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学术成就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他的好学屡见藉载。“每出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轮蹄所经，必咨询其山川风俗、古今沿革治乱之迹。所至厄塞，即老兵退卒，询其究竟，发书勘验同异，披寻搜讨，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畅其说而后止。”，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真正践行者,因此他于政治、经济、经史、舆地、金石诸学，无不贯通，就不足为奇了。他力倡实学，注意研究历史与现状，并漫游各地实地考察，与文献相参稽印证，开创了有清一代注重考据的朴学学风。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著录，顾炎武一生的著作多达117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的话，毫不夸张。顾炎武最著名的著作是《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音学五书》。
顾炎武曾参与“复社”活动，甚至举兵抗清。崇祯十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失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进行深入研究。遍游各省，载书自随，考察山川形势。广泛搜集史籍、实录、地方志、文集、说部笔记、邸抄中有关国计民生及舆地沿革资料，至康熙元年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以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张元济称此书“无非欲昭示后世，使凡有国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赋役、水利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数事，推而至于其他。”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历史地理学名著。全书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一地图，二山川，三兵防，四水利，五赋役，六屯垦。讲求利弊是贯穿本书的主线，它集中体现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侧重各地水利、贡赋等，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同时又因辑录了一些今已失传的或罕见的地方史志、碑刻资料，为后人书籍辑佚带来了方便，开创了后世利用、整理地方志资料的先例。《肇域志》是《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姊妹篇”，侧重各地沿革、建置、山川、名胜资料，图谋为匡复明室之用。这两部著作既是其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是其读志用志的典范之作。
顾炎武30岁以后潜心学问，凡读书必作笔记，“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日知录》是一部可以同宋洪迈《容斋随笔》等相提并论的读书札记性的学术著作，堪称顾氏力作，目的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顾氏生前曾刊八卷，世称符山堂初刻本。至康熙中，门人潘耒从其家求得手稿，经再三校勘，于闽中刻成三十二卷行世，即为遂初堂刻本，时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当时为了避文字之祸，潘耒在刊刻时作了不少删节。道光年间，黄汝成以遂初堂刻本为底本，参以钱大昕等四家校本，汇集九十余家研究成果，成《日知录集释》32卷，1994年，岳麓书社出版《日知录集释》的秦克诚点校本。
《日知录》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考据精审的史学著作。全书不分门类，而列一千零二十余条目。顾氏自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梁启超称其“论一事必举证，犹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如在卷二十《古人不以甲子名岁》中，文虽不长，却参考了三十余种书，列证六十余条，旁证十余条。
《音学五书》其实是五种书的合集，共38卷，包括《音论》3卷，综述韵学源流；《诗本音》10卷、《易音》3卷，分别以《诗》、《易》用韵考定古音；《唐韵正》20卷，名为订正《唐韵》读音，实为《诗本音》的详细注解；《古音表》2卷，顾炎武是第一个对上古音进行系统的分部研究的，他审核了《诗经》全书一千九百多个韵字，与《广韵》音字比较，归纳为古韵十部。该书一扫前人叶韵之说，开清人锐意研究古音之先河，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
顾炎武也是一位修志大家，据《顾亭林年谱》记载，顺治十六年，“抵邹平，订其县志”，编校了顺治《邹平县志》8卷；康熙十二年“夏四月，往德州订州志”，即康熙《德州志》10卷；康熙十七年，对康熙《山东通志》之“山川古迹稍为刊改”。此外，顾炎武还编纂过《历代宅京记》20卷、《营平二州史事记》、《山东考古录》、《昌平山水记》、《北平古今记》10卷、《十九陵图志》等史志类书籍。
顾炎武的操守
古人很看重人的操守，因此，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事，被传为美谈。顾炎武同样很注意操守，谦抑自持。他曾说：“文须有益天下，不贵多，立言不在一时”，因此，他积三十多年之功，写成《日知录》。又说：“近代文章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得其皮毛者乎？”故其所著述，大抵主于敛华就实、救弊扶衰，绝非词章家所及也。康熙丙辰（1676），东海两学士在京城宴请顾炎武，刚过三巡，顾即起身告辞。学士说：“还有些菜肴要请您品尝，到时我派人张灯送您回寓所，如何？”顾先生说：“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可见，亭林先生在平时很注意“瓜田李下”之嫌。
顾炎武于学无所不通，著称“通儒”，但是他绝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傲之徒，相反，很注重学习同时代学者的长处，而不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他曾写过一篇《广师论》以明志，把自己和当时著名学者作了一次对比，其谦虚的态度溢于言表：“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颐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容；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弨。
王锡阐、傅山、吴任臣、朱彝尊等人都是当时一流学者，至今犹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席位，顾炎武在这篇《广师论》中，以人之长，校己之短，迥然有别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的“文人相轻”的恶习，表现出一种“文人相亲”的气度。如此多产的学问家、修志大家，尚且谦逊不迭，瞄准他人之长，以《广师论》自励。吾辈同仁，岂有不见贤而思齐之理乎？
顾炎武曾坚辞清廷征召，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康熙戊午（1678），诏举博学鸿辞，廷臣争欲荐之。炎武以嗣母遗命，驰书坚辞。”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作客，他无奈的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意。不过他对徐氏弟兄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小外甥徐元文是顺治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人品口碑尚好，所以顾炎武曾勖勉徐元文说：“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这是顾炎武的一生抱负，一部《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为此而编写的。自汉以下，堪当此语者，殆无几人。他期望小外甥能深体此意。但对大外甥徐乾学则疏远得很，甚至很有点鄙弃之意。徐乾学是康熙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藏书甚富，有《传是楼书目》行世，名气比元文为大，但人品欠佳，热衷利禄，阿谀权贵。
顾炎武的道德学问是古今公认的。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是炎武甥徐元文为监修官，发凡起例，引据累朝，事实出炎武酌定者为多。当时馆阁名儒暨海内士大夫语及真实学问，无不敛衽称亭林先生。”清代学者阎若璩认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的史家，仅钱牧斋、顾炎武、黄宗羲三人而已。而乾嘉学派中无论是经学研究的吴派、皖派，抑或是史学研究的浙东、浙西派，莫不祖尚顾炎武。章学诚推顾炎武为开国儒宗。阮元《国朝儒林传稿》也以顾氏居首。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自序》说：“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
（原载2010年3月21日《姑苏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