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书法史上，天水籍的书法家张邦彦应该是位具有开拓性的书法大师，因为就是他首倡汉简书法，自成一家，独步书坛，并成了如今举世公认的“简牍之父”。
说到张邦彦与汉简书法的关系，还须从他的习字学书经历谈起。作为出生于陇上秦州名门大家——天水北门张氏家族的张邦彦，自小便受到了很好的文化启蒙与熏染。六岁起，张邦彦便在祖父张鸣珂和父亲张笃祐的指导下，潜心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等启蒙读物,并以颜真卿《多宝塔》为蓝本，开始临习书法。深厚的家学渊源，天赋的奇才异秉，加之多日的心慕手追，勤学苦练，使张邦彦在未及十年的时间中，便遍涉家藏丰富的南帖北碑，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这本小楷就是当年张邦彦在上亦渭小学时书写的，从这一篇篇工整俊秀的字迹就可看出，少年时期的他是多么的聪颖与执着。
由于战乱频仍，家道中落，旱灾又起，十五岁时，张邦彦虽然考入了省立三中，但因家中无力供养，他不得不辍学谋生。由是，张邦彦开始奔波于报社、政府以及其他能发挥他书写之长的单位，以缮写函件公文来谋取生存和自立。
1946年抗战胜利时，已在省政府充当文员的张邦彦有幸遇到了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和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当时，于右任先生因公赴新疆途经兰州，在看到张邦彦的书作后大加赞赏，继而给张邦彦在书法艺术上进行了悉心指导和点化，使张邦彦如逢甘露，茅塞顿开。此后，张邦彦更加倾心书法，书艺也日臻胜境。
十余年后，已在甘肃省博物馆从事文物工作且其书艺即将破壳之际，张邦彦先生却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之中。受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张邦彦被错误的作了退职处理，并被列为管制对象，监督改造达十年之久。即使如此遭际，张邦彦仍然没有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是以自己高洁的人格和艺术品性，坚守着艺术的家园，并常常独身徒步于艺术旅途。1959年，《仪礼》和《王杖诏书》等汉简在武威发现，它们的出土问世引起国内外轰动。张邦彦先生与陈梦家、何乐夫、冯国瑞等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了这批宝贵简牍的释文、临摹等整理研究工作。四年间，张邦彦潜心临写简牍五百多枚。1964年，张邦彦又应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历史博物馆之邀，临摹《武威汉简》一千多枚。这些临本作为藏品至今保留，无人出其右，被公认为是我国古简临本中最佳作品。
也许是天纵英才而赐予他以灵赋，也许是多年矢志不渝、持之以恒、苦苦求索的结果，在整理、临写和研究汉简的过程中，多年尊崇魏碑章草的张邦彦受汉简文字书法的影响，独具慧眼的他又经过多日的探索尝试，融碑帖与汉简于一炉，终于独辟蹊径，首开中国汉简书风，以简牍书法掀开了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新的一页。
然而，自古英才多磨难。就在此时，史无前例的 “文革”又开始了，在这一浩劫中，张邦彦又遭受了新的冲击和迫害，他又被错误地划为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而遣送到基层去劳动。在庄浪县城的一家旅馆里，卓而不凡的天才艺术家却成了烧水记账的伙夫和帐房先生。但就是这炼狱一般的十年间，张邦彦虽和一家人衣难裹体，食难裹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但仍然不坠青云之志，继续在劳作之余体悟和求索着书法艺术。人们常常见到的是，在旅馆的一间陋室中，有位五、六十岁的瘦弱老头正在废旧的报纸上书写着毛笔字。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张邦彦先生长达26年的冤假错案才得以纠正，恢复了工作和自由的张邦彦先生，便不顾年高多病，常常奔波于文物发掘现场。近十年间，他先后参加了居延汉简、甘谷汉简和放马滩秦简的发掘整理和临摹研究工作，解决和破译了不少学术疑难问题，成为我国简牍文字研究中的骨干和大家。
在对简牍文字的临摹抄写和整理研究之余，张邦彦先生以高洁的人品、广博的学识和通透的艺术禀赋，努力把书法艺术推陈出新，使他首倡的简牍书法更趋形神兼备，臻于成熟。然而，天不假年，1988年，张邦彦先生却因病在兰州溘然长逝，享年75岁。
对于张邦彦先生的书法艺术，人们普遍认为，张邦彦先生初宗魏碑，继习章草，后又取法汉简，颇得金石气息。而代表他书风的简牍作品，更是高古朴健，遒劲多姿，妙趣天成。张邦彦先生以独具的艺术学识与器度，自出机杼，自创一格，自成一家，成为真正开启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简牍书风的第一人。有评论家指出，“尽管自中国简牍字迹出土以来，书写着代不乏人，形似者胜多，但艺术机趣独具者至今无出张邦彦先生。”“如果把王世镗作为近代章草的开山书家的话，那么，张邦彦又以迟来之笔成为中国简牍书风的先行者更是毫无疑义”。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今天，当我们驻足于澄源巷这秦州城中古老的巷道，留恋先生曾经生活的地方，或凝目于这似神来之笔的书法作品，钦敬先生这慧眼独具的非凡才能，我们不禁心生涟漪。由是我们会想，艺术家存留于天地间的，除了丰富的才识和精美的艺术外，应该还有高洁的人品和不屈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