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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上的铜雕像
今天，在合肥市淮河路中段有半边街，曾经为李氏兄弟六人聚族而居，时称“李府半条街”，李鸿章故居就是其中一部分。 故居属于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徽式民居，布局齐整，构造严谨，整个宅院雕梁画栋，分为东西两院，西院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前厅、中厅福寿堂、走马楼（供李家家眷居住，又称小姐楼）。东院则为淮系集团展馆。
李鸿章故居第一道门：轿厅 雕梁画栋的古宅 精雕细刻的木雕 故居一景 李鸿章履历 清代的文官服 李鸿章创立的中国诸多第一，可是结果呢？ 邓大人对李鸿章的评价，似乎有失公允。当时的中国政府真正的领导人好像并非是李，而是那个一直躲在幕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以致后人把那个躲在幕后操纵权利之人皆讽为“垂帘听政”或曰“太后”。李其实只是个执行者。投鼠缘何要忌器？值得研究哦。
故居 福寿堂，供李的父母居住之所
李鸿章的一生，概括地说，可以形容为“年少得志，一生富贵”，从24岁科举成名中进士，可谓年少有才，春风得意；到壮年跟随曾国藩创办团练，戎马生涯；再到中年恩宠有加，39岁位居封疆大吏，官至江苏巡抚；以后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贵为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成为影响清朝政府军政外交各方面的关键人物；直至晚年创办洋务，最终在日本人和八国联军面前，一败涂地。
李鸿章笔墨
李的手迹
小姐楼，又称走马楼 走马楼
从洋务运动的历史来看，李鸿章似乎是一个颇有作为的人。从19世纪60年代李主办洋务开始，忙得不亦乐乎。修铁路、通电报、创办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建立北洋水师，到培养新式人才等等，洋务运动客观上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对外则开展“和戎”外交，妄图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来保平安，到头来，只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1901年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朝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将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结合中外古今的学者对李鸿章的评价，李确实是一个毁誉参半、极富争议的人物。个人觉得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较为公道。特摘录如下。梁启超比较当时的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言如下：“、、、、伊藤很多方面比不上鸿章，但伊藤有一处胜过鸿章。伊藤游学欧洲，知道政治的本原，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谋长治久安。”，呜呼，我朝忙忙碌碌、花费大半辈子光阴，却不料一开始，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制度和法治来与当时的清朝竞争，而清朝的满朝文武们，无意改变既得的利益，却妄想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就以为可以重新强大起来，岂非可笑？ 梁启超进一步将李鸿章与卑斯麦相比较，有更加精彩的点评“有人称鸿章为东方卑斯麦，不是谀词，便是妄言。以兵事论，卑斯麦所胜者是敌国，鸿章所杀的是同胞。以内政论，卑斯麦能合散漫的列国为一大联邦，鸿章却使大中国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卑斯麦能联奥意为我用，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比得上卑斯麦。” 窃以为，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尚属客观。特别在兵事上的论断。无论曾李，皆为书生秀才出生，却不守孔孟之道，妄自脱掉长袍，放下笔墨文砚，转身拿起刀枪，却又不是为了捍卫国家权益，只是在残杀自己人。仅仅是为了自己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官高进爵，整天盘算着的就是个人得失，追求的也是一己私利的最大化。无论是曾还是李，他们统帅的湘军或是淮军，均为内战专家，正如梁启超所言“只是在屠杀同胞。”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们从道德与能力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九个等级。 首先，从道德修养方面来看，大致可分为3级： 一是有信仰、内心有追求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能够恪守自己的信仰与道德底线，即使你把他丢进污泥堆里，他也能自己走出来，回到道德的基点，这类人我称之为有信仰的人。如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贤臣子善，拒收别人送来的珍贵玉石，并告诫行贿之人曰“你以玉为宝，我以不收为宝，若予与我，皆失宝也，不若各有其宝。”这简直就是拒腐蚀、防贪腐的经典对白。看看2000多年前的国人的老祖宗的表现，相较时下，假如真的上天有灵，老祖宗们该羞愧当初没有自宫，以致后人堕落至此。尽管那时的物质何其匮乏，文明尚属落后，但那时人们的思想是何等的辉煌，意志是何等的阳刚，胸怀又是何等的宽广。简直就是荡气回肠，那时的华夏民族是怎样精神富足和信仰高尚而令世人敬仰的一个民族呀。 二是有基本的信仰、有追求的，能够遵守自己做人、立世的底线，能够恪守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比如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当全体被代表的“代表们”群情激昂地“一致通过”，要把当时的刘同志永远开除出XXXX（套用现在的流行语，你知道的）时，只有一位代表陈少敏拒绝举手，上演了一幕最后疯狂下的一人独醒的独角戏。可见，陈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秉持自己的原则和道德底线之人； 三是完全没有信仰，完全世俗化，仅仅当自己是经济动物，追求的也全是物质化的东西，物欲横流，精神世界惨白不堪。于是把别人也当成和他自己一样的猪狗动物。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其次，从治国能力方面来看，也大致可分为3级： 一是有雄才大略，旷世之才的。还是举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为例。如魏国的商鞅，一介书生，满腹志向，当时魏国的丞相公孙座，可谓是独具慧眼，看出商鞅是个旷世奇才，人才可嘉，公孙座不仅有识人之才，更有容才的大度，建议魏惠王重用商鞅，不料魏惠王有眼无珠，仅当儿戏视之。当时公孙座宰相病重，见魏王无动于衷，居然说出“如不用之，不如杀之，以免为他国所用，必然危害到魏国将来的利益”这类的狠话（这个宰相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他的预见后来都成为可怕的现实）企图警醒魏王，然而魏王依然故我，还认为宰相病糊涂了。结果，商鞅最后终于来到秦国，帮助秦孝公变法图强，使得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也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和物质基础，甚至后来的秦国乃至后世上千年的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均是由商鞅创立的，体制均沿用秦制。 二是才堪其用，得其所哉。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蔺相如，以一介贫民，凭借智慧和勇气帮助赵王实现“完璧归赵”，得以重用，发挥其所长，经世致用，使秦国不敢侵犯； 三是勉为其难，或者才能浅薄，只得以投机、钻营取胜。具体例子，就不必我说了。 从上述分析来看，李鸿章至少在德方面，不占优势，只能算第三类。如果说曾国藩尚能恪守自己的做人原则，谨小慎微地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夹起尾巴做人、急流勇退之心保全自己和既得利益，李鸿章则处处好大喜功，迎合主子的个人好恶投其所好，完全没有了读书人应秉持的本性和品格，故从德的方面来看，李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的受儒家教育多年所应有的道德和品性。 其次，再从才方面来看，李主管清朝政府的内政军事外交，又是老佛爷的大红人，却放任自己的职责及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义务，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有一件事足以证实李的才智难堪大任。当日本一直在扩军备战的时候，连天皇都勒紧裤腰带，把钱省下来用作军费时，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慈禧却只顾个人享乐，身为北洋水师统帅的李鸿章，既不积极备战，也无视战前的危机和身兼的职责，为了讨好主子，甚至不惜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用作营造颐和园。当“两朝帝师”翁同和敢于直谏慈禧要求停工修造颐和园，并建议慈禧应该把造园费用用作充实国防的时候，也正因此奏折，翁得罪于慈禧，慈禧曾说“有人让我今天不快乐，我就要叫他终生不快乐”、、、、、。仅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时期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及李和翁的差距岂止十万八千里。足以看出，在李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百姓利益、讨好主子的胃口、个人的升官发财、北洋水师弟兄们的生命等等孰重熟轻。所以，从才方面来看，梁启超的点评非常到位。
可笑的是，李还把自己比作大清帝国这所“破屋”的“裱糊匠”，大有三国时期的诸葛鞠躬尽瘁之意，实属狡辩。李是大清帝国的决策者之一，是当时清廷的决策中枢。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勉为其难，李不可以。大清帝国这座破屋，破烂至此，李难脱干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李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李作为读书之人，却没有读书人应有的品格，又贪求功名，好逑奢华，本已非常世俗；又不能君子慎独，在利益和权利面前又不能自持、自矜。其结果，必然是放弃做人的基本准则，随波逐流，在社会的大染缸里腐臭不堪。 一个无德之人，即使有才，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就是我看过李府后的结论。
说句轻松点的话题,今天是三八妇女节，谨向所有的女同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好，祝愿天下的女性同胞，健康美丽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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