凄恻彷徨。下片先以“闲评”带出“伤往事”的黯然情怀，这二字语气虽闲淡平静，感情的暗涌却已渐渐浮上水面。她愈是借助安详乃至淡漠的笔调抒写，就愈使人感觉到其复杂难言的哀伤。她所伤怀的往事，自然包含了身经易代的沧桑与遭逢乱世的无奈。“王孙”、“帝女”是她曾经拥有的属于前朝的辉煌，如今却已成为令她倍觉尴尬与落寞的记忆了。在诗中她亦有过类似的喟叹：“清霜暗妒王孙草，玉树遥连帝女花。”[3]（卷十四《壬辰中秋前三日长安寄怀熊姑母》）世事更易，河山旷邈，她的宗国如从前旧事般不堪回首。旖旎春日里她忆及昔时的碧草繁花，对照当下的荒败景象，内心的唏嘘感慨可以想见，而“树古亭新”更使人联想到江山易主的惨痛现实。尽管看似不经意间道来，一种深意却不可轻忽略过。
有时她还会借古人杯酒浇胸中块垒，如《行香子》（有以画绘沈香亭景索题偶赋）：
应惜芳辰，宫院沉沉。牡丹亭畔韵幽清。清平调小，万古犹新。羡当时遇，花时景，醉时吟。 海棠无力，欹玉阑凭，笑看飞燕舞身轻。明眸似启，雅意思深。记霓裳曲，淋铃雨，荔红尘。
天宝盛世的唐明皇与杨贵妃流连歌酒，日日欢悦，所谓“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所谓“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而安史之乱后人事全非，贵妃死于兵变，明皇老于南内，凄凉哀苦之余回想当时的美景佳人，当时的歌舞欢笑，或者惟有黯然而已。朱中楣在此看似以题画命意，实则借唐代的盛衰之变暗写明清鼎革之痛。她追慕李白身处的盛世，也惋惜大唐国运的衰落，正如她心底沉淀的对故国的种种眷恋与怀念。穿过历史的烟云，她将一切深藏的苍凉心事附载于前代的风云变幻中，借古人杯酒抒一己情怀，含蓄蕴藉之外别具怅惆之思。
朱中楣现存词中表现黍离之悲的作品并不很多，而且用笔往往极为隐晦曲折。寄意最为刻露的，也不过是“举目关河空拭泪，伤心杯酒空邀月”（《满江红》（丁酉仲夏，读陈素庵夫人词感和））这样的句子。除了前明宗室的特别身份与丈夫所仕新朝政治斗争的激烈外，可能还与其不问世事、甘愿归老林泉以全身远祸的想法有关。至于更多更深层的原因，却不是我们现在可以一一揣度的了。
在朱中楣词所涉及的诸多题材中，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她创作了不少与亲情家庭相关的作品。其中包括对母亲的思念，对丈夫的牵挂，对儿子的挚爱，对儿媳的伤悼……这与普通女性作者多喜好抒写爱情离合的写作倾向大不相同。
于归后长期随宦京城，对千里之外的母亲她怀着无限惦念：《望江南》（长安忆母，闲署无聊，春光又度，偶睹梁燕有感）
女如燕，幼时绕芳院。欣逐东风入帝京，漫邀莺侣依宫苑。闲趁花飞片。 不如燕，有翼还犹便。子规何必向窗啼，旅邸愁怀自缱绻。南浦迢迢不见。
春光里看到北归的燕子，令女词人顿起思亲之情。在遥远的江南故乡，有她已经渐渐老去的母亲。自己长大后如燕子般飞来京师，却未能像燕儿般振翼回乡。而南浦迢迢，关河渺渺，寄身异乡的她也惟有独自伤神而已。
朱中楣词中的爱子之情亦十分深挚。据现有资料，朱中楣于1642年生儿振裕，十八年后即1660年始添一女六六。母子情深本属天性，且多年膝下惟有此独子，自然更加疼惜。其《卜算子》词云：
穉子学弹棋，出将先驰马。却把输赢仔细论，毕竟吾输也。 曼卿嬉是石，学士云非瓦。生子须如李亚儿，为绍诗书也。
词前小序曰：“儿裕幼时，偶购小棋，与予对局，云以马敌将。因戏拈此调，用幼安韵。”词写儿子幼时趣事，活泼生动，虽以戏谑轻松之笔叙写，但一种舐犊深情与殷殷期许之意却弥漫于字句之间，流露出身为一个母亲的慈爱与骄傲。但另一方面，朱中楣课子甚严，“不以爱弛教类”[1]（《行述》），故李振裕十九举于乡，二十九成进士。其《法驾导引》（其二）有小序称：“儿裕公车北上，梅君送至秦淮。时值严冬，喜南风大作，偶成此调。”词末云：“此日清霜欺客袂，来春红杏簇朝鞭。伫盼锦标旋。”望子成龙之心跃然纸上。
此外，朱中楣子振裕1658年娶妻陈璋玉。陈氏娴文辞，工笔墨，伉俪甚相得，不幸第二年即以产病去世，年仅二十岁。为此朱中楣曾作《如梦令·悼妇陈氏》共四首来抒发内心的悲痛伤悼之情。其一云：“痛杀去年春仲，手摘青梅双供。觉意爱酸酸，又恐诸姑欢鬨。如梦，如梦，今得掌珠谁捧。”这是追忆陈氏初有孕时的娇羞喜悦之态，而生死无情，转瞬便吞没了一个还未盛放的生命。逝者已矣，而生者犹自眷眷神伤，一片惘惘哀思思之使人泪落。
作为一名女词人，朱中楣本质上是十分敏感细腻的。虽然她下笔取材并不只拘泥于幽怨相思的狭小格局，但她依然保有一颗善感多思的属于女性的心灵。她的词中常常描写节气转换的心情，表现了她对时序变迁的微妙感受。如《御街行·九日》词云：
霏霏细雨凑轻寒，诗兴已阑珊。归鸿只解将秋至，也不管、燕去庭闲。黄花暗约，青娥频顾，染就一林斑。 清烟漠漠锁层峦，飞鸟倦知还。西风兀自吹人醉，也休笑、帽落觥残。登高眺远，江山如故，云敛暮天宽。
深秋将至，风物萧瑟，细雨轻寒惹人平添愁绪。徘徊于寂寂空庭，看菊花欲放，霜林渐染，心境是凄恻而寥落的。在此她没有明白点出自己的真正寄意，她似乎只是在细细描摹重阳秋日的象征性景物，借此营造出一种黯淡索寞的氛围来衬托她隐约朦胧的失落抑郁之感。这种刻画的方式与笔致在闺秀词中并不陌生，但接下来她却将视线放远，投注到山川天际的旷远空间中。她写酒醉登高的逸兴，写寒烟漠漠的渺茫，写云散天宽的空阔，即使不无苍凉萧索之气，也自有一种放旷清远的情怀。 “江山如故”本易令人敏感地联想到故国之思，但未尝不可会意为山河依旧而流光似水、逝者如斯之感，又或者怀念前朝与感慨韶华兼而有之。词体传情原就含蓄深隐，余韵悠长，朱中楣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遣辞造语皆思深意远，使人品味不尽。
在其他与节气相关的词中，朱中楣写到了元日、人日、上巳、寒食、端午、七夕，流露出不同的或喜或悲的心情。在一个又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她清晰地感受到季节的变换，光阴的流转，以及自然与生命的律动。在感觉着这一切的同时，她也记录下个体人生某一刻的本真情怀，但不再只作空洞莫名的叹息与公式化的伤春悲秋，故其词清疏之气多而促迫之意少。
明清以来，女性作词者在数量上虽远远超越前代，词之质量水准亦在整体上压倒此前女词人，但她们基本上只投入到创作中，很少有人在词之批评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只有道光咸丰年间的钱斐仲著有《雨花庵词话》，算是继宋李清照《词论》之后第二种专门性的词学批评著作。朱中楣虽没有写过李、钱二人那样的专论，但其集中一首《凤栖梧·自嘲》，却是针对学习填词而发的议论。词云：
但学填词称绮语。未按宫商，那识其中味。一艳次工三体制，飘飘勿带纤沉滞。 闺阁拈题尤不易。字讳推敲，争得尖清句。试问古今谁足誉，二安徐卓夫人魏。
在这首六十字的词里，朱中楣鲜明凝炼地阐述了对于作词的看法。词本与音乐密切相关，但到了她所生活的时代，早已词存而乐亡，所以她不无遗憾地说：“未按宫商，那识其中味。”尽管如此，对填词她依然有着自己的衡量准则：即情感要艳丽柔美，炼字须精工妥溜，体裁格调应符合词之特有之要求，具有流丽空灵之气而不可流于纤佻或滞涩。朱中楣还特别提到女子在选择写作题材方面的困难及局限，由此可以看出她在词的题材拓展方面是认真用过一番心思的。另外她也强调推敲字句的重要性，并列举出她心目中应当学习的古今名家：宋代的魏夫人、易安与幼安，明末清初相唱和的徐士俊与卓人月。魏夫人明慧的心性、婉曲的词风，易安过人的才情与清奇的思致，稼轩沉挚浓郁的情怀与扫空万古的气魄，以及徐卓二人的疏快俊爽，都是她取法欣赏的对象。虽然起句她不无自嘲地称填词为“绮语”，但从她的大部分作品及这首论词的《凤栖梧》来看，她绝非是以“绮语”看待填词的。
在朱中楣词中，还有其他方面的丰富题材，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怀与心境：“何处小楼吹玉笛，天涯游子叹飘蓬（”《捣练子·晚眺秋汀》）是思念故乡的孤独与怅惘；“风劲如鸣角，时危懒画眉”（《南歌子》）是身处乱世、烽烟遍地之际的忧怀如捣；“知音少，斯时别去何时会”（《千秋岁·别龚年嫂南归》）是知交分路的感伤与留恋。此外又如“时时偷觑水中央，或在蔷薇架上”（《清平乐》）写淘气活泼的小猫“，欲访名媛天际杳，小巫一见魂消”（《临江仙·题海昌词本》）表达对同道中人的赞许倾心，无不显示出她创作视野的开阔与选择题材的多变。从这一点来说，朱中楣的确称得上是同时代女词人中之佼佼者。
三、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
由于个人身世怀抱的不俗以及命意题材的广泛，朱中楣词殊少旖旎绮丽之气或纤佻轻艳之病。虽然其集中也有些婉曲缠绵的作品，但总体看来，她的词仍以清新散朗为主。宋荦《石园全集序》推许其诗词“高情独秀，有林下风”[3]，李元鼎《随草序》则称“其一段渊秀朗彻之神，博大澹远之思，绝无脂粉，如列须眉” [3]（卷十三）。与普通的闺阁词人相比，清疏旷放的林下之风的确是朱中楣词的特出之处，这首先表现在意态情怀的萧散自适。如《连理枝·遣兴》词曰：
不效游仙去，且向尘中住。半构新轩，旧园名石，足成佳趣。看芙蓉隔岸锦屏开，胜湖山云树。 往也何须慕，今也何须骛。幸识投林，傍观宦海，容谁道故。赋归来酿酒有黄花，与高人警悟。
据词意，这一首当是朱中楣随丈夫偕隐归里后所作，流露出风波患难之余终能得享宁静的欣慰与怡然。对她来说，悠游于林泉之下，栖心于山水之间，看园石轩槛，自有佳趣；望繁花似锦，足称胜景。昔日的富贵只是过眼烟云，无须恋慕于胸；将来的岁月尚未可知，又何必骛远于当下。宦海的波涛险恶与人心的势利狡诈她早已领略见尽，所以她选择了如陶渊明般归隐田园，不复挂怀名利，不再忧心世事，在把酒称觞、赏菊东篱的自我期许中，完成内心的安定与自在。整首词遣词命意全无脂粉气与香奁气，士人般的萧散风度与清远气质代替了闺秀的轻倩柔婉与含蓄绵丽。而以高情独立的陶渊明自期，又使人愈觉其襟怀的淡泊与个性的孤高，朴素简洁的字句中一种朗秀清奇之姿自可想见。
再如《满江红·秋雨》词曰：
点染时光，早不觉、黄花俱酿。只连宵、嫉风腻雨，略愁微恙。金粟香生清磬远，芙蓉锦抹秋江上。念公车、此日近长安，离怀放。 丘壑志，琴书况。疏林内，茶烟漾。乍云敛溪澄，一轮初荡。醉叶似传青女信，新词更喜红儿唱。倚雕阑、无事听归鸿，襟期畅。
朱中楣早期词如《捣练子·晓看春色》尚有“春睡起，懒为容。澹澹衫儿怯晓风”这样纤婉轻约的作品，但国变后，其词内容风格明显有了很大转变，命意更深广多变，笔致亦归于疏放朴素。特别是南归偕隐后，生活宁静、心境平和的她愈多醉心山林、悠然适情的逸兴与幽思。这一首《满江红》写清秋时节闲适舒爽的心境，桂花幽幽的暗香，远处悠扬清越的琴声，江边绚丽的木芙蓉，疏林内袅袅荡漾的茶烟，以及澄澈的溪水，皎洁的明月，如醉的红叶，所有这些清嘉的风物实则皆是其散朗心境的外放。在俭素而平静的隐居岁月里，她曾经的郁郁忧怀渐渐转换成淡然安宁的从容情怀。她现在萦绕于心的，只是对儿子的牵挂与期待，是抚琴读书的雅意闲情。面对流光似水，季节变迁，她也终于能够放开怀抱，赏清歌新词，听雁声嘹亮，享受流离患难后生命中简单真实的喜悦与清新，而她萧然自在的意态神思在此亦可谓呼之欲出了。
其次，写境的清疏流丽是朱中楣词具林下风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朱遂初《亦园嗣响序》称她的诗“步虚缥缈，出入溟，绝无人间烟火气”[3]（卷十八），其实她的不少词作也是如此。朱中楣不喜丽绵软、轻艳纤巧的用词风调，女性作者局促压抑的闺阁生活所导致的视角狭窄写情单调的缺点在她的词中鲜有发现。彭士望称朱中楣“起处餐眠，曾不废学”[3]（卷十八），李振裕也说母亲“喜读书，熟于掌故，日手一编，寒暑不辍”[1]（《行述》）。深厚的学养与乱世的遭际既丰富了她的情感，拓展了她的视野，同时又提升了她的襟抱与生命境界。这使得她往往能将视线自闺阁一隅中抽离出来，摆脱脂粉浮靡之气，而偏向于更加清新开阔的抒情之境。 以《菩萨蛮·立秋戏赠梅君》为例：
凉风款款惊愁客，萧萧短发衣衫窄。秋色入园林，新蛩鸣夕阴。 江南蒪正美，欲趁芦花水。帘卷月痕收，砧声和笛愁。
词写得极为简净流美，摒除了女性作品的柔艳气息，而代之以文人士子般的口吻声情。她所选择的意象与视角都不在闺阁常见的范围之内，她所抒写的情感亦非女子惯入的别意闲愁，她在词中所营造的境界于清疏静谧外别具悠远流转之美。至于隐身于词中的思乡的愁客，在初秋的景色中，在遥想江南的幽思里，她（他）的形象面目似乎也是趋于中性化的，令人不知不觉间忽略了抒情者的性别而只沉醉于一种澹净泠然的意境中，字句间充满了清淑之气与空灵之思。
又如《丑奴儿·雨余》词曰：
田田荷芰含疏雨，荡漾珠圆。荡漾珠圆。绿柳枝头晚噪蝉。 琴清香澹浑无暑，好似秋天。好似秋天。欲操阳关第几弦。
雨后的空气湿润微凉，荷花淡淡的清香驱退了原有的暑意，田田荷叶上滚动着晶莹剔透的颗颗水珠，不远的杨柳枝头传来了夏蝉的声声晚唱，这些简单普通的意象在颇具匠心的词人笔下自然和谐，构成了一幅雨后新凉的优美图景。薛正平题《倡和初集》时赞许朱中楣诗“出入王孟，无香奁气，亦无高轩气”[3]（卷十二），而她的这首《丑奴儿》也颇具王孟山水诗清逸自然的特点，写情流丽无碍，写境亦风致翩然。
再次，“语不雅驯”则是朱中楣词具林下之风的外在表现。[6]一般说来，女子个性心理的敏感及情感的脆弱缠绵极易导致其作品风格的含蓄婉转与语言的轻倩柔美，但朱中楣的不少词作在语言上却显示了与其他女词人迥异的疏放直白的特色。例如，她和徐灿二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经历亦颇类似，甚至学养也都不相伯仲，但徐灿词多以典雅工丽见长，造语精致和婉；朱中楣虽曾表示以魏夫人、二安与徐卓为师法对象，然而令她最终突破闺阁常规的，还是得益于幼安的疏狂处与徐卓的俊爽处带给她的影响。因此，两人一个“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一个“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7]（P588）。而二者词风的不同，既取决于本身个性的差异，也是所师前人的差别。朱中楣词的“语不雅驯”一方面表现为用词的不假雕饰，本真自然，如《西江月·效希真体》词曰：
处处烽烟未熄，村村农务应荒。闲看世路若登场，拜将乞墦一样。 第宅田园何用，非僧非俗空忙。何须待漏与披霜，醉卧三竿日上。
如果将此词杂入男性作者的集内，恐怕也无人会发现这是女子所写。且不谈情感的放旷萧散，即以语言而论，从始至终便无一处女子惯用的纤词丽字，而代之以绝无修辞、完全士人化的词语。又如《行香子·上巳》词曰：
小小园亭，百卉芳馨。水边花下任怡情。凭谁妙手，绘幅丹青。仿王摩诘，吴道子，倪云林。 风动波平，景物撩人。绿浓翻燕剪红轻。欣逢上巳共赏良辰。拟兰亭禊，飞英会，鹭鸥盟。
这一首既见清丽圆转之思，又不乏清韶工稳之美遣词用语自然简淡，素朴浅白，却另有一段神思飞扬的飘逸与洒脱。这样的语言风格便使得朱中楣词相对于其他作者多了一份疏放的气质与风度。另一方面，“语不雅驯”也会导致其词有时流入滞涩乃至粗率浅露的一端，譬如《满路花·寒食》词曰：
雷轰雨若倾，电画天疑破。苔皲翻绣甲、沉江锁。疾风至矣，寒食今朝果。笑子推坚卧。性拗冰霜，扑不灭无明呵。 古今高士，与世咸相左。汨罗堪配祀、迁水火。酣烟竞酪，也著应时过。吹主难铸错。且醉春光，濯缨漱石繇我。
这首词也明显是借用了男性的声情口吻，写景气魄大，写情感愤多，有稼轩以文为词的痕迹，却丝毫看不出一丝属于女子的婉约秀雅之致，用字用词亦较晦涩怪异。虽然王士禄称“迁水火三字奇妙”[6]，然总体看来却予人太过生新之感，以致影响了词作本身叙情写境的自然和谐，也影响了读者对词意的领会与欣赏。此外如 “退益飞宋，鲸光岂照明”（《南歌子》），“霞烘腻雨乾，月碾酲云破”（《满路花》（春日寄外步方千里韵）），“念极中怀如捣，喔喔鸡声破晓”（《如梦令·悼妇陈氏》其二）等，或造语艰涩，缺乏流美之感；或直白通俗，致有浅陋之病。
词体本身具有一种杳渺幽约的内质与特美，故无论以何种风格出之，要不可脱离此一准则。朱中楣女性的身份与心理使她在创作中应更易贴近词的这种独特美感，她的不少出色之作就是既拥有自己个性化的清新气息，又未失词体特有的美感风格，由此形成疏放自然的林下风致。但也必须看到，在她的词中，亦有少数如《满路花·寒食》这样的作品，立意命笔皆刻意仿效男性作者，反映出她像当时的某些女性一样，因着对女子本身处境际遇的不满而生出对男性世界、男性文化的追慕与向往。这固然是她写作上突破闺阁气的诱因与动力之一，然而有时她也会由于掌握不好尺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反会失去女子自身特有的纯真柔美，成为创作中的败笔。
总体而言，朱中楣词以清疏旷放的林下之风见长。这一点既体现在词的外表风格上，同时也体现在词情词境的内质当中。作为前明宗室，身经乱离之余，其词既未走向沉郁悲凉，又未走向凄凉萧瑟，而以女词人较为少见的所谓“林下风致”独出一枝，这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词坛上当是特别的一例。其词作的成就虽未能与徐灿比肩，但其人其词亦有他人无可取代、无以超越之处，值得为之一书。
参考文献：
[1]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卷八·清康熙刻本[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1997.
[2]熊文举.侣鸥阁近集：清康熙刻本[M].四库全书禁毁丛刊[Z].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李元鼎，朱中楣.石园全集[M].清康熙四十一年序香雪堂刊本.
[4]况周颐.玉棲述雅[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黄裳.黄裳文集·榆下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7]王士禄·燃脂集.稿本.
[8]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注 释：
① 清代顾贞观、纳兰性德所辑《今词初集》卷下称朱中楣“号远山夫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九集、《全清词·顺康卷》及邓红梅《女性词史》皆称其 “原名懿则，字远山”。但实际上据李振裕《显妣朱淑人行述》载：“先淑人……幼即聪颖绝伦，……外王父奇之，命字曰懿则。”故可知懿则乃其字，而非其名。又陈维崧《妇人集》中提到朱中楣时称其“字远山”，陈弘绪《石园全集序》亦称李元鼎南归后筑梅山小隐，“梅以自喻，山以夫人字”。因而又可知远山也是朱中楣字，非号也。
②本文中所引朱中楣词均出自《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下文不再重复注出。
内容摘要：朱中楣为明宗室之女，也是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特别的身世经历一方面开阔了她的生活视野，一方面也使得她在词的创作上有着宽广的题材，从而造就了其词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词坛上独出一枝，值得为之一书。
作者简介：赵雪沛（1972-），女，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