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名家述评欧阳中石 - 这一章将对历代有重要影响草书家的生平、成就作一介绍，并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尽可能对这些草书家的取法途径、书风的变化以及他们的个性特征有个交代。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对那些名位很高，但没有书作传世的书家，如杜度、崔瑗等，只好忽赂不计了。 一、张芝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祖籍敦煌酒泉。但从他的父辈开始，就已经移居弘农(今陕西省)。字伯英。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故时称“张有道”。善草书。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又尝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其书迹为世所宝，寸纸不遗。三国魏人韦诞学张芝书，赞曰“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谓为草圣。历代书论家对张芝书法多有评价。南朝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说：“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唐李嗣真《书后品》说：“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张怀瓘《书断》卷上说：“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并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 据史料记载，张芝真迹在东晋时已属罕见。东晋庾翼曾言及在永嘉之乱过江南时，将张芝草书十纸丢失，常有“妙迹水绝”之叹。南朝时期皇家开始留心收藏名家书作，虞和《论书表》云：“大凡秘藏所录，……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宝。”在这些收藏中是否都是真迹，尚属疑问。因为在南朝时，伪作已经出现，造假者为了牟利，作伪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我们所见的张芝书迹都是刻本，刊于《淳化阁帖》卷二。第一类是章草，即《八月九日帖》，章草6行，80字。第二类是以今草为主，并间有章草字法的，即《二月八日帖》。第三类是大草，即有名的《冠军帖》(图5—1)等。对于第一类草书，即章草，前人一般没有异议，因为《八月九日帖》虽然经过翻刻，但章草风范犹存，此帖字型结构简括，行款疏朗，风韵高古，与出土的汉简之上的草书风格相似。《二月八日帖》除开始两字带有明显的章草意味，而通篇大段都是今草，行笔流畅，草法纯熟，与《淳化阁帖》中所载东晋南朝书家的草书很接近，是否为张芝所书，也是一个问题。第三类，即《冠军帖》，宋代学者已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说：“唐文皇右军传赞云：伯英临他之妙，无复余踪。当是时，远购冥搜，古帖毕出。而御府所蓄其富无伦，尚无伯英书。后世岂可复得。非特唐也。……此卷章草芝白一帖(指《八月九日帖》)差近古，亦疑先贤摹仿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包括《冠军帖》)，米(指米芾)云皆张长史(张旭)书，信然。但帖中有云：数往虎丘，祖希时面。祖希，张玄字也。玄之与大令同时，虎丘地在江左。当是长史书二王帖辞耳。” 其说基本可信。至于张芝那种“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田行，……世称一笔书者”的草书，恐怕也是出于张怀瓘的臆断，非是见过真迹后所下的评语。《冠军帖》等非张芝历书，这并不否定张芝有类似书法风格的存在，也不会因此否定张芝在今草形成过程中可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尽管张芝留下的书作很有限，而且真伪难分，但是，张芝在草书发展史上的祟高地位是不用置疑的。张芝作为东汉末年的名士，游心书法，开启了士大夫热衷书法艺术的先河。魏晋以后，很多书法家都受到张芝的影响，以至成为整个魏晋时代人们心目中书法艺术的偶像。而他的草书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言喻的。西晋时期的大草书家索靖、卫瓘的草书直接胎袭于张芝，而为今草创立典范的书圣王羲之也是以张芝为榜样，从张芝那里获得草书的精髓，并加以发扬光大。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张芝草书虽无真迹供我们景仰、取法，但是，他的艺术真谛灌注在历代草书家的血脉里。 二、皇象 皇象，字休明。吴广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工书，尤善章草，为当时之书圣。皇象章草师法杜度，时人以其书与严武棋、曹不兴画等并称“八绝”。南朝宋羊欣评其书说：“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采古来能书人名》)袁昂《古今书评》说：“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唐都尽《述书赋》说：“广陵休明，朴质古情，难以穷真，非可学成。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评价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 皇象草书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帖》等。魏晋时代有好几位名书法家用章草写过《急就章》，但是只有吴国皇象写的一本，有临摹本流传下来。北宋时叶梦得曾将皇象本《急就章》刻石于颖昌(今河南省许昌)。明正统年间又有人据已有残缺的叶刻拓本重新刻石于松江，所据拓本的残缺之处以明初书法家宋克写本补足。这就是一般所谓松江本《急就章》，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的章草名作。 皇象本《急就章》屡经摹写，当然免不了失真之处，但是只要服考古发现的汉代草书资料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现存之本大体上能反映汉代草书的面貌。 他还留下一件《文武帖》，也是章草，为宋《淳化阁帖》副本，六行。此帖与《急就章》风格不同，转折方峻，字形的变化也较前帖为丰富。有些笔画已经接近楷书点画。结构散逸，如众星之列河汉。 从这两件仅存的作品来看，皇象的章草面目绝非千篇一律。《急就章》不但为章草确立了不朽的典范，也是章草艺术自西汉以来的一个总结，没有这件作品，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章草艺术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文武帖》则显示了皇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书法家的个性魅力。 三、索靖 索靖，字幼安，张芝姊孙。累世官宦。靖历官尚书郎、酒泉太守等职。曾为征西司马，人称索征西。善草书、八分，尤精章草。与尚书令卫瓘齐名，时人称为“一台二妙”。《晋书》卷六十《索靖传》：“瓘笔胜靖，然楷法远不及靖。”梁武帝重其书，所著《古今书人优劣评》称赞索靖书“如飘风忽举，蛰鸟乍飞。”唐李嗣真《书后品》评云：“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况，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载凛凛，为不亡矣。”唐张怀瓘《书断》卷中列索靖章草为神品，评云：“幼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则过于瓘，然穷兵权势，扬威耀武，观其雄勇欲陵于张(芝)，何但于卫。王隐云：靖草绝世，学者如云。是知趣皆自然，劝不用赏。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索靖对自三堕书艺也颇为自信，名其书势为“银钩虿尾”。传世书迹有草草《七月帖》、《月仪帖》、《出师颂》等。 《月仪帖》是索靖章草的代表作，凡十一章。此为《邻苏园法帖》拓本。此帖为书信文例，按月分为十二章。此件缺四至六月。计18页。《月仪帖》具有同时期一般章草的特点外，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的跳跃，字势的斜正相发，动中有静，而粗细变化也需引起重视，起笔处往往锋从势出，有银钩虿尾之趣，确实为章草的精品。 四、王羲之 王羲之(32l一379年，一说303—361年)，琅琊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字逸少。他一生曾任秘书郎、参军、刺史、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等职务。后称病去职，与东土诸名士优游自适以终老。人称“王右军”。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从伯父王导、王敦，以及伯父亲王廙，都是曾经左右东晋形势的重臣。据说他小的时候不善言辞，长大成人，却善于思辩，以骨鲠著称。 王羲之少时学卫夫人书法，后来得到伯父王廙的指教。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很多，伯父王导、王敦也都精于书法，王导还将有“江东法帖之祖”的钟繇《宣示表》传给王羲之，可见对王羲之书法才能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能够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终于“备精诸体”创造了全新的书法艺术境界。 他的草书师法张芝，一变汉魏朴质书风，而创研美流便之体，为今草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标准，使今草与章草的界限变得分明起来，成为两种书体。他笔下的今草结构随笔势而变得自由灵活，充分体现草书“删难省繁，损复为单”的特征。从实用的角度上说，更加便于提高书写的速度。字势连绵，笔断意连，书写的艺术性加强了，体现了纵横牵制、钩环盘纡、神化自若、变态不穷的美；笔画上改造了章草的“抑左扬右”式的波磔，而代之以随起随收，流畅自然的笔触。务在求简，各种风格兼能。《远宦帖》笔笔有格，规矩俨然；《知比得丹阳书》简便娟丽，气韵连绵；《得华宜疏》信笔驰骋，任情恣肆，而天然有致，尽得法义。他确实是一位多能的书家，多种风格汇集一身，总体统一而又各有情趣，诚然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由于王羲之在书法上有极大的贡献，所以在他身后，历代都将他的书迹视为至宝，因此，东晋时期的书家中，数他留下的作品为最多。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墨迹本草书有《寒切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上虞帖)、《长风帖》、《游目帖》、《此事帖》、《大道帖》等，皆为唐宋时期的摹本。从这些最接近于真迹的摹本来看，风格各不相同，其中的《寒切帖》、《远宦帖》尚有章草遗意，点画古拙，多不牵连；《初月帖》、《上虞帖》、《游目帖》、《行穰帖》等运笔轻快，流美自然；而《大道帖》则奔放驰骋，一曳如风。王羲之草书传世之作更多的是以刻帖的形式流传至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十七帖》和《淳化阁帖》中的草书。据载：唐太宗好右军书，搜集王书凡三干纸，率皆以 一丈二尺为一卷，《十七帖》(图5—2)即其中的一卷。此卷疏放研妙，气象超然，乃书中之龙，历来被奉为草书(今草)圭桌。《淳化阁帖》收有王羲之草书杂帖近百种，良莠不齐，真伪相杂，的人已有考订。其中亦有与上文所举相同者。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了解和学习王羲之草书的重要范本。 五、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年)，王羲之第七子，字子敬。小字宫奴。曾经任职建武将军、吴兴太守、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他是王羲之七个儿子中书法成就最高的一位。擅长各种书体，犹以行草擅名，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二王”。相传他小的时候学书法，王羲之从后掣其笔，没成功，感叹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这是说他学习书法非常专注，预示着他将有所成就。又传说王献之年少时曾经用扫帚沾泥汁在墙壁上书写方丈大字，王羲之对他褒奖有加，并且引来了很多人来观看。王羲之《与郗家论婚书》说：“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这是王羲之在为王献之订婚时给对方写的介绍信，称赞他的书法，说明王献之年纪很小就具备书法艺术才能。 王献之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在他父亲王羲之的成就面前，他并不安于仅仅是继承父业，而是思考有所突破。据张怀瓘《书议》载：“献之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与往法故殊，大人宜改体。”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行草”体，这种创新意识自然也贯串到其他书体。因之，王献之的草书尽管带有王羲之草书的基本规范，而对于其父也并非亦步亦趋。前人对王献之的草书的这一特点有所评价，唐李嗣真《书后品》云：“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故谢灵运谓云：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也。”前人多谓王羲之内摄，王献之外拓，正谓王献之逸气过父。王献之更有一笔草书，其《十二月帖》尚可窥见一斑，米芾谓“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又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黄庭坚仙谷题跋》曰：“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私左氏，大令似庄周。”这些评价都是说王献之草书自出机杼、天纵神俊的艺术特征。张怀瓘《书断》列其草书为神品。 东晋时期是中国文艺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士大夫阶层争奇斗艳，书法艺术也完成了从汉魏以来的古朴向清新研美格调的转变，其中开创这一风气的领袖是王羲之。但是，时代崇尚新美的潮流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就书法而言，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王羲之的审美趋向中，而是向着更加流美的、潇洒的方向追求，让书法艺术更加显示出它抒写性情的功能，王献之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趋向的代表，他的草书尤其将书法艺术“任情恣性”的本质发挥出来。我们看他的草法，连法多于王羲之，字势更加飞扬奔故，可以说大草书法正是从王献之开始才有了真正的格局。中国书法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也正是从王献之那里才真正凸现出来。所以明代项穆说：“书至子敬，尚奇之风开矣。” 王献之的尚奇书风对东晋后期及南朝前期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朝梁陶宏景说：“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亦然。”(《与梁武帝论书启》)在东晋时期的末年，王献之的影响要超过王羲之，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南朝时期的前半段。 王献之传世草书作品有《中秋帖》、《新妇地黄汤帖》、《送梨帖》、《鸭头九帖》，皆为唐宋时期的摹本。其他刻帖有《十二月帖》、《淳化阁帖》中的《玄度时往东帖》、《玄度何来帖》等杂帖草书达几十种之多。 六、智永 智永，生卒年不详。据传身历梁、陈、隋三朝。山阴水欣寺和尚，名法极，人称“永禅师”。俗姓王，他是王羲之七世孙。平生除了从事宗教事业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书法的研究与传授上。他在书法上用功之勤也是千古佳话。相传他居永欣寺阁上临书三十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用坏的笔头放置于大竹簏(lu，竹箱)，每个簏的容量一石(dan，容量单位，相当于十斗)有余，五簏皆满。来求他写字及请题额的人非常多，他所住的地方门槛为之踏坏，于是便用铁叶包裹起来，称为铁门限，说明求他写字的人是非常之多。张怀瓘评价智永说： 智永的草书作品主要是他所写的大量《千字文》(图3—4)，这些作品在隋唐之际流传极广，在草书发展史上，他是连接南朝和唐朝的一个律梁。 七、孙过庭 孙过庭，名虔礼，字过庭，又说名过庭，字虔礼。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于唐高祖武德(618——627年)至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之间。他的事迹仅存于唐初诗人陈子昂为他写的《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及盛唐时期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书断》等材料中。他出身寒微，仕途坎坷，后世记住他主要是因为其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作《书谱》。《书谱》不仅是一部书法理论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件草书佳作。 在唐朝初期，《书谱》的草书艺术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件作品是继承了羲之草书风范，这是与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相吻合的。唐太宗李世民钟爱王羲之书法，不惜花巨资和大量人力搜罗王羲之真迹，并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序赞，其推祟之诚在书法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这个时代王羲之书风便成为主流。孙过庭对王羲之(包括王献之等)书法曾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人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书谱》)而且他还一再强调王羲之“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唯汇古通令，亦乃情深调和”。孙过庭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以王羲之为书法之理想。他的草书达到了非常精纯的境界。宋朝米芾评价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宣和书谱》说；“文皇(唐太宗)尝谓过庭小字，书乱二王。”可见，就是唐太宗也对他的书法赞赏有加。而现存的《书谱》草书墨迹无疑证明了孙过庭是二王草书的嫡系。无论从笔法的精致多变，还是结构的形质毕肖，可以说孙过庭把王派草书独有的风神展现出来了。当然，由于《书谱》是一篇文稿，书写的目的与节奏自然有别，不可能像王羲之等人书写信札那样信手数行，所以《书谱》更多的显示出功力深厚与技巧的高超。 孙过庭草书尚有《景福殿赋》、《千字文》，这两件作品风格与《书谱》有一定的差别，是否为真迹，尚有待研究。 八、贺知章 贺知章，唐高宗显庆四年—唐玄宗天宝三年(659—744年)，字季真，越州永兴人。他在盛唐时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诗人、书法家。曾任历太常博士、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太子宾客，授秘书监。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贺知章为人放旷，善谈笑，清谭风流，以文词知名。当时贤达都非常倾慕他。晚年自请为道士，唐玄宗有感于他的高风迈俗之行，赏赐给他镜湖一曲，并亲自率领文武大臣为他送行，当时传为美谈。与大诗人李白、大书法家张旭等相友善，为“酒中八仙”之一。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想见其人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家，与张旭是一种类型的人。据说当时喜好书法艺术的人为了得到他的墨迹，准备好笔墨纸现跟随着他，意有所惬，即兴挥洒，意足而止。《宣和书谱》卷十八称贺知章作书时，“惟问纸有几幅，或曰十幅，则词随十幅尽，或曰二十幅，则遂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辨，不见笔力之衰”。唐窦尽《述书赋》评价他的书法说：“狂客风流，落笔惊绝，芳嗣寡俦。加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邕容省闼，高逸豁达。” 贺知章存世的真迹只有小草《孝经》。这件作品草法严谨，用笔爽利。而那些被人誉为“壁上纵笔龙虎腾”(刘禹锡《洛中寺北楼见贺知章书》)的大草书作，已经荡然无存。 九、张旭 张旭，唐苏州人，字伯高。韧为常熟尉，后官金吾长史。一作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他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人，与李 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焦遂为“洒中八仙”。能诗，长于七绝。工书，精晓楷法，草书最为知名。相传张旭每嗜洒大醉，呼叫狂走，下笔愈奇。或以头儒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号“张颠”。尝自言于堂舅陆彦远处得二王笔法，又云：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笔意，闻鼓吹而得其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当时以李白歌诗、裴吴剑舞、长史草书为三绝。《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云：“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速，超绝今古。”唐蔡希宗《法书论》云： 十、怀素 怀素，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一唐德宗贞元元年(725——785年)，僧人，字藏真，俗姓钱。于经禅之暇，颇好笔翰，尤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又尝于故里零陵广种芭蕉，以蕉叶供挥洒，因号所居曰“绿天庵”。好饮酒，及酒酣兴发，虽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时人谓之醉僧。唐吕总《续书评》云：“杯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上列怀素书入妙品。评曰：“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宋董逌《广州书跋》卷八云：“书法相传，至张颠后，则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故鲁公谓以狂继颠，正以师承源流而论之也。然旭于草字则度绝绳墨，怀素则谨于法度。”又论曰：“当其手笔调和时，忘神定气，徐起而视，所向无前，故能迥出唐诸子右。”《宣和书谱》卷十九谓怀素草书“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婉若有神”。 怀素的草书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研究。一是对正统草书的继承，所谓正统草书，是指王羲之的草书，因为唐太宗以王羲之为书法典范，因此，人们把学习王羲之的各种书体作为书法的正统，而评论书法也是以王羲之作为标难。怀素草书，尤其是后期的草书，明显出于王羲之草书笔法、体式，如《论书帖》、《圣母帖》等，可见，怀素对王羲之的草书下过很深的工夫。而年轻时期的草书显得飞动，则是比较多的出于自创，反映了盛唐时期昂扬激越的气度和风采。我们知道，早在怀素之前，贺知章、张旭等前辈书家就张扬了这种奔放的时代精神。怀素早期还是深受他的这些前辈书家的影响的，从时间上来推断，怀素还是可能看见过张旭的草书真迹，而且，他曾一再表露过想拜张旭为师，亲承手受，其《藏真帖》云：“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晚游中州，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当然，在怀素看来，若是能见过张旭，并得到他的亲自传授，那样则更好了。晚年的怀素还是 这样孜孜不倦的追求着草书的境界，而且，在当时人看来，张旭所传授的笔法也就是自蔡邕、钟繇、王羲之等一脉相传的笔法，而不是另外的一种什么别的书法传统。每个时代的书法家只是用这种笔法写出当时人们的情怀而已。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理解赵孟頫说的“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理论了。古人很少能意识到他们有时候在进行一种创造，即使他们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也认为是继承了前人的笔法。 怀素传世书迹有《自叙帖》、《论书帖》、(大草千字文》、《小草千字文》、《圣母帖》、《律公帖》、《藏真 帖》、《苦笋砧》(图5—3)、《贫道帖》、《食鱼帖》以及《淳化阁帖》中所收的草书等。 十一、杨凝式 杨凝式，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一后周世宗显德元年(873—954年)，字景度。华阴人。据史料记载，杨凝式虽然不是那么仪表堂堂，而精神颖悟，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历事五代，以心疾致仕，居洛阳。官至太子少师。长于诗歌，善于笔札，洛阳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记殆遍。时人以其纵诞，便称他为“杨风子”。 《唐诗外传》说：“凝式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颜真卿，加以纵逸。久居洛，多进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其号或以姓名，或称癸巳人，或称杨虚白，或称希维居士，或称关西老农。其所题后，或真或草，不可原诘，而沦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黄庭坚《山谷集》说；“余桑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入妙，当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褚薛未入右军之室；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矣。”《宣和书谱》说：“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笔迹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传世书迹有《神仙起居法》、《夏热帖》、《新步虚词》等。 杨凝式生于五代干戈四起之世，生逢乱世，内心充满着矛盾，佯狂处世，发为草书，意态奇险。这并不是说杨凝式草书没有传统，相反，我们从他的《新步虚词》中明显看得出正统草书的法度，显得湿润含蓄，平和简静。当然，这不足以代表杨凝式草书真正特色。真正能反映杨凝式草书成就的是《神仙起居法》、《夏热帖》一类的作品。从这两件草书作品中我们依稀能窥见杨凝式当时在一种沉醉状态中题壁狂草的风采。《夏热帖》由于残损较多，如神龙腾雾，不见首尾。《神仙起居法)用笔恍惚，起止无端，忽左忽右，点画狼藉，似是在一种癫狂状态下所写，这与晚唐时期狂僧的草书境界是一脉相承的。而《夏热帖》则又显得挥洒酣畅，痛快淋漓。我们今天无法看到杨凝式草书的全貌，因为他的那些题于寺壁上的胜迹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但是，我们从仅有的两件草书作品中依然能感受到他的草书随遇而发，不拘一格的精神风采。 十二、黄庭坚 黄庭坚(1045一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郎。后遭贬。他出自苏轼门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井以诗擅名于时，世称“苏黄”。平生与苏轼意气相投，升沉与共，艺术观念同中有异，互相发明，其关系在师友之间。黄庭坚于书法草、行、楷兼善，且自成一家，尤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曾说：“近世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虽号为草书，不知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明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山谷题跋·跋此君轩诗》)可见他对自己草书的历史地位非常自信，认为自古以来真正理解草书真谛的人无非张旭、怀素及他本人而已。现在我们回味他这段话，仍然感到他的远见卓识，而并非妄自尊大。 他对书法艺术深层规律有着自己的理解，主张自成一家，从黄庭坚的草书对传统的继承情况来看，可以说是找不到现成的字形基础。他的字既不像王羲之、张旭、怀素，也不像王献之。而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样式，虽然黄庭坚曾表示过是在看到怀素真迹以后，草书才有很大进步，实际上，我们从黄庭坚现存的书作中很难找到怀素式的字形。我们从书法史上看到，包括张旭、怀素在内的草书家，他们虽然有些超越法度之外的作品，但有些作品中明显的带有继承前人的痕迹，怀素草书《圣母帖》、《论书帖》等被公认为是王羲之的合法继承人，但黄庭坚的作品中就显得有些例外。之所以如此，是与“自成一家始逼真”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他曾说过“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试看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他也曾说过，像王著那样依样葫芦的书法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相反，颜真卿、杨凝式、苏轼这些自出新意的书法家才是王羲之的真正知音。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黄庭坚反对的是刻舟求剑式的学习人，主张精神相契，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神似。上述立论是以今天所能见到的黄庭坚墨迹为依据的。 黄庭坚学草书经历了几个阶段，黄庭坚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 翁、自美书观之，乃悟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山谷题跋·论草书》)可见他学习草书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体悟的过程，中间充满着甘苦，到了中晚年才达到自由的境界。 黄庭坚草书最成功之处是将张旭、怀素开创的大草书带入一个新的天地，他不像张旭、怀素那样狂肆，而是代之以对草书之理的体悟，将大草书某些只有在激情冲动下才有的张狂效果变成一种理性的结构，所以，我们在他的草书中看不到激情的奔突，而是幽雅的吴带当风。他那些独特草书字形、字与字之间的左右挪动以及对空间疏密关系的处理，都是饶有思致的。黄庭坚对用笔非常重视，曾说“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他的草书用笔很具特色。尤其是他的一些典型风格的作品，如《李白忆旧游诗卷)用了很多顿挫的笔法，线条本身的节奏感与时间感加强了，其中第三行“千”字，整个字的笔画看似一笔而就，实际上有好几处转折换锋，类似的写法还很多，这样的方法使圆转连绵的笔画不至于流滑。他有时甚至用楷书或者行书的笔法作草，这些简洁的笔画与左缠右绕的曲线搭配到一起，显得非常和谐。当然，黄庭坚的笔法是多式多样的，极为丰富的，圆转劲健的笔法也是他擅长的技巧。他的长卷《廉颇蔺相如列传》(图5—4)中圆笔用得极为灵活流畅，但又不失遒劲，显示了高超的驾御笔锋的能力。 在大草的历史进程中，黄庭坚是一个新的高度，艺术成就可与张旭、怀素分庭抗礼。他留下的草书墨迹很多．计有《李白亿旧游诗卷》、《廉颇蔺相如列传》、《竹枝词》、《诸上座帖》、《寄贺兰锰》、《花气熏人帖》等。 十三、薛绍彭 薛绍彭，生卒年不详，宋神宗时长安人，字道祖，号翠微居士。有翰墨名。与米芾相友善，当时号称“薛米”。官秘阁修撰，知梓潼路曹。由于当时苏轼、黄庭坚倡导求新，所以像他这样含蓄清雅的风格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力，他的声誉自然也为苏轼、黄庭坚、米芾所掩盖。到了元朝，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他的艺术成就。元虞集《道园学古录》说：“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方知古法，长睿书不逮，惟绍彭最佳。”又说：“南渡后言墨帖多米氏手笔，而薛书尤雅正，《楔帖》临榻最多，出其手必佳物，然世亦鲜也。”元赵孟頫云：“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存世草书有《昨日帖》、《晴和帖》等。 十四、赵佶 宋徽宗赵佶，宋神宗元丰五年—宋高宗绍兴五年(1082—1135年)，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在位二十五年。疏斥正士，抑近奸谀，蔡京、童贯之流得以亲附，济其骄奢淫逸之志。因竭民力，怠弃国政，终至边警屡起，金兵南下，国破身辱，死于北域。在位期间，尝召文臣辑成《宣和书谱》等书，工书画。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微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行迹求也。”宋蔡恢《铁围山丛谈》云：“裕陵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家法。”近人马宗霍《书林纪事》云：“徽宗好书，彻府所储书，其前必有御笔金书小楷标题。政和七年，园子辟雍御书大成殿榜。宣和四年，帝幸秘书省，宣示御书《千文》十体书《洛神赋》、行草近诗。”存世草书有墨迹《草书执扇》、《千字文》等。《千字文》这件草书长卷，字大径寸，飞动之致，颇得张旭狂草笔意。纸本墨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卷狂草千字文，写在一张长三丈余的描金云龙笺上，笔势洒脱劲利，变幻墨洲．用笔常以侧势险锋出入，自首至尾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颇为壮观。宋徽宗草书师法张旭、怀素的狂草，此作既有怀素的圆转劲爽，又有张旭的狂肆开张，有些局部与张旭草书《千字文》残卷很相似。当然，这件作品并非尽善尽美之作，主要是缠绕过多，有些局部的牵丝平行重复，降低了作品的整体格调。赵佶草书流传绝少，此卷是在他四十岁时所作，代表他的草书成就。 十五、赵孟頫 赵孟頫，宋理宗宝祐二年一元英宗至治二年(1254-1322年)湖州人。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本宋宗室。幼聪明，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世祖时，以遗逸被召，官集贤直学士，甚见亲重。仁宗时，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时称“赵承旨”。赠魏国公，谥文敏。他文章经济冠绝时流，旁通佛老之学，其诗清邃奇逸，书画尤为擅名，篆箔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妙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杨载《翰林学士赵公行状》云：“公性善书，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元鲜于枢《困学斋集》说：“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他留下的草书作品，大多是手札之类，似乎没有颠草。笔法字形都以王羲之为准则，含蓄平和，温润如玉，体现了中和之境界。从艺术性上来看，继承多于创新，法度多于自放，论者在肯定其草书工夫精熟的同时，也对他过于追求平正典雅以至缺乏风神气骨表示不满。 十六、鲜于枢 鲜于枢，元宪宗六年一元成宗大德五年(1256一1301年)，字伯机，号困学民，渔阳人。官至太常寺典薄。酒酣豪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明陶宗仪谓“(鲜于)抠行草，赵孟頫权推重之”，赵孟頫云：“尝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传世草书名作有《论草书帖》、《草书杜诗》等。 鲜于枢平生在草书上倾注的精力最多。从他的传世书作来看，他对魏晋名家的草书，以及唐人的草法无所不学，但对宋人却持否定的态度。他曾说：“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论草书帖》)这里面的标准自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对唐朝各家草书的得失都有所评价，张旭、怀索有所肯定，至于高闲，使有微词，尤其是对黄庭坚草书抨击最甚，以为草书“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他将草书向二王的回归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可见他对古代草书的发展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学习王羲之草书的同时，也学习怀素等人的大草。 鲜于枢的草书作品呈现的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倍守二王准则的小草，一类是取法怀素等人大草的作品。《论草书帖》力追东晋二王风神，从笔法到意趣都显示出魏晋时代萧散简远的风范。鲜于枢还有一些极力规模《十七帖》风格的作品，这类书作一方面能显示出他对王羲之草书用功之勤，另一方面则有模仿之弊。所以，《论草书帖》应该是这一路书风的上乘之作。鲜于枢另一种风格的作品是取法怀素等人的大草作品，这类作品用笔圆转劲健，其中以《草书杜诗》为员得飞动奇异之势。 十七、吴镇 吴镇，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280-1354年)，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魏塘人。他一生绝意仕 宦，是一位真正的隐者。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自题其墓曰：梅花和尚之塔。博学多闻，淡薄名利，村居教学以自娱，参易卜卦以玩世。与官僚豪绅极少往来，他结交的多为方外之士和隐逸诗人、书画家。善山水墨竹，遇兴挥毫，笔端豪迈，墨汁淋漓，无一点世朝气。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 吴镇在历史上主要以绘画闻名，人们对于他的书法多不太关注，据陶宗仪说，吴镇的草书学昏光。昏光的草书可能在元朝尚有流传，而且陶宗仪与吴镇交往颇深， 他说的话应该有根据。另外，明朝的李日华在《六研斋三笔》中说：“梅道人书作藏真笔法，古雅有余。”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吴镇的书作来看，确实与怀素的笔法有共同之处。存世草书名作有《心经》，以及为数不少的题写在他的画作中的跋语。《心经》卷用笔老辣圆劲，时出枯笔，更显得苍古。字法非常简练，以至有些字被简化得难以辨认，这可能是唐朝晚期一批僧侣狂草书家的作风，整篇看上去更接近于线条的舞蹈。同时，他又注意到用笔的轻重关系，有些笔触很重，有些地方根轻，所以形成了飘忽不定的视觉效果，带有禅宗的超脱意越。他的一些题跋之作也极为自由与真率，格高韵古。这些题跋之作不但很好的烘托出画画的整体效果，而且，把它们独立出来看，也是一幅幅很完整的草书作品，如《题墨竹款》(图5—5)。 从这些作品来评断，吴镇的草书应该是元朝有数的草书名家，可以说是元朝草书野逸派的代表。 十八、康里巎 康里巎，元成宗元贞元年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295一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史传多作巎巎。新疆人。幼年肆业国学，博通群书，刻意翰墨，风流儒雅，知经国大体。出任过集贤待制、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后来升为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他身居岗位而雅爱儒士，所以四方士大夫袁然宗之，萃于其门。善真、行、草书，得晋人笔意，片纸单牍入争宝之。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子山尝问客‘一日能写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辍笔。’”说明了他非常自信，同时也看得出他的功力非常精湛。对于他的草书，陶宗仪评价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道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渭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后，便及公也。”(《书史会要》)草书名作有《书李白诗卷》、《草书述笔法》(图5—6)等。从这些作品看，他在元朝有如此的声名，诚不虚得。风格淳厚，笔力坚强，其中还融会了章草的体势，体现了元朝草书迫寻古法的一面。同时，他的草书又有褒放之气，不象赵孟頫等人那样温柔敦厚。或许因为他是一位少数民族书法家，笔端自然挟带少数民族特有的雄健豪爽的气质。 十九。宋克 宋克，元泰定帝泰定四年一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27一1387年)，字仲温，号南宫生，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据说他少年时任侠不羁，久厌而攻书，遂名天下。当时与宋广、宋璲并称“三宋”。 宋克是明朝初期虽有代表性的草书家，更以章草称能。吴宽曾说：“仲温书索靖《草书势》，盖得其妙，而无愧于靖者也。”这是说他的章草能远追西晋格调。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尝论章草自二王后，今一萧子云。即颜、柳、苏、米以至吴兴负当代能声，而不一及之。黄长睿刻意其学，而无其法。国初宋仲温，可备述者。……及观仲温书《急就章)，结意纯美，以为征诛之后，获睹揖让，而后偶取皇象石本阅之，大小形模及前后缺处若一，唯波微小异耳。” 自元朝赵孟頫后，学习章草无不从临摹皇象《急就章》人手，其中宋克深得其法，但是由于个人的性情之差异，在精神气度上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其中宋克所临的《急就章》(图5—7)更为较拔有力，清朝姜宸英说：“章草书前闻惟宋仲温得张、索道意，而过于放佚。”(《湛园题跋》)。这里所说的“过于放佚”恐怕就是指宋克在临作中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性情，而不同于赵孟頫、邓文原那样含蓄。当然，宋克平生所临写的《急就章》很多，风格不尽一致，我们这里所列举的是比较能见出他的风格的一件，其他临作也有非常严谨的。他还有一件用章草夹杂楷书的方式书写的孙过庭《书谱》，更显得生辣奇峭，可见，他并不像赵孟頫那样中规中矩，而是善于发挥，在正统人的眼中，他这是放佚，但就艺术性来看，无疑是增强了章草艺术的表现力。 宋克也擅长今草，用笔流畅，线条坚硬，但成就相对来说是低一些。 二十、祝允明 祝允明，明英宗天顺四年一明世宗嘉靖五年(1460-1526年)，长洲人，字希哲，号枝山。生而枝指，又号枝指生。与徐帧卿、唐寅，文征明号称“吴中四才子”。以举人授兴宁令，迁应天府通判，后归乡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介绍说：“京兆(祝允明)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由此可见他在书法艺术中广取博收，学力精深，并最终酿成一家风格。 他的同辈书家兼好友文征明说：“吾乡前辈书家称武功伯徐公，次为太傅少卿李公，李楷法师欧、颜，而徐公草书出于颠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傅之婿也。早岁楷书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盖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尝为余言，祝婿书笔严整而少姿态，盖不及见晚年之作耳。”这里文征明将祝允明书法的直接来源也交代得很清楚。他的外祖父是徐有贞，岳父是李应帧，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书法家。其中李应帧是第一个公开批评赵孟頫，将其书法名之为“奴书”的人。在正统论者奉赵孟頫为王羲之合法继承人的元明时期，这是振聋发聩的思想。在祝允明的青年时期，李应帧就曾评价说：“祝婿书笔法严整，但少姿态。”这个评价实际上具有指导意义，视允明后来书法极为狂放，与李应帧的批评及影响不无关系。 祝允明的草书以大草最为著名。从有关资料来看，祝氏早中期所书乃大小真行和行草，而草体乃偶一为之，殊不多见。五十岁前后师法王献之、张旭、怀素，与张芝血脉相承，开始了大草书的研究。六十以后，融合诸家草书笔法之长，取精用弘，师古创新，以意构写，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面貌。 综观祝氏的大草书，笔法多变，其中有些作品靠近张旭、怀素的狂放，天真烂漫。有些作品倾向于黄庭坚，他在《临黄庭坚书迹自述》中说：“余旧草书不甚幕山谷，比人广(指到广东惠州府兴宁知县)，诸书帖皆不挈，独《甲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对甚熟，略不曾举笔效之也。昨来吴，知友多索书，因戏用此法，得者辄谓近之，亦大可笑也。”说明他临黄庭坚书帖之原委，《秋日闲居诗》(图5—8)在点画使转上参用黄体笔法，而有所取舍，不为法缚。 他的大草书能融会各家，率性而为，不拘一格，尤其在章法上随意穿插，打乱一切秩序，有乱石铺路之趣，似乎这样才能抒发胸中不平之气。他的这个精神被后来的徐渭所继承。 祝允明在草书上是一位多面手，小草、大草、狂草、章草，样样精通。他的小草书取法魏晋，可知他曾对二王草书 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的章草中规入矩，风韵朗畅，决不是率尔操舰者所能企及。当然，他的草书也有不足之处，明朝莫 是龙说：“行草应酬，纵横散乱，精而察之，时时失笔。”其传世草书作品极多。 二十一、徐渭 徐渭，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一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21-1593年)，浙江山阴人，字文长，号天池，或作天池生。他生平坎坷，却是个文艺全才，在诗文、书画、戏剧等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善草书，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从这个自我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书法成就最为看重。这可能是因为书法，尤其是草书最能直接地宣泄他那满腔的不平之气。他的草书把古典规范都抛到一边，在祝允明的基础上又散奇一层。观其草书，点画狼藉，如枯叶乱飞，光怪陆离，神出鬼没，如《草书诗轴》 二十二、董其昌 董其昌，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一明思宗祟帧九年(1555一1636年)，松江华亭人，字玄宰，号思白。万历年间进士。官至本寺卿，兼侍读学士。于书画、禅理，皆深具学养，尤以书画闻名。当时，松江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张弻、莫如忠及于是龙皆以善书称。董其昌后出，超越各家，始以宋米南官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人拟之米萧、赵孟頫。他在《画禅室随笔》云：“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虔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白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自此渐有小得。”这是他的学书经历。清朝的包世臣说：“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淡，为书家中朴学。然能朴而不能茂，以中岁深襄阳跳荡之习，故行笔不免空怯，出笔时形偏竭也。”康有为说：“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土，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 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前人包括董其昌自己的评价多是针对他书法的整体特色而言，至于草书，董其昌对于《阁帖》有深入的研究，另外，我们能看到他所临的怀素《自叙帖》等，不追求形似是他学习古代书法的方法，而代之以他自己所向往的“古淡”的境界。他的方法是走笔飘忽，行间疏朗，显得轻盈绢远，所临怀素《自叙帖》不追求原作笔笔圆转、笔笔中锋而充满力度，也不追求怀素风驰电掣般的飞动感，代之以中锋、折锋并用，化怀素的狂放为简静萧散，这就是董其昌的追求。他白已有时也创作一些大草，著名的有《试笔帖》等，笔道轻盈流便，绝无怒张之习，可见他的草朽追求与他所提倡的文人画是一致的，即萧散简远之境。然而，他的大草书、小草书毕竟没有形成比较突出的个人风格，艺术实践上过于徘徊在古帖与自我之间，缺少艺术创造所必须的胆识，所以康有为说他是“不失故物”，虽是讽刺，却有些道理。董其昌的小草书也是比较出色的，学王羲之等，有怀素小草的风致。他留下的草书作品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二十三、张瑞图 张瑞图，字长公，号二水．福建人。明万历进土。他是明朝后期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因依附宦党魏忠贤而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魏忠贤倒台后，他也被削职为民。善画山水，尤工书法。书法之中又以草书见长，无论是外形还是意趣，都与前人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张瑞图的草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是1621年之前，他的书法还处在临摹学习和探求个人风格的初期阶段。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杜甫渼陂行诗卷》(1596年)，是迄今所见到的张瑞图有纪年的作品年代最早的草书。另外，草书《杜甫秋兴诗卷》从风格上推断，也是属于早期作品，这两件作品的共同特征是用笔圆转奔放，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草书受祝允明等人的影响。尤其是前一件作品，与祝允明草书风格十分接近。从明天启年问开始(1621年)，张瑞图的草书渐渐形成个人风格。尤其是晚年免官闲居后，书法风格更是我行我素，不屑依傍前人，点画也无意求工，如《草书后赤壁赋》(图5—10)。 张瑞图的草书是很有特色的，其与众义不同的之处在于用笔的方折紧束和盘旋跳荡，而点画精妙，体势多变则非所长。他自己也曾说：“余于草书，亦少知使转而已，情性终不近也。”(《果亭墨翰》卷二)我们看他的下笔，直入平出，转折处几乎不作转引与裹藏，而往往代之以方折，显得尖锐突几，与传统草书圆转流畅的特征大相异趣。点画时用翻笔，显得跳荡不羁，所以清代书法家梁蛾说：“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评书帖》) 张瑞图草书的字法安排也很有特点，字形注重横向取势，左盘右磔，上大下小，左高右低，摇摆不定，产生极强的动态效果。章法以缩小字距，加强字与字之间的连带关系，把一行串连成一体，而行距却很开阔。 对于张瑞图这种风格的形成，梁峨说：“(张瑞图)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评书帖》)从张瑞图成熟期的草书风格来看，确实与苏轼的《草书醉翁亭》有相似之处，用笔多呈方扁之势，转折连带奇逸纵肆。这是从渊源上来说的，当然，张瑞图是否学过苏拭的草书则是另一回事。张瑞图的大草书还融化了章草的字势，从现存的资料看，张端图在章草上也下过工夫，《果亭墨翰》卷一中的一件草书作品明显的带有章草意味，他是取法章草中某些形式来为自己所用，而且将这种简练利落的笔法用之于他的草法之中。 二十四、王铎 王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一清世祖顺治九年(1592一1657年)，河南孟津人，字觉斯，号嵩醮。明天启进士，官至大学士。明朝灭亡后，他向满清政权投降，出任礼部尚书。正是有这么一端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人们对他总是充满者复杂的情感。不过，单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王铎应该是明清之际最为成功的书法家。清倪灿《倪氏杂记笔法》记王铎自定字课曰：“王觉斯写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由此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他留下大量临摹前人的作品，有些是非常逼真，有些又完全出以自己的笔意，真正能将方法优游于笔端，达到了技巧的高度自由。这种功力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草书是王锋书法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于魏晋时期的草书作品临摹得精熟，张芝、二王，无不心摹手追，平生于《淳化阁帖》用功最勤，是以尽得古人笔法、结构，他是一位典型的用功型的成功草书大家。曾经有人说他草书近于怀素，他非常不满，平生立志于上追二王的伟大传统，而不屑与唐朝以下人为伍。当然，作为明清之际的书法家，他虽然志在魏晋，但也不可能不受唐、宋时期大草的影响。我们从他的一些大草作品中依然能看到张旭、怀京以及黄庭坚的某些意趣。 王铎不仅善学各家之长，而且能够自成一家。尝论书云：“书法之始也难以入帖，继也难以出帖。”正是带着这种明确的目标去学习前人，所以能够将各家的好处为我所用。他擅长草书各种形式，而且都带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他的小草书和平而充满变化，这些作品多见于《拟山园帖》、《琅华馆帖》等；大草飞动，气势磅礴。他的草书长卷意态挥洒，平生为亲朋好友写了大量的草书长卷，这是最能体现王锋草书成就的形式之一。《草书杜甫诗卷》(图5—11)含蓄，笔因而意适。 王铎草书最成功之处在于大幅立轴而不是长卷。前人在长卷这种形式中取得的成就太难以超越了，张旭、怀素、黄庭坚等人的大草书都是长卷形式，后人很难方驾并肩。大幅立轴这种形式兴起得比较晚，在相对来说非常窄却又非常高的空间里，怎样把垂直书写的整行字，以及两三行之间处理得有趣味，不至于单调，这是一个新课题。在王铎之前，宋克有一篇草书立轴作品，还是按照小草的格局安排，没能体现立轴的特点：徐渭、张瑞图在这种形式上有所突破，其中徐渭以乱取胜，张瑞图横撑的笔姿取胜，二人似有舍弃字形的美观为代价而实现章法的统一。王择则不然，他既能将古法优游笔端，又能创造性的加以变化，通过线条的方圆、曲直、轻重、顿挫的处理，字形左右的摆动，墨法的涨湿与于涩等等，让垂直而下的那么多的字书写出来后，有一种摇曳不定的动感；行与行之间互相照应，而不显得重复，整个篇章疏密有致，望之如画。这些都是新的高度。 王氏的草书主要特色是气势，他曾说：“凡作草书，须有登吾高山绝顶之意。”近人马宗霍说；“名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末易语此。”(《望岳楼笔谈》) 二十五、傅山 傅山，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1605—1690年)，山西阳曲人，字青主，别字公之它。明亡后，身穿朱衣，居士穴中，号朱衣道人，别号真山、浊翁、石道人等。清政府多次征召他出来作官，他以死拒不与满清王朝合作，所以在历史上以气节著称。据说他读书过目成诵，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又精艺术，工书画。他自己叙述学习书法的经历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伤，如徐偃王之无骨。”于是复学颜太师，并告戒子孙说：“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这“四宁四毋”的主张强调书法中的人格精神，可以代表傅山对书法艺术精神的理解。到了晚年，傅山对二王书法的深入研究，对赵孟頫书法又有新的看法。他的《秉烛》诗云：“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在深入研究二王之后，又转而服膺赵孟頫，把赵氏夫妇看作奇异的天才。 傅山的草书是否也能反映这些观念及其变化，又另当别论了。在书法艺术上，他同王铎有着很多共同之处，都有遍学诸家的功力，擅长各类草体，尤其以大草书闻名。傅山留下的草书作品中有不少是借临古人法帖之名而自由发挥的，如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轴》，纵180cm，横47cm，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虽是临帖，意境不能不受王字范本的影响，但多半出于自己的即兴发挥。王字本来是小字，而此幅为巨幅大作。《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图5—12)，纵20l cm，横51．7cm，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时年近八十。此条屏多用涨墨，这种方法来源于王铎。傅山很佩服黄道周、王铎的书法，受其影响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清代有人评价说傅山不可能向王铎学习书法，这种说法还是把做人与写字混为一谈，何况王铎降清时已属中年以后的事。 当然，这样将傅山与王铎比较，并不是说博山没有自己的特色，从大的方面来看，傅山的草书比王铎写得要放松一些，更能体现出率意的情趣，尤其是大草之作，不像王铎那样对笔法控放非常在意，而是随意波发。他的《草书千字文册》，以刷土上墙似的败笔一枝，桠杈其毫，随意书之，这便是博山的豪放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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