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

 

晁错（公元200-前154年），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人，著名的政论家。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足智多谋，时人称为“智囊”。汉景帝时升至御史大夫。他针对汉王朝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提出了加强中央权、削弱诸侯势力、巩固边防和发展农业等一系列建议。由于晁错主张削减诸侯封地来加强中央权力，遭到诸侯王的反对，吴楚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景帝受袁盎挑唆，杀了晁错。

 

 “西汉鸿文”，晁错其中。《论贵粟疏》是晁错，也是“西汉鸿文”（鲁迅语）中的代表作之一。文章语言简练隽永，流畅优雅。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兼文学家的睿智与才能，备受后人尊崇。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种夏耕，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明君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由于他有给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候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却没有由于粮食缺乏导致百姓被遗弃或者瘦弱不堪因而减少国内人口，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防灾的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又多年没有发生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现有的土地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老百姓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种植谷物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水泽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不从事耕种。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容易违法乱纪。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财物不足，财物不足是由于老百姓不热心从事农业生产，不热心从事农业生产，便不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不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律，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轻便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好的食物才吃。人一旦饥寒交迫，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制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没有东西吃，身子冷没有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国库，防备水旱灾害，这样就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老百姓的去留，取决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是不选择什么东南西北的。珠宝、玉石、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看得很珍贵，这是因为君主喜欢用它。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便、小巧，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生长要靠天时，收获加工需要人力，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帛，一般人拿不动，不容易被坏人贪图利用，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给官府服役的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收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房舍，提供劳役；做这些事情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又有个人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等费用都出在里面。像这样辛勤劳苦，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的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命令，晚上就要缴齐。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出现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可是大商人却囤积货物，追求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也大获赢利。他们天天在街市上游逛，当朝廷急需某种货物的时候，就乘机抬高物价，牟取成倍的暴利。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总是华美的锦绣，吃的总是精美的食物，没有经历过农民种田的痛苦，却坐享农民的收获。凭着财物很多，他们交接王侯，势力比官僚还大，相互争夺利益；还到处游玩，华丽的冠服车盖在大道上互相可以望见，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上拖着丝织的长衣，招摇过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背井离乡、流亡在外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之极；法律上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已经贫困无比。所以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商人；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喜恶的态度相互抵触，这样下去，国家富强、法制建全的希望是不能实现的。

 

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莫过于让老百姓安心务农。要老百姓安心务农，关键在于国家要重视粮食生产。重视粮食生产的办法，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粮食可以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现在需要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缴纳给政府，使缴纳粮食的人能得到爵位，或免去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了。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粮的。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政府需用的用度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赋少了，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法令规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战车的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所以给献它的人免除兵役。神农氏留下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长的注满沸水的护城河，披盔带甲的百万士兵，可是没有粮食，还是不能守住。”由此可以看出，粮食是对于君王大有用途的东西，重视粮食是政事中带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劳役罢了。这出粮食和出战马所得到的优待相比真是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专有的东西，皇帝一开口，就可以没有穷尽地授给人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只要生长在地里就不会缺乏。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人都十分向往的权利。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由此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防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大大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