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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拥有一台相机应有的所有功能，但以当下的标准，它实际上又什么都没有。你得手动对焦，当然，也没有什么部件能帮你测光；你可以拿着手持测光表，或者在相机顶部安装一个笨拙的测光表，再者，如果足够酷，你可以估计曝光值。卡蒂埃-布勒松很酷，马丁•弗兰克更酷。她告诉我：“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很了解自己所使用的光线。”她一直使用M3，“我从没用过如此完美的相机，它是这么的称手。”即便对于那些对卡蒂埃-布勒松一无所知的人，那些认为1954年遥远如庞培城一般的人来说，M3依然占据着某种地位：当eBay和Stuff杂志在英国提名“有史以来最棒的玩意儿” 时，Game Boy排名第五，Sony随身听排名第三，iPod排名第二。第一名留给了甚至连电池都不用的老相机M3。自从1958年就拥有M3的英国女王如果也订阅 Stuff杂志的话，她一定会赞成这个结果的。英国女王的高贵与她的Leica相机联系紧密，她手握Leica相机准备拍照的形象曾出现在邮票上。
称 M3为“玩意儿”决没有不敬的意思。它的美感来自于其对繁复设计的摒弃。正如任何一个包豪斯流派的设计师所言：功能决定形式。M系列相机是Leica公司的支柱产品；我们现在迎来了M8（它初看起来与M3几乎没有差别），除了个别的例外，这个系列的每一款相机都是经典之作。20世纪90年代升为马格南图片机构经理的理查德•卡尔瓦依然记得一名Leica相机爱好者说过的话：“我知道自己用的是最好的相机，没必要再去思考有关摄影器材的问题了。”卡尔瓦买了一台M4相机并且再没换过。他说：“这台相机已经几乎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拉尔夫•吉布森对周遭事物的线条和纹理倾注了持久的热情，1961年他买了自己的第一台Leica相机M2（奇怪的是，M2是在M3之后面市的）。吉布森买这台M2花了300美元，相当于他3周的薪水，这在当时不是笔小数，但他毫不后悔。“摄影史上用Leica相机和50mm镜头拍出的伟大作品比用任何其它相机拍出的作品数量都多。”吉布森对我说。他建议初用Leica相机的人只用 50mm标准镜头拍摄两到三年，使自己能适应Leica的拍摄方式：“你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能应用到其它所有焦段。” 有人可能会说，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即便不是取代，也已填补了欧洲作为Leica精神家园的地位——柯特兹和卡蒂埃-布勒松拍摄的巴黎正是欧洲这种地位的象征。俄罗斯人对硬朗外形的热爱降低了相机的携带性（你试试用一台金属相机弄弯窗框）；法国人完善了报道的艺术；美国人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用Leica相机——从M3到M4以及后来内置测光表并在机身前方有圆形红色Leica标志的M6——并让世人大吃一惊。李•弗里德兰德于1963年在纽约拍摄了一名男孩，他根本没考虑在拍照时将相机降低到男孩的视平线，因此站在他旁边的这名男孩只被拍了一半。（所有的孩子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被弗里德兰德像那样拍摄。）在弗里德兰德的照片里，男人和女人反射在店面橱窗上，或者被街头标志弄的晦暗不清；他的很多照片似乎都徘徊在错误的边缘。“拿着这样一台相机 ”，弗里德兰德这样评论Leica，“你不会觉得自己在像大师一样拍照。能够探究这个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弗里德兰德在1969年拍摄了一幅作品，画面中是无尽的蓝天点缀着白云，还有他带着浅笑的妻子玛丽亚。这幅作品呈现了我们透过车窗所能看到的，以及反射在车窗上的景观，将蕴含着丰富感情的风景全部浓缩在了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 在弗里德兰德之前是生于瑞士的罗伯特•弗兰克，一个从山地国家来到美国的人，他将美国视为一个无聊而具有悲剧性的平原。《美国人》（1958）记录了他与 Leica相机一起的旅行，它阴沉、黑暗而粗砺，容纳了人们源于自身命运的特征。从没有一名艺术家如此细致地研究过人的空间，从拖把到吹风机都因为他的镜头而不朽；杰克•克鲁亚克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他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盛赞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为孤独的一张照片，女人们从没见过的小便池，在悲伤来世继续存在着的鞋油。”接下来是加里•维诺格兰德，一个还远未被我们所完全了解的摄影师。弗兰克的83张照片可能是从500卷胶卷中选出来的，但56岁的维诺格兰德于1984年去世时，他留下了超过2500卷还未冲洗的胶卷。维诺格兰德一直倾斜着使用Leica相机，制造那些失去平衡感的照片，并以此寻找一种新的动感。他用纪录片的直率和幽默的智慧延续了弗兰克的风格。维诺格兰德于1969年在洛杉矶拍摄了一张残疾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本应当只包含了悲怅或在政治上对一个冷漠社会的愤怒，但他没有停止对滑稽荒诞的美国社会的追索；这就是为何我们没有只看到轮椅和乞讨碗，还看到了三个穿短裙的女孩漫步于光影之间，以及画面右边的肥胖主妇所表现出的来自于另一个年龄段的麻木不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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