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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旧石器时代
考古学家把人类开始起源至农业出现以前的这一漫长时代，称作“旧石器时代”。就世界历史而言,旧石器时代占人列历史总长的99.90%以上。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演化上经历了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体态由猿人向现代人逐渐进化，脑容量不断增加。人类的劳动上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整个旧石器时代都以打制石器作为重要的标志。打制石器由简单、粗大，向规整、细小发展，并且石器种类不断增多，变化速度渐趋加快，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骨器制作上发明了磨光技术和钻孔技术。从直立人使用火、控制火，到晚期智人发明人工取火，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思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宗教和艺术。
中国最古老的直立人
元谋人牙齿化石
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早更新世的湖相沉积地层中，发现了两棵原始人类的上内侧门齿，齿冠基部底结节发达，指状突粗大，门齿的舌面有铲形舌窝，具有从纤细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的过渡特征，经研究，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年轻的男性个体。在这两枚牙齿化石处于同一层位的粘土中，还出土了7件加工粗糙的刮削器、尖状器和石核。该层位还发现有许多更新世早期哺乳动物的肢骨碎片，它们是云南马、爪蹄兽、剑齿象、竹鼠、鬣狗、山西轴鹿等，有的碎骨上有明显的人工切削痕迹，伴随这些骨片的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据古地磁法测定，其时距今已有170万年。对植物孢子的研究则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温暖而湿润，属于森林及温带草原气候。
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这早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是某种人员超科在演进中不断分化的结果。如果以直立行走作为人猿分野的标志，则人类历史可能达到500～700万年，已有化石证据的部分暂时为440万年。生活在4、5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一支称为粗壮型的南方古猿在向后世的演进过程中，因为身体结构过于特化，而在100万年前或稍晚的时候灭绝了。而另一支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则通过能人、匠人、直立人、早期智人以及晚期智人等阶段，最终成功地进化成为现代人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并不排除人科以下属、种方面的继续分化，以及某些分支的先后灭绝。
按照现有的证据，有证据表明，人类可能是在大约200万年前的匠人或直立人的早期阶段离开世代居住的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的，因而，整个亚洲的初始人类便是直立人种。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演化上逐步由猿人向现代人逐渐进化。元谋人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从门齿的形态看与后来典型的直立人，如北京直立人比较接近，而又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带有由匠人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形态，应为早期直立人，因此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古老的工具
砍砸器
石锤、石砧
打制石器示意图
人类劳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使用打制石器和用它制作的木棒等简陋工具，能做赤手空拳所不能做的事情。人们利用这些工具逐步改造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石器是指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工具，它是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工具。旧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这种石器利用石块打击而成的石核或打下的石片，加工成一定形状的石器。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公元960年，宋朝代周而立，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北宋王朝逐步消灭长江以南和山西北部的8个地方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与北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东北的辽、西北的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辽、西夏与宋朝发生多次战争，后来分别订立和约，开放边界贸易，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建立了金，先后攻灭辽与北宋，占据了淮河以北地区。宋朝迁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建立之初，金不断向南进犯，宋军也多次北伐，后订立和议，形成长期对峙局面。
用火及狩猎
烧骨
灰烬
肿骨鹿下颌骨化石
北京人已经会使用天然火，还会保存火种。他们用火烧烤食物，驱赶野兽，还用火照明、防寒。火的使用，增强了人们适应自然的能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木炭和几处较大的灰烬堆，还有在火种烧过的石块、兽骨和树籽等。这些灰烬一堆一堆地限定在一定地区，说明北京人不但会有火，而且还能管理火。除发现了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禽兽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就有2000多个个体，说明北京人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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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u]新石器时代[/u]
考古学家最初习惯于把陶器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后来又把农业的出现作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刀耕火种，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并把一些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从而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还改进渔猎手段，从事制陶、纺织、木作等手工生产。新石器时代前期，氏族集团日益扩大，并营建了规模很大的村落。人们的宗教信仰日渐发展，仰韶文化居民创造的彩陶艺术，展现了她（他）们的创造力。新石器时代后期，人口在快速增加，居住地遍布中国大地，各地区的氏族部落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使这时期的文化多姿多彩。犁耕技术开始出现，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均大有增加。手工业分工及其技术均有发展，人们已掌握冶铜技术。随之，社会结构有显著变化，贫富分化加剧，宗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出现了规模很大的祭坛。还出现了掌握军事权利和宗教权力的首领，掠夺战争频繁，各地纷纷筑造城堡。在这个时期，各地的氏族部落开始向文明时代迈进。
[u]农业的生产 [/u]
农业的产生
在距今1万年前后，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冰期逐步消退，气候转暖，世界变得越来越适合生命的发展，人类开始从传统的迁徙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逐步向定居的农业生产生活过渡。农业和家畜饲养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从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质的飞跃，被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
初始状态下的农业经济主要以石制或木制的农用工具，实行刀耕火种和撂荒耕作，牲畜蓄养作为重要补充的同时，渔猎采集仍然在生活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至迟在7000～8000年以前，黄河流域便已经开始种植粟和黍，而长江中下游也已开始种植水稻。
1978年在河南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了这套石磨盘和石磨棒，石墨盘长63.5厘米、宽28厘米，石磨棒长47.8厘米，它们是配套使用的谷物脱壳工具，器身规整，制作精心。使用时，把带壳的粟粒散放到石磨盘上，再用双手握住石磨棒的两端，在粟粒上来回搓动，反复碾压，以使粟壳脱落，露出可以煮食的粟米出来。
裴李岗遗址是目前已知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与河北武安磁山发现的磁山遗址属于同一体系，是华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重要代表，距今约7500～6900年之间。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最具特色的农用工具还有带齿石镰和双弧刃石铲，石镰用以收割，石铲用以翻地，明确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已成系统，农业已经脱离了初始状态。因而，我国粟作农业的起源还应该更早些。
[u]
飞翔的图腾 [/u]
鸟形木雕
鸟形木雕是新乐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出土时位于一座大型房址的北壁西侧，年代距今约7300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以禽鸟为题材的木雕作品。
这个鸟形木雕是一个木杖上的一部分，出土时折为三段，复原后通长40厘米，残宽4.5厘米，呈扁平锥状体，图案两面对称。杖的宽处雕成鸟首并饰以羽翼纹，间以镂空，尾部延伸成木柄，柄长约占整个木雕的三分之二，柄尾渐细。图案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立体感极强，是这个文化木雕中的精品。
鸟形木雕从其工艺本身是极其精致的，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但是自它出土以来，人们更强的关注点却集中在它的功能及由此而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木雕体积不大，质地脆弱，综合各种情况考虑一定不是一件实用器。再从出土它的地点来看，房址面积很大，接近100平方米，除了木雕以外，还出土了成套的磨盘、磨棒及大量谷物；陶器集中摆放，位于房内一角，大小不同的倒置套在一起，陶器表面未见使用痕迹。而谷物集中在一个较大的、经过火烧的盆形坑里。另外，骨器的数量也比较多。所有现象集中在一起表明，这座房址不是简单的住宅，很象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或者是一个部族首领居住的地方。鸟形木雕出现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形制又如此独特，因此，人们认为它可能就是这个部族供奉的图腾。
我国东北地区有历史非常悠久的鸟文化和鸟图腾崇拜。黑龙江下游流域和辽西地区的阴河流域的岩画中有许多鸟的图形，一些地区骨雕和陶塑的鹳鸟、鹰头、其它鸟头等图案以及鸟形壶等制品也是较多见。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也出土了鸟兽图尊形器，更是暗示了同一时期不同部落之间的竟争态势，其中也有鸟的形象。东北地区的这种鸟文化的形成是与人们长期生活的环境分不开的，生活在自然环境里的古代先民每天都倾听着鸟儿的啼鸣，以鸟为乐，与鸟相伴，远古人类对于鸟的展翅翱翔的能力非常崇拜，因此梦想象鸟一样飞翔是可想而知的。
历史文献中也有关于把鸟作为图腾崇拜的记述，很多部族的起源都归究于鸟，《史记》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故事里说，商朝的始祖叫“契”，他的母亲叫“简狄”，简狄吃了燕子的蛋以后，然后才生下了契，这才有了商代的历史。人类的祖先最后被追溯到燕子身上，说明商代人也是把鸟作为自己的图腾的。新乐文化时代比这些文化的年代早，形式也与它们略有不同，但反映的内容却有极大的共性，因此，这件鸟纹木雕实际上是以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构思为我们提供了悠久的历史见证。
[u] 最早的成套美术工具[/u]
姜寨石砚
砚是中国传统的文具之一，通常由泥、石、瓷等材料制成，俗称“砚台”，与笔、墨、纸合称“文房四宝”。中国是砚的故乡，制作与使用砚的历史相当悠久。砚不仅是常见的书画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将诗词、书法、绘画与雕刻等艺术形式结合于一体的艺术品，具有实用与欣赏的双重价值。
最早的砚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六千多年前，考古工作者在许多地点都曾发现过仰韶文化时期的砚，其中，临潼姜寨出土的包括砚在内的一套完整的彩绘陶器的工具，是这些发现中最典型的例子，备受人们的关注。
姜寨遗址的美术工具出土于一座多人合葬墓中，位于其中一个人的身体附近，集中摆放于它的脚边，全套工具包括砚、盖、研棒、陶水杯、颜料等。砚为石质，近方形，面和底均平整光滑，砚面中部略偏处有圆形砚窝一个，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砚盖为扁平梯形，长8厘米、宽6.4厘米；研棒为柱状，一端为圆头，另一端斜面，出土时，放置于砚窝内，水杯为灰色陶，形似喇叭，柱状杯身，大口小底；颜料形状不规则，整体呈黑红色，主要成分为氧化铁（Fe2O3）。
仰韶文化是中国纹饰陶最繁荣的时期，以大量色彩鲜明、构图独特的彩陶器皿为代表，是中国史前远古文明中最精彩的一页。考古发掘中，作为成品的彩陶器皿是比较常见的，而描绘这些陶器表面花纹的工具在实际发现中却并不多，认识比较模糊，姜寨等遗址所发现的石砚等工具正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姜寨遗址的美术工具在同时期同类器物中并不是最精致的，但因为成套出土，所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彩陶加工制作的工艺情况。通过它们我们了解到，古代人类在制作彩陶时，先把作为颜料的矿石等放到砚窝里捣碎，并用研棒磨成极细的粉末，加水调和。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再用画笔等将调好的颜料画到陶器表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彩陶。我们之所以看不到画笔等工具，可能是因为它们大多由竹、木等材料制成，容易腐烂的原故。
姜寨石砚被发现时砚窝内尚存留有粘结的红色颜料痕迹，表明这方砚在生活中是实用器，而非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出土石砚的墓葬本身是一座合葬墓，墓内成员有七个之多，但没有太多的随葬物品，唯一的这套工具却很集中地摆在其中一个人的脚下，显示它们都属于这个人所有。因此学者多认为，这套工具很可能是这个人的私人物品，生前很钟爱，死后加以随葬，而这个人最可能的身份就是当时的一个画家，专门从事陶器表面的彩绘工作。
[u]龙的起源 [/u]
陶寺龙纹盘
龙纹盘是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典型陶器，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大型墓地中，以其图案精美而闻名于世，距今约4000年左右。
龙纹盘采用细致的泥土烧制而成，表面呈褐色。盘深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沿宽1.8厘米。盘为敞口，折沿，平底，外壁压印浅浅的绳纹，内壁磨光，先饰一层黑色的陶衣作底，再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图案。龙纹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方头，豆状圆目，张大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杈状分支，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鬣状物。
陶寺早期大型墓中这些彩绘蟠龙的陶盘，是中原地区有关龙的图像中最早的标本，历史传说中的盘古、伏羲、女娲、黄帝多被描绘成人首蛇身的形象，所以，蛇是龙的主干和基调。从陶寺龙纹的身、尾、眼的形状和它口吐长芯的特征看，很像蛇，但从方头、巨口、露齿等特征来看，又与鳄鱼的形象接近，属于似蛇非蛇，似鳄非鳄的状态，有些神秘的韵味。所以，它应取材于不止一种动物，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综合体，这也非常符合我国龙的造型产生原则，因为比较典型的龙的形象就是集中了许多种动物的不同特征于一身来加以神话。陶寺龙纹与后代龙的明显区别是没有角也没有爪，并且基本是蛇的躯干，但头部特征已经发生变化，说明它一方面还具有一定原始性，另一方面又说明它与真正的蛇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推测在它之前应该还有形态更为原始的龙的形象。
这些陶盘本身的功能应是盛食物或水的器皿，但从出土实物看，它的火候很低，容易渗水，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所以不像一件实用器。这样大型的陶盘，装饰得如此精美，盘内又以龙纹作为中心图案，且只发现在几座显贵的大型墓葬之中，每墓且只一件，证明龙盘的规格很高，墓主生前地位非同一般，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推测，龙纹盘极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器物，只在比较重大的礼仪性场合才使用。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一样。所以它不仅对于研究龙的起源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探讨我国中华文明的起源，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公元960年，宋朝代周而立，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北宋王朝逐步消灭长江以南和山西北部的8个地方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与北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东北的辽、西北的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辽、西夏与宋朝发生多次战争，后来分别订立和约，开放边界贸易，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建立了金，先后攻灭辽与北宋，占据了淮河以北地区。宋朝迁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建立之初，金不断向南进犯，宋军也多次北伐，后订立和议，形成长期对峙局面。
[u]史前船舶的模型 [/u]
船形壶
船形壶是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的一种典型器，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这里所说的仰韶文化是分布于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文化，而北首岭是它的一个地方类型。
船形壶采用红色的泥质陶制成，总体造型与普通小船无异，实际上是一个真船的模型。它的完整器身作菱角状，底呈弧形，扁腹而中部略鼓，菱形的两端成梭形尖角，肩部有环耳两个，腹壁绘长方形黑色网格纹，网纹的两侧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壶口位于船形腹的中部，为杯形壶口。使用时，在壶中加满水，用木塞盖住壶口，在两个环耳上穿上带子，可以随时供人饮用，很是方便。
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中就发现有大量鱼骨，说明鱼类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那时是否知道用鱼网去捕鱼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到了新石器时代以后，虽然鱼网的实物并没有发现，但各地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石网坠等鱼网附件，表明这时用鱼网捕鱼已经成为获得食物的一种重要方式。根据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史前人类所使用的船只均为木质材料，非常容易腐烂，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完好的木船实物，因此，这件船形壶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只是它作为水壶功能本身这么简单，而在于它壶身采用渔船的仿真造型及壶上所绘的网纹把当时人类捕鱼的生产活动形象地反映出来，是仰韶时期人们制造原始船舶和鱼网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根据它学者们推断，仰韶文化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利用船只来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以提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
公元960年，宋朝代周而立，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北宋王朝逐步消灭长江以南和山西北部的8个地方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与北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东北的辽、西北的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辽、西夏与宋朝发生多次战争，后来分别订立和约，开放边界贸易，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建立了金，先后攻灭辽与北宋，占据了淮河以北地区。宋朝迁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建立之初，金不断向南进犯，宋军也多次北伐，后订立和议，形成长期对峙局面。
[u]同一时代不同部族间的角逐 [/u]
“鸟兽图”尊形器1
“鸟兽图”尊形器2
赵宝沟文化是距今约6800年前后活跃在中国北方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它的活动地域基本在今天的燕山南北及辽宁西部一带。同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一样，赵宝沟文化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陶器和石器等遗物，陶尊形器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器形，而绘画在它表面的鸟兽图，更是表现了这种文化精湛的工艺水平及深刻的文化内涵。
这件鸟兽图尊形器1985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是人们在发掘这个遗址的过程中从一座古代的房址中发现的，它高25.5厘米，口径25.5厘米、底径10.6厘米，整体造型像一个陀螺，大口小底，直口，鼓腹，还有凸出的肩部。陶尊周身经过细致打磨，光滑无比。鸟兽图分布在它的腹部，围绕器身一周，有鹿、猪和鸟三种动物的形象，猪作奔跑状，鹿与鸟则均作展翅高飞的姿态。猪有细细的眼睛，长鼻上翘，獠牙突出略向后弯；鹿为扁菱形眼睛，长角分叉，桃形耳，前肢有偶蹄；鸟的头上有冠，圆眼，勾形嘴。画面虽然构图简单，并且比较抽象，但是各种动物的形象还是栩栩如生。
鸟兽图尊形器一经出现就引起来人们的关注，除了它的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还在于它是以图画的形式向我们寓意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在古代，人类出于各种原因相信与自然界中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物体与自己有亲缘或神秘关系，因而把它们作为家族或部族的标志来加以供奉，这种行为叫做“图腾崇拜”。尊形器上的鸟兽图反映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三种主要动物形象，猪是猪首蛇身，鹿和鸟都有抽象化的羽翼，表明它们已不是真实的动物形象，而是人们创造的崇拜对象，神化了的图腾。在鸟兽图中，鹿、猪和鸟各自在画中所占比例大体相当，且均朝同一方向，表明它们代表的部族之间平等、齐头并进的关系。考古发现表明，赵宝沟文化的居民以鹿为图腾，以猪和鸟为图腾的分别是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和新乐文化。可见，赵宝沟文化的这件鸟兽图尊形器应该反映了当时这几个不同部族之间既有交流又有联系、既竟争又有协作的复杂社会局面。从这一点来说，这件尊形器应该是一件礼器，它的主人可能是氏族酋长或部落首领等，拥有突出的身份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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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夏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由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夏部落建立。禹以后，夏朝父子兄弟传袭，历十七王，四百余年。
夏奴隶制国家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它的一种对抗力量。而奴隶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为了加强对众多“黎民”的统治，自颛顼以来，就不断出现了分管各种“民事”的“民师”。到夏代奴隶制王国正式建立之后，这些“民师”就发展成为各级官尹。夏启称他的“六卿”为“六事之人”，这些人是当时地位较高的官尹，他们既管“民事”，又统军旅。在他们之下，各有不少的属僚。
到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
在夏部落最早活动地区，近数十年来陆续发现多处介于晚期龙山和早商之间的文化遗存，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较典型，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还在使用，在一些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留有用木质耒耜掘土的痕迹。当时的劳动人民使用这些比较原始的工具，发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平治水土，发展农业生产。不过，确凿的夏文字迄今未发现。
阶级、国家的出现，王位世袭的确定，刑法和贡赋制的建立，都引起守旧势力的反抗，但新制度毕竟取得胜利。夏末国王履癸（桀）昏暴，外而诸侯叛离，内而众人反抗，夏桀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此时，商汤已在东方的孟诸地区兴起，他乘机兴兵伐夏。夏桀势孤力穷，战败逃亡，死于南巢（安徽巢湖北岸）。夏亡。
帝王世系表
夏（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21世纪初—约前17世纪初）
夏朝疆土示意图
青铜铸造的肇始
石范
铸铜模具主要包括石范和陶范两种，石范在早期较为常见，磨制不易。通常，石范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自西周时期开始，以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
这件石范于1974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宽6.5～7.4厘米、厚3.4～3.9厘米，是铸造铜斧用的模具，磨制而成。共四块，分为上下两部分，左右各一。四块石范作为外范，用时对合在一起，形成复合范。
石范在当时主要用来铸造小件和不复杂器物，如刀、镞等，发现较少，只在二里头文化和吴城文化中有少量出土。当时普遍使用的铸铜模具仍是陶范，由粘土羼和砂子制成，烧制后陶土耐火性好，易于透气。
范铸法是青铜铸造最主要的工艺，即以范组合成铸型，进行浇铸。范又分单范与合范，青铜礼器则必须用复合范才能铸成。以最常见的陶范浇铸法为例，其过程是：首先要用经过淘洗的陶土（黄粘土）塑制成一件与欲铸的容器一样的模型，并在上面刻上花纹，然后阴凉烘干，成为陶模。第二步是用陶土加细沙等和成泥片包压在陶模之上，然后用刀子划开制成几块外范，各块外范之间有榫卯相套合。第三步是用泥依陶模形状，减去容器的壁厚，制成内范，有铭文者另制铭文范，嵌在内范上。第四步是将入窑烘热、成为陶质的内范与外范组装在一起，外面用泥及绳索包裹固定后，浇铸青铜液。待铜液凝固后，打碎外范，取出内范，取出铜器，并加以打磨修整，一件铜器就铸成了。
模范是青铜铸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用具，东下冯石范的出土标志着夏代已经步入青铜时代。
饕餮纹之滥觞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作为寻找夏文化的重要途径，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地位自然不必多说，同时，二里头文化也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因为在二里头文化的代表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工艺水平非常高的青铜器，如鼎、爵、盉、戈等，其中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可说是最精美的一件作品。
这件铜牌饰于1981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长14.2厘米、宽9.8厘米。牌饰为青铜衬底，略呈弧角长方形，表面凸起，两侧有两组穿钮，用以固定在织物上。出土时，牌饰背面尚存麻布痕迹。牌饰表面用数百块形状各异的绿松石小片铺嵌成饕餮纹图案。
饕餮双目正圆，稍凸起，鼻与身脊相通，上唇向内卷曲，对钩“T”形角，两角长而上延，卷曲似尾，均不同于后来的饕餮。
饕餮纹是青铜器上最常见的花纹之一，广义上也可称为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有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
这件牌饰的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已知最早的一例。此后的商周两代，饕餮纹日益丰富起来，类型很多，或像龙像虎、或像鸟像凤。西周晚期之后，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但饕餮纹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里头遗址出土此类铜牌饰共3件，形制大同而略有小异。所嵌绿松石磨成种种形状，互相结合，非常工巧。如此精美的杰作，表明夏代绿松石镶嵌技法已相当成熟，同时也开启了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先河。
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二里头文化铜爵
二里头遗存是现知我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多数学者视其为夏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归为“早商文化”遗存。
束腰平底窄流铜爵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件铜爵于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带流长14.5厘米、高13.5厘米、重0.75千克，器物形体轻薄，质朴无纹饰。束腰，平底，流窄而长，尾尖，流折处无短柱，三足高尖且外侈。腹部有一半圆形鋬，鋬两端及中部各有一长镂孔。
在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遗存中，先后发现了十多个这样的青铜爵，形态与同时期的陶爵相近似；而其胎壁较薄、表面较粗、无装饰纹样的特点，又具有明显的早期青铜器的特征。
该爵系采用多合范法铸造，与同时期出土的用单范铸造的工具和兵器相比，工艺较为复杂，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据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从腹底留有烟炱痕分析，爵除作饮器外，还应是煮酒之器。其长流和尾的造型，主要是为加强重心，使之平衡，且又对称美观，这正体现了古代匠师的聪明巧思。
我国酿酒的历史悠远，《史记》中就有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的记载，这是以粮酿酒的发端。然而酒的产生最初并非简单的作为饮品享用，周公颁布的《酒诰》中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可见，酒与礼密不可分，而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容器——酒爵的出现，也绝非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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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 商
商朝是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商部落建立的。始祖契，相传曾随夏禹治水。商部落居处屡次迁徙，至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因此商又称殷。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约五百年，其中迁殷后至灭亡共历二百七十三年。商朝历史由于得到殷墟出土甲骨文（占卜刻辞）和青铜器铭文的证实，比较准确。
商王朝的统治地区，比夏代有了扩大。它的邦畿东至泗上，西及伊洛，包括大平原的绝大部分。在此范围内，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经过重点发掘，证明是规模宏大的都邑。在其周围的今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也发现了不少商代遗址，可能不少是当时畿内的城邑。畿外的方国，往往与畿内的城邑错杂在一起，不过分布的范围要大得多。如曹、杞、宋、雇、奄、薛、齐、邳、方、盂方、 （燕）、周等等。
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甲骨文中有不少与农业有关的记事，如祈年、祈雨，“□田”等。阴阳合历的历法也见于甲骨文。主要粮食作物是黍、稷。粮食还用于造酒。主要的农业劳动者是称作“众人”的奴隶，有些奴隶来源于罪人和俘虏。平民也从事农业生产。牲畜饲养具有重要意义，后代六畜之名均见于甲骨文。衣着所用有麻布和丝织物。狩猎活动似以娱乐为目的。
商代是青铜器时代，炼铜制器技术已达相当高度。大器如重至 875公斤的司母戊鼎，小器如车马饰物，多兼有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除殷墟外，北方以及长江流域各省多有铜器出土。
王位继承中兄终弟及普遍，晚期始多父子相传。国家制度比较完备。与周边各方国常有战争，士卒动用一次可达数万。国事和国王活动往往要先问鬼神，办法是炙灼龟甲、牛胛骨，据裂纹判断朕兆，刻辞为记。甲骨文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
商朝后期，统治者腐化日甚。帝辛（纣）虽取得对东夷作战的胜利，但终于耗尽国力，被西方的周部落所灭。
帝王世系表
商（约前17世纪初—约前11世纪）
* 盘庚迁都于殷后，商也称殷。
商朝疆域图
青铜器的鼎盛时期
商代的青铜器的发展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成汤时期。这一时期器物较少，礼器种类单调，胎质薄、铸造粗，无花纹，没有铭文。到了中期以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年代大致在中丁至盘庚迁殷以前。礼器种类比早期大大增加，而胎质一般仍较薄，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时至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处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至商末。此时铜器发展到极盛阶段，以妇好墓所出铜器为代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更丰富。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繁缛，并开始出现铭文，少则几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多是因为被赏赐而专门铸铜器纪念，还有征伐、祭祀等内容。
商代青铜器主要成分有铜、锡和铅等金属，时期不同、器类不同，这三者所占比例也不同。早期铜占90%以上，有的锡仅占1%。中期锡、铅比例分别为5%—8%，1%—6%，有所增加。晚期则以铅代替锡的趋势更为明显。
在商代，青铜器造型逐渐定型化发展成为多种造型系列。商代艺术家所创造的青铜礼器的高度完美的造型，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具有永久性的典范意义
青铜器之冠
司母戊方鼎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业达到了高峰，当时的首都安阳殷墟是青铜冶铸业的中心地带，铸铜遗址的规模比商代早期扩大很多，仅在苗圃北地一个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礼器、工具、兵器、车马器等，青铜礼器有鼎、鬲、甗、簋、盉、斝、觚、爵、角、觯、觥、罍、尊等，在所有这些出土的青铜器当中，以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一座商代大墓出土的司母戊大鼎最具代表性。
司母戊大鼎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重832.84公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青铜鼎。该器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鼎耳外廓饰一对猛虎，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似被虎所吞噬；耳侧以鱼纹为饰。鼎身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纹，四面中央为长方形，素面无纹饰；其四周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中间以短扉棱相隔。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有三组兽面纹，上端为牛首纹，下端为饕餮纹。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整器外观庄重大方，腹壁内有“司母戊”铭文。
鼎是我国古代祭祀仪式中所用礼器，据铜器上的铭文，学界多认为此鼎是商王祖庚用来祭祀他的母亲妣戊而铸造的。
过去，专家多认为，这么巨大的青铜器，只能是先分别铸制鼎耳、鼎身、鼎足各部分，然后再合铸为整体。然而从铸痕观察，司母戊鼎除双耳是先铸成后再嵌入鼎范外，鼎身其余部分都是用20块陶范一次浑铸而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标志着商代青铜器铸造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具体过程是：铸造前，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分腹范、顶范、底范和洗口范。范制好后，组合成铸型。司母戊鼎的鼎足是与整个铸型连为一体的。其中三个鼎足作为浇铸时的浇铸口，一个鼎足作为排气口。铸造时，将大型熔炉置于铸型鼎足的外侧，当熔炉中的青铜熔化之后，将铜汁从三个鼎足口的洗口范上慢慢往铸型里灌注。待鼎身铸好后，再在上面安模、翻范，浇注鼎耳。这样，巨大的司母戊鼎便浑然铸就了。
司母戊鼎气势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同时也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青瓷的鼻祖
原始瓷尊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制瓷器的国家，原始瓷正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这一重要阶段的产物。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瓷器为商代早期。这件原始瓷尊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于1953年河南郑州出土，高11.5厘米、口径18.3厘米，黄褐色釉，侈口，束颈，削肩，腹下敛。肩部及腹部满布拍印纹饰。整件器物里外都涂有一层较薄的透明釉，明亮光滑，胎釉结合紧密，硬度较高，叩之有金石之声。
这件原始瓷尊已经具备了瓷器的三大基本特征：其一，胎质成分为高岭土，即瓷土，细密黏结度高；其二，烧制温度达到1200℃以上，质地较硬，没有显著的吸水性；其三，表面施玻璃质透明釉，光亮细致，胎釉结合紧密。
原始瓷的发现，将中国瓷器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使中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上生产瓷器最早的国家。因此，该瓷尊当为世界上迄今所见最早的瓷器。
商代原始瓷制坯原料多数不作处理，胎质较粗，用泥条盘筑法辅以手捏和轮制成形。器形不规整，胎体厚薄不匀；器物内外施有薄釉，常见流釉现象；釉、胎结合较差，容易剥落。釉色有青、青黄、青绿、黄绿、绿褐、茶黄等色。器形有尊、瓮、罐、豆、钵、簋、盆、碗等。
我国河南、河北、湖北、江西、山东等地都有商代原始瓷器出土，此尊的形态和纹饰，颇具南方原始瓷器的特点。其肩部和腹部均有装饰纹，在端庄中透出素雅。
甲骨文
刻辞卜骨
狩猎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又叫甲骨卜辞。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已经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它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然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国家和阶级的构成，帝王及大臣的名字，战争、祭祀和狩猎的事迹，农业生产的情况，以及各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它还记录了我国最古老的日月食和各种气候现象。它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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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西周
西周(前1027年—前771年)是我国继夏商之后的第三个王朝，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王朝共历约二百五十七年，传十一世、十二王。
周部落兴起于渭水支流漆水一带，姬姓。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周朝的前期一直以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丰、镐为都城，因在东周都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以西，史称西周。
周朝礼仪制度比较健全，有自己的官制、兵制、刑法、地制以及礼制。直至春秋时期，孔子还在崇尚周礼，这说明周礼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周的先祖是夏时的农官，所以它的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这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最初的物质基础。随着物资的丰富，手工业、商业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得到了促进。在当时， 已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观测天象，记录历法，而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八卦之说也极有可能起源于周朝。这些都无疑证明了当时社会在科学上的进步和发展。
西周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后，逐渐走向衰败。周厉王垄断山泽之利，又压制国人言论，引起暴动，出现了“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年，是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公元前 771年，申侯引犬戎攻西周，杀幽王，西周亡。
帝王世系表
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
西周疆域图
西周诸侯分封图
周礼
《周礼》书影（南宋刻本）
周代的社会道德规范统称为“礼”，在举行礼仪活动时，常常歌舞相伴。相传西周的礼乐是由周公制定的。周公对以前的礼乐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就成为了“周礼”。
周礼分为五礼：吉礼，用于各种祭祀活动；凶礼，用于丧葬和哀吊各种灾祸；宾礼，用于诸侯朝见天子；军礼，用于军事和相关的领域；嘉礼，用于各种吉庆的活动，包括饮食、婚冠、宴享、贺庆等。在《仪礼》中记载的具体的礼仪，则有士冠礼、士婚礼、乡饮酒礼、燕礼、聘礼、士丧礼等，名目极为繁细。
周代的礼乐主要通行于士和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天子用以约束贵族的行为，明确他们之间的尊卑关系。对于下层人民而言，则以刑罚治之，礼乐不适用。
金文重宝
毛公鼎1
毛公鼎2
毛公鼎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周原，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34.7千克。
该鼎为西周晚期宣王时重器，是金文的经典名作。
毛公鼎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于鼎腹内，凡32行、499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
鼎大口，口沿下饰两周弦纹，中填重环纹。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简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毛公鼎内铭文，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全铭文以“王若曰”开始，是史官代王宣命；后4段则以“王曰”开始。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
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全文可分五段：1、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君臣相得，政治清平的盛况，继而以怀怆时事的语言，描述作鼎时时局并不宁靖；2、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3、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4、告诫鼓励毛公以善从政；5、赏赐毛公车、兵、命服。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
鼎铭既回顾了时弊，又申明了宣王任毛公以重要官职，及其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一篇金文书法的典范。
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井田制
格伯簋
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夏、商时就已开始实行。到了西周，井田制的发展趋于完备。
“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
实行井田制的前提是土地国有，周王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凭借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各级贵族又是他们统治区域内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土地是奴隶主国家所有，还不属于个别奴隶主私有，因此不能随便买卖。
井田的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两种，“公田”是原始公有土地的残存，平民通过在公田上集体耕作的方式，向国家承担交纳赋税的义务，公田上的产品，全部归贵族所有；“私田”则是公社农民的份地，需要定期重新分配，其产品一般归公社农民所有。
[此贴由 珠峰上猎户 在 2010-05-12 19:44 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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