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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吾之爱

2011-09-05  悠然一笑.

 

 

书之爱,吾之爱

 

核心提示:
我为什么喜欢书话呢?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书话带给我们一种幻想,读书人不孤独的幻想。

众所周知,卡夫卡曾经要求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在他死后烧掉所有的作品,而布洛德最终违背了这一诺言,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天才。无数后人曾揣测卡夫卡烧掉自己作品的心理,各种说法,千奇百怪。其中最让我信服的是这样一种:卡夫卡之所以要烧掉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自我贬抑的心态作祟,作家口中自称“一文不值”,而内心期盼的是无上的荣耀和夸赞“你身价非凡”。也许卡夫卡早就体会到,人们读一本书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尚未完成,这让他们有发挥想象的空间。只有这样的书才配有永恒不朽的声誉,一如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的珍贵藏书,因为这种残缺,在人们的想象中,书才更为尽善尽美。

之所以提及卡夫卡的故事,是因为想到了我们的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有数不尽的书遭受了各种摧残,再也寻觅不见。正因为如此,才催生了藏书家和书话系列的勃兴。我想有这种经验的绝对不只我一人:我们喜欢阅读一本小说,但是同类型的小说读多了让人厌倦;我们喜欢阅读一本书话,但是同样类型的书话,我们阅读时却乐此不彼。同样都是重复阅读,其中差别甚大。仔细想来,我们之所以喜欢书话,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似相同的搜寻好书的经历,在不同的人手中有着不同的韵味和惊喜。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的原话说:“事实的真相是,特别的书籍会赋予特别的读者某些特性。拥有一本书所隐含的意义就是,这本书先前的阅读史——也就是,每一个新读者都受到他所想象的这本书曾在前人手中的情形所影响。”书话看似重复一个搜寻好书的过程,但是每本书与每个人的相遇都是独一无二,他们的阅读体验自然也是独一无二。

我收集了很多书话系列,从内心而言可能是想搜集更多读书人的阅读和收藏的经验。浙江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北京启真馆策划出版了新的书话系列,命名为“书之爱”,此名可谓深得我心。最先出版的有美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藏书之爱系列三本,以及荷兰历史学家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纽顿的《藏书之爱》原来由重庆出版社出过合订本,我们并不陌生。书中介绍时说“少年纽顿于中辍学业后字商贩学徒起家,酷爱文学之余困知勉行”,又说他“平生最爱兰姆、狄更斯、布莱克、特罗洛普,哈代等英国大家,亦心仪约翰生博士、鲍斯威尔当代英伦文艺气氛”。纽顿是个约翰生迷,搜集各种版本的《约翰生传》,“硬纸简装、书口未裁的首版最受我钟爱,特别郑重收藏;同样是首版但附配插图的本子用来陈列;至于伯克贝克·希尔编辑的本子和我三十年前头一回读的廉价伯恩版,则专供翻查之用,因为我对那个本子可说是了如指掌”。当年就是因为你对这段话印象深刻,我才特意找来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来读。书的记忆因此得以延伸。

博尔赫斯写过一首诗《一本书》,诗中最后一段说:“静寂的书架上,那静默的怒吼/沉睡在群书中的一册之内/它沉睡着,有所期待。”它期待什么?当然是有读者上前,翻开和阅读。书与其他工具的不同就在这里,人类制造的工具只是人手的延伸,只有书才是想象与记忆的扩大。书籍也许是我们借以了解过去的唯一凭借。所以一本书自然有所期待,期待后人去苦苦寻觅,在众里寻它千百度中,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发现它的存在,从而把历史与现代衔接了起来。

皮纳在《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一书中就特意提到这种图书历史的困境,古代作家均不曾有完整的记录传诸后世,仅有只言片语,零星散落四方,通过口耳相承,得存片余,“如此以来,我们仅得一副拼图,由五花八门的残片连缀而成,却难言完整,不仅轮廓与细节无从判定,残片间的空白也让人头疼。”古人都不相信书本,觉得书籍这玩意保存东西太过于脆弱,而且一旦书写下来,思想顿时成形,无法继续传播。他们更乐意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传,在思想的传递中,也丰富了自身。所谓述而不作,是中西方哲人共同的选择方式。但是对我们现如今的人来说,仿佛只有搜集更多的藏书才能保存历史的记忆,我们恐惧的反而是电子时代的到来,思想记忆的传播和储存的手段变得更为脆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500G电脑硬盘可以保存一个图书馆的电子藏书,这是它无以伦比的优势,但是如果一个传播的小病毒,一次硬盘的破损都可能导致一个图书馆的书丧失掉,这样的损失我们担负不起责任。我宁愿选择收藏实体书,通过一本本的搜集、收藏、记录、编写、整理,在不停的排列组合中,书写着自己图书的阅读史。

埃科的名著《玫瑰之名》是一本书的寓言,即是说,透过书的历史,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书中自有教义,书不仅是容器,储藏所,更是“伟大的拐角”,从这个拐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乃至决定一切。书是起点和终点。书是世界的戏剧,乃至世界的终结。我们通过收藏书收藏了记忆和历史,也复活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每一本书话中我们都能清晰地探知到找寻书的历史。所谓“书之爱”,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对自身记忆的追溯。我们的爱通过书这个媒介找寻到了过往生活的痕迹,颇为有点寻根问祖的味道。书话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自我探寻的心愿。

纽顿在《藏书之乐》中提到一手创建“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说他去世前处理自己的藏书,特意注明了:“切莫移交博物馆冷藏,任由无心过客懵昧观览,务必托付卖场标售落槌”,只有如此,“余长年逐一搜罗各物过程所得之种种乐趣滋味、品味雅兴,方可再度一一施与同好中人矣”。琢磨这些话很有意思,藏书的过程最快乐的部分不是你占有了某本书,而是孜孜以求,苦苦寻觅的过程。如果你不能体会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咸,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心得体会,更不会在意这本书对其重要性。捐给图书馆的藏书大都湮没无闻了,因为再也没有重新发现的快乐可以描述。只有通过不断的流通,我们方能察觉一本书在经不同人之手后留有的一丝微妙的痕迹。比如说,我们知道曾经有谁收藏了这本书,为什么他又卖掉这本书,这本书在流通中发生了什么故事。这才是活生生的书话啊。

你拥有一本真正的藏书,这是你长期努力建构的杰作,这份藏书显示了你的天性,就如同你为人的性格,为文的风格,是你独特的“灵韵”。如果你的藏书某一天被整齐划一地捐给图书馆,进入那个毫无生命声息的上架行列,这份藏书再也与你无关,它的生命只能在被动等待人翻阅的时候,才可能有些许的生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重新进入流通市场,一本本书仿佛入水的鱼儿,在畅游海底的世界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等待我们书写。

我为什么喜欢书话呢?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书话带给我们一种幻想,读书人不孤独的幻想。在搜寻一本本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共同的快乐和神奇,我们也深知这样的探寻无穷无尽,也许是无底洞的深渊,也许是梦幻的天堂,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寻到读书人共同的快乐,知道吾道不孤,这也就足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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