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李煜 邵盈午 在历代帝王中，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有李煜这样的幸运，虽千载之下，只要一提他的名字，连文化档次并不高的人也会将他与下列词牌联系在一起：《虞美人》、《乌夜啼》、《浪淘沙》……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推《虞美人》。 《虞美人》一词所反映的无疑是末世昏君的亡国之愁。但如果仅着眼于此，便很难解释李煜的这首词何以会在不同阶层的读者中间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其实，这首词所凝聚的经过符号化的情感，并不是与亡国之愁一一对应的。就李后主当时的心境推究，他的“往事”、他的“故园”，乃至他的“雕栏玉砌”和“朱颜”，皆有具体所指，它们与“春花”、“秋月”、“小楼”、“东风”一起，构成了连贯的意象群，于是“愁”被净化了，剥离了亡国之愁的实体，只剩下万古恒同的外形，达到如斯境界，才算得上真正的艺术，才会超越时空而获致永恒的意义。无论哪一个时代的人，不论当时人的“愁”是什么，都不难从中领悟到人类最普遍的直接经验：经过繁华的梦想和破落的悲哀，经过人生的蹉跌和磨难之后，对生命、对人生的那种深切的发现。而诗与非诗的差别，难道不就在于对人类直接经验本身的综合、提炼与升华的程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煜又是有幸的：他在“仓皇辞庙”中失去的面子，却在文学里挽回来了，并在这里重新获得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如今，人们提起李煜，所指的已不复是那个袭位怠于政事的昏君，而是一个创作出不朽作品的文学家。如果说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那么李煜便堪称我国伟大的词人。他的词，上脱花间派的窠臼，下开苏轼“大江东去”的豪放词风，对自宋以来的词人影响甚巨。 我不禁想起《西清诗话》所载宋太祖“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的话。其实，宋太祖的这一假设毫无意义，李煜原本就不是什么政治家；降宋后，做了虚有其名的违命侯，哪里还构得成对大宋江山的威胁；可悲的是，李煜乃一天生情种，总也收不了泪，忘不掉他的“故国”。这一下可了不得，他的那些情辞双美的作品一经脱手，便不胫而走，轰传江南，这就不能不使宋太宗意识到李煜的存在就是江南旧梦死灰复燃的希望。狠毒、阴鸷的宋太宗，遂传旨御医，务必设法使李煜死后尸体作俯首屈身之状，以示永世臣服。当李煜在42岁生辰的那天，奉旨饮下宋太宗派人前来给他“祝寿”的御酒后，顿时五脏剧痛、全身痉挛，头足相就，状如牵机，于次日晨气绝身亡。 自此，世界上将不复再有南唐时的那个李后主；幸好，这幕宫闱残杀的惨剧，已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岁月冲刷不掉的，却是那“东流”至今的“一江春水”。 （摘自《散文》1999年7期） 评论这张
 转发至微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