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弃政从商的先贤？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三
弃政从商的先贤，当算辅左越王勾践称霸诸侯的范蠡。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史记》中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都对他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先是作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出现的，后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杰出的商人。这种人生角色的完美转换——用现在时尚的说法是所谓的“华丽转身”，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凤毛麟角，就是世界历史人物中也不多见。因此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
提起卧薪尝胆的故事，一般人想到的往往是越王勾践，进而夸大其所谓隐忍的意志力。其实，主导整个故事发展方向，并且最终使它有个圆满结局的，却是足智多谋的范蠡。如果没有范蠡、文种两人左辅右弼，漫说是“尝胆”，就是勾践一辈子把苦胆当饭吃，也不可能战胜吴王夫差，更别说称霸诸侯了。司马迁是目光锐利的历史观察家，也是叙事大师，在《越王勾践世家》里，范蠡一出现，就突出了他的睿智。
勾践继位的第三年，他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要来报两年前的杀父之仇，便想先发制人，主动兴兵伐吴。范蠡极力劝阻，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可勾践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自取其辱，兵败夫椒，被困会稽山。事到如今，勾践才没了主张，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范蠡问策了：“因为不听你的话，落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怎么办？”范蠡告诉他：“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先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物，如果不行，你就以身相许，主动去给人家做随从。对范蠡的话，身陷危局的勾践再也不敢怠慢，立刻打发大夫文种去吴国送礼求情了。而范蠡那简单的两句话，成了后人所说的“定倾危之计”。
范蠡、文种作为勾践身边的两位重臣，“苦身勠力”二十余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尽雪当年会稽山之耻。对越王勾践和大夫文种来说，算是功成名就了，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他们生命中最光辉的顶点。而对范蠡来说，这不过是他人生转型的开始。
在多如繁星的著名历史人物当中，并不缺乏越王勾践这样的“明君”，也不缺少大夫文种这样的能臣。然而，如范蠡这般对君主的残暴本质有着穿透性认识，因此能够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核心，同时，又对人生有着积极的追求，因此退隐而不避世，转战商场，靠智慧发家致富的复合型人才却是十分罕见的。
范蠡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人。他出走后，时而自称“鸱夷子皮”，时而自号“陶朱公”隐姓埋名，都为他的后半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传奇色彩。
范蠡那次急流勇退的出走，实际是躲避杀身之祸的逃亡。就此，司马迁通过范蠡写下的两封信，让我们看清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在勾践称霸诸侯之后，范蠡也成了上将军。然而，“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于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以，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越王勾践的，核心内容是“臣请从会稽之诛”，说白了就是主动负担当年勾践受辱会稽山的责任，要求勾践按照“主辱臣死”的逻辑杀了自己。他当然并不想死，不过试探勾践罢了。而勾践的回复表面上看似对他敬重有加，其实已经含了杀机：“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有史以来，普天之下，哪个君王肯与自己的臣子分享国家，共有政权？若此，还称什么“孤”，道什么“寡”？显然，“分国而有之”是假，“将加诛于子”是真。范蠡一听这话，急忙收拾细软，带上家人亲信“乘舟浮海”，落荒而逃了。
范蠡安全到达齐国之后，变名易姓自称“鸱夷子皮”，然后他又发出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昔日同僚大夫文种的。他对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子何不去？”文种见信后，没有像范蠡那样在第一时间出逃，而是“称病不朝”，结果被越王赐死。文种以自己的死，证明了范蠡的断判，也造就了“兔死狗烹”这句著名的成语。
在刚刚说过了“狡兔死，走狗烹”之后，紧接着，范蠡又为后人留下了一句成语：计然之策。从“兔死狗烹”到“计然之策”，揭示了范蠡人生转型的内在逻辑。
计然，相传是范蠡的老师，曾提出过“六岁穰，六岁旱”的农业循环学说和贵出贱取等经商致富的“积著之理”，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初越王勾践受困会稽山，任用范蠡、计然管理经济，修之十年而国富。
在看清了“兔死狗烹”政治前景之后，范蠡满怀感慨地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计然之策，可以富国，也能兴家。过去范蠡已经将其行之于国，现在，那个国家再也和他没有关系了，他要将其行之于家了。从此，计然之策在汉语里成了生财之道的代称。
在《越王勾践世家里》，司马迁先后两次把“苦身戮力”这个词用在范蠡身上。前一次是这么说的：“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而后一次则是这样写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同是“苦身戮力”，前一次是为越国为勾践，后一次是为家为自己。
以范蠡的智慧，再加上一番“苦身戮力”的经营，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十万”。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刚刚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麻烦又来了。“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接到这个消息，自然很有几分得意，而更主要还是对官场的恐惧，所以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赶紧退还相印，散尽家财，随身只带了些珍宝，又一次走上了逃亡之路。
这回范蠡把自己的隐居地选在了陶（山东定陶）。与那次从越国匆忙之间“浮海出齐”只顾逃命不同，他此番选择隐居地又多了一层生意上的考虑。在当时的地理概念里，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也是万商云集的贸易枢纽。范蠡认为在这里落脚谋生，可以迅速致富。于是他自谓陶朱公，再次艰苦创业，父子一道耕垄亩，牧养牲畜，同时贵出贱取，“候时转物”，以逐什一之利。没多久，他又成了家资巨万的富翁。过去的范蠡、鸱夷子皮，如今又以陶朱公的名字广为人知了。
范蠡住在定陶期间，曾经有过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还在这里生下了自己的小儿子。可这小儿子刚刚长大成人，他的二儿子却因为杀人被囚禁在了楚国。范蠡说：“杀人偿命，理当如此。但我也听过‘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说法。”便打算让他的小儿子带上千镒黄金，前去探视，以便伺机相救。正当他小儿子将要出发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来了，闹着非要代替小弟弟去楚国。范蠡不肯，大儿子便以自杀相威胁。他自以为是家中长子，这么大的事，父亲派小弟弟出面是看不起他，驳他的面子。见儿子要自杀，当母亲的急了，说道：“让小儿子去，也不见得就能救活二儿子，倒先把老大逼死了，这可如何是好？”无奈之下，范蠡只好同意长子去楚国。他给住在楚国的好友庄生写了一封密信，又反复叮嘱自己的长子：“你只需把这千镒黄金交给庄生，任其处置，无论如何不要与他争辩！” 范蠡长子匆匆上了路，临行前，还自作主张多带了数百镒金。事后证明，这个好自作主张的长子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自从离开越国之后，范蠡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权力的威胁与诱惑，只求以普通商人身份获得平安富足的生活。然而，权力的阴影始终是无处不在的，是任何人都无处逃遁的。他儿子被楚国囚禁之后，迫使他不得不再次向权力靠拢。不同的是，他过去贵为卿相，是权力的操控者，现在则成了布衣商贾，只能以财力抵御权力了。
庄生住在城墙下的一间陋室里，周围杂草丛生，看上去十分寒酸。他收下朱公长子带来的信件和千镒黄金之后说：“你快走吧，切不可在楚国逗留！即使将来你弟弟被释放了，也别问为什么。” 喜欢自作主张的朱公长子并没有按照庄生的吩咐行事，他不仅留在了楚国，还用私下带来的那数百镒金贿赂当地权贵。
庄生虽居陋室，却以清廉正直闻名，在楚国备受尊崇。他本意也没想收受朱公的钱财，打算事成之后再退给朱公，表明信誉，所以才对妻子说，这笔钱不能动，早晚要还回去的。
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和平年代，文人们左右君王的手段实在有限，所以才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天道”。庄生营救朱公的儿子，借助的还是“天道”。他到宫里对楚王说，最近夜观天象，发现星宿异常，怕是对楚国有害。楚王问他破解之法，他说只有广施恩德才能免除灾害。楚王马上说，你放心吧，我将行德政。楚王要行的德政，就是大赦天下。很快，朱公长子就从楚国的权贵中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暗想，如今楚王要实行大赦，弟弟自然会被释放，那一大笔钱就算是白送给庄生了。越想越心疼，忍不住又跑去找庄生了。庄生见到朱公长子很是吃惊，问道：“你还没走呀？”朱公长子说：“没走。当初我是为救弟弟来的，现在弟弟要被自行赦免了，特来向先生辞行。”庄生一听就知道他是讨钱来了，告诉他钱在内室放着呢，原封未动，让他自己去拿。朱公长子也没客气，进去就把钱拿走了，还暗自得意。
庄生觉得被个后生小子耍了，恼羞成怒，再次入宫见楚王。他指责权贵们收受朱公的贿赂，而楚王大赦天下的德政其实也只是为了对朱公的儿子法外施恩。楚王一听，怒不可遏，命令先杀了朱公的儿子，然后再行大赦。
结果，朱公长子是带着弟弟死去的噩耗离开楚国的，此外，还有他从庄生家里追讨回来的“千镒黄金”。
这是一次失败的营救。从本质上说，也可以归结为财力对抗权力的失败，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永远是不容挑战的。但是，在正常状态下，财富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也并非是毫无作为的。我们来看看朱公就本次事件所作的剖析：
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首先，他早就预见到了长子会害死弟弟，因为长子太小气，太吝啬，关键时不肯舍财；其次，他也并不因此埋怨长子，这孩子从小就跟着他为了谋生四处漂泊，吃苦创业，自然会把钱财看得很重，而最小的儿子则完全不同，生下来就是富家公子，习惯了奢华的生活，不懂赚钱的艰难，当然就会仗义疏财；所以，他认为今天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自从长子踏上去楚国的旅程那天开始，他就等着丧子的噩耗了。朱公的这番话大约可以使我们引伸出这样的结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以财力对抗权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不舍血本。
在条清缕析地说明了二儿子被处决的原因之后，朱公还有一句话特别值得体味：“事之理也，无足悲者。”真正的智者能够克服悲伤，自然也会对快乐采取超然的态度。
贸易交往与文化交流一样，都发自人性的本能。无论统治者如何以权力遏制，以“教化”扭曲，都是无法彻底禁绝的。人的天性里不仅有交流的愿望，沟通的需要，还想“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而这一切物质享受与心理满足，都离不开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即产生了一批原创性的思想家，星斗璀璨，也出现了许多勇于从事社会实验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及善于“治生产”的富商大贾。
司马迁是最早对商人给予公正评价并且为他们著书立传的史家。他说,无论是高居庙堂的“贤人”，还是守节隐居的文武之士，以及游走于市井的商贾，追求财富是“人之性情”，他们本质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