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浙商精神既传承与沿袭了优秀传统基因，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始终激励着浙江商人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引领着他们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现将浙江社科院“提炼浙商精神”的科研成果摘要刊登，以期更多的读者参与讨论。
论浙商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内在统一
林吕建
浙商精神与浙江精神，在文化传承上具有明显的同源性；在承载主体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在内涵要素上具有的一定同质性；在发展态势上具有双向的互动性。因此，浙商精神与浙江精神之间是一种同源共生、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的内在统一关系。
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共同孕育于浙江优秀传统文化
历史上的浙江是开发较早、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务实作风，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以及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等文化基因，都为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优良的种子，使二者文化传承上具有极大的同源性。
作为区域文化的“两浙”文化，包含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叠加和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既具有坚韧、刚毅、负重的品性，又有宽容、平和、柔慧的特点，既有闯滩、冲关、冒险的意识，又有守成、从容、适性的传统。在以农耕为主导的文化圈内，相对中原区域的中心地带而言，地处边缘的“两浙”地区（尤其是浙东地区），在物质发展和文化生成方面，都具有一种主动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和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从而获得了不断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调适力，推动了自身的文化增殖。不断演化和积淀而呈开放进取的“两浙”地域文化，不仅对当代浙江精神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该区域的商业精英的思想观念、认知方式、文化性格、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心理感悟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浙商精神是浙江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脱离不了社会物质经济利益的增长与提升，脱离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浙江经济的突飞猛进，离不开一批具有浙商精神的商人群体。他们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分子，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既是人民大众，也是商界精英，这种主体的双重属性必然决定了浙商精神作为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决定了浙商精神作为浙江精神在特定人群身上的特殊体现而存在。
浙商精神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浙江人的典型精神特质，代表着浙江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先知先觉，代表着浙江社会经久不息的生命力与落地生根的适应性，代表着时代潮流和地域精神的重要发展内容和独特表现方式。浙商精神与浙江精神在承载主体上具有明显重合性，浙商精神必然作为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
浙江精神是浙商精神生长、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由于浙江精神与浙商精神具有相同的文化因子和历史传承，因此在内涵要素上具有同质性。无论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还是“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都为浙商精神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求真务实”、“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守志笃行”的浙商精神具有同源共生性，“诚信和谐”与“诚信为怀”具有相似的意义和内涵，“勇于创新”和“图强”的浙江精神则与浙商的“开天掘地”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浙江精神能够为浙商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和支撑。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为浙商精神的提升与完善提供源源不竭的推动力，使其向更全面、更人文、更和谐的方向发展。虽然二者在本质要素和主要内涵方面均具有同源共生和内在一致的关系，但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看，浙江精神能够延伸至更广的范围。虽然当代浙商身上已经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观念，但浙商精神更主要地体现的是与浙江精神的经济内涵最直接相关的成分，因此浙商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文化内涵为其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需要更多的政治内涵为其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先进的政治文明作为保障，从而实现全方位的提升与完善。
当代浙商精神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着浙江精神
浙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浙商精神是随着浙商群体独特的商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浙江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重功利、讲实效的功利主义传统，这已经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占有失衡、社会管理失序等诸多问题和弊端，因此，浙商群体越来越认识到了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从而不断在实践中实现浙商精神的提升与完善。浙江精神的与时俱进也离不开浙商精神的前进和发展，因此二者之间在各自的动态提升趋势上保持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浙江精神的提炼与概括，是以浙江人中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主体为对象的，因此，浙商群体始终是浙江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各个地域独具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例如温州商人、义乌商人、萧山商人等不同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必然体现出不同的商业文化和精神特质，这些地域性企业家的精神也构成了浙商精神和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提升也必然不断丰富和充实着浙江精神，使其既兼顾各地方精神的个性和差异性，也展现了对现代精神的总体追求。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必将更加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在精神内涵。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党委书记、 研究员】
论当代浙商精神的主要内涵
陈华兴
对当代浙商精神的新提炼和新概括，应该遵循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充分展示浙商精神的整体提升和动态趋进；二是牢牢抓住当代浙商精神内涵的有机成分，以其为核心，层层推进。从当代浙商精神的现有概括中，大致涵盖了吃苦精神、隐忍精神、诚信精神、开拓精神、变通精神、创新精神、包容精神、合作精神等要素，这里我们将其统括为四个方面，即意志坚定、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科学精神；诚实经营、讲求信誉的伦理精神；创业创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灵活变通、四海为家的包容精神。我们进一步将当代浙商精神的时代内涵凝练为十六字：“守志笃行，诚信为怀；开天掘地，有容乃大”。
守志笃行。“守志笃行”着重强调意志坚定、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科学精神。“守志”，出自《左传·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礼记·儒行》中也有“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的表述， 意为切实履行、专心实行；行为淳厚，纯正踏实。
“守志笃行”之于浙商，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敢为人先、意志坚定；其二，踏实严谨、知行合一；其三，勇于求真，乐于务实。“守志笃行”分别从“志”和“行”两个层面描述了浙商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特征。守志是笃行的内在要求，它以求真为基础；笃行是守志的外化与表象，表现为知行合一和务实作风，只有具备明确的目标、坚定信念的“守志”之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诚信为怀。“诚信为怀”强调的是浙商诚实经营、讲求信誉的伦理精神。“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人之立身处世，当以诚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信”是指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说文解字》认为“人言为信”，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 “怀”从心，本义为思念，意指心中始终萦系的牵挂。
诚信为怀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信守内心之真。即使在闲居独处时，自己的行为仍能谨慎不苟且。蔡元培先生强调：“诚字之意，就是不欺人，亦不可为人所欺。”真心对待过错，不能文过饰非，君子知过而能改，信守诚道，而小人则知过不改，全是饰非。其二，信守承诺。人无信则不立，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不失信于人。其三，待人以诚。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诚信为怀”，一方面强调了浙商的本体特征为“诚”，以及浙商本体与他者之间的主体性特征，即“信”；另一方面，不仅仅将诚信作为修身的底线，更是强调要将诚信不断体现在个体的动态行为中。因此，诚信为怀体现了浙商精神中的本体与现象、主体与主体间、内在与外化、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统一。
开天掘地。“开天掘地”形象地概括出浙商创业创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开天”， “盘古开天”作为中国古代的创世之神，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蕴含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以及勃勃有为的开拓精神。“掘地”，源自《左传·隐公元年》的“掘地见母”，蕴含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轰轰烈烈的意象。开天掘地并举，引申意指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首创性和开拓性。
“开天掘地”的涵义之一是开拓进取、积极探索的无畏精神，一种善于把握机会、想方设法争取资源的行动方式。涵义之二是创业创新。创新是指创造在实质上不同于现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或新事物，它设计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 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创业与创新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创新是创业的核心和灵魂，创业是创新的载体和基础，创新的成效只能通过他们的创业实践来检验，而创业成败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是创业主体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强弱。涵义之三是百折不挠。百折不挠是贯穿“开天掘地”过程的无所畏惧和矢志不渝的开拓精神。总之，“开天掘地”在内涵上蕴含了当代浙商不畏艰险、愈挫愈奋的大无畏精神，它在意境上生动体现出当代浙商坚定和坚毅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精神。
有容乃大。“有容乃大”涵盖了浙商灵活变通、四海为家的包容精神。“有容乃大”，源自《尚书》，其意有二：一是虚怀若谷，“受益惟谦，有容乃大”；二是包容兼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两者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立德，这是古代贤哲毕生追求的目标，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当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因此，《尚书》方云，有容则德大。
“有容乃大”之于浙商，其义有四：一是描述当代浙商不仅立足自身企业，还立足社会，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二是体现浙商在与人交往之中的宽容、谦逊和低调，不自大、不高傲，在行为处事和与人交往上，不张扬、不虚夸；三是指浙商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这种合作精神也常常被称为“抱团”精神；四是展现浙商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落地生根、四海为家的适应性和灵活变通的妥协性。
总之，“守志笃行，诚信为怀；开天掘地，有容乃大”是在围绕浙商的根本性精神特征之基础上，层层推进的一种概括与提炼。前两句以浙商本体为主要对象，深刻凝练出浙江商人的内在修为，侧重于个体的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的至纯至真，至诚至信。后两句以浙商群体为主要对象，意境高远地概括出了浙江商人的动态面貌，是对浙商在事业开创和开拓守业期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侧重于浙商的互动交往和社会属性。因此，四句话是对浙商精神的核心要素由个体而群体，由内在而外为，由静态而动态，由具象而抽象，由近观而远眺，由写实而意象的层层推进和铺展。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浙商精神的多样概括
黄 宇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精神的优良传统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以激活，最终蜕茧成蝶为当代浙商精神。改革开放的阳光和雨露，孕育和滋养了当代浙商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创举，磨砺和锤炼了当代浙商精神；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积极经验，丰富和升华了当代浙商精神。从浙商精神的内涵和要素来看，既有的概括与提炼大致是两个阶段：创业期和守业开拓期。
创业期的“四千精神”。目前，创业期的浙商精神形象地概括为“四千精神”，即 “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想出千方万法”。这种精神反映了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物质财富匮乏、总体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计划经济烙印影响深厚的经济背景和“一缺技术、二缺资金、三缺人才”的客观条件，是对“生存型创业”的真实写照。
“走遍千山万水”描述了当代浙商善于经商，敢于闯荡江湖，不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打天下的精神；“历经千辛万苦”，概括了出身低微的浙商不怕吃苦，勇于吃苦的精神品质；“道尽千言万语”描述了当代浙商具备精明的头脑、不懈的韧劲，善于说服对方和推销自己、诚实守信的商业作风；“想出千方万法”，体现了当代浙商 “以小搏大”、“借船出海”、“借鸡生蛋” 的经商灵性，体现了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精神气质。
守业开拓期的精神概括。守业开拓期的浙商，主要是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稳定持续地保有自己的商业成果，并使之进一步巩固与扩大。这一阶段的浙商精神具备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灵活变通、理性包容、讲义守信等要素，大体已经被概括为勤奋务实的敬业精神、灵活创新的变通精神、抱团合作的团队精神、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四项主要内容。
勤奋务实的敬业精神，主要是指浙商在创业守业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吃苦耐劳的隐忍精神。勤奋精神主要体现的是新浙商群体不畏艰难险阻、历经艰辛，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执着前行，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认清目标不动摇、抓住机遇不放松、坚持发展不停步。务实精神主要是指贴近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的价值观念。浙商不尚空谈，不喜坐而论道，崇尚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注重实际的行动和实际的效果。
灵活创新的变通精神，主要是指新浙商时刻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抢抓机遇、抢占先机、灵活多变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抓住了一个个发展机遇，赢得了发展时间，先行一步走向市场经济，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先发优势。在创新中，敢于探索，争喝“头口水”，出现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在海外开发专业市场……浙商的果断决策也促成了专业市场的红红火火，私营企业的发展成燎原之势，国有企业早早地展开了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在改革中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从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力最弱的领域启动和推进，进行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不搞一步到位的破旧立新，尽可能减少社会震动和阻力。
抱团合作的团队精神，主要是指浙商内部相互之间的团结、协作与配合的集群形象。改革开放以后，浙商的集群式发展模式正是基于家族纽带以及由此衍生的泛家族主义发展起来的。通过亲戚关系与泛家族关系（朋友、同乡、认亲等模式）进行群体性创业，进行集群性跨区域发展。因此，这种合作与配合并非只是基于市场竞争而相互博弈的结果，而是基于地域性和亲缘性基础之上的一种互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业缘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通过文化、习惯、语言和性格的交流得以形成的。 通过抱团合作，逐步形成了以地域和行业为纽带的规模商业效应，区域性的商人群体不断涌现和强化。温州商人，“宁波帮”，台州的“新台商”，湖州的“湖商”，义乌的“义商”，衢州的“龙游商帮”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商团商会等等不断涌现也体现了这一趋势。
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主要是指浙商讲诚实、守信誉，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精神气质。这既是浙商安身立命之本，又是其开拓之履。浙商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然而，如果不讲诚信，开拓则寸步难行。诚信也是浙商的经营之道和企业发展之源，是一种能够转化为物质财富的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更是浙商精神的精髓与商法的要则。
此外，浙江各地地方精神的提炼和概括也为当代浙商精神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和有益的参考。“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凝练出了“敢于冒险，自立自强，永争一流”的温州精神；“有硬气、不张扬、敢冒险、善创造”极好地概括了台州民营企业家精神；萧山提炼出了 “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本质精神内涵；“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在全球范围内闯出了一片蓝天，等等。正是各种地方精神的不断发展和充实，共同推动了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丰富和升华。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论浙商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
唐 玉
传统浙商的文化基因，是指浙江历史上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特质（素质、修养和信仰等）及其相互联系在商人这一主体身上交织后表现出来的主观属性和特征。概括来说，传统浙商在千百年的创业实践中，秉承了浙江人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务实作风，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以及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等文化基因，逐步形成了传统浙商的基本品质和精神要素。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大多数传统浙商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计艰难，不得不放弃农耕或背井离乡，走上经商之道，他们大多拥有朴素而坚定的基本理念，即“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无欲则无心”、“人则财之本”皆是出于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是对自我的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实际上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事实性否定，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等典型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彻底反动。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商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客观上，人本观念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有利于提升工商业的社会地位，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为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桥梁，并成就了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在历史上，传统浙商立足百姓生活，发展专业技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形成了区域性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百姓吃饭穿衣等头等大事，创造了传统浙商的一代代辉煌。
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价值传统。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商业精神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叶适也明确反对义利两分，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也体现了其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的相左和违背，形成了传统浙商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对浙江的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唐代开始，杭州、宁波和温州就已经成为了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都居全国领先地位。
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造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复国雪耻，成就霸业。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生存压力日益沉重，浙江人靠辛勤劳动，形成了一年三熟的稻作文明，也磨练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同时，古代农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海堤、河道、水利工程的修筑，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就是一代代浙江人励志图强改造大自然的骄人成果。另外，农耕困难激发了浙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先民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人口密集也在客观上迫使浙江人勇敢地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地理环境的山海地一体多样，也孕育了浙江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具备海滨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及国内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浙江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元代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浙江占四个。地理上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造成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又敢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浙江的文化传统为“人性柔慧”。“人性柔慧”指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的特质。在原始积累时期，民间商业精神遭到政治制度的压制，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这种不利的制度环境之下，传统浙商灵活多变地创造出了独特的“民商”模式， 通过寻找到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经济缝隙中的“小本生意”，避开与官方利益的直接冲突，以曲折的方式追求商业利润。随后，又通过在农村、城镇、山区的商业“游击战”形式，逐步编织商业网络，使得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徽商盛极而衰之时，传统浙商却得以薪火相传，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获得新生。同时，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织，一方面成就了传统浙商的开放心态和开拓热情，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传统浙商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特别是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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