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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不慕流行求传世

 棋中王 2011-09-13

  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办公楼。

  走进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的办公室,触目即是依墙而立的大型书柜,以及满桌满椅的图书。房间很敞亮,于殿利就坐在窗下堆砌着图书的沙发上静候着记者。这是一位富有学者气质的出版人,说话很有条理,谈吐不徐不疾。就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想与发展思路,记者采访了于殿利。

  记者:在他人忙于出版畅销书之时,你们为何选择做《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样大规模的学术类图书?在翻译与整理学术著作方面,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抱负是什么?

  于殿利:整理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体现了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出版宗旨。商务印书馆初立之际,就明确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使命,100多年来都没有改变。为了系统译介西学经典,我们曾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套书汇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也滋养了几代学人,可以说凡是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仅仅介绍西方文化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学术思想,并推广开去,于是开始做《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民族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有没有足以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学术著作呢?答案是有的,而且不少,只是鲜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出版。原因很多,如学术图书很难挣钱,整理学术图书难度较大,以及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当代学术文化不受重视等。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愿意来做,而且有信心做好。

  学术与文化是商务至为看重的出版领域。译介别人的经典与整理自己的精华,是努力的两个方向。就最近推出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来说,有读者来信说我们做了“抢救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努力”。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认真地探究与考查我们民族近30年来迅速发展崛起的思想文化根源。

  记者: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工具书王国”,你们出版的《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都拥有众多读者。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出版领域有何心得?下一步如何拓展?

  于殿利: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工具书是“无言的老师”,对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意义无须赘述。陆俭明教授用以概括《现代汉语词典》的四句话,正是商务编纂词典的原则与经验:第一,主编不虚设,负起严把学术质量关的责任;第二,词典编纂以学术引航;第三,以正确的语文规范观指引语文规范方向;第四,广泛听取意见,确保高质量。

  我想补充的是,辞书的编纂需要与时俱进,甚至广泛开展田野调查,积累第一手实践资料,准确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我们如果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的各个版本,可以触摸到历史的变化,感受到时代的体温。一个词语的生老病死、去留存废,乃至意义的演变,都会被尽力记录进来。

  在编纂过程中,有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情,折射了老一辈商务人的精神信念。比如,老辞书编辑都很重视做资料卡片,商务老编辑吴泽炎在编《辞源》时,一个人就做了30多万张资料卡片。这份硬功夫,实在让人慨叹。

  至于下一步的打算,我们一是发展学习型词典,二是做专业辞书。 

  记者:商务印书馆最近成立了大众文化编辑部,推出了如《传奇王阳明》等大众文化图书,这是否预示你们的出版有了新思路?

  于殿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学术著作水平很高,最后却走到“天下无人识君”的地步,需要抢救才能传承。为什么?就因为距离社会大众太遥远了。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出版人有责任把高端的学术著作尽可能用通俗的形式传递给非专业的读者。出版人的使命是传递文化的火炬,这个火炬如何传递?如果总是在几个精英学者之间传递,再好的学问也是孤芳自赏。 

  所有高端的思想都有大众需求,所有高端文化都有适合大众的表述形式。将名著普及到公众,让学术走向大众,不仅会有市场需求,而且是文化传播者应尽的责任——黑格尔、康德、尼采,他们的书,一般人很难读懂,但他们的思想,我们值得拥有。这中间“修路搭桥”之事,我们愿意来做。这也是我们成立大众学术与大众文化编辑部的初衷。

  记者:“一名之立,论之再三”,这句话用来形容老一辈商务人做出版时认真慎重的态度。但是如今出版节奏越来越快,“十年磨一剑”的编纂方式虽认真,可效率如何实现? 

  于殿利: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它其实牵涉我们对传统与创新关系的认识。相比较来说,我们更需要继承的是“十年磨一剑”的态度与精神,那种求真负责的态度不容丢弃。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创新生产方式与编纂方式,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举例来说,以往我们一个编辑一年编两到三本书,100个编辑一年编三四百种,基本实现“日出一书”。但是走到今天,这已不能满足需求。我们因此对编辑进行分工,有专门的审稿编辑,有专门的策划编辑,还在发展管理型编辑……目的就是提高编辑效率,单位时间里多出好书。“又好又快的发展”是对编纂工作的基本要求,不好,快亦无用,不快,则称不上真正的好。

  记者:商务印书馆曾与北大被并称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你们如何赓续辉煌呢?

  于殿利:其实当前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转企改制的时局下,既继承商务的优秀传统,又能顺时应变,不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抛弃。这要求我们既要珍视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在我看来,商务能走到今天,有一条核心价值观发挥了巨大作用:创新。在商务的历史上,不少开风气之先的举措,体现了商务人永不停止的创新步伐。这种创新精神本身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注解。我们刚才说的成立大众学术与大众文化编辑部,就是以前没有的。

  另外,“全媒体出版”是当前出版业的大势所趋,包括了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纸质出版不用多说,困难在于数字出版。现在的情况是,满城争说数字出版,但其实还是纸质出版占主流。怎么应对?我的看法有两点:一、二者只是出版形式的不同,但是都以内容为出版的核心;二、逐步准备,渐次备好数字出版的条件。我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只要拥有过硬的内容与充分的准备,不管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出版形式,我们都能满足需求。

  

  采访手记: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首商务印书馆馆歌,采自张元济、茅盾、叶圣陶的诗句,折射了百年商务的耕耘与追求,也记录了商务印书馆经历的困阻与创造的辉煌。

  中国有句古话,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怎样保住传到手上的这块牌子?怎样让它再放光芒,延之后世?这是一个挑战当代商务人的重大课题。说到底,如何破题就存乎在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之间的权衡与把握。继承优良传统当然重要,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整不断开拓,也同样不能缺少。

  我想,“修路搭桥”并非易事,顺时应变考量智慧,百年商务的这种担当与追求,也许正是它最闪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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