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汉简是构成汉代甘肃书法，也是汉代中国书法的一个重大板块，是我们学习汉代书法和研究中国书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宝鉴。
自２０世纪初以来，甘肃境内先后出土了从战国到魏晋四五百年间数以万计的各类简牍，其中两汉简牍共有５万多枚。主要包括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四部分。自上世纪６０年代起，甘肃一些专家学者和书法家如张邦彦、魏振皆、秦明智、赵正（黎 泉）、徐祖蕃等都相继投入简牍书法的研究与摹习，特别是赵正先生，近３０年来相继出版了《汉简书法艺术》、《简牍书法》、《汉简书法论集》等专著，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广大书家和书法爱好者学习研究汉简书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甘肃简牍所反映的书体，除少量的小篆、古隶外，绝大多数都是由古隶演变而来汉隶、章草、今草、行书、楷书以及各种在变中的过渡性书体，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书体孕育、变革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两汉时期汉字书体的海洋和民间书法艺术的百科全书。
按照大体时序，甘肃汉简中具有特色的书法墨迹有以下几类。
一是小篆类。
如居延汉简中的《幸教牍》，其特点是构形纵长，下部笔画长拖且扭曲张扬，似有鸟虫篆、蝌蚪篆的痕迹，实则是借鉴了汉隶中的长垂笔画。
二是古隶类。
古隶起于战国时期，是一种明显带有篆书结构，却已省简了很多、极少屈曲盘绕线条的介于篆书和汉隶之间的书体，如敦煌汉简中的《武帝诏书》、《书人姓名觚》和《效谷西乡习字觚》等。
三是汉隶类。
汉代是隶变完成时期，甘肃汉简可谓最全面、最翔实地反映了隶变的过程。居延汉简中的《甲渠侯官名籍简》，是宣帝五凤二年（前５６）的墨迹，字形趋扁，汉隶的结体、用笔已然成熟；《相宝剑刀册》为西汉末王莽时的墨迹，最大特点是字形横扁，十分匀整，似有意追摹官方文书风格，恰切地反映了王莽尊孔重儒、标榜正统的政治思想与书法思想的一致性；而《建世二年简》是稍掺行意的汉隶例证，尤其是其“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长垂，显示出王莽末年农民起义军赤眉政权横扫腐恶、直指“常安”的气概。简牍汉隶发展到东汉时不仅完全成熟，而且更是质朴生动，风格多样，或杂有草意，或掺以行笔，多朴拙、自然，用笔率气，线条奔放，极大地表现出甘肃先民的书法天籁精神。
四是草书类。
分为章草和今草两个大类。章草到西汉中晚期已然形成，主要特征是用隶之笔法，却破了隶书法度，结体得到了很大的简化；笔画存有波磔但十分简省，书写自由节奏感强，线条质朴凝练；章法上字字独立，大小不拘，极少连绵。如居延简中的《甲渠鄣侯谊简》、《误死马驹册》、《致尉曹吏书》，敦煌汉简中的《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凤报某人书》，武威汉简中的《药简》等，可谓多彩多姿，各具特 色。今草也是在隶变过程中产生于民间的书体。东汉早中期的今草，往往还杂有章、行气息，并非现今观念中的今草形态，如居延汉简中的《邮书记录》，线条厚重饱满，笔意浓烈，贯气亦足，真实地反映出东汉早中期今草创变过程中“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基本风貌。今草的真正形成和成熟是在东汉晚期，即到“草圣”张芝时才“映日荷花别样红”，传其所书的《冠军帖》等可证可鉴。而东汉中期的草书居延汉简中的《永元兵器簿》，以介于今、章、行、汉隶以至楷书之间，又以今草为主流特征的形态，展现了一种艺术美感的模糊性和创作、欣赏的最大自由，其不规定性和可塑性恰恰就是它的艺术容量和生命力所在。
五是行书类。
行书的书体无定制，书体形成和发展成熟是在东汉晚期完成的。
甘肃汉简中早期的行书墨迹，多是含有草、汉隶笔意的一些“大象无形”的形态，可以敦煌汉简《广武侯长公牍》和武威汉简《医方》为代表，其次还有居延简中的《燧座病情簿》、《卅井塞尉檄文》等；而东汉晚期的简牍行书，汉隶意味已几近消失，线条内敛，率意自然，显然已走向成熟，如顺帝永和二年（１３７）的敦煌汉简《玉门官燧次行》等。
六是楷书类。
和唐楷相比，甘肃汉简中的楷书墨迹还只是一些雏形。武威汉简中的《奏男子七疾方》虽仍“拖泥带水”，但它已然拉开了楷书产生和形成的序幕；而敦煌汉简《汉亭吏逯进言》则已是趋于成熟的楷书作品，特别是十分清楚的点画和颇见变化的线条。
甘肃汉简各种在变中的过渡性书体十分丰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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