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词人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继武前贤，光大词学，时称桂派 ① ，亦称清季四大词人，为清代词学之结穴。王鹏运（1848—1904）字幼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广西临桂人，原籍浙江山阴，有《半塘定稿》行世。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避清废帝溥仪名，改周颐，字夔笙，号玉梅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亦广西临桂人，原籍湖南宝庆，有《蕙风丛书》、《蕙风词话》等行世，晚年自定词为《蕙风词》二卷。桂派之名由王、况二人籍贯而来。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人，有《彊村丛书》、《彊村遗书》行世，晚年自定词为《彊村语业》。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晚自署大鹤山人，先世高密郑氏，清初改隶正黄旗汉军，至文焯始复姓，奉天铁岭人，以贵公子隐吴中三十余年，有《大鹤山房全书》行世，晚年自定词集为《樵风乐府》。
由于四人身处易代之际而心恋胜清，故论者鲜少，细数起来，有况周颐撰《半塘老人传》，郑文焯婿戴正诚撰《郑叔问先生年谱》，朱祖谋弟子龙榆生撰《清季四大词人》，分论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文廷式，况周颐弟子赵尊岳撰《蕙风词史》。以上记载，除《郑叔问先生年谱》堪称翔实外，其他则多论其词，少记其人，且所记间有错讹;而对四家之交游则鲜有论及。清季四家实际是一词学派别，是清季词学的结穴;且处在新旧交替时期，对传统词学有总结意义。笔者查阅了大量清末民初的词集、文集与笔记、日记，旁及野史、逸闻，尤其以四大词家的词集序与词作小序为依据，爬梳、董理出四人之词学交游始末，并纠正上述数文记载的讹错，以就正于方家。
一 前期:任职京都之交往
王鹏运在桂派四子中年最长。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赴京，次年光绪元年乙亥（1875）任职内阁中书。按况周颐《半塘老人传》 ② 云:“（同治）十三人（“人”字当为“年”字之误），以内阁中书分发到阁行走，旋补授内阁中书。”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③ 记姚亶素语云:“光绪乙亥，以内阁中书到阁，旋补内阁中书。”此后于光绪八年壬午（1882）前在汴梁初会朱祖谋。据徐珂《近词丛话》 ④ 云:“朱古微少时，随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为河南粮道者至，遂相遇，古微及纳交于幼霞，相得也。”又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 ⑤ 云:“（鹏运）以癸未冬，省兄于大梁，越岁，乃返都。（据端木埰《词序》）”考陈三立《朱公墓志铭》 ⑥ “举光绪壬午乡试，明年成二甲一名进士”，则光绪九年癸未（1883），朱祖谋考取二甲一名进士，于此时再见半塘，《学词日记》记姚氏语云:“（朱）癸未入京，见半塘。”朱氏入京会试在春天，故称春闱，不可能此年冬又返大梁去会王鹏运，故定王、朱于光绪八年壬午前相识，次年在京都再见是可靠的，龙榆生据端木埰《词序》定王氏癸未冬省兄河南，初会朱祖谋是错误的。而此前，况周颐仍在家乡临桂埋首书斋，见《况周颐年谱》 ⑦ 。又据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 ⑧ ，郑文焯从光绪元年至六年，寓居北京，未闻与王鹏运交往。光绪六年，郑氏应苏抚吴子健之聘，赴苏州。此后，光绪九年癸未，郑氏晋京应试未中，朱祖谋于是年取为传胪，郑与王、朱仍无往来。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朱祖谋出任江西副考官，据夏孙桐《朱公行状》 ⑨ :“戊子科江西副考官。”况周颐于是年二月入京，得识王鹏运，次年己丑考取内阁中书，从王鹏运治词，半塘进以“重拙大”之说。赵尊岳《蕙风词史》 ⑩ 云:“自佑遐进以重大之说，乃渐就为白石、为美成，以抵于大成。”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况氏出京，历苏沪至广州，回临桂，再出由杭而苏，壬辰春（1892）始回京师。其间，从辛卯到壬辰春，小住苏州，得会郑文焯。况氏壬辰春回京后，仍入值薇垣。五月前后，助王鹏运校《梦窗词》，《蕙风词史》云:“ 迨 桐娟生辰，则又制青山湿遍一曲……时半塘校刊梦窗词，先生助成之，并赋玉漏迟、浣溪沙。”《锦钱词》 11 中有《玉漏迟》、《浣溪沙》，《玉漏迟》序云“直庐夏夜校梦窗词赋呈半塘前辈”，《浣溪沙》序云“校梦窗词毕后书”，详见《况周颐年谱》。癸巳年（1893），况氏助王氏校《四印斋词》，尽一年之力，校刻成功。王氏《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跋》 12 云:“右汇刻两宋名家词别集二十四家，元七家，家为一卷，共三十一卷。始事于癸巳正月，至腊月讫工。……是役也，定讹补阙，夔笙中翰用力最勤。”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秋，况氏离京南游，况此次出京，由金陵而维扬，而武昌、常州，直至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才再见半塘。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朱祖谋重至京师，始从王鹏运学词。考朱氏《彊村词原序》 13 ，有云:“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重至京师，半塘翁时举词社，强邀同作。……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旁皇求索，为之且三寒暑。”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郑文焯入京应试，此为郑氏最后一次应试，仍不第，始会半塘、古微。据《郑氏年谱》:“晋京应会试，时王佑遐给谏举咫尺词社，邀先生入社。朱古微侍郎、宋芸子检讨（育仁）皆当时社友也。”郑氏邀王鹏运寓苏，有西崦卜邻之约。按郑氏《苕雅余集·鹧鸪天》 14 序云:“余与半塘老人有西崦卜邻之约。”又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吴小城”条 15 云:“叔问尝谓之曰，去苏州三四里，有半塘彩云桥，是一胜迹，宜君居之，异日必为高人嘉践。王因之赋点绛唇词，见《蜩知集》中。”王氏《蜩知集》 16 收戊戌年词，故知文焯之约正在是年京城结社之时。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王、朱在京同校吴文英词，有刻本行世。据王鹏运《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跋》 17 :“是刻与古微学士再四雠勘，俶落于己亥始春，冬至初断手，约计一岁中无日不致于此。”王氏以新校写本寄郑文焯苏州，郑氏为题《水龙吟》词，王氏即以印于刻本卷首。按《郑氏年谱》云:“王佑遐给谏以新校刻梦窗词寄示，为题水龙吟词。”郑氏《比竹余音·水龙吟》序云:“半塘前辈以新校刻梦窗词稿寄示，感忆题赠。”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庚子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朱与同年刘福姚就王鹏运以居，成《庚子秋词》。据《半塘定稿》朱祖谋序 18 云:“三人者痛世运之凌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约为词课。”又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王半塘、朱古微同居四印斋”条，王鹏运还寄书郑文焯，云:“困处危城，已逾两月，如在万丈深阱中。……亦以闻闻见见，充积郁塞，不略为发泄，恐将膨胀以死”，并期许“当此时变，我叔问必有数十阕佳词。若杜老天宝至德间哀时感事之作，开倚声家从来未有之境”。
以上考述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任职京都，郑文焯入京应试时期，四人之交往，四人中，只况、朱二人尚未识面。这是桂派的形成时期，以京师为中心，以王鹏运为师长，形成了一个词学圈子。其词学理念基本由王氏提出，在词学活动中，其他三人尤其况、朱基本处于学习与参与状态。而桂派的词学在王鹏运的主持下，已经形成了三个特点:“第一，校勘整理，结集为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况周颐参与其事。在王鹏运的积极倡导下，汇刻校勘宋元人词集在光绪间成为高潮，此前只有明代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重在收集保存，而疏于校勘;王氏《四印斋所刻词》为词坛第二大丛刻，开始重视校勘，纠正了前人只重诗文校勘，而不重词集校勘的偏颇，进一步提高了词的地位，同时为朱祖谋氏的《彊村丛书》的问世导夫先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况周颐也热心参与其事，“用力最勤”。第二，丛刻中尤以《梦窗词》为精校，一般只知朱氏助校梦窗词，而不知此前况氏亦与有力。校梦窗乃桂派功力所聚，王鹏运导其始，朱祖谋毕其功，遂使梦窗词善本流传;校梦窗又透露出桂派的词学倾向，以梦窗词为词学之宗主 （参见拙著《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 ，这既继承了常州词派的词学，又有所发明与演进。校雠词集，尤其精校梦窗词是桂派的主要特点与主要贡献，王氏与朱氏一以贯之，郑文焯也嗜校梦窗，只有况周颐有不同见解，他后来说:“余癖词垂五十年，唯校词绝少。……盖心为校役，订疑思误，丁一确二之不暇，恐读之乐不可得，即作词之机亦滞矣。” 19 但在当时，况氏亦积极参与，看出这一时期王鹏运的主导作用，也看出况氏个人的词学观念尚未成型。第三，在词学理论与鉴赏上，况周颐等人服膺王氏的“重拙大”理论，王氏则受到同任内阁中书的端木埰的很大影响，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云:“其官内阁时，与端木埰往还尤密。埰固笃嗜碧山者 （《碧瀣词·自序》） ，于周氏《宋四家词选》之说，浸润最深。鹏运声气之求，不觉与之俱化。”朱祖谋《半塘定稿·序》云:“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再分析王氏“重拙大”理论的内涵，可以看出浓厚的常州词派的气息 20 。由此可见，桂派在这一初期阶段，其观念的框架已经形成，而内涵尚未成熟，尤其词学理论还没有走出常州词派的樊篱。
二 中期:浪迹江湖之交往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夏，王鹏运投劾慈禧而出京。《学词日记》记姚氏语云:“得京察记名以简缺道员用，愤而投劾出京（劾慈禧）。”考鹏运甲辰五月与朱祖谋书（即前引《彊村词原序》）:“自辛丑夏，与君别后，词境日趋于浑。”故知两人分手在辛丑夏，又朱氏《彊村语业》 21“重光赤奋若”年有《齐天乐》，序云:“独游龙树寺，有怀半塘、次珊。”按“重光赤奋若”乃岁星纪年，即辛丑年，龙树寺乃京都胜迹，故知朱氏仍在京，而王氏已离去。又鹏运《半塘定稿·南潜集》收出京南游之作，自辛丑迄甲辰，第一首即为《水调歌头》“初至金陵诸公会饮秦淮……”，而朱祖谋《彊村词剩稿》有《绿盖舞风轻》“遥和鹜翁玄武湖 逭 暑之作”，从可知王氏辛丑夏出京，初至金陵。诸书、文所记有误（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王氏小传，况氏《半塘老人传》等）。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秋，朱祖谋奉命督学粤东，道出沪上，喜晤王鹏运。鹏运《南潜集·霜叶飞》序云:“海上喜晤沤尹用梦窗韵赋赠，时沤尹持节岭南，予适有吴趋之行，匆匆聚别，离绪黯然矣!”朱祖谋亦有《霜叶飞》词，收《彊村语业》“玄黓摄提格”年，即壬寅年，序云:“沪上喜遇半塘翁。”联系下文，此次王朱会晤时间在九月下旬。
九月底，王鹏运至苏州，以新刻《梦窗甲乙丙丁稿》持赠郑文焯，郑氏即据此本手自批校。卷前题曰:“光绪壬寅九月二十八日，半塘前辈来自大梁，以是刻整装本见贻。”郑氏此本藏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吴熊和先生在《郑文焯批校梦窗词》 22 一文中说:“原书为王鹏运、朱孝臧合校梦窗词的初刻本。”但是，吴氏据郑文焯在光绪三十三年冬的一篇长跋中所说“曩当半塘翁初议校刊之际，邮视大凡，雅意谆属，命举新旧斠正各条，壹意相贶”，而认定:“原来王鹏运当初发愿校勘梦窗词，就与朱孝臧、郑文焯约定，三人共同商讨，合力共事。”并说:“戊戌政变前，郑文焯在京任内阁中书，基于倾向维新与究心词学的相同志趣，与王鹏运、朱孝臧过从甚密，校刊词籍也成了他们此时的性所同嗜。郑文焯一生校订词籍数十种，最初从事柳永《乐章集》、周邦彦《清真集》的校勘，就是与王鹏运、朱孝臧合校梦窗词同一期间开始的。”并在注释中指出:郑氏校《乐章集》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校《清真集》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戊戌前后。这里有许多错误，首先，所谓戊戌政变前，郑氏在京任内阁中书的说法不确。《郑氏年谱》从未记载郑氏任过内阁中书，其二十五岁到苏州后，只在赴试时去过京师，都未作长期居留。但《郑氏年谱》后附郑氏殁后，朱祖谋等人请内务府保护郑氏宅、坟的函文，云“光绪乙亥举人，内阁中书，客苏抚幕，寄家吴门，逾三十年”，似在光绪元年乙亥后，六年庚辰入苏幕前，郑氏考取内阁中书，但此时王氏任职内阁，却与郑氏无交往，朱氏更未入京;同时，这一记载与戊戌前（光绪二十四年）郑氏任内阁中书的说法，时间也相差太远。第二，说王鹏运发愿校梦窗时，即与朱、郑有约，说法不确。王氏校梦窗始自光绪十九年癸巳，时与况周颐同校。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王氏开始邀约朱氏同校梦窗词，到二十五年己亥，王、朱始校（对王氏而言是二校）。所谓王氏初议校刊，实为王、朱初议校勘。郑文焯与王氏、朱氏相交于戊戌年，王氏邮寄大凡，当在戊戌年郑氏从京师返苏以后，郑氏长跋并云“会余有期功之丧，戚戚烦襟，未及尽以所得，为报知己”，查《郑氏年谱》云“是岁（按:即戊戌年）幼兰先生卒于开封任所”，更可证明。第三，虽然王氏邀约过郑氏同校梦窗词，但实际上郑氏并未参与，不能说郑氏与王、朱合校梦窗词，据前引王鹏运梦窗词跋，梦窗词的校勘工作乃王氏与朱氏在己亥年历时一年完成。王氏并将写本立即寄与郑氏，再到二十八年壬寅（1902），王氏游苏，更以刻本相赠，郑氏据刻本批校，成《手批梦窗词》。是年岁杪，鹏运在金陵得仪董学堂聘书，来到扬州。考陈锐《长亭怨慢》序 23 云:“壬寅岁杪，半塘老人受仪董学堂之聘。”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况周颐居常州，主讲龙城书院。二月，况氏游历苏杭，成《玉梅后词》，遭郑文焯讥评，二人遂绝交。《蕙风词史》云:“玉梅后词十余阕，则艳词之成于苏杭常州者也”，“玉梅后词成，文叔问尝窃议之，先生大不悦，其于词跋，有云‘为伧父所诃’，盖指叔问”。四月下旬，况氏过江访半塘于扬州。半塘举示朱祖谋词，况氏见而惊诧，遂结辛亥后沪上之缘。半塘谓《玉梅后词》淫艳不可刻，况氏认为王鹏运此语是受郑文焯的影响。况氏《玉梅后词》序云:“唯是甚不似吾半塘之言，宁吾半塘而顾出此?”并咬定乃郑氏“妖半塘之言”。况、郑交恶，据鹏运五月二十六日与朱氏书“夔笙素不满某某，尝与吾两人异趣”，又张尔田云“蕙风生平最不满意者，厥为大鹤”，R20;大鹤为人，不似蕙风少许可，独生平绝口不及蕙风” 24 。
《半塘老人传》云:“三十年春，以省墓道苏州，病卒。”所记时间有误，事情含糊。本年夏，王鹏运尚在扬州。陈锐过访，据陈氏《长亭怨慢》序云:“今夏过扬，一夕盘桓，云将为西湖之游。”又半塘五月二十六日与朱氏信云:“暑假不远，拟之若耶上冢，便游西湖。”可知王氏此行为祭扫祖墓于绍兴，顺便游西湖，故不应说成“省墓道苏州”。况氏《玉梅后词》序并云:“余回常州，半塘旋之镇江，而杭州、苏州。”似乎王氏先到杭州，实际是王氏并未能至杭州、绍兴，而是先去了苏州，郑文焯《苕雅余集·念奴娇》序云:“甲辰仲夏，半塘老人过江访旧，重会吴皋。”词序所言半塘“过江访旧”，非指选访郑氏，而指端方。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云:“方拟返山阴上冢，值端方督两江，约于吴门相见;夜宴八旗会馆，单衣不胜风寒，翌晨遂病;旋卒于两广会馆，寄榇沧浪亭侧结草庵中，时光绪三十年六月也。”龙氏所记王鹏运殁于六月，比较可靠，因郑氏词序称王氏仲夏来苏，其在苏染病暴卒，前后一个月时间差不多;而《学词日记》记姚氏语云“殁于光绪甲辰七月”，不确。
对于鹏运之逝，郑、朱、况皆感喟无已。《花随人圣庵摭记》“吴小城”条云:“乃半塘于秋间化去，叔问愈增感喟。”况氏为撰挽联“穷途落拓中哭生平第一知己，时局艰危日问宇内有几斯人”，且云:“吾两人十七年交情若零星乱缕，数千言未可终也。” （见《兰云菱梦楼笔记》） 朱祖谋在广东接讣告，《半塘定稿·朱序》云:“未已而君讣至矣，悲夫!悲夫!”十月，朱刻《半塘定稿》于广州。夏敬观《忍古楼词话》“王半塘”条 25 云:“归安朱古微侍郎祖谋为刊半塘定稿于广州。”《半塘定稿·钟德祥序》下署时间为“光绪甲辰冬十月”，故知。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朱祖谋以修墓请假，离学政任回籍，明年丙午乞病解职，卜居吴门。《朱公行状》:“乙巳，以修墓请假，离学政任回籍。次年，乞病解职，卜居吴门。”三十三年丁未（1907）卜居吴氏听枫园，与郑文焯为邻。先是郑文焯乙巳年（1905）于吴小城东孝义坊买地，筑屋“樵风别墅”。按《郑氏年谱》:“先生于孝义坊购地五亩，建筑新居，榜曰通德里。秋初落成，即迁入。”又郑氏《苕雅余集·满江红》小序云:“乙巳之秋，诛茅吴小城东，新营住所。”为卜邻事，郑、朱词柬往来不绝。考朱氏《彊村词剩稿·惜红衣》词，序云:“年时与叔问有买邻之约，逡巡未就。今将卜居吴氏听枫园，书报叔问，申以是词。”郑氏亦答以《惜红衣》词，序云:“彊村翁早退遗荣，旧有吴皋卜邻之约。来沪江，皇皇未暇。近将移家小市桥吴氏听枫园，先以书来商略新营，作苍烟寂寞之友，却寄此以坚其志。”此后，郑、朱又有《蓦山溪》词（郑词均见《苕雅余集》）。郑氏词序云:“吴城小市桥，宋词人吴应之红梅阁故地也。桥东今为吴氏听枫园。……彊村翁近僦其园为行窝。翁所著词，声满天地，折红梅一曲，未得专美于前也。”朱氏词序曰:“吴城小市桥东听枫园，退楼老人诹古觞咏地也。予将僦居其间。步问为相阴阳，练时日，且举宋词人吴应之故事，词以张之。”按朱氏《蓦山溪》词收在《彊村语业》“强圉协洽”年即丁未年，而《蓦山溪》词前收词《洞仙歌》在“丁未九日”，故知为丁未年重九以后之事。
此年，朱氏复议重校刻梦窗词，郑氏以自己的批校本相助，据前引郑氏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之长跋:“侍郎近复议重刻吴词，不揆狂简，悉以比年校定去取，注之简眉，尽情举似。”三十四年戊申，朱氏二校本出，是为无著庵本。朱祖谋《梦窗词集跋》 26 云:“余治之二十年，一校于己亥，再勘于戊申。”是年，郑氏亦写定《梦窗词校议》一书，后载于《四明丛书》第一集（1932年），郑氏跋语末署“光绪著雍涒滩之岁，月在大梁”，知成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 27 。
以上考述王鹏运等人出京后之交游，仍然以王鹏运为中心，基本在江浙一带，而同为天涯浪迹，别多会少。王氏出京后，先在沪上会朱祖谋，再至苏州会郑文焯，后定居扬州，况周颐自常州渡江来见，不久，王氏去苏州会端方，死于苏州。王氏卒后，朱祖谋离广州学政任，居苏州，与郑氏为邻。这一时期，是桂派词学的缓慢发展时期。从王鹏运规划的词学框架的三个方面看，第一，由于天涯飘零，失去了稳定的生活环境与经济来源，王氏没有继续校刻前人词集，朱氏也还没有开始《彊村丛书》的校刻工作，桂派在词集刻行上没有大的建树。第二，朱氏、郑氏在校勘梦窗词上倾注了不少精力，朱氏有二校本行世，郑氏亦有手批梦窗词。第三，他们在词学观点上也出现分歧，表现在对况氏的《玉梅后词》的批评上，王、郑主张放郑声，观点较保守，况氏经历犹为坎坷，故从生活中体会出“外蕃丽而内幽怨”的艺术表现，“不为叔问所知，故有所议也” （《蕙风词史》） ，况氏由此发展为词学批评与欣赏。这一时期大的意义在于词学观念上的分歧，分歧的一方仍继续原有的词学理念，而另一方则从现实中修正固有的理念，表现出进步与发展，正是这种进步与发展显示桂派开始走出常州词派的樊篱，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认识，这一理论认识适应清季对词学的总结要求，表现出宽厚的学术态度与公允的学术理念。
三 入民国后之行迹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况周颐由常州至金陵，入江督端方幕府，后至大通掌榷运，辛亥（1911）九月，避地沪上，初赁庑于梅福里，民国元年壬子（1912），移居东有恒路，与朱祖谋交游，《蕙风词史》:“朱彊村翁自广东学政还，即往来苏沪间。”按:此前，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况氏入京，朱氏出任江西副考官，二十二年丙申（1896）朱氏再入京从王鹏运学词，况氏已出京，二人始终未曾见面;但经过王鹏运的居间介绍，俱有惺惺相惜之意，此时相见，即成莫逆，遂结后半世之词缘，详见《况周颐年谱》。
辛亥年，朱祖谋从嘉兴张氏涵芬楼得明万历中太原张廷璋藏《梦窗词》一卷本，再加校雠，是为三校。张尔田《梦窗词跋》 28 云:“《梦窗词集》一卷，明万历二十六年，太原张廷璋氏藏钞本，彊村先生重校墨版者也。始先生与半塘翁约斠梦窗，实岁己亥。……久之，谋于沪，则获焉。急迻副归。”下署时间为癸丑仲春，即民国二年（1913）。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又跋云:“后半塘老人之没越七年，从孝臧得明太原王氏（应为张氏）旧钞本，斟定多所是正，亦一大快。孝臧复据以刊布。” 29 可证朱氏得张氏钞本于辛亥年，书成于民国二年癸丑。桂派校梦窗词，实为绝学。王氏首倡之，并先后拉况氏、朱氏同校，成四印斋本，王氏殁后，朱氏再校于光绪戊申，为无著庵本，都分甲乙丙丁四卷。辛亥后，朱氏访得明钞本不分卷，再加校勘，是为三校，题名《梦窗词集》，遂使梦窗词集雅称善本。朱氏二校、三校梦窗词，都得到郑文焯的帮助。
民国六年丁巳（1917），朱祖谋校刻《彊村丛书》成，斯为词史上一大盛事，亦朱氏一生心力所聚。据曹元忠《彊村丛书》序，下署时间为宣统丁巳冬十月癸未，又据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后朱祖谋附志云 30 :“《彊村丛书》刻既竣，丐寐叟为之序，卒卒未有以应也。叟尝为序彊村校词图……以弁简端，犹叟志也。丁巳十二月甲戌望，朱孝臧识。”可知《彊村丛书》校刻成书于丁巳年冬。况周颐亦为题校词图，据《蕙风词史》:“彊村侍郎校词图两幅，一苏州顾西津绘，一安吉吴昌硕绘。盖侍郎校刊唐宋金元人词二百余家，彊村丛书夙已追汲古而抗四印。一时名流，题赠殆遍。先生为作还京乐。”清季四大词家主要贡献在校勘，词籍中四大丛刻占了两家，朱氏的《彊村丛书》更使校词成了专门之学。
民国七年戊午（1918）二月二十六日，郑文焯逝世，据《郑氏年谱》。葬于苏州邓尉山中，《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郑氏小传云:“葬邓尉。”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况周颐《蕙风词话》校刻完毕。赵尊岳《蕙风词》跋云:“客岁尊岳校刻蕙风词话断手，亟请并刻自定词。”按:跋作于“乙丑”，客岁，去年，即甲子年。这是桂派的一部词学理论著作，以“重拙大—意境—词心”为理论核心 31 ，使桂派有了自己的词学理论。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七月十八日，况周颐病逝于沪上，葬湖州道场山。况氏临桂人，为何葬于湖州?按冯《况君墓志铭》 32 云:“君生母李，前葬湖州道场山，君殇一年所，维琦、维璟用遗命奉君柩与周、卜二淑人附葬焉。”又《蕙风词史》云:“绕佛阁过王佑遐旧居作。此盖先生迎太夫人榇，因有京师之行。太夫人即葬吴兴道场山，先生亦自营生圹其间，植梅花十株绕之。”又况周颐之殁，朱祖谋助其子安葬之。据《学词日记》1935年7月30日记:“蕙风殁，贫不能殓，古微为葬于湖州道场山也。”朱祖谋并撰挽联。仍据《学词日记》1935年7月30日:“阅中央日报，见古微先生挽蕙风云:‘持论倘同途，词客有灵，流派老年宗白石;相依在吾土，道场无恙，死生独往为青山。’”
朱祖谋逝于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十一月廿二日，亦归葬湖州道场山。据《朱公行状》云:“辛未十一月廿二日卒于上海寄庐。”龙榆生《词籍题跋·彊村晚风岁稿》 33 亦云:“一日予走谒先生于牯岭路寓楼，既出所作《鹧鸪天·绝笔词》见示，复就枕边取生平所用校词双砚授予，因曰‘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遂以辛未十一月廿二日溘然长逝。其明年秋，其子容孺扶柩归葬吴兴道场山麓。”实现了与况氏“相依在吾土”的最后心愿。
以上考述桂派后期的交游，时代已进入民国。郑氏居苏，况氏居沪，朱氏往来苏沪间，成为折衷郑、况的领军人物 34 。而郑氏很快逝去，况、朱憔悴行吟于沪渎，亦次第逝去，宣告了一个词学时代的终结。这一时期是桂派的总结时期，王鹏运规划的词学框架之三方面都得到落实。第一，朱氏完成了绝世之作《彊村丛书》。吴熊和说:“辑校《彊村丛书》，是朱孝臧在重校《梦窗词》与笺注《东坡乐府》的基础上进行的”，“朱孝臧辑校的《彊村丛书》，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明本词》，为词籍中四大丛刻。《彊村丛书》细大不捐，网罗最富，共收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三种（总集五种，别集一百六十八种）;而且自立义例，校雠精审，为同类的其他汇刊丛刻所不及。词籍之有校勘，宋时已发其端。如庆元间吉州罗泌校《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但校词而成专门之学，则直待至《彊村丛书》而臻于完善”。 35 张尔田《彊村丛书序》甚至认为，清代词学经历四盛，一在万树《词律》使人守律，二在戈载《词林正韵》使人审音，三在张惠言《词选》使人尊体，四在朱祖谋《彊村丛书》使词籍校雠乃有专家。第二，朱氏以再次精校的《梦窗词》贡献于世。桂派在词学活动的三个时期三校梦窗词，第一时期，以王鹏运为主，先后拉况氏与朱氏同校，成四印斋本;第二时期，以朱氏为主，得到郑氏的帮助，成无著庵本;第三时期，仍然以朱氏为主而得郑氏之助，成不分卷本。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有意为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对一本词集的校勘，通过对梦窗词的校勘，确定了词籍校勘的规范，王鹏运先建校勘五例，朱氏在三次校勘的实践中加以充实完善，并扩大到所有词籍的校勘，在此基础上开始《彊村丛书》的汇校工作。而且对梦窗词的精校表现出桂派的词学态度，他们不是以常州词派推崇的周邦彦为词学宗主，而是以吴文英为词学宗主。这一观点无论准确如否，起码表现出他们力图冲出常州词派的范囿，建立独立词派的意愿。第三，况氏撰写出《蕙风词话》，使桂派有了自己的词学理论。桂派尤其是况周颐从第一时期的服膺“重拙大”到第二时期的从生活中体会“外蕃丽而内幽怨”的艺术表现，再到第三时期对“重拙大”的全面改造，体现出理论上的终于成熟 36 。在此基础上，以意境说为核心，融合浙常两家，冶南北宋而一之，以“重拙大”为初期意境，建立起“重拙大—意境—词心”的词学理论体系，与王国维的意境说桴鼓相应，在晚清时期，完成了对传统词学的全面总结。桂派的意义可以说是为传统词学从词集整理与词学理论两方面做了历史的总结。
清季四大词人身处新旧交替之际，而抱残守缺，遂罹坎壈，生则憔悴行吟，死则贫无所葬，家人或星散零落，或萧条无依，斯乃四人之共同悲剧。兹录朱古微之绝笔词以为四人作结，《鹧鸪天》云:“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姜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亦恩。 泡露事，水云身，枉抛心力作词人。可哀唯有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
注 释
①蔡嵩云《柯亭词论》:“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08页。
②况周颐《半塘老人传》，载龙榆生主编之《词学季刊》第3卷第3号《词林文苑》。下引不注。
③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9年3月23日记姚 素语，见《词学》第4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下引不注。
④徐珂《近词丛话》，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第4227页。
⑤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439页。下引不注。
⑥陈三立《朱公墓志铭》，载龙榆生主编之《词学季刊》第1卷第2号《词林文苑》。
⑦孙维城、张传信著《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附录《况周颐年谱》，黄山书社1995年版。下引况氏生平交游均见《况周颐年谱》，除重点外，不注。
⑧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载《青鹤杂志》第1卷，第5—19期，1933年1—8月出版，下简称《郑氏年谱》。下引不注。
⑨夏孙桐《朱公行状》，载龙榆生主编之《词学季刊》创刊号《词林文苑》。下引不注。
⑩赵尊岳《蕙风词史》，载龙榆生主编之《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下引不注。
11况周颐《蕙风丛书》有《选巷丛谈》二卷、《西底丛谈》一卷、《兰云菱梦楼笔记》一卷、《蕙风簃随笔》二卷、《蕙风 二笔》二卷（合称《阮庵笔记五种》），《香东漫笔》二卷，《新莺词》、《玉梅词》、《锦钱词》、《蕙风词》、《菱景词》、《二云词》、《餐樱词》、《菊梦词》、《存悔词》各一卷（九种合称《第一生修梅花馆词》）等，陈乃乾校刻。下引，不注。
12王鹏运《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跋》，施蛰存主编之《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2页。
13《彊村词原序》，朱孝臧辑校编撰《彊村丛书》第10册，《彊村遗书》外编《彊村词剩稿》序，为朱氏原彊村词序，序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王鹏运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五月二十六日与朱祖谋信，后一部分为朱氏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引不注。
14郑文焯《大鹤山房全书》有《冷红词》四卷、《樵风乐府》九卷、《比竹余音》四卷、《苕雅余集》一卷、《瘦碧词》一卷、《绝妙好词校释》一卷、《词原 律》二卷等，双照楼合刊。下引郑氏词不注。
15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79页。下引不注。
16王鹏运《半塘定稿》收《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每集各注时间。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十卷。下引不注。
17王鹏运《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跋》，施蛰存主编之《词籍序跋萃编》，第355页。
18王鹏运《半塘定稿》朱祖谋序，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十卷，上海书店1982年版。下引不注。
19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20参见拙文《论况周颐对王鹏运220;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安庆师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1《彊村语业》三卷，载《彊村丛书》第10册，《彊村遗书》内编，其外编还有《彊村词剩稿》二卷、《彊村集外词》一卷。下引朱氏词不注。
22此处及下文所引郑氏语及吴熊和先生语，均见《郑文焯批校梦窗词》，载《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304页。
23陈锐《袌碧斋词》，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十卷。下引不注。
24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3月22日记张尔田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页。下引1937年前日记，均见此书。
25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
26朱祖谋《梦窗词集跋》，《彊村丛书》第5册《梦窗词集补遗》后。
27见吴熊和《郑文焯批校梦窗词》，载《吴熊和词学论集》，第299页。
28张尔田《梦窗词跋》，《彊村丛书》第5册《梦窗词集补遗》后。
29见吴熊和《郑文焯批校梦窗词》，第304页。
30《彊村丛书》第1册，总目前《彊村校词图序》。
31参见孙维城、张传信著《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
32见寒冬虹《新见况周颐墓志铭拓本》，载《文献》1994年第1期，第280—283页（国家图书馆主办）。
33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518—520页。
34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云:“晚近词坛之中心人物，世共推王半塘、朱彊村两先生”，“彊村先生方僦居吴下听枫园，周旋于郑、况诸子间，折衷至当”（《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380—382页）。
35吴熊和《〈彊村丛书〉与词集校勘》，《吴熊和词学论集》，第149、143页。
36参见拙文《论况周颐对王鹏运220;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
（收稿日期:2003年6月27日）
［作者简介］
孙维城，1947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