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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 知行合一——顾炎武的治学之道高玉敏 纪芬叶

 大盗宝库 2022-06-24 发布于黑龙江
明清之际,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誓不仕清。当清朝的统治局势已经稳定后,他毅然选择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治学来寻求“明道救世”之路。这也使得他的治学之道呈现出以经世致用为要、以考据实证为主的鲜明风格,开清代朴学风气。清代学者潘耒盛赞顾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他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反对空谈,回归经典
  清代的学术兴盛建立在反对宋明理学的基础之上。顾炎武对魏晋的清谈及宋明以来理学、心学的空谈都持反对态度,他在《日知录》中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认为清谈背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仅仅是治学的细枝末节,必须回归到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根本上来,回到读书治学的正路上来。为此,他提出“舍经学无理学”“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立足文字音韵的考据来解释古经,避免臆断解经。《清史稿》说顾炎武,从少年到老年都手不释卷,到各地游历时,用二马二骡载书,甚至在马鞍上默默背诵儒家经典的注疏。他这种读书治学回归儒家原典的做法,深刻影响了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清代考据学兴盛,固然有文字狱的因素影响、宋明理学发展到极致而发生转折的促动,也与顾炎武的大力推动有重要关系。
    博学致新,开创朴学
  顾炎武从理念、方法、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治学观点,开创了清代朴学。
  在治学观念上,顾炎武明确反对以功名利禄为目的而著书立说和治学,认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他认为世间一切,从个人的为人处世到天下国家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都是应当学习的事情。做学问就是要“明道救世”,要把读书治学和家国天下紧密联系起来,抛弃名利思想。只有“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之类的文章,才是对天下、对将来有益的文章,才能在天地间广为流传。而达到这个标准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点益处,对天下都是有利的。
  在学术范式上,顾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仅仅是就经书而研究经书,还广泛涉猎了史学、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等方面,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领域大为拓展,开清代学术风气。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罗列了清代学术的13个门类:经书的笺释、史料搜补与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编纂、类书编纂、丛书校刻。顾炎武都多有涉猎。他在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时,一方面广泛搜集史籍、实录、方志及文集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对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此书除详细记载舆地沿革外,收集的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也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顾炎武学术视野开阔,对同一个问题能够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使研究更为深入和透彻。清代儒学大家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俞樾,乃至后来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黄侃等,都受到了顾炎武治学思想的影响。
  在治学方法上,顾炎武主张“博学于文”。顾炎武为学,不仅征之以书,还征之以友,征之以实。居于穷僻之域,他感叹“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如果足不出户,又不读书,就像一个人整天面对着一堵墙一样,毫无收获,即使品德再高尚,对天下也是不会有任何贡献的。顾炎武提倡的“博学于文”并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还要向各方面的人才学习。他在游历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都要向常年生活在当地的人了解风土民情,一旦发现和自己掌握的情况不一致,马上查阅书籍进行对照,所以顾炎武的知识体系非常完备,既有高文典册的基础,又有田野采风的实地考察,达到了“博学”的层面。
  在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上,顾炎武主张“行己有耻”的道德原则,坚决反对模仿、剽窃。很多领域和问题虽然古人已经多方涉猎,但是顾炎武认为一定还有古人没有研究透彻的地方,可以寻找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新的角度,这些都是后人可以继续努力的研究方向。古音学从南宋肇始,历经元明,至清而达到传统音韵学的高峰。但事实上,研究先秦两汉的语音,宋代吴棫所用材料上至先秦、下至隋唐,芜杂不清。材料问题直接影响了结论的真实性,始终不能令人信服。顾炎武发现了这些问题,他从新的视角出发,直接将研究材料限制在先秦时期,通过深入研究考证,提出了新的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朝以来学者对音韵问题的看法,被誉为清代古音学奠基人。
    注重致用,知行合一
  《清史稿》评价顾炎武说:“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顾炎武认为儒家经典本身就是注重实用的,像《易经》使人“无大过”、《诗经》使人“思无邪”,而《尚书》是记“三圣”之事等。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顾炎武始终信奉这个原则,为了学术研究最终能有用于天下、苍生,做到知行合一,顾炎武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人生壮游。在江南苏州一带武装抗清失败后,顾炎武的足迹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的顾炎武,怀着“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爱国情怀,带着“纪政事,察民隐”的务实目的,壮游四方、砥砺研学,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开创了清代的朴学之风,创新了学术理念,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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