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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李政道是1946年的秋天在芝加哥初次见面的。他们完全料想不到，这个有一点偶然的会面，后来会给两人的生命历程，带来这么多戏剧性的转折。他们的科学才分和机遇，促使两人共同缔造出一个历史性的科学革命，而他们相当不同的先天气质和人格特质，也使得两人的关系注定了要落入一个爱恨交织的纠葛情境。
杨、李初见面的时候，24岁的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声名鹊起的天才研究生。20岁的李政道，那个时候长得胖胖的，个性十分随和，他陪伴着老师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和朱光亚等人由上海坐船抵达旧金山，然后转乘火车到芝加哥，并且见到了杨振宁。 李政道也许在早几年就应该见到杨振宁的。他1945年拿着一封介绍信去拜望在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后来成为吴大猷的学生，由于李政道的求知若渴，吴大猷给他的习题很快就做完了，而且总是再来要求更多的。也是杨振宁师母的阮冠世后来告诉杨振宁，他们于是想到可以叫李政道去找杨振宁。李政道大概去找过杨振宁，只不过两人并没有见到面。 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也发觉到李政道在物理方面的聪慧和才分。李政道本来是申请了密歇根大学的入学许可，但是他看到芝加哥大学有当时世界最有名的物理系，跟杨振宁在一起又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于是改变主意想要留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于是带着李政道在学校的入学部门以及物理系，办妥了相关的手续。 从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当中，杨振宁和李政道成为很亲密的朋友。在科学方面，早在中国就已念完硕士的杨振宁，物理知识非常丰富，在芝加哥大学研究所他是许多同学的老师，自然地也是只念了两年大学的李政道的老师。李政道要选什么课，要看什么书，碰到什么不懂的问题，都会去找杨振宁。那个时候也在芝加哥大学，和杨、李都熟识的凌宁就说，杨振宁是李政道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兄长。 1949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表了他们合作的头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是李政道一生中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另外一个作者罗森柏斯就说，杨振宁那个时候是芝加哥大学研究所里物理知识最广博的研究生，而且很愿意帮助别人，对于别人的想法也总是表现出积极的兴趣，所以他才会和杨振宁开始共同研究这个论文的题目。他说，李政道比杨振宁年轻得多，虽然也很聪明，但是对物理知识的了解远远不如杨振宁，杨振宁可以说是李政道在芝加哥时代的老师。 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前，和李政道密切来往，他们还和两人都认识的凌宁，到西部大峡谷等地去玩了一趟。那是1947年夏天。 1950年4月25日，杨振宁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著名物理学家威克（Gian C. Wick）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李政道到伯克利去。杨振宁在信上写着： …… 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物理学家，也许还说得太早了。但我毫不怀疑他将来会比他的老师和朋友所预期的表现得更好。 …… 李政道在伯克利的一年访问很不愉快，物理工作做得也不成功。后来杨振宁向奥本海默推荐，邀请李政道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高等研究院于是给了李政道两年的访问聘请。在那里他一共待了两年，并且和杨振宁毗邻而居。杨家住在古德曼路3F，李家住在 3E。那个时候杨振宁已经结婚，大儿子杨光诺刚刚出生。李政道也在1950年和秦蕙莙结婚。 李政道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的时候，杨振宁刚刚写完了一篇伊辛模型的论文，李政道来了以后，两人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并且很快合写了两篇统计物理的论文。这两篇论文他们两人都很满意，尤其是第二篇论文的结论，后来被称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中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他们的这两篇论文发表以后，爱因斯坦叫他的女助理考夫曼来请他们去见面谈一谈。 杨振宁和李政道对于和爱因斯坦见面谈话过程的回忆，很明显地有一些不同。在杨振宁早年发表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到李政道。杨振宁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并不记得李政道也去了，后来看到李政道的回忆，同意应该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去的。 他们两人的歧异还不仅止于此。对于这两篇论文中两人的排名，为什么头一篇是杨振宁排在前面，而第二篇是李政道排在前面，李政道在他60岁时出版的三大本《李政道论文选集》中的一篇叫做《破坏了的宇称》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第一篇论文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我们写完那篇论文以后，杨振宁问我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年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我检视科学的文献之后，了解到这不公平。因此我们写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我给他看其他一些发表论文的例子，显示出年长通常并不是决定排名顺序的考虑因素。因此第二篇论文的排名反转了过来，虽然在那一篇论文中，单位圆定理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在1983年60岁时出版的《论文选集》中，并没有提到排名的问题。后来他看到李政道1986年出版的《李政道论文选集》中的回忆，大吃一惊。他说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工作已经小有名气，他和李政道合作的那两篇论文，都是他领头做的，而且论文也是由他执笔写的，加上从芝加哥时代以来，他一直像是李政道的兄长，所以许多事情也都是由他决定，论文排名的事情，也自然是他决定。他完全不记得李政道当时表示过“惊讶”。 这可以说是杨、李自1946年认识，并且进而发展出亲密的友谊和密切合作关系五年以后，两人关系出现的第一次裂痕。经过这件事情，两人的合作停止了几年。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谈道：因为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但是却令人困窘的事情，我觉得最好不要再跟杨振宁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我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一年半以上，并且在那以后转到距离不远的哥伦比亚大学去，但是一直到1955年我们都没有再次合作的原因。 对杨振宁来说，当时并不觉得有任何异样，两人还定下了互相访问的制度。另外两人的友谊并没有改变，两家人也都常有来往。起初杨振宁和杜致礼有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秦蕙莙没有工作，她和杜致礼也很亲近，有时还帮忙照顾杨光诺。杜致礼年纪比秦蕙莙大一岁，在家里又是长姐，个性比较强一些，那个时候的秦蕙莙不大讲话，个性也有点退缩，杜致礼在许多事情上还会给秦蕙莙一些建议和鼓舞。 1952年，杨振宁先是去了西雅图访问，后来杜致礼回了台湾，他就搬离原来的房子。那一年因为许多事情分心，研究工作做得并不太成功。杨振宁还记得李政道和麻省理工学院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洛洛（Francis Low）合作了一篇文章，也要把他的名字加入，他没有同意，因为他的原则是除非自己在文章里有真正重要的贡献，否则是不愿意具名的。杨振宁说，他当时并没有感到李政道故意不跟他合作，至于是不是因为他对于那两篇统计物理论文排名的做法，使得李政道有一些戒心，他不敢讲。 1953年秋杨振宁自日本回来，到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停留一年。因为正巧和米尔斯共享一间办公室，后来才会和米尔斯合写了那篇奠定杨振宁一代物理学大师地位的论文。 米尔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个性非常质朴，后来他和杨振宁的这篇论文，变成物理科学上举世闻名的经典之作，米尔斯也因而名震遐迩。他曾经说过自己的运气很好，碰到了杨振宁，而且也说，杨振宁已经在当时的许多场合中，表现出他对于刚开始起步的年轻物理学家的慷慨。 1954年费米去世了。费米去世前不久，著名的物理学家盖尔·曼曾经来电话邀请杨振宁去探望费米，他们并没有邀李政道。费米去世以后，芝加哥大学费米的位子空了出来，他们于是想再请杨振宁回去。那个时候杨振宁已经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正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也曾经请他去做正教授，杨振宁觉得如果去芝加哥的话，应该把李政道也拉去，于是他向芝加哥大学提议同时也聘请李政道，并且要他们给李政道正教授的位子。 1955年，芝加哥大学理学院院长约翰逊（Warren Johnson）在给杨振宁的信上，表示他代表芝加哥大学，给予杨振宁在费米研究所和物理系物理教授的位子。他说，这个教席是永久的终生教席，年薪18000美元。约翰逊在信上还写道，他也和李政道打过电话，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去访问，并且向李政道表示也将在费米研究所和物理系给他一个教席。杨振宁说他还记得很清楚，后来他们给李政道的薪水是年薪12000美元。 结果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去。正如同李政道写的文章上所说，他认识到杨振宁1954年和米尔斯所发表的那篇论文的重要性，由于对那一方面的问题也有兴趣，于是在1955年开始和杨振宁进行讨论，并且再次合作写了一篇论文。从1955年开始到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共合写了32篇论文。 这32篇包括了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问题的论文，杨振宁在他60岁出版的《论文选集》中，选进16篇，显现出他们两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搭配。李政道曾经写过： 杨振宁和我的合作，和当时物理的发展十分契合，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精神。我们的合作紧密而且成果丰硕，既竞争又和谐。我们共同的工作激发出我们最佳的能力。结果远比我们各自分开来工作的总和要好得多。 杨振宁也曾经说他和李政道合作是令人羡慕的。他说，李政道吸收新知识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兴趣广泛，虽然他们两人都不喜欢看别人的文章，但是李政道比杨振宁要看得多，各种的信息也了解得多一点。两个人在一起诘辩争论一个问题，参照着彼此的意见，可以得到一个人研究问题时想象不到的效果。他们两人的这种相互裨益、竞争而又和谐的科学合作，确实是成果丰硕的。 1956年，他们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质疑其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 杨、李得奖以后，两人的合作更加密切，也在科学上迭有佳构。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历史上，像杨、李这样的合作关系，是十分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没有另外一个相类似的例子。有人曾经拿他们和另外两个诺贝尔奖得主费恩曼和盖尔·曼做比较，费恩曼和盖尔·曼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也有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但是费恩曼和盖尔·曼的合作远不如杨、李来得密切，而且情况也大不相同，原因是费恩曼和盖尔·曼都是在没有合作以前就已经出名了。 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那个时候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斯诺（George Snow），曾经很兴奋地回家和太太说，研究院来了两个极端聪明的中国物理学家。认识杨、李的很多物理学家也都推崇他们的合作关系，认为是非常美妙而且了不起的合作。 一个办公室靠近他们两人在普林斯顿或布鲁克黑文办公室的物理学家，几乎不可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讨论任何物理问题，都是兴致昂扬，而且常是用极大的嗓门。他们两人对于进行彼此间的计算竞赛，有着极大的乐趣，由于他们都是极端敏锐快捷的思考者，因此观看或聆听他们的工作进展，就会是既兴奋又令人疲惫的经验。杨振宁和李政道扯开嗓门，并且用手指在眼前凌空计算，是许多认识他们的物理学家都看到过的景象。 除了科学合作之外，杨、李两家人也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普林斯顿、以及暑假在布鲁克黑文都曾经毗邻而居，李政道后来有1952年出生的李中清和1956年出生的李中汉两个儿子，两家孩子也在一起玩，他们还有一张两家大儿子在一起洗澡的照片。杨振宁说，他记得两家人常常会从普林斯顿开车，到纽约曼哈顿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125街和百老汇街口的上海和天津两家中国餐馆去吃饭。 许多人都认为，而且他们两人也并没有否认的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1962年5月12日出现在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在哈佛大学得到博士以后，又在欧洲和美国访问了几年。1961年暑假他在日内瓦欧洲粒子研究中心（ＣＥＲＮ）访问，碰巧和李政道成为邻居，伯恩斯坦因为打网球扭伤了脚踝，所以在搭李政道便车时和李政道认识。那时候李政道已经和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伯恩斯坦在谈话中了解到杨、李合作的许多事情，最后他鼓起勇气向李政道提议，说他要写一篇关于李和杨科学合作的文章，李政道同意了。 杨振宁说他当时就对此事感到十分不妥，因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认识，而和李则已是亲密的朋友。他意识到李也许要借伯恩斯坦的文章，来歪曲他和李的关系和合作经过。可是他又无法和李谈及此事。结果伯恩斯坦只访问了他一两次，而李则经常和伯恩斯坦接触会谈。 结果伯恩斯坦这篇叫做《宇称的问题》的文章，刊登在《纽约客》杂志的“人物侧写”栏目中，文章刊出以后，非常成功。伯恩斯坦也因为这篇文章一举成名，后来虽然还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里教物理，但是却成为许多著名杂志的作家，写了许多通俗科学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宇称的问题》，英文的原文“A Question of Parity”有双关的意思。“parity”既是物理学中的“宇称”，又是日常语言中的“平等”。在外行人看来，这篇文章的题目变成《平等的问题》。杨振宁说，他不知道取这个双关的题目是李的主意，还是伯恩斯坦的主意。可是很显然李喜欢这个双关题目，因为20多年以后，他在《李政道论文选集》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宇称不守恒历史的文章，题目又是双关语“Broken Parity”。在物理学家看来，是《破坏了的宇称》；在外行人看来，却是《破坏了的平等》。 伯恩斯坦的这篇文章相当长，从杨、李两人在1946年芝加哥相遇写起，写两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参加填字谜的竞赛到科学的合作，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并且引用两人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以及描述两人的家庭和友谊以及个性，是一篇相当详尽的讨论两个人关系的文章。在《纽约客》刊登以前，伯恩斯坦曾经给杨、李一个校样先看一看。 杨振宁说校样的内容当下证实了他的疑心，就是李伙同自己的朋友伯恩斯坦要借此文章来歪曲历史。不得已之下，他给普林斯顿的大家长奥本海默看此校样。奥本海默于是出面来说，杨、李科学合作的内情，不必要公开去发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伯恩斯坦已经领了《纽约客》杂志的稿费，而且都花在交女朋友上面，所以文章非发表不可。 根据《李政道论文选集》里那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所写的是： 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题目里，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以及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莙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我告诉他，他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这一次争论以后，杨和李有一次长谈。杨、李两人20多年以后分别在各自的论文选集中公开发表文章，都同样提到1962年4月18日两人的这次长谈。 杨振宁是这样写的： 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保有相同的记忆。正如同家庭中冲突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永远地分手了。 李政道的版本是这样的： 根据杨振宁说的是4月18日，他到我的办公室，说起来名字的顺序还是让他十分烦恼，而且这个问题遍布在我们所有的合作之中：根据字母顺序的“李和杨”让他不开心；“杨和李”又使他看起来不近人情，而一种随机的顺序看起来又有些奇怪。这确实是一个“动辄得咎”的情况，因此我建议也许我们以后不要再合作了。然后他的情绪激动起来，并开始哭泣，说他非常想和我一起工作。我感到尴尬而又无助，于是对他好言相劝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们都同意，至少我们要停止合作一段时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那一年6月，莱德曼（L.M. Lederman）、施瓦茨（M. Schwartz）和施泰因贝格尔准备发表他们第二类中微子中微子（neutrino）的实验结果，杨振宁又再一次地非常焦躁，对于他们论文中提到我们两人名字的顺序忧心忡忡。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的，杨振宁随后写了好几封信给我，信的内容让人极端不快并且充满了敌意。我对这所有的事感到非常伤心，并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不存在了。 杨振宁对于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里面排名的问题，并没有否认。但是他说4月18日两人的见面长谈，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说不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这是他们友谊的真情流露。 在4月18日以后，两人还是继续地往来，不过情况有一点紧张，两人对彼此的关系非常敏感。6月里，杨、李两人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访问，共享一间办公室。那个时候正好李政道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莱德曼、施瓦茨和施泰因贝格尔三人要发表一篇第二类微中子的实验结果论文，这篇论文中间也提到李和杨的工作，于是李政道跑去和他们三人说，在文章中不可以用“李和杨”，必须要用“杨和李”。 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小气、斤斤计较等。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 那个时候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布鲁克黑文共享一间办公室，杨振宁说他是把这封写好的信放在李政道的桌子上，就走出去了，当时李政道正好不在。后来杨振宁再走进来的时候，李政道拿着这封信过来问他，说上面的英文单词“perfidious”是什么意思？杨振宁还记得他和李政道讲了其含义以后，回忆起早年他与年轻的李政道的关系，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纸篓里。后来李政道还是把这封信从纸篓里拿出来，他看了以后显然情绪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天李政道的太太秦蕙莙过来说，昨天李政道回家的时候神情异常，而且夜里睡得很不好，又有他刚来美国时那种夜里睡梦中大叫的问题。 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的消息传开了以后，他们科学界的好友都甚为震惊。奥本海默就对两人的决裂不以为然，他甚至以他典型的那种尖锐的语气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在普林斯顿待了很长时间，和杨、李都很熟识的物理学家佩斯听说两人闹翻以后，去看了杨振宁，并且跟杨振宁说：“弗兰克，我听说你跟李政道闹翻了，我要向你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遗憾，而你还是我的好友；第二件事情是我要去跟李政道讲同样的话。”接着他就去跟李政道讲了同样的话。他说，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很伤心。佩斯曾经说过，要了解杨和李决裂的原因，可能必须要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1962年9月28日，杨振宁在一封给奥本海默的信上写道：“我不得已地要向您道歉，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能和您谈论这件事情详情的一个道理，是因为如果如此做的话，必然会因为我和您比较亲近而让我感到自己在占着便宜。此外，我成长的教养告诉我，在事关个人人格的事情上，面对第三者来说，遗忘总是要比把它揭露出来好得多。我知道您会一如往常地了解我的困难。” 那一年的11月15日，李政道也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上开头说：“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理由，我希望辞去目前在高等研究院的职位。”接着一段，他回顾了在高等研究院的一些经过。接下来他写道：“如果不是因为目前不寻常而且很不幸的情况，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一个我更乐于停留的地方。对于我必须做这样的一个请求，我只有深重的哀伤之感。”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后，先在洛克菲勒大学待了半年，1963年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李、杨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对于杨和李的决裂，物理学界有着许多的看法和猜测。他们两个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后来也在普林斯顿待过，并且做了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戈德伯格就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吵架，但是对于两个人的决裂非常地伤心，认为是他们两人巨大的损失，也是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佩斯认为，他们两个都是强人，两个这么强的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决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也有人认为他们两人决裂的原因，来自两人不同的个性和家世背景。杨振宁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般给人中国传统的印象，像是一个长辈，他个性比较直来直往，对科学的品味很高，对艺术和文学有广泛的兴趣和很好的品味，但是有时会给人一种有距离的感觉。李政道的出身和成长经历相对来说要复杂得多，个性上比较难以捉摸，不过比较符合美国作风，能够和人开玩笑，比较懂得吃和饮酒的生活情趣，有很好的艺术品味和收藏，也比较容易来往。但是在内在里面，李政道却是一个个性强悍的街头战士。 另外有人猜测，1957年杨、李两个人得到诺贝尔奖以后，因为盛名之累，是不是也造成两个人之间更大的矛盾？ 杨、李二人也并不讳言诺贝尔奖在两人的关系里投下了阴影。和两人都熟识的一流物理学家戴森，曾经和杨振宁在普林斯顿毗邻而居，他说有一天杨振宁的大儿子杨光诺来他们家，被问及“长大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大概七八岁大的杨光诺回答说：“I want to get the Nobel prize alone.”（我要一个人得诺贝尔奖）。而李政道也说过他希望要一个人得奖的话。 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集》的评注中，曾经对于他和李政道的科学合作和友谊的机缘，有过一个总结，他写道： “总的来说，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值得回顾的篇章。一点不错，这中间有着痛苦，但是人生中与人相关而又有意义的事情，少有是全无痛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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