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自成归宿研究之现状

文山书院 20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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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自成归宿研究之现状

湖南省石门县博物馆龙西斌谭柯亮

　　李自成是我国17世纪中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但其兵败后究竟死于何时何地，因何而死，数百年来，官私史乘、谱牒、方志所记歧误错见，所载各异。笔者就李自成的归宿问题，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拜读了一些前辈专家学者的大作和研究成果，粗作比较，得出了一点肤浅的认识，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关于李自成死地的记载和各种说法

　　记载李自成死事的历史记载和各种说法很多，正史野史，民间传说，形形色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正史资料缺乏，其他资料杂乱，清初至今，仍无法确定其最终归宿。据统计，关于李自成的死地、死因和终年之说至今已多达十余种。概而言之，归纳如下：

　　1、记载湖北通城九宫山的有：《绥寇纪略》、《明亡述略》、《怀陵流寇终始录》、《所知录》、《鹿樵纪闻》、《西志纪事》等均记载死于通城九宫山；

　　2、记载湖北通山九宫山的有：《烈皇小识》、《荒书》、《小腆纪年》、《通山县志》等均记载死于通山九宫山；

　　3、记载九宫山的有：《清世祖实录》、《东华录·阿济格奏疏》、《永历实录·何腾蛟奏疏》、《流寇志》、《明史》、《米脂县志》、《程氏宗谱》、《罪惟录》、《南天痕》等均记载自杀或被杀于九宫山或“九公山”、“九弓山”；

　　4、记载湖北通城罗公山的有：《甲申传信录》、《见闻随笔》等均记载死于通城罗公山或叫九宫山；

　　5、记载兴国州西塞山（湖北境内）的有：《怡曝堂集》、《寄园寄所寄》；

　　6、记载黄州的有：《粤游见闻》载“自成破京后，清兵追逼，遁至黄州，弃众先奔，为乡兵所杀”；

　　7、记载湖南罗公山及黔阳罗公山的有：《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明季遗闻》、《后鉴录》、《明季北略》、《平寇志》等均记载死于罗公山或黔阳罗公山；

　　8、记载湖南石门夹山的有：《澧州志林》、《澧州志》、《米脂县志》、《石门县志》、《广虞初新志》等均记载禅隐夹山寺而终老；

　　9、湖南益阳白鹿寺为僧卒死；

　　10、湘黔某禅院为僧卒死；

　　11、湖南益章莽山：传说李自成化名“曹国公”死于莽山，当地有丰富的民间传说和与李自成息息相关的地名如“米脂坳”、“奉天坪”、“永昌庙”等为证；

　　12、记载镇远府清溪（广西境内）的有：《半窝杂记》、《甲申朝小记》等均记载为僧卒死；

　　13、江西宁州界内：《永历实录》卷七载“都御史郭维经上言：自成传闻死于九宫山，在江西宁州界内。”

　　14、江西新昌；

　　15、河南平阳；

　　16、贵州正宁某寺为僧卒死；

　　17、广东乐昌金城山：传说李自成为瞒过追捕的清军，隐匿从襄阳南下，后经荆州、澧州、凤凰、广西龙虎关、连县、益章莽山，最终到达粤北乐昌金城山。后化名“曹国公”，联明抗清，直至被叛军所害，葬于金城山，后被太子移至庆云凑云山；

　　18、甘肃榆中青城：2005年8月在兰州召开的第十一届明史国际会议上提出，之后陆续有学者赴青城考察。青城是古丝绸之路的所经之地，是黄河边上一座千年古城，北至兰州90公里，明清时期，青城水烟闻名遐迩，是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有“黄河第一古镇”之称。当地早有李自成化妆成和尚在此归隐的传说，还发现有康熙年间的《李氏家谱》，此地李氏都以李自成后裔自居，死后葬于青城镇的龙头堡子，并有其坟墓为证。

　　以上十八种关于李自成死地的记载和说法，都有文献的记载或有惟妙惟肖、扑朔迷离的民间传说。但自清初以来，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通城九宫山、通山九宫山、罗公山、镇远府清溪及石门夹山这五说上，现有通城、通山、石门三县建有李自成墓。通城县于1955年在离县城二华里的九宫山北重修了李自成墓，占地300平方米，墓为全石结构，墓顶有棱形石碑，上有郭沫若的题字“李自成之墓”，1996年通城县再度修墓，依原式扩大，于次年4月竣工；通山县根据1956年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郭沫若的说明，在九宫山牛迹岭建墓，并立有郭沫若题字的“李自成之墓”大理石碑，1965年进行修整，1975年建闯王陵园和李自成陈列馆，占地1.1平方公里；1992年石门县按清朝澧州知府何璘所记，对夹山寺、闯王陵园进行了修复重建，并建有李自成纪念馆，占地30余亩。

　　但经过无数专家学者逐一考证，到目前为止，可以保留下来作进一步研究的只不过两说，即“九宫山说”和“夹山说”。

　　二、关于“九宫山说”和“夹山说”之争

　　两说之争最早见于《澧州志林》卷二十三澧州知州何璘撰《书<李自成传>后》，他根据孙教授所言，又询问故老，后又有老僧相告，并亲自到寺中观其遗像，其状貌与《明史》对李自成的描述相同，认为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撰文《李自成遗诗存录》、《再书李自成事》，对《明史·李自成传》记载李自成之死，提出六疑，认为“自成之死，竟无诚证（1）”同时提出阿济格、何腾蛟奏报不实。

　　上世纪4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50年代，通山县杨芳小学历史教师王如将同志，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口碑，收集并整理了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牛迹岭的传说资料，送请《历史教学》编辑部解答质疑。其争论的焦点是：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还是通山九宫山，最后的结论是通山县九宫山。郭老也认为确实有据，是可以信赖的，并发表了“我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及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2）”。然而，这次争论，只涉及九宫山的属地问题，并未对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原始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辩，更未牵涉到李自成死地这个本质问题。

　　而“夹山说”自何璘《书<李自成>后》和章太炎先生撰文对“九宫山说”提出质疑后，虽有部分论著问世，但亦无发现新的史料、实物，尤其是50年代郭老发表声明而成定论后，暂为沉寂。直到80年代初，石门文物工作者在夹山发掘了奉天玉和尚墓，出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因而撰文论述，使“九宫山说”和“夹山说”之争，再掀高潮，趋于白热，多次召开全国性的李自成归宿学术研讨会，有关论著上百篇，始终无果。

　　为此，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奉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于1996年6月成立了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专门攻克李自成归宿问题。1997年5月还在北京召开了“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但两说观点不一，时至今日，仍在争论。

　　三、关于李自成九宫山遇害说

　　持“九宫山说”的学者的依据是阿济格和何腾蛟分别向清政府和南明朝的奏疏，并以方志和谱牒等数十种其他史料辅之。概括起来，其主要依据有：

　　1、是阿济格的奏疏，称“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3）”。这是清政府得知李自成之死的最早战报，也是留下的最早记载。

　　2、是何腾蛟的奏疏，他第一次奏报说“至是，腾蛟奏斩自成于九宫山（4）”。第二次奏报说“闯死确有实据……闯假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5）”。这是南明朝得知李自成之死事最为详细的奏报。

　　3、是《明史》卷三百九载：“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

　　4、同治《通山县志》卷五载：“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

　　5、民国丙子年通山县《程氏宗谱》载：“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仅从以上五条可以看出，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文献记载十分丰富，既有清政府和南明朝将领的奏疏，又有方志宗谱的记载为佐证，应当说是言之有据的。但是，为什么还争了三百多年呢？许多学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是史料虽多，可歧异纷呈，矛盾亦多。从死亡时间上看，有清顺治二年闰六月、顺治五年、顺治二年秋九月、顺治二年五月、顺治元年甲申等；从死亡地点上看，有九宫山、通城九宫山、小源口、牛迹岭等；从死亡方式上看，有自缢死、斩杀、锄死、围杀、剿杀等；从凶手上看，有伏兵、村民、程九伯、甥金姓等；从首级的报告看，有“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县督宪军门佟（6）”，有“因遗素识李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辩，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7）”，有“以周二南死，矢首级（8）”，有“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9）”等多种版本。因此，多数学者怀疑这些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其二，是对死于九宫山的“贱首”的身份提出了质疑，一说是李自成，一说是贼首，一说是李延。那么，贼首或李延是否就是李自成呢？康熙丙申年通城县《金氏宗谱》载：“自崇祯末年……又有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将李延与李自成并称，是以证明李延和李自成并非一人。其三，是从清政府和南明朝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两个王朝并不相信阿济格和何腾蛟所奏之实。清政府对阿济格奏疏的态度是“……但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以此谕众，以骇听闻。况经祭告天地太庙，岂有如此欺诳之理？……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李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诳尔。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以此不遣使迎王及诸大臣也（10）”；“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已死，又擅至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虽前此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至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11）”。南明朝对何腾蛟奏疏的态度是“……都御史郭维经上言：自成传闻死于九宫山，在江西宁州界内。传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腾蛟乃知，且经年而后报。遽行大赏，读非所宜。且自成之或死或生，或死于吴三桂之追兵，或死于乡团之棒击，俱不可知。……何必借此影响不自信之功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非乎？臣且不能不以爱腾蛟者全腾蛟，况陛下之以驭腾蛟者安腾蛟，又当何如郑重也！疏入，乃辍给世券（12）”。难怪张书玉和唐王都发出了“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13）”和“而疑自成死未实（14）”的感叹！

　　四、关于李自成隐禅夹山说

　　分析了李自成九宫山遇害说的历史文献后，我们再来看看李自成禅隐夹山说的历史资料。持这种说法的学者主要是依据何璘关于李自成的论述《书<李自成传>后》和有关地方志，并以相关文物为佐证。

　　（一）史料记载

　　1、何璘《书<李自成>后》说：……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复弃骑去，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颔，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15）

　　2、《米脂县志》载：“……其后兵败，自成率数骑，乞食山中，不知所终。有传其至夹山为僧者，有僧徒数人，皆猛恶，不类沙门，居尝跌坐，不诵经传，后共瘗之，树碣曰：“奉天玉和尚”。盖自成初为奉天玉，犹隐寓其意也”。（16）

　　3、《石门县志》载：“……李自成之败也，由公安走澧，遁迹寺中为僧，殁葬其旁，题曰奉天玉和尚墓（17）”，“奉天玉墓，在夹山大路旁西坡，以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败后祝发为僧，似可确信（18）”。

　　以上引用的私人笔记、地方志所载史料尽管其撰述、修订年代不同，但脉络清晰，无需考证，问题关键是奉天玉是李自成吗？何璘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直接对官私史乘中有关李自成之死的荒谬记载进行批驳，而且距当时御修的《明史》刊行只有七年，他敢于推翻《明史》之定论，让一个“反贼”多活了近三十年，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的。

　　（二）文物资料

　　上世纪80年代石门发掘了奉天玉和尚墓，出土了大量有关的文物，如：青花骨灰坛、塔铭砖、圹符砖、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野拂塔、支那撰述残版、梅花百韵诗残版等，之后又在夹山附近出土或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如：铜马铃、“永昌通宝”钱、“奉天玉诏”铜牌、龟形“敕印”、“永昌元年”折扇骨柄、“永昌元年”铜熏炉、临澧蒋家的传世文物等。那么，这些文物资料和李自成有什么联系呢？不妨分析几件：

　　奉天玉和尚墓于1981年元月试掘清理（试掘简报1982年发表在《文物天地》上）。奉天玉墓为一墓三穴，其形制与陕西米脂李自成祖父墓近似。墓中出土的镇墓符砖，这与陕西米脂1984年出土的圹符砖基本一致。塔铭砖说明何璘所述不虚，奉天玉确有其人，不仅有其人，证明何璘的《书<李自成>后》考察记载之不诬，还补证了奉天玉和尚身份并非一般高僧，隐讳之词不同一般，说明身份之特殊。这些文物还是说明了在奉天玉与李自成之间有某种联系；《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主要是对奉天玉和尚及野拂来夹山活动的追忆。碑文中惟有三处被人的凿去“奉天”、“奉”等字样。在我国历史上，帝王常以“奉天承运”、“奉天行诏”字称，可见何璘经过细心的现场考察，既有孙教授的传言，又有老僧的记旧，还有遗像的证明，终于发现了奉天玉的秘密；野拂残碑是出自野拂之手。碑文内“子门徒数千指中兴”、“戎马星落雨泪天”、“不可为而为”等残句，不是一般禅林师徒之间的悼词，是显而易见的；《支那撰述》残文有：“能名祖不能讳天”，“皇帝圣躬万岁万岁”等残句，野拂借《经山藏》刻版的反面歌颂奉天玉，是谨慎而又值得我们深思的；《梅花百韵诗》残版共有九首残诗，这些诗与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到湘鄂西搜集到的五首咏梅诗，风格相似，应出自一人的手笔，章太炎称该诗“无草泽粗犷之气，而举止羞涩，似学童初为诗者，亦举事无就之徵也（19）”。因而他认为此诗为李自成禅隐后所作是有根据的；“奉天玉诏”铜牌的发现意义重大，如果说仅是一位出家的和尚、方丈或主持，其对下的传命，大可不必用“诏”来示意。这充分说明奉天玉和尚非一般和尚可比的特殊身份。进而言之，“诏”的运用，是有其特殊含意的，即皇帝、王、或者已成气候、具有实力和地域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才可以用“诏”。因此，“奉天玉诏”的铸造和使用，当有其更深层次的意蕴，如果说与李自成有某种联系，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铜马铃，在夹山寺附近发现“西安王”字样的马铃15件，“成”字马铃3件，与陕西米脂发现的马铃形制及纹饰一致，据《小腆纪年附考》载：“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自称西安王”，故这种马铃在起义军内部是不能随意盗用的，说明这些马铃与李自成不无关系；龟形“敕印”经鉴定是明末清初之物，在夹山寺的殿堂中发现，考察夹山寺的历史，这个时期只有奉天玉，且“敕”是指皇帝的诏令、敕命、敕封、敕撰，而“敕印”是封建王朝皇帝的专用词，这又把奉天玉和尚与李自成的衔接距离缩短了；临澧蒋家传世文物，传说李自成夹山为僧时，曾将少子过继给临澧蒋家，临澧蒋家有一支自称为李自成的后裔，蒋家有传世的大量明代宫廷玉器（现存临澧县博物馆）。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又名蒋冰之）女士说：“临澧蒋家原是李自成的后裔，因为蒋家很有钱，而财产多在外地，迁到临澧这地方，正是明末清初（20）”。由此可见，“夹山说”所据史料和发现的大量文物都不是孤立的，每一件文物都与历史记载相印证，也为李自成禅隐夹山寺提供了可靠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