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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官、钧、哥、定”是闻名于世的宋代五大名窑
宋代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空前绝后的水平。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两宋文化的一朵绚丽的奇葩。宋瓷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以成为风靡世界的名牌商品。宋瓷有民窑、官窑之分、有南北地域之分。 所谓官窑，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办的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的用瓷：所谓民窑，就是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 官窑瓷器，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 而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要考虑成本，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但并非没有精美的艺术产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宋瓷窑场首推五大名窑，即 汝、官、钧、哥、定。
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地处汝州而得名，所烧陶瓷精美绝伦，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北宋后期，汝窑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即“汝官瓷”，简称汝瓷。汝瓷烧制于宋哲宗元佑元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１０８６～１１０６年)的二十年间。后因宋金战乱而失传，南宋时汝瓷“尤难得”，传世品全世界仅存６０余件，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及台北、上海、英国、日本等博物馆收藏，为举世公认的稀世珍宝。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以名贵玛瑙入釉，色泽独特，随光变幻。观其釉色，如雨后天蓝色的晴空，温润古朴；抚其釉面，平滑细腻，如同美玉。器表呈蝉翼纹般细小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在光照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在胎与釉的结合处微现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汝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古朴、典雅、凝静、大气，象征着纯结、平安、吉祥和富贵。对汝官瓷的拥有和欣赏，体现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层次和艺术涵养。汝瓷烧制技术失传８００多年，近年来仿烧成功，使天青釉重见天日。
汝窑青瓷的色泽美
宋汝窑天青釉盘
在所谓的宋代五大名窑中，汝窑是被列带其中之冠的北宋著名瓷窑，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对其就有论述：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谓：“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南宋·叶寘《坦齐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柬退，方许出卖，近尤摊得。”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此外，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和南宋的《咸淳起居注》中对汝窑的器物和釉色也有所提及。
汝窑过去一直认为在河南省的临汝县（今汝州市），因宋代汝州州治所在地在临汝。但近半们世纪以来，文物、博物馆部门的工作者几乎走遍了该县，始终未找到汝窑的窑址。进入70年代以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河南省的文物工作者扩大视野，几经努力在邻近的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窑址。宝丰县宋时属汝州管辖，按传统的命名法，窑以州名，汝窑之名由此而得。至此，长期以来扑塑迷离、悬而未决的汝窑之谜终于被揭开了。
汝窑本来是一座烧造民用瓷器的民间窑场，它的风格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相仿。北宋晚期为满足宫廷的特殊需要，专门烧造高档的瓷器。由此对汝窑的确认，有两种不同的概念：
1、广义地讲，即原古汝州所辖的临汝、宝丰、郏县、鲁山等县所烧造青瓷器物的统称；
2、从狭义的角度，指专门烧造供御青瓷的官窑器物。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就是后面的这种汝窑青瓷。汝窑烧造的时间，已故著名陶瓷史 家陈万里 先生根据成书於宣和五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南宋人顾文荐的《负喧杂录》等有关文献分析，认为在宋哲宗元佑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086—1106年）期间，前后约二十年左右。 叶喆民 先生在《汝窑廿年考察记实》中进而推断汝窑终於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盛烧约四十年； 李辉柄 先生认为：“官汝瓷的烧造历史大约始於政和元年（公元1111 年），至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 汪庆正 先生的《汝窑的发现及相关诸问题》中指出：“汝窑的烧造年代当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综上所述，徽宗教政时期是汝窑烧造的全盛时代已成稳陶瓷界的共识。
汝窑瓷器胎质细洁、胎色灰中略带黄色，俗称“香灰胎”；为了使器物外观完整，采用绝细的芝麻钉满釉支烧，因此器底仅见三至五个细如芝麻的支痕；汝瓷的釉面开有细密的本色纹片，釉下气泡疏稀、寥若晨星。汝窑瓷器最主要的特点，它不以装饰纹样为重，而以釉色作为美化器物的重要手段。汝窑青瓷由於胎、釉中含铁量的恰当、烧成时还原火焰控制的适度，因而釉色达到了宋人所理想的境界。汝窑青瓷器物的釉色呈现一种纯正的淡淡天青色，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的一些汝窑作品来看，它们的色调变化不大，有的虽稍深些，有的稍淡些，即使有粉青、卵青、灰青之分，但呈色比较稳定，都离不开天青这个基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尊”釉色天青，仿佛两过初晴的明朗天空。汝窑的烧造，可以说已基本上掌握了铁的还原性能，恰如其分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周辉提到汝窑，内有玛瑙为釉。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而瓷釉的主要成份也是氧化硅。汝窑青瓷天青色的形成，玛瑙这种贵重的釉料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宋史》载：政和初，“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领镇界产玛瑙”。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发掘资料也表明：“在窑址作坊附近除发现瓷泥料外，还发现玛瑙矿石，石质坚硬，颜色有红、黄、绿、白、蓝等。”笔者承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赵青云 先生相告：宝丰清凉寺窑址发现的汝窑标本中确有玛瑙成份。由此可知当时宫廷用的官窑瓷器不惜工本，姿意挥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汝窑天青色在色彩上它介乎绿色与蓝色之间，绿色是一种充满静谧的温和色彩，而蓝色则带有神秘的冷色。汝窑青瓷器物的天青色，它既有蓝色之冷，又带绿色之暖，是一种冷暖适中、十分谐和的色调，这种色感正是当年统治者审美情趣的反映。汝窑主要是徽宗在位期间烧造的，赵佶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一位 封建 君主。政和七年夏四月，他更是荒唐地让“卿等可上表章，册朕将教主道君皇帝。”道学以“静为依归”，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观。道教的仪式中，献给天神的祈祷词，称为青瓷，更是表明崇信道教的教人对青色的崇尚。而汝窑天青色的幽玄、静谧正适合这种审美情趣。因此，汝窑器物所具的清逸、高雅的色泽，体现了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和宋代上流社含的时尚。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在河南汝州神垕镇（一说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因此而得名。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
以汝窑青瓷为代表的宋代官窑器物之釉色素朴、清雅，也反映了宋代和唐代瓷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统治者鉴于武人跋扈、藩镇作乱的教训，在努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同时，大力推行文治主义。两宋，大于文治，固然有利于经济文化的繁荣，但武备松弛，也必然招致丧权辱国，结果面封强敌的入侵而无能为力。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宋代是一个十分软弱的王朝，北宋建国后，虽出现一个时期内的相对安定，然盛唐时期那样雄健尚武精神已经完全丧失。在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为了逃避现实更是追求安逸和享乐，那些带有世俗、田园、花间生活熏陶而产生的艺术情趣，已不具备盛唐那种绚丽、豪华的特色，强调的是平淡、自然之美。在思想领域中，构成宋代社会哲学思想的基础是程朱理学，信奉理学的封建文人，追求平易质朴的风尚和禅宗深奥神秘的哲理。在艺术上爱好幽玄苍古之趣，这种所谓的文人趣味，也必然反映到工艺美术中来。汝窑青瓷器物不求纹样装饰，釉色以素雅、沉静为美，体现出宋代上流社会用瓷推崇理性美的特色。宋代的文学一直以平淡作为审美要求的最高理想，平淡是要求作到平易而隽永、淡泊而含蓄。“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宋徽宗在绝笔词中还在以拟人化的手法，赞美杏花之清雅舒淡之美。而作将赵佶御用的青瓷器物，这种文学思潮必然反映到汝窑瓷器中来。以汝窑为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于素朴之中表现着内在心灵的意蕴，从美学的角度，笔者认为它的艺术格调该说是高雅的。文献中提到：“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弃定用汝以定器有芒，似乎解释不通。芒口之弊，完全可以镶金、银扣来解决的。弃定改以用汝是否考虑于审美爱好有关。汝窑瓷器的釉色体现北宋晚期以赵佶为代表的统治者审美追求，“不堪用”恐怕是定窑白瓷的釉色不适合其审美要求罢了。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 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
官窑胎釉的对比美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
势利导地解决工艺上的缺陷，并能巧妙地利用这种工艺上出现的病疵，使器物平添生机和自然的美感，道也可以说是宋代青釉制瓷艺术的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碎裂纹开片的青瓷，不仅哥窑，宋代的官窑瓷器也具有道样的特色。
官窑之谓，在中固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和临安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在《负喧杂录》中这样提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京师即汴京，乃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北宋汴京官窑的窑址至今尚无线索，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曾多次改道和经常泛滥，而汴京正处在黄泛区内，致使地层面貌发生巨大变迁。据考古发掘和对古遣址的钻探结果所知，当年的宋代汴梁城址在今开封地下六至八米深虚，这对勘察宋代文化遣存增加相当困难，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窑址的发现可能性不大。由此对北宋官窑的存在，有的表示怀疑，也有认为北宋官窑即汝窑。
靖康之变，南宋朝廷沿龙北宋旧制，在京城临安又与建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南宋·叶真的《坦齐笔衡》与顾文荐的记载略同，“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与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龙故京遗址，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荧撤，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比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文中明确指出南宋官窑有“内窑”与“郊坛窑”之分。本世纪初在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下就已发现郊坛窑的窑址，50年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窑址进行科学的发掘，清理出龙窑一座，四周出土了许多青瓷的碎片和窑具。宋·吴自牧《萝梁录》曰：“向于咸淳年间，度宗亲乡南郊祀，用正月朔正……幸嘉会门外，至郊坛次侧青城端城行殿致齐……上出端城殿、升安辇，南行曲尺，西去百步，乃郊坛，其郊坛“象天立制筑园丘，飨帝于郊法有周。坛陛崇高霄汉近，云车风马接灵游”。坛高三层，有七十二级。坛面方圆各三丈，坛有四皆……”在窑址附近发现郊坛的外围墙，故位于鸟乌龟山下的窑址，应是“郊坛下别立”的南宋新官窑无疑。修内司窑过去因窑址未发现，悬而未决。近年，据报载，在杭州市的万松岭南坡与凤凰山东北角的一个小山腰里，发现了修内司官窑遣址。这里当年正处在修内司的范围之内，从搜集到的窑具和釉下褐彩的“修内司”、“官窑”瓷片标本，与文献中的“置窑与修内司”的记载相吻合，故该遣址被确定为南宋修内司官窑之窑址。诚然，彻底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尚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发掘。
官窑器物的釉色以粉青为上，色调淡雅含蓄，颇有玉的效果。为突出这种色质之美，官窑青瓷和汝窑、哥窑器物一样，不崇尚花纹，一般都无纹饰。官窑瓷器即使有装饰，也只是在器身饰以非常洗练的弦纹。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官窑弦纹瓶”，在瓶的颈、腹部位有间距不等的弦纹六道，而且这些弦纹的安排也非常疏朗。整个器体大面积素朴无饰，使此瓶具有一种单纯、典雅的明朗效果。
官窑青瓷和哥窑器物除了获得开片这种特殊趣味外，两者还都具有“紫口铁足”的特点。官窑和哥窑瓷器由于胎腹中铁分的含量过多，故瓷胎大都是稍带褐色或紫色的黑胎器物，足底不上釉。紫口铁足就是利用釉的流勤，口边祗挂有极稀薄的一层釉，薄釉在口部透出官窑青瓷略带紫色的胎骨，足部也因无釉而呈现铁色，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官窑和哥窑瓷器的“紫口铁足”，并成为历来鉴定官窑和哥窑器物的重要依据。官窑和哥窑器物所具紫口铁足的特点，与罩在器表的瓷釉相映，色泽上形成对比的艺术效果，它既破除通体一色的瓷釉色彩上的单调感，又能赋予器物古朴、庄重的情趣，由此使官窑作品愈发显示出青瓷的美丽。
宋代十分重视恢愎旧有的传统，宋初聂崇义编的《三礼图》，就是为了“祥求原始”，详细考证制度，“遵其义”、“释其器”，以“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仿虞周汉唐三旧”。现实虽不会完全遵其旧制，但也成了以后力图恢愎旧制的蓝本，开创了宋瓷仿古之先声。宋代金石学的诞生，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使宋瓷出现不少仿古的造型，尤其是官窑、汝窑、哥窑和钧窑等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造仿古铜和炉、鬲、觚、觯一类的礼仪雅器，内中尤以弦纹瓶、贯耳瓶、鬲式炉、觯式瓶和鼎式炉最为常见。这种仿古的作品都做得便其规整、精细，造型也非常古朴、典雅。前面提到的那件官窑弦纹瓶，是仿照汉代青铜器的形制烧制的，器物的造型特点为长颈、鼓腹，在艺术上给人的感受是：颈部虽长，即不为失度；器腹虽鼓，而不觉臃肿，其造型简洁雅致、干净利落，一件器物的构思设计，要达到这一地步是极不容易的。除了弦纹瓶，它同琮式瓶、贯耳瓶、鬲式炉等都是从古铜和玉器中吸取了营养，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有宋代瓷器的造型。宋瓷中以烧制仿古器物为主的官窑、汝窑、哥窑器物，与形制灵活多变、请求实用的民窑日用器皿，在造型上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阶层作风。
由于制瓷窑场的阶层属性所决定，两宋的官窑器物都是按“禁廷制样”所烧造。因此，造型、釉色、装饰都必须迎合统治者的审美情趣，所生产的器皿是不允许进入流通领域，为宫廷所垄断。官窑的生产对民窑也是严格保密的，但官窑匠师毕竟来自民间，民窑瓷器的烧制工艺经官窑提高以后，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又反过来影响民窑的生产，提高了民窑制作的时代水平。故而两宋官窑的设立，对推动一代瓷业生产的蓬勃发展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
钧窑，在今河南禹州八卦洞与钧台一带，因古钧台而名。始烧于唐代，盛于北宋，金元时继续烧造，以烧制乳浊釉瓷为主，兼烧黑瓷及白地黑花瓷，以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而闻名，北宋徽宗定为御用珍品，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器物多为鼎、沪、洗、盆、盘、碗、瓶、人物、尊等。产品贵在窑变画，画为天然非人力所绘，有“钧瓷无双”之说，元代起南方即有仿钧器皿，明、清仿钧釉有宜兴窑（宜钧）、石湾窑（广钧）、景德镇窑（炉钧）。宜钧为陶胎，胎有紫色与白色两种。广钧亦为陶胎，胎色暗灰，厚釉垂流，釉下有一层铁锈色底釉，故釉面颜色较深且有兔毛纹状。炉钧是景德镇在清雍正年间仿钧窑烧的一种低温釉，先以高温烧成瓷胎，挂釉后在低温炉中第二次烧成，故称炉钧；胎色洁白，釉较薄，光泽性强，缺乏宋钧高温那种厚重奔放感。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 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 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 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 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 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 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钧窑瓷器的色彩美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在繁花似锦的宋代青釉瓷器中，钧窑瓷器则是通遗釉色的变化——复色釉的色彩美，取得绚丽多姿的彩色效果。
钧窑的产地在河南省的禹县，禹县于北宋时名为阳翟县，金大定二十四年更名为钧州。按惯例窑以州名，钧窑之名由此而得。过去的一些研究陶瓷史的学者和著述，也就窑以州名认为钧窑始烧于金代。1974—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的事业人员，在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中，出土有大量的钧窑瓷器的散片，从这些标本的造型来判断，它们具有鲜明的北宋时代特征。该窑址同时伴出还有“用钧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这一重要的发现，证明宋徽宗执政时期，钧窑瓷器已达到了鼎盛时代，从而纠正了过去钧窑始烧于金代的立论。
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黑釉器物之上。到了宋代，这种复色釉的技艺已掺入到青釉制瓷工艺之中，这一突破乃钧窑制瓷匠师们对我国古代制瓷工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钧窑瓷器的胎色灰白浅黄，底刷浆釉，釉色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出色的作品乃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交接在一起，给人以变幻无穷的色彩美。不少人往往借用唐人诗句：“夕阳紫翠忽成风”来形容它，可谓一点也不过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钧窑尊”，其口缘内施天青釉，器外则以大青、玫瑰紫和海棠红交融在一起，釉色美如朝晖晚霞，极尽绚丽璀璨之致。其实，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是浓淡不一、幽雅的天青色，而所谓到窑瓷器有月白、灰蓝之色，也只是色度上的差异而已。因此，钧窑瓷器仍属于青瓷系统，而像此尊上所闪现的海棠红色是加入铜的成份所致。铜红的烧成难度较大，铜的含量多少，会影响到呈色的效果。此外，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也十分敏感，它必须以还原焰在 1250℃ 以上的高温下，而且烧成气氛控制得当，才能出现美丽的红色，若稍有偏离，色泽就会随之而产生变化；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互相融合的产物。钧窑复色釉瓷器的烧成，不仅使宋代的青瓷色彩尽态极妍，它所产生变幻无穷的色彩美，为宋代的官窑青瓷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钧窑瓷器也是一种厚釉器物，典型的作品其瓷釉常常出现一种与色地不同的、呈不规则流动状的细腺，它的形态宛如蚯蚓在泥土中游动的走泥状，过去骨董界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器物所出现的“蚯蚓走泥纹”，与哥窑、官窑瓷器存在的开片一样，也属于烧成工艺上的一种病态，其形成机理是因为钧窑瓷器都经过素烧，也就是为了避免瓷胚在高温烧造时破裂和变形，先以较低温度烧一次，以固定坯体。但它有时会促成釉层在烧窑过程中，于低温中发生裂纹，随着温度逐渐烧高，使黏度较低部份的釉流入和填补裂纹造成的空隙，就形成了和眼泪流下来一样的那种“蚯蚓走泥纹”，这种具有流动感的色丝将器物平添一种纹路美，在当时也为人们所欣赏。它作为钧窑瓷器的一个特微，由此也成为文物界鉴定钧窑器物的一点线索。
钧窑瓷器的釉色在宋代青釉中是别开生面的，禹县钧窑的异军突起，导致黄河流域不少制瓷窑场群相仿制。钧瓷的别致，自然也很快为统治者所看中。宋徽宗在位期间于禹县设置官窑专门为大内生产部份皇室用瓷，其产品有各种花式口的盆和奁、出战尊、敛口尊，鼓钉洗、炉、钵、碗、盘等，上述器皿都是按禁廷制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皿乃和当年的花石纲有直接关联。所谓‘纲’，最初是唐代玄宗朝设立漕运的‘纲运之法”，以十船为‘一纲’。到北宋末年，赵佶大肆搜括民脂民膏，纲的不同名目也就多起来了，而花石纲乃专门供奉徽宗无度挥霍的“御前纲”中最大的一种。崇宁四年十一月，为在东京（今开封）与建寿山艮狱，“以朱面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示，指为御前之物”，花石纲劫往东京的“嘉花名木”、“怪石严壑”一部份要用瓷器来陈设，禹县钓台窑址出土的器物底部刻有“一、二、三……至十编号’的盆、盆托的残片，就是当年为宫廷烧造盆景所用的器皿。故宫博物院收藏“宋钧窑出戟尊”器底刻有“三”字的编号，毫无疑问它应是当年禹县钓台窑址所烧造。有人曾对数十件有数字编号的同类器物进行排比，发现标号数字和器物的尺寸相关。“一”为起始号、为最大号，因而这件出戟尊属较大型的作品。
金代钧窑瓷器的生产比北宋更为普遍，生产的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这时有圈足的器物，圈足都露胎，只是在圈足的底心施釉。金钧不如宋器，唯其青釉上所呈现的紫红色斑块，有其特殊风采。它仿佛在蔚蓝的天空忽然涌现一片红霞，比较美观。入元，钧瓷已成为北方民间比较普遍使用的瓷器。元代的窑场都烧制器形硕大、浑厚凝重的器物，这一时代的特征在钧窑产品中也不例外。与金钧一样，这时的器物也远不如宋瓷，其胎体粗松、釉面多棕眼，釉色一般为月白、天蓝，也有以红斑装饰，呈色似显呆板。但元钧也不乏精美之作，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钧窑贴花双耳三足炉’，通体满釉，以天蓝色为主，与月白交融，犹如蓝天白云，蔚为壮观。作为厚釉失透的钧窑瓷器，若采用刻、印花装饰，较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此炉乃以堆贴的手法，在颈部装饰专花和龙纹，腹部贴以铺首，这种装饰为宋钧所不见。
哥窑是宋代南方五大名窑之一，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 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 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 哥窑瓷胎体有厚有薄，釉色主要有粉青、 月白、米黄数种，釉面光泽如肤之微汗，是为上品。器形以洗、炉、盘、碗为多。
哥窑瓷器的纹理美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
从制瓷艺术的角度，如果说汝窑器物以其釉色的美丽动人使人流连倾倒的话，宋代青瓷器皿中的哥窑瓷器，则以周身冰裂、变化万千的另一面目—瓷釉的裂纹美而别开生面。
哥窑在过去也被列入宋代的五大名窑，但未见于宋人的记载。较早涉及哥窑并且点明其时代的是明嘉靖五年（公元1566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编》一书，内中有这样的记载：“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派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有深灰、浅灰、黑灰和土黄等多种色泽，釉色更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的不同，而以油灰为主。其主要特点是釉面布满龟裂的纹片，通常称之为“开片”。这种由细小裂纹所形成的片纹，大小有别、裂纹颜色的深浅也不一。由于器形的不同和釉料收缩区域的不一样，在器物上造成了外观效果的差异，即由于纹片的交错呈现各种不同的形状：形成所谓细眼者俗称“鱼子纹”；纹片细碎者也叫“百圾碎”；较粗疏的黑色龟裂和细密的黄色裂纹交错着，呈现深浅颜色层次的碎纹，叫做“金丝铁线”。总之，它们舆底色形成色泽上的对比，深浅相近、条块分明，非常自然贴切。一件器物的周身布满这种碎裂的纹片，它好像隆冬江河中的冰裂变化万千，在艺术上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宋代青瓷中的哥窑就以其自然的开裂现象而博得人们的喜爱。
哥窑瓷器釉面所产生的纹片，本属于烧造工艺上的一种病态，它是由于胎体和釉面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一件瓷器如果膨眼系数一致、釉面没有裂缝、胎与釉的结合紧密，那么出色作品的坯釉就具有浑然一体的效果。但当胎的膨胀系数比釉的膨胀系数小到一定程度时，釉就会在烧成后的冷却过程中形成裂纹。哥窑青瓷器物上的开片就是这一原因所造成的。可是这一烧成中的弊病—釉面所产生的大小、疏密的块面分割，即使哥窑青瓷形成一种自然的裂纹美，这就犹如画家变败笔为神奇一样，给哥窑青瓷器物增添了生机，在当时它给人们以一种崭新的艺术享受。
哥窑窑址至今在浙江省龙泉县始终未找到确切的窑场，故对傅世的器物和窑址的存在是当前学术界争论颇大的同题。归纳起来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窑址的地域归属，由于哥窑瓷器的胎体大多呈黑灰、深灰之色，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56—1961年在龙泉县的大窑、溪口等窑址发现黑胎的开片青瓷，它们的特征与傅世的哥窑作品有一定的相似，因而认为“大窑、溪口窑址中出土的黑胎青瓷应当是哥窑的产品无疑”。对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对龙泉县黑胎青瓷和傅世哥釉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测试的结果，发现有一定的区别，故认为：“傅世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可以接受的”，据此，他们进而提出：“傅世哥窑在好多方面都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因而“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造”。哥窑是否为景德镇所烧造，没有窑址出土物为证，难以使人信服。
2、从窑口本身来说，有人认为“修内司官窑就是傅世哥窑”。这种新的见解，本身就否定傅世哥窑的存在，对此当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对哥窑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就当今收藏最多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博世哥窑作品来看，形制多属瓶、炉、洗、眢一类器皿，造型富有宋瓷的时代风格。因此，哥窑还是宋代所烧造的一种青瓷器物。至于窑址究属在哪里？只能寄希望于日后的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
哥窑瓷器的造型除碗、盆、洗以外，还有各式的瓶、炉、尊等，贯耳炉更是比较多见的器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贯耳炉”可谓哥窑瓷器的代表作。此炉侧影近似长方形，它的外廓线表现为口沿以下向内收缩，而器腹微微外凸，这样一收一凸的器体弧腺显得十分饱满有力；两旁配置的双耳向外扩张，在造型上增强了器物庄重、凝重的效果。加之哥窑瓷器的釉层比较肥厚，更给人以浑厚、稳定的感受。作为当时祭祀和供神用的一件陈设瓷，这种贯耳炉则是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它应有的职能。
北宋产品胎薄而轻，胎色洁白。白釉呈乳黄色，积釉处多见泪痕，隐现黄绿色。器外壁薄釉处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器形以盘、碗、碟、盒和枕为多，还有净瓶、海螺等佛前供器。主要装饰技法有印花、刻花、和剔花，印花以花卉纹为多，常见莲、菊、萱草、牡丹、梅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整齐，讲究对称，印花定器是宋瓷中的佳品。刻划花常见莲纹、水塘双鱼和莲池游鸭等，刻划花纹多装饰在器物的一面，或里或外，里外都刻划纹饰的极少见，北宋早、中期定窑覆烧法尚未出现，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粘附着垫烧的砂粒或支烧痕。北宋后期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上多不施釉，俗称"芒口"，其它部分满釉。芒口处往往镶上金、银、铜的边圈，芒口为定窑产品的一大特征。宋代景德镇所仿定窑瓷器，称为"粉定"，亦采用覆烧法，口沿无釉，用金属镶包口沿，刻划花水平也较高，几可乱真。区别之处是景德镇仿定瓷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民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定窑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一带，因其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以盛产白瓷著称。定窑在唐代早期就开始生产，到北宋发展到全盛时期，元代已停止烧制。胎骨细腻洁白，又轻盈秀美，是定窑白瓷的重要特点。定窑的釉面装饰，是宋代瓷器中最为精彩的。宋早期的定窑白瓷采用刻花的方法。稍后，又出现刻花和蓖划相结合的装饰。到北宋中期，定窑开始采用印花装饰。纹饰多在碗、盘的里面，布局左右、上下对称，以细、密为特色。北宋早、中期定窑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黏附着垫烧的沙粒或支烧痕。后期定窑采用口沿在下的覆烧工艺，因此口沿有“芒”，但烧成的器物都很规整。作为皇室使用的贡瓷上，口沿都包上金、银或铜，更显豪华尊贵，故称之为“金装定器”。
  宋定窑白釉孩儿枕 定窑金代时生产的四季花卉印花碗模 （河北省博物馆藏） 定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一带，因其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的制瓷业到了宋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宋代有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各以其无比的艺术魅力，为我国瓷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定窑窑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今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最高的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遗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
晚唐和五代时定窑烧制的瓷器，还嫌粗糙简单，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其他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高温色釉。定窑的白瓷，胎薄质细，釉色洁白，造型优美，以刻花、画花、印花等加以装饰，艺术水平很高，社会影响很大。去宋不远的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知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瓷的绚丽多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州白瓷孩儿枕”，是定瓷的代表作之一。
定窑生产规模宏大，品种繁多。在遗址北宋地层出土的龙凤盘刻有“尚食局”款额，说明这里不但烧制民间的各种生活用瓷，还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这里烧制的碗、盘、盆、罐、杯、壶、瓶、枕、器座以及玩具等，造型秀美，纹饰精致。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定窑就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体。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但在金、元时仍继续生产。定窑的制瓷技术，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又进入了复苏期。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历尽艰辛，通过上百次研究实验，在仿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制成功了仿古、美术、日常三大系列工艺产品200多种，产品在国内展出屡屡获奖，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等十几个国家和香港特区。
除五大名窑的瓷器外，宋代耀州窑、磁州窑和北宋黑釉制品也是宋瓷收藏品中的重要部分。耀州窑是北宋时期执中国青瓷生产之牛耳的窑场，青中闪黄的色调是其特有，刻花技艺犀利刚劲、精湛高超，纹样线条宽厚，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在宋代同类技法中首屈一指。在有层次的化妆土上剔刻纹样是宋代磁州的一大特色，黑白分明、对比强烈是其装饰风格。黑釉是宋代南北窑场的重要品种，其中油滴和兔毫是其在烧造过程中出现的铁结晶形成的，成功之作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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