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招福（熊肖春）/文 在中国的历史上，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对现在的人来说，一想到古代女子，总是会联想起一群附属于男子的纤纤弱质。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笼统的印象并不是她们的全部形象。然而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世界来说，她们充其量却只不过是装饰历史的一道花边。 晦涩精简的华夏史籍，留给女子的笔墨实在是太少了，她们就象天际的星星，即使你拿望远镜去寻找，也只能勉强看到一点朦胧的景象。 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先秦上古的女子，就让人更加难以寻觅芳踪了。 但通观华夏煌煌数千年，最让人神驰梦萦的，却正是那个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那是华夏文明的青春期，生机勃勃、血气方刚。一半是铁血狼烟，一半是诗礼风流；一半是巫风弥漫，一半是郁郁人文。 那样的时代壮美辽阔，那样的时代也刀光剑影，那个时代的女子，假如仅有柔弱，是无活生存下去的。 透过古老的典籍，我们能看到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先祖们率性的身影。 那时的男子既是比德如玉的谦谦君子，更是烽烟战端里轻生死重义诺的壮士。那样的男儿该与怎样的女儿为侣，怎样的母亲才能养育出那样的男儿？ 她们眉目如诗，她们也无畏生死，她们沉默无语，她们也坚韧如竹。在那样遥远的时空，曾经有一群怎样的女子曾经哭过笑过、曾经真实地生活过？这大概是很多人都曾经遐想过的。只是，她们来时顺天应命，走时也毅然绝然，一如她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想要追寻她们已经模糊的痕迹，实在是一件太辛苦太困难的事情。比如我这样缺乏钻研精神的人，就只能对着不但数量巨瀚，更艰深难懂的史海兴叹。然后自我安慰曰：有道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既然是在水一方，则烟波浩渺，弄不明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千年以来，读史写史的多数是男人，肯为女子着墨的人不多，有耐心从巨量史籍中梳理出属于女子记载的人，那更是屈指可数。而我自己偏偏还有一点奢望，希望那个梳理者也是个女子。 世人都知道男人与女人的性格各有偏向，而性格决定命运，而历史人物的性格也就决定了历史的某些转折、决定了他（她）将留下怎样的轨迹。所以，由女性来解析同样身为女性的古代女子，还是极有必要的。 只是我也知道，要找一个既熟谙历史，又有女子的细腻，更重要的是能有足够的热情，尽量将那些上古场景还原部分的人，实在是很有难度。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惊喜原来就在自己身边。第一次看到《所谓伊人》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的欣喜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说起来，我透过网络认识蒹葭从风已经很久了，也早已经知道她对历史的热爱。从风的本职专业是医学，但她对华夏传统文化的专情，是在很多专业人士中都难得一见的。只是一直以来，我只知道她对衣冠制度古代礼仪极有心得，却从未想到她笔下描绘出的上古女子也那么鲜活。透过她的文字，仿佛就能看见曾在沧海桑田间翩跹走过的那些美丽身影。 上古史料艰涩，从风却终于能写出《所谓伊人》，足见她涉猎之广、研究之专。她将自己的领悟毫不保留地付诸笔端，让大家共享，更让人由衷感谢。 现在，这样一部书稿终于付梓，实在是可喜可贺。贺的是蒹葭从风妹妹大作出版，喜的是我们终于又有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了。  诗风鼓荡的美丽裙裾 ——读蒹葭从风的《所谓伊人》 孙 皓 晖 先秦女子的风貌，对于今人，实在是一片朦胧的烟雾。 那些美丽的佳人，在两千多年前究竟如何活法？她们的情感方式，她们的婚姻方式，她们的劳作方式，她们在族群中的地位，她们对男子世界的介入深度，乃至她们的衣着，她们的谈吐，她们的独特礼仪，她们与男子的交流方式等等等等，都对今天的我们有着一种独特的历史魅力。毕竟，我们对由男性世界主宰的历史大事，大体还算有着一些起码的了解；可是，对于远远消逝于历史烟尘的先秦女子世界，我们的了解就太少太少了，少得无法完整地叙述任何一个基本的细节。这种情况，文化界也未必好得了多少。至少，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扎实地具体地开掘与描述先秦女子世界的著作。 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直接史料的简约、缺失、断裂、错讹。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相关事件、生活方式与社会精神，对于两千余年之后社会生活已经变形太大的普通人，早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谜团。惟其如此，要将先秦女子们奔放鲜活的生命状态再现出来，所需要的功力，与其说在“伊人”本身，毋宁说在对那个时代社会土壤的了解、理解与再现。 无论是哪一种文体，这都是一种结结实实地挑战。我从开始关注先秦时代，到全副身心浸泡于先秦时代，历时二十余年，期间浏览过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女性的书籍；客观地说，还没有见到一本书敢于深入地具体地将视野投放到先秦时代，普遍性地展现先秦佳人的生活与精神。当然，以个别远古女性为主要角色的历史小说不在其中。因为，这种女性小说不是展现远古时代的女性群体的普遍风貌，只是一个艺术的“点”，而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面”。 逝者如斯，历史的烟尘将由何处轻轻荡开？ 炎热多雨的仲夏，在一座岭南滨海小城，我接到了一份附有一部书稿的电子邮件。打开一看，眼前大亮——发件人是蒹葭从风，附件是一本名为《所谓伊人——红颜探古先秦篇》的书稿！ 从题目看，我已经怦然心动了。依据我多年的文化评判直感，我立即觉得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选题，而以从风的笔力与见识，一定有得出新。当天下午，我便开始看了起来。孰料，浏览完目录之后却是愈看愈慢，不由自主地细细地看，慢慢地品，间或还翻翻书。如此，一直看了一个礼拜余。之后又浏览一遍，如同捧起了一坛香气久远厚味绵长的老酒一气饮下，这才长吁一声，开始回味。 先秦女子世界的历史烟尘，将从这本书荡开，将从这本书飘散。 这是这本书的品格所决定的，而不仅仅是填补空白所决定的。当然，这本书即或不是第一个，肯定也是最早涉足先秦女性题材的作品之一。但是，能否经得起时间与社会的检验，是不是第一个往往不起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作品的真实品格——她所应该具有的真实内涵与形式美感，以及对远古女性世界的普遍地真实地再现程度。 从这个基本点说，这本《所谓伊人》，属于那种令人有真实收获的好书。 无论从内涵说，还是从形式说，《所谓伊人》都是一本奇特的书。她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不是研究著作。但是，她又是小说，又是散文，又是研究著作。也就是说，从哪一种文体的标准样式看，她都不纯粹；而若从具体的“这一个”看，她又兼而有之，样样精到。 此间神韵，非读之品之，不能体察。 非小说又是小说，是说这本书里的情境再现文字所给人的独特感受。许多史料无从征询的历史断点，从风都采取了情境再现的独特手法，细致而又传神地写出了特定情境下的人物心理与特定事件，以独有的语言美感深深渗入人的心灵。每篇都有这样优美的文字，实际就是一则又一则小小说。她填补了我们因为史料缺失而无从推断的细节需求，使一个又一个佳人带着鲜活的面容，身着我们所不熟悉的“玄衣纁裳”，优雅静穆地或走进“昏礼”寝室，或走向阡陌纵横的田野桑林，或走向远嫁的官道车马，使人倍感亲切。这种写法融入厚实的史料辨析与背景叙述之中，实在是大胆而新颖。 非散文又是散文，是说这本书里对完全基于史料的社会背景的叙述，全然不是传统地刻板地说明与交待，而是一行行弥漫着诗意的灵魂吟唱。在《何彼襛矣——当年公主初嫁时》一篇里，从风备细地以坚实的史料为依据，回顾了先秦昏礼（婚礼）的直指心灵的优雅美感，之后一段文字写道： 那黄昏时开始的昏礼，一如漫天的晚霞，优美宁静，直指人心。那时候的昏服也不是现在人们以为的传统礼服那样大红一片，而是神圣庄重的玄色和纁色①。昏礼不大肆举乐，不过分庆贺，简朴干净，没有后世繁缛的挑盖头闹洞房这类繁杂的玩意儿，夫妻“共牢而食，合卺而酳”，而后携手入洞房。次日拜见舅姑，三月后告见家庙，重的是夫妇之义与结发之恩。从此后生死相依，从此后家族延续。黄昏中开始的那个安静优美的仪式，映照出一个久违的文明气息。在《蒹葭苍苍——边缘华夏的绝唱》中，从风又有这样的文字： 历史中的每一滴泪都凝着被遗忘的事，纵使优美如《蒹葭》，背后也有那样一段让人唏嘘的岁月。然而唏嘘不停的只是我们这些隔河看柳的家伙，历史当事人反而不会成天兴叹，痛苦的砂砾已在蚌肉间磨砺成璀璨的明珠。古人的生活比我们艰难得多，而他们心里留下的不是血泪苦涩，而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会发现，愈是辛苦的民族，愈能绽放美丽——艰苦的周人在周原上摘下一片苦菜，竟然能嚼出饴糖的甘甜。在危机四伏的岁月、在不遑起居的日子，他们竟深情地唱出凤鸣高岗、桐生朝阳的诗意……同样，苦难远甚于周人的秦人，他们的内心深处也长着一片至美的苇丛。 这种历史漫步式的评点，弥漫出浓浓的诗意，寄寓着殷殷的期盼，同时又渗透着一种清醒而智慧的思索。应该说，没有融诸般人文功夫于一身的基础，断难写出这般动人而不失深邃的文字。 非论著而又是论著，更是这本书最为坚实的立足点。 《所谓伊人》对先秦女性世界的再现，最大的特点与其说是前面所述的特殊的形式美，毋宁说是内涵的坚实厚重感。所谓坚实厚重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面： 其一，《所谓伊人》对先秦女性由以生长的社会风貌，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辨析，其引证史料之多令人乍舌，其辨析之细令人惊叹。作者若像通常的学院派著作那样开列一个书目索引，少说也得三五页。一本二十余万字的女性史书，能有如此之多的史料垫底，大约不厚重也难。 其二，《所谓伊人》在对史料引证辨析的基础之上，又每每地综合概括出自己的独特认知，其见识之精到，足为该问题当之无愧的一家之言。这种独特见解几乎篇篇都有，如对妇好命运的基于史料的合理推断，如对褒姒进入周室宫廷的年龄考据与推断，如对《秦风•蒹葭》的“伊人”的考据与推断等等，如对采蘩女的身份考据与推定等等，无不体现出作者敏锐细腻的思想力。 其三，《所谓伊人》在诸般史料辨析之上，还有一个独特的闪光点，这就是对服装史的精到研究与形象再现。从风的业余专长之一，便是对古典汉服的研究与设计。在《中国汉服网》等大型古典服装网站，从风都是当之无愧的轴心人物。唯其如此，这本书给先秦女性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从史料提供的服饰信息，辨析人物与事件的特定确指。从风自己如是说：“先秦典籍中的衣冠是不可忽视的信息源。”又说，“考据者们向来对古代服饰研究不够重视，因此也就错过了一些衣冠带来的信息。” 基于此等独特优势，从风的服饰考证，对《豳风•七月》中人物身份的确定起到了重大作用。因为服饰的信息，从风辨析认定诗中的采蘩女不是女奴隶而是一个“国人女子”，其跟随的“公子”是一位男子而不是女子。在另外一节，还专门附录了作者的一篇关于先秦女子服饰佩玉等的研究文章，更见其翔实生动。这一点，使这本书又有了一种专业史的优势，说服力大大增加。 如此理论根基，如果是书橱式的陈列，读来自然辛苦有加，大约不是专家不会注目。难能可贵的是，如此详实的史料辨析与服饰专业史辨析，作者却偏偏能寓于极具美感的历史叙述之中，将一种宏大深邃的社会精神与浓郁的风情画紧紧交织在一起，使人倍感诗意而又常常有新大陆发现，读来兴味盎然又手不释卷。也就是说，这本书耐读，绝不是一遍看过再不想拿起的那种书。 说到这里，得说说最后一点，如此非小说是小说、非散文是散文、非论著是论著的独特三元素，是依靠什么紧紧融合为一体而又独具美感的？ 是诗风，是那久远鼓荡历史的先秦诗风。 从这本书涉及的人物数量说，十七篇每篇都有一个主要历史人物，以此人物为引线，扩展涉及到当时的一个特定的女性群体。综合地说，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从贵族女性到平民女子，基本的先秦女性群体都包括了进来。其中，除了夏商两代的女性，多以甲骨文史料为主要依据展开外，其余篇章则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先秦诗风。 以《诗经》的优美篇章为风帆，一个个先秦佳丽翩翩地从远古走来。她们彰显着天地玄黄的深衣裙裾，她们舒展着佩玉伴奏的优雅步态，她们如云的秀发与高高的发簪，她们率真而奔放的神态，她们如同男儿一样奔赴战场，她们操持井舂桑麻庖厨，她们生儿育女又匆匆下田……凡此等等，都在浓郁的诗风中展现着独特的社会风貌，挥洒着个人、家族及国家的命运，奏出一曲曲简约厚重的旋律，久久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正是这种化于《诗》又出于《诗》的先秦诗风，鼓荡起了佳丽们的飘飘裙裾，成就了这本书的独特品格——以治学之法为根基而独能成诗意之美。因为诗风漫卷，作者得以不拘形式乘风遨游。厚重的史料在诗风鼓荡下轻飏而起，化作了诗意的美感叙述。历史天宇的断点，搭起了彩虹般的长桥，真切的现实与遥远的历史，就这样在鼓荡的诗风中浑然对接，亦真亦幻任凭感受了。 无论这种写法是作者的深思熟虑，还是不意为之，或恣意为之，她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罕见的“僭越”于学术传统而又独具研究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范本。 我们的国家在变化，我们的历史在前进。 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历史的反思，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于此大潮中，从风是一朵浪花，我们都是一朵朵浪花，各自拍打着古老的岩石，各自冲刷着淤积的泥沙，奋力地开凿着巨舟行进的航道。浪花可能消散，浪花可能被激溅得杳无踪迹。但是，无数的浪花合流，终归会形成无可抵挡的潮流，终归会流向苍茫的大海。 也许，在遥远的天际，就有哪些远古佳丽们殷殷的目光。 华夏民族的灵魂与希望，正在这世代不息的生命中延续壮大。
● 永以为好——商王武丁之妻妇好
玄鸟之后、天命殷商，齐天的荣光最终归于牧野的尘土，半隐在历史的黄土下三千多年。若不是近代考古发掘，这样一段动人的历史便不会栩栩如生地走进我们的视野；我要讲的关于妇好的故事，不是单纯在介绍一位上古的巾帼英雄，而是在努力地解读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努力从散落的甲骨碎片和金文残迹中揣摩着晦涩的只言片语，敬畏而拘谨地拼凑着破碎的身影，但苍白语言的尽头，仍然是连天的迷雾。 安阳殷墟妇好墓前的雕像 现存的甲骨文献中，妇好的名字频频出现，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提及她的就有两百多次。从甲骨文和金文中走出的妇好，一生从容不迫地担当着许多貌似极为冲突的角色：集宠一身的美丽王后、频繁生育的艰辛母亲，贞卜问祀的国之主祭、驰骋疆场的常胜英雄、位高权重的封地首领……在狞厉的男人世界和温润的女人世界中，她都做到了极致，以致于后世三千多年里，竟再无第二个女子可以重聚她所有的荣宠和光耀。 一 殷之好妇 “妇好”显然不是她的名字——理解殷商的名姓字和庙号等称谓需要颇费一番功夫的，至今有些称谓仍在学术争议之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与她有关的称谓有“好”“妇好”“后 母”“妣辛”“毓妣辛”“后母辛”几种。 妇，铭文字形作“帚”，随着汉字形符类型化的进程加女字旁成“婦”，该字使用长达几千年，直到简化汉字普及，“婦”遂成了“妇”。这个字是已嫁女子的专称，殷商王与臣的妻子均可称为“妇某”。据《甲骨文一百年》统计，甲骨文中称“妇”的有95个，因此有了一个专有的集合称谓叫作“多妇”；奇怪的是殷商之后古人对“妇”字的理解——西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释道：“婦，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东汉时妇女的楷模班昭更深信不疑，并在她所撰的《女诫》序言中颇有感触地回忆道：“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从此，“执箕帚”成了妇人的代词，后世沿用日久。显然，更早使用这个字的殷商“多妇”同后来只懂得持帚洒扫的妇人们是差别很大的，当时的天下没有她们的禁区，领兵出征、田萑稼穑、主持祭祀、涉足内政、燕飨诸邦……既主内又主外，温润如玉，更坚若青铜。相较之下，西汉以来的穿凿附会就聊搏一哂吧。 好，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很是生动， ，象男女执手相悦之形，很容易让人想到动人的“永以为好”。大概因为这个字美好的涵义，曾被认为是妇好之名，但深究下来并不可靠。 “好”在金文或甲骨文中除了左“子”右“女”，还有一种中间“子”，左右各一“女”（如图1）的繁构写法，可见此字的核心在于“子”。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确有许多含有“子”字的符号/文字，可能代表着来源于子姓王室的不同的支系，因而妇好也很可能是和丈夫武丁同宗的子姓之女；上古姓氏分明，也有认为子非姓而为氏。曹定云先生的《妇好是子方之女》一文论证颇有见地，卜辞中也确是有个“子方”这一方国，并且与商的关系比较友善，极有可能就是妇好的娘家。总之，不论是姓是氏，反映的都应是族属信息。 
（上“兔”下“丂”）母， 读作qiǎo（巧），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妇好的字或者私名，大概是从青铜器研究大师王国维那里得到的启发——“女子之字曰某母，犹男子之字曰某父”，“母氏为其女作器，而称之曰某母。”这样的说法看起来十分贴切，不过妇好墓出土铭文除了“后 母辛”还有“后 母癸”的字样。武丁的另外一个妻子的确庙号为癸，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起以上那种完美的解释——不过，若后 母指的是妣癸的话，那她的明器为何会进了妇好的墓穴呢？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 妣，是殷商对入祭宗庙的祖母以上母辈的敬称。 母，在殷商的称谓范围较广，亲生母亲、姨母、伯母、叔母等皆可称作母。 辛，是妇好的庙号。在殷商庞大而系统的祖先祭祀谱系里，祖先的庙号是以天干来记的，如“大乙（成汤）、盘庚、武丁、帝辛”等。 妇好死后被她的子孙敬称为“妣辛”或“后母辛”。著名的“后母辛方鼎”就是特为祭祀妣辛妇好而铸造的祭品。顺便提一下，以前“后母辛”曾讹作“司母辛”，就连我们过去的历史课本中也一直写“司母戊大方鼎”。如今考证，作“后”字讲更靠谱一些，“后戊”“后辛”是标明国母身份的崇高称号，相当于“母后戊”“母后辛”之意。 祭坛巫女 大火星在黄昏时见于南中天，日影渐短，岁首新年临至。宗庙中，牲醴齐备，锺磬既调，燔柴禋祀，黍麦惟馨……崭新锃亮的青铜器发着幽幽的金光，映着她手中敬奉的祭文，还有她玉雕一般的面庞…… 透过遥远的卜辞信息，为妇好勾勒出这样一幅剪影。她的身影常常出现在盛大的祭祀中。《尚书》有云：国之大事，为祀与戎。祭于殷商更是举足轻重，卜问的对象可大至昊天上帝，小至一泓清泉，举手投足日用常行都免不了贞卜祭祀。妇好作为一国级别很高的神职人员，同时也是一国大事的决策者，她主持的祭祀卜辞记载甚多，种类纷繁，有“ㄓ（侑）”“勺（礿）”“燎”“往”等我们听起来像拗口晦涩有如外语一样的名称。祭祀的对象有妣癸、妣庚、父乙等。其中的父乙正是武丁的父亲小乙。能够主持先王这样级别的祭祀绝非小可，必须以绝对崇高的身份赢得祖先的认可才行。 妇好除了国之主祭，还担当过贞人。在段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刻有“妇好整治”的龟甲。所谓整治，就是将龟甲上残留的肉渣皮筋等除去洗净，干燥后再在上面按一定规则钻出小孔，最后将整治者的名刻于其上，类似签名，以备贞卜之用。用时以火炙，甲骨爆裂，如同神明的回音，同时沿着钻孔绽出裂纹。甲卜中，灼烧这一步称作“贞”，而根据裂纹判断贞问之事可行与否，称之为“卜”。 主祭和贞人不仅要身份崇高，更需要通灵的心性。为灵媒，有时要泯去那么一些人间烟火气的，由此推测妇好可能不会是亲切平实的邻家姐妹，也不同于后世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更不会是女扮男装的女中丈夫，而是至美却让人敬畏的天之圣女。那么她的气质应该是荧白如玉，皎洁如月却又冷如冰雪。在我们这个人声鼎沸的世界里，这样的女人怕是很难一见了，突然想起如今在尼泊尔还保留的“活女神”。所谓“活女神”在尼泊尔宗教中被称为库玛丽（意为处女神），其历史源远流长，每一任都会从佛祖出身的释迦家族中严格挑选，必须纯洁无污、符合三十二种美德等。当选的女孩子们就成为库玛丽，被相信是王权的庇护者，接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共同崇拜。 世上的宗教不尽相同，但大都有共同的特质；妇好的容颜再不能再睹，但我们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时空中的另一张脸上访到一丝相似的气息——面笼薄霜，毫无表情，有一双深邃神秘却清澈无比的目光，将人拒在千里之外。 三 国之干城 武丁王在位的五十九年间至少征伐过八十一个方国。他的红颜战友妇好功不可没，北伐土方，南征印方，东讨人方，西征羌方……商王与王后的金戈所向披靡，殷商的武功臻于极盛，大邑商的国界拓展到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的广袤区域，如《诗•玄鸟》中所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妇好墓出土的兵器有134件，青铜钺4件，其中一件铭有“妇好”的双虎扑噬人头纹大钺重达9公斤，另一件8.5公斤。这让许多人惊叹妇好的膂力，还构思出她手持两柄大钺冲锋陷阵的震撼场景……实际这是一个误会——好吧，就算妇好膂力过人，但还不至于像《荷马史诗》中的Amazon女战士那样抡着双斧械斗吧？考察殷商的俥马和战术，可知斧钺一类巨型兵器只堪双手持握立于仪仗车上，起到类似于军中纛旗的作用。《诗•商颂•长发》有“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是说商汤（武王）在伐桀的鸣条之战中亲自执旗，其臣有虔执钺，以示受天命而征伐；这种习惯还影响了周人，《史记•周本纪》记载殷周牧野之战“（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所谓黄钺就是青铜钺，青铜是我们给它的名称，因为看到出土的的青铜器都是黑色带着青绿铜锈的，但实际刚铸出时呈金色，所以它本身的名字叫做“金铜”或者“黄金”。妇好大钺虽不能证明她的武艺，却是她的威仪和极高军权的象征，她挥斥千军万马的英姿定是一道动人的风景。 话说妇好墓中真正得以管窥她武艺的不是那最显眼的钺，而是一枚毫不起眼的韘。韘（shè），俗称扳指，因为中国传统射箭不同于欧洲用食指和中指的开弓法，而是以拇指套上扳指后扣弦，所以韘是射手的必备之物。这枚青玉兽面纹的玉韘跟随它的主人很多年了，上面的雕纹已被磨损了清晰的轮廓，背面用来扣弦的凹槽里有弓弦留下的一道道伤痕，韘本身也变得润泽光滑。与韘一同出土的还有许多青铜箭镞和护弓具，可见弓箭是妇好常用的武器，或许她还是个射虱贯日的神射手呢，秉承了东夷民族一贯擅长的射艺，往往于驷马战车上一招制敌……睹物思人，却总是物是人非——韘中那柔润有力的拇指已不知去向，独留玉的不朽之身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故事——几十年的陪伴，三千年的守候。 妇好的战功亦见于大量甲骨卜辞②： 辛巳卜，争贞：今者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合》6412）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瞂伐印方，王自东亳伐捍，陷于妇好立（位）。《合》6480 贞：王令妇好比侯告伐尸方。《合》6480 辛子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英》150正 …… 第一条卜辞是贞问妇好征伐土方。据一些考证认为土方就是夏人的后裔夏方，但在当时已经具备了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距殷都，也就是今天的安阳小屯村正北大约500公里，时常劫掠人口和财物。那一仗，妇好大获全胜，土方元气大伤，后来被划入了殷商的疆域。 第二条印方的“印”字象人手爪向下按抑之形，所以之前多数资料将其解释为巴方，其实这个字应该是“印”，也就是“抑”的初文，其族属地域尚不明。这条卜辞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伏击战——武丁让妇好和另一个叫做沚瞂的武将配合，自己率领主力部队自东面进攻，驱使敌人逃跑以至陷入妇好设伏的位置。 第三条讲征“尸方”的事。尸方也称人方，就是周代所指的东夷，金文曾作“东尸”。尸方是多个方国的联盟，部族众多，势力强大。尽管殷商与东夷族出同源，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形同水火，殷商对东夷旷日持久的征伐直到帝辛（殷纣）时才最终画上句号。 最后一条卜辞记载的事件是如今有关妇好的文章中最常提及的，因为她这次率领了一支一万三千人的庞大军队出征羌方，是卜辞中记录大商征伐敌国出兵最多的一次。此役大获全胜，羌人的势力被大大削弱。 四. 封邑之主 当前流行的历史时代分类总是将殷商归于奴隶社会，但中国历史并不完全符合这种以欧洲历史发展为模板的社会分类系统，殷商的确大量使用奴隶，但分封制依然是明显的特征。 五 美人如玉 尘封三千多年的妇好墓重见天日之际，只剩下琳琅满目的随葬品，她本人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踪迹，我们再也无法推测出她的身形容貌。 唯一见证过芳容的是墓中饰有叶脉纹或弦纹的四面精美铜镜，传达给我们殷商时代的美丽。妇好对自己的容颜应该很上心的，有种说法，经常照镜子可以让人变好看，虽然是笑谈，但的确经常照镜子的人多数还是很好看的。不管怎样，历史已经留下不是空白的空白，我们无从知晓消逝的红颜曾多么明妍——不过，就算能亲眼看到那张面庞，又有谁能解读她遥不可及的心？ 从妇好墓中雕工精美的骨笄和骨梳可以想见她有一头青云般的秀发，琳琅的精美玉雕佩、玉饰件、耳玦、玛瑙珠、丝织品等更暗示了妇好不是那种只爱武装而偏废红装的“女强人”。直到现在，很多女人为了能够在男人的世界中立足，常常不得不以泯灭一些女性特征为代价。 如果夏桀宠妃妹喜好听裂帛之声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的话，那么殷商武丁时代的丝织工艺应该已经比较发达了。在妇好墓中首次发现了殷商的丝织品，比如大孔罗、朱染平纹绢、绮和纹绮。殷墟出土的纹绮经纬密度达到72根，其工艺水平现在制造起来也是相当困难。 想来殷商的服饰也是美仑美奂的，红颜如丝，红颜如玉，恰好暗合华夏二字中的“衣冠之美”和“仪礼之大”。 五 为人妻母 妇好周身的光环往往让我们忽视了她在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殷商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妻子。 武丁，名昭，盘庚之侄，小乙之子。今本《竹书纪年》中说：“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其实，按照殷商的习惯，小乙作为盘庚王的弟弟而即位，百年之后应当还位于盘庚之子，也就是武丁的堂兄，但这里竟称他为世子，反而是不大合理。武丁这次“社会实践”只是为了天将降大任而苦其心志还是另有用意，就不得而知了，但行役于外的经历让武丁察到民间疾苦，也得以结识筑版奴隶傅说、甘盘等贤者，使之日后成为自己的肱股栋梁。现在的小说总是安排武丁下乡插队之时同妇好相遇，妇好也因此被塑造成典型的灰姑娘，情节由此而曲折，故事由此而动人，却偏离了历史实际。不过，史料和文学中往往一致的就是武丁的形象，他的文治武功浓缩成《史记》中一句评价：“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 妇好是武丁的妻子，然而武丁的妻子并不止她一位，据一些学者对甲骨的统计，武丁的妻子约有六十左右，其中法定的王后有十八位，最后入了周祭与武丁配祭的有三位。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武丁就是个花心萝卜。殷商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与殷商的邦国结构比较配套，因为国体松散，联姻是对各方国进行控制的手段之一。婚姻不再是内务问题，而是严肃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从四面八方娶一大堆妻子回来是商王必须履行的义务——若是感情专一的王，其实也挺辛苦的。 在殷商祀谱里，考妣对应关系不是周人以后一夫一妻制的1：1，常是1：n——中丁有妣己、妣癸；祖乙有妣己、妣庚；祖辛有妣甲、妣庚；祖丁有妣己、妣庚……同样，为武丁配祭的先妣有妣戊、妣辛、妣癸。武丁的三位法定配偶中，妣戊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略高于妣辛妇好，比如妇好墓中的“后母辛方鼎”就比我们熟悉的、中学历史课本就提到过的中国当前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大方鼎”（妣戊的随葬器）要小许多。不过有一点事实不能忽视，那就是妇妌有两名出色的儿子，未能即位的太子祖己和即位的商王祖甲，因此母以子贵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到了祖庚时代乃至殷商后期，在最隆重的“周祭”（用五种祀典对祖先进行轮番和周而复始的祭祀）里，妣辛依然是先于妣戊和妣癸而享祭的。 妇好经常南征北战，又身兼数职，即使铁打的人也有精疲力竭的一天。从一些甲骨卜辞来看，她的身体一度羸弱过，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武丁对妇好关心得无微不至： 贞：好羸，于祖辛。（《合》709反）——妇好身体虚弱，向祖辛祈求康复。 贞：妇好冎凡有疾？（《合》709正）——妇好会有疾病吗？ 妇好祸风有疾？（《合》709正）——妇好伤了风会生病吗？ 妇好弗疾齿？（《合》773甲）——妇好的牙齿不会有麻烦吧？ 贞：妇好嚏，惟出疾？（《合》13633）——妇好打喷嚏了，是不是能去除疾病了？ 关爱到牙齿和喷嚏——武丁还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男人！这种丈夫别说在上古崇尚蛮力的时代里难能可贵，即便放到当今感情丰富的知性男人群体中也绝对是稀有资源。可见，他们尽管是政治婚姻，也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己卯卜，嗀贞，御妇好于父乙，□羊又豕，删十 。（《合》271正）——己卯这天占卜，贞人嗀问：为了妇好向祖先父乙举行攘灾祈福的御祭，砍杀羊和猪，割杀十头经特殊饲养的羊吗？ 为了使妇好身体尽早康复，武丁还经常用大量牺牲和人殉举行祭祀，甚至祈求自己的父亲小乙保佑她，这对任何同等地位的王后都没有过（最多是祈求先妣的保佑）；武丁不惜一次祭献十具牺牲和人牲，也算是“为红颜掷千金”的男人典范吧。从三千多年前晦涩简洁的甲骨文中感受到的除了狞厉残酷之外，还有一个为人夫者对病痛中妻子的牵挂和心焦。 不过，妇好还是有大病危及到生命： 贞：妇好冎，大疾延，豈死？（《合》17391）——妇好有灾，大病发作且迁延不愈，会死吗？ 贞：惟龏后蚩妇好？不惟龏后蚩妇好？”（《合》795反）——这里贞问妇好的灾祸是不是龏后的亡灵作祟。龏后是甲骨中的妇龏，是武丁诸多的法定王后之一，那时她已经去世了，庙号为甲，就是武乙、文丁时期卜辞里的“妣甲龏”。这件事隐隐让人感到武丁那编制庞大的后宫也绝非一个安生之地。 商王对妇好的怀孕、生育是当成国之大计的，甲骨文中关于这类的卜辞有二十多条，有问卜是否怀孕的，有祭祀祈祷母子平安的，还有占问她的产期以及胎儿性别的。尽管商王对其它妻子有孕和生育的贞问也见诸甲骨，但其数量寥寥，而且没有像对妇好的那样亲自来占断卜兆。 丁酉卜，宾贞：妇好有受生？王乩曰：吉，其有受生。（《合》13925正反）——丁酉日占卜，贞人宾问：妇好有孕了吗？王占断说：大吉，妇好确是有孕。 丁酉卜，宾贞：妇好娩？王乩曰：其叀（惟）甲娩，有祟，有……（《合》13996）——丁酉日占卜，贞人宾问：妇好分娩吗？王占断卜兆后说：如果她在甲日分娩，就有灾祸，还有……下面的辞残缺了……郁闷，吊人胃口。 辛丑卜，殻贞：妇好有子？三月，王乩曰：好其有子，御。（《合》94正）——辛丑日占卜，贞人殻问卜：妇好怀上孩子了吗？三月，王占断卜兆后说：妇好已经怀孕了，为此要进行御祭。 武丁自然非常希望妇好为自己生下更多的子嗣，而且根据卜辞妇好也确实多次怀孕，但似乎妇好很难生下男孩，甚至还有卜辞带来玄奥费解的信息： 壬寅卜，殻贞：妇好娩，不其嘉？王乩曰：凡不嘉，其嘉不吉于□，凡兹乃死。（《合》14001正）—— 壬寅这日占卜，贞人殻贞问：妇好分娩，会生男孩吗？王占断得：不会是男孩，男孩则不吉利。生下也会死。嘉在甲骨文中写作（女力），是生男孩的意思。不嘉，是不生男孩的意思。这条卜辞是目前误解最多的一条，因为对“嘉（女力）”的理解错误，很多文中都将其误解为妇好难产的意思。 能够确定的是妇好曾生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按常理，妇好最后能入周祭，应该也是有一个像样的儿子的。武丁娶“多妇”的结果应该是“多子”，但他的儿子中，最显赫活跃的只有几个，一个是在卜辞中被称为“大子”（太子）或“小王”的子弓，据考是《尚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祖庚/祖甲时代卜辞中的“兄己”和《竹书纪年》中的“孝己”，他一度被认为是妇好的儿子，但根据最近的卜辞考据得知他的母亲更可能是后妣戊妇妌；武丁两位做了王的儿子祖庚曜和祖甲载的母亲分别是妣癸和妣戊，那么妇好的儿子是谁呢？ 卜辞有载武丁有个儿子叫做“子渔”，关于他的卜辞相当多，几乎参与王室的所有活动：祭祀、征伐、田猎等，还参与对直系先王的祭祀。子渔之名和妇好常一起见于宾组卜辞，他会是妇好的儿子吗？只是这个孩子在武丁之世就死了，而且也没有显示她还有其他出众儿子的证据，若真是如此，妇好一定极为失落，可能正是武丁死后妇妌入了合葬区，而他最爱的妇好却没有被迁与他合葬的原因。 妇好先于武丁亡故，有人推断是战伤发作，有人推断积劳成疾，也有人根据甲骨卜辞断定她死于难产，一条卜辞透露了信息： 贞妇好不死，有子？（《契》491） 最后结果怎样？妇好母子能否绝处逢生？不得而知，但让人揪心的此类卜辞还有： 贞妇好不其死？（《合》17063），贞妇好其死？（《合》17064），贞妇好延死？（《甲》944） 这一系列卜辞中，妇好很不妙，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让人感觉商王在妇好弥留之际的焦虑和不甘。他反复追问天意，似乎在苦苦哀求她能多留些时光。 妇好频繁征战、事务繁忙，恐怕不能像一般孕妇那样大段时间花在静养上的，或许她以有孕之身投入过激烈的搏杀？甚至因此而频繁流产？否则以武丁和妇好的感情，妇好留下的孩子怎会那么少？我们这些历史看客有时候真是很八卦。时光几度流转，但我相信坚毅如妇好心中一定也有与所有女人一样的柔软之处。战场上她英姿勃发，而在分娩中恐怕同普通母亲没有什么两样，一定也会泪光莹莹汗透额发；她或许不会因自己的战伤而变色皱眉，但很可能在艰难的生产中同所有女人一样撕心裂肺。 在那个艰辛的上古岁月里，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但现在很多人依然为殷商时代的母系氏族遗风津津乐道不已，其实那样不过是生产力低下时代的适应方式而已；周人发展了农业提高了生产力，所以周的女人就慢慢退出了战场、政坛等残酷而艰辛的领域，这是很符合社会规律的现象。妇好的一生在战场，在宗庙，在大邑商的疆土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迹，但对她来说，每一次为商王分娩而受的痛楚可能比战伤还要刻骨铭心，因为有人曾推测这个武功赫赫的常胜将军不是战死沙场而是难产死于室中；武丁妇好的夫妻关系外还多了一重“战友”的关系，生死之交是所有伙伴关系中最深厚的情谊。 妇好早亡，天人两隔，甲骨卜辞记录了伤感的信息：“贞，王梦妇好……”（《合》17380）武丁为妇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舍不得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于是在宫殿宗庙附近西南侧葬下了妻子的棺椁，并以丰富的财物和纪念品陪葬。填好墓室后又特别在墓上修建了专祭妇好的庙宇（在甲骨卜辞中称为“母辛宗”；据考坟丘起源于春秋，殷商墓是没有的，故而可以在墓上修建建筑物）。根据甲骨卜辞，武丁频繁地祭祀着死去的妻子，曾用的祭祀方式有：哭祭、侑祭、燎祭、酒祭、莘祭、宾祭等——生怕照顾她有半点不周。 商王敬慎而深情地走上前，拜下。 沉寂的空气，清脆的爆裂声。钻了孔的龟甲绽开了玄妙的裂纹。 ——贞，妇好有取否？ ——贞，唯上甲微取之？ ——贞，唯契取之？ ——贞，唯汤取之？ …… 贞人托起灼裂的龟甲呈上他的面前。武丁对着甲骨仔细辨别着玄妙而细微的纹路，神情就像迫不及待地读着远方亲人的来信。他虔诚地默念：“你在那个世界可还好？不会再被病伤折磨了吧？今天，我祈求殷商最伟大的三位帝王迎娶你、守护你，即便是妒恨你的妣甲龏也不能再对你有所祸害……” 商王稽首，向着幽冥深处的祖先虔诚祈祷。 武丁不知道，真正保护了妇好的其实不是教民五伦、治水有功的商祖契，不是“禓五祀”的上甲微，也不是鸣条灭夏的大乙成汤……而是他自己的赤诚之念——正因为他在她墓葬之上修建的那座祭庙，让妻子的灵魂千百年来不受骚扰。因为盗墓者一般挖掘到建筑基址就会很有经验地收手，所以妇好的长眠之地成为如今惟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殷商墓葬，如今，在妇好的凡世躯体全部安静地化尽之后，我们才能有幸一见她曾经沉睡的空间。 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妇好，魂灵终归宁静，即便死生契阔、阴阳两隔也会永以为好。 生命的转折点往往会促进感情的升华，妇好的离世让武丁对她的感情从私心的男女相悦之爱上升到穿越阴阳、永以为好的牵挂。
● 牝鸡之晨——帝辛宠妃有苏氏女妲己
一 甲子日。商郊牧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晨昏的天空下，一眼望不到边的暗红色的方阵矗立于风沙间。 ——诸位！ 红色方阵的檀车之上传来雄浑的嗓音，划破了沉重的雾霭。风吹拂着他红色的披风，在暗夜中扯起一面猎猎的火焰；又吹动他胸前琳琅的组佩，玉璜琤鸣。他举起左手的金铜大钺，又挥动右手的白旄，有力地劈向前方。 ——诸位！远道而来的西土之人，在这里与诸位盟誓！ 他的声音被风卷走，洒向四方。 ——我的友邦邦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们，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友族联军们……举起你们的戈，并起你们的盾，再竖起你们的矛，我们来盟誓！ 牧野大地上，西土周王的声音迎来了日出。金光迸射，点亮了这群人心中正在膨胀的激情。 ——古人有言：牝鸡绝无晨鸣；牝鸡司晨，家室萧索之兆。如今，商王受却惟妇人之言是从…… 惟妇言是从……是从…… 荒原上的吼声排山倒海，震撼着朝歌①的城湟宫室。 二 当年周武王伐商前在牧野动员大会上的那席演讲被《尚书•牧誓》收录，得以流传千秋，其中历数了殷王受的种种罪孽，首当其冲的并非我们熟悉的荒淫暴虐之罪，而是“牝鸡司晨”和“惟妇言是从”这种如今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熟悉《封神演义》的人都会猜到，这指桑骂槐的对象应该就是女祸妲己，即《封神》中“借窍成形, 惑乱天子”的千年九尾狐。在那后世演义出来的历史小说中，妲己乃王侯之女，其父是殷商的一方重臣，位高权重，被呼为冀州侯。而事实上，当时的有苏氏只是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对商王的铁蹄无能为力的薄弱小族。何况其地处商邻，商王怎可容忍他权重一方？妲己也不是什么明媒正娶，只不过是有苏氏敬献的消灾贿赂，是彪悍的商王劫掠后顺手牵来的一只羔羊。不过想那有苏氏全族中首当其冲的美女，应该是个绝色尤物吧，否则怎能以区区一身挽救险遭涂炭的族人，让他们还能延续到周初被封于河内？ 先秦女子的称谓蕴含着他们出身的信息，前缀为“氏”，后缀乃“姓”。“苏妲己”这个称谓反映的是：苏氏己姓的女子。《国语》韦昭注“有苏，己姓之国。妲己，其女也。”有苏氏的“己”姓，在金文中写作“妀”，同样遵循从“女”部的古姓规律。到春秋时，己姓国有昆吾、苏、顾、温、董、莒、蓼、铸、郯、扈等，看起来不少，但“妀”实际上是个稀有姓种，在当今发现的金文中仅有十几例。 己（妀）姓有苏氏之先是根红苗正的轩辕黄帝嫡系后裔。黄帝元妃嫘祖生子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卷章，卷章生重黎与回，代为祝融，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长子曰樊，封于昆吾，始己（妀）姓。根据如今多数苏姓族谱，昆吾是公认的苏姓祖先，这在史籍中是有印证的，《古本竹书纪年》载：“三十三年，（帝芬）封昆吾氏子于有苏”。帝芬是夏代第八个王。有苏之先的昆吾氏在夏代可以算是望族，曾被称为“夏伯”，《吕氏春秋》有“昆吾作陶”。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这一职业，是没什么显赫的，但陶器在当时是极重要的生活资料，《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帝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所以，能够从事于这一领域是很值得在史册中记那么一笔的。 昆吾之后的有苏氏地望，根据《世本》和《元和姓篡》的记载，在“邺西苏城”，大致在今河北邯郸地区。所以《封神》中将苏护设为“冀州侯”还是比较有根据的；殷商时的有苏氏已经远不及祖先昆吾，没看到什么荣耀的记载，反倒是有“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之类记录。当年一个卑微小族不曾淹没在历史洪流中，如今竟还有规模不小的“苏”姓流于百世——当今天下苏姓之人，诚当感激那个叫做妲己的柔弱女子。 《封神演义》中的“神仙姐姐”女娲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凡人不雅却真诚地“称赞”了几句，竟倍感羞辱，大动干戈，陪上了不知多少人间性命，她要是经历了有苏女子这样的屈辱，那都不知要怎样呢。按理说，妲己根本不用女娲指使狐妖附体，她自己就带着家仇族恨，但上古生活远比我们的艰辛，人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恩怨。妲己若能被嬖爱日久，怕是和商王比较情投意合，否则以他的骄傲和暴躁，妲己早像那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九侯女一样身首离分了。 《尚书•牧誓》称“牝鸡无晨”，可见商王的生活受到妲己的深重影响，所以人们才认定狐媚惑主的结论。实际上，“牝鸡司晨”和“狐媚惑主”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动物，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铺天盖地的野史常常突出了狐狸的地位，淹没了牝鸡的信息。《新唐书•后妃传上•太宗长孙皇后》记到：长孙皇后“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博古通今的文德皇后读过无数前车之鉴，一向都瓜田李下般避讳着自己的参政之嫌。从这条信息我们可以推测，牝鸡司晨的妲己不应该是简单到有色无脑、只会变态着享乐的无辜祸水，她在殷商末期的政权中至少是积极参与的——以殷商的习惯，女人参政领兵祭祀都属常态，倒是父权意识强烈的周人看来，才能挑出牝鸡司晨的岔子。 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呈现了一群生机勃勃的“多妇”，青铜红颜成为时代的独特风景，身为商王妃的妲如何不能蹈入时代的风云？《吕氏春秋•先识》有：“商王大乱，沈于酒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前两句的大乱和酒德没什么新意，倒是“妲己为政”的说法值得思量。“赏罚无方”是政见不同的评价，这里没必要深究，但她好歹“为政”过。即便在野史传奇中，相比别的红颜祸水，妲己的志趣就与众不同——妹喜还只是热衷于裂帛之声的另类音乐，褒姒也只是上升到欣赏烽火动员令这种行为艺术，而她则亲自参与到殷商的司法事业、人事管理。演义中说她“发明”了一系列酷刑，抛开具体细节的确切度，可能是她曾经参与国家刑法的印记。 《今本竹书纪年》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帝辛）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帝辛在位三十年，那么就是说，他与妲己相伴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即便妲己被掳获之时还是青春貌美的豆蔻少女，二十一年也足够朱颜凋敝了。是什么力量还能让这个迟暮女人荣宠如故？多少雄材大略的帝王不都是朝为红颜顾，暮弃如敞屣么？二十一年，若非有执手成说的决心，逢场作戏怎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退一步，就算妲己可能像后世的夏姬一样有着妖怪般的不老容颜，但二十一年，怎么也让人审美疲劳了吧？“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这两句诗堪称经典。若要长相守，她必须从他的眼中走进心里，必须从他一件如敝则弃的衣服变成他不可离断的臂膀。 《牧誓》中的“惟妇言是从”和《史记•殷本纪》中的“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基本一致，《列女传》中的“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就夸张了，显然是这两句评论的引申，是作者自认为合理的推想。然而，以商王受那聪颖自负、恃才傲物的心，恐怕不会被一个仅有色相和媚术的女人经久地占据。最大的可能是，这个女人成为他的红颜知己及战略伙伴，与他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可以推测，有苏氏精选出的“礼物”妲己本身就是一个颇有头脑和才干的女人，她辅佐国事，深得帝辛信任，两人在政治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搭档，共同经营着庞大的殷商国祚。 三 朝阳冉冉上升，西土周王的声音愈发洪亮。 ——诸位看到，商王受，惟妇言是从，怠慢先祖祭祀，遗弃宗亲兄弟，重用四方有罪之人、亡命之徒，对其尊敬有加，委以重任，让他们跻身大夫卿士，让他们暴虐于百姓，让他们作乱于商邑！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右军一支姜姓部族的首领引臂高呼，引起一片义愤填膺的应和。武王威严的眼睛扫过众部。 ——发虽不才，却惟有恭行天罚！ ——恭行天罚！恭行天罚！恭行天罚…… 齐整如一的步伐震撼着大地，推着节奏感很强的隆隆雷声，向前开进。 四 当年大乙成汤在鸣条也曾这般誓师：“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小子我敢行作乱！因为有夏犯下诸多罪行，天命我去讨伐）……历史通常会上演相同的剧幕，后人很有讽刺性地将著名的《汤誓》和《牧誓》收进了同一部典籍。 自汤王鸣条灭夏以来，赫赫大商雄居中土六百余年，然而即使在最强盛的时期——即盘庚王迁都于殷的二百七十三年间，也始终没有一个王真正安心过。鬼方、土方、羌方、人方、印方，还有周人……让他们时刻不得安宁。“土方征于我东鄙，哉二邑，苦方亦牧我西鄙田”之类卜辞屡现于世。雄壮的武丁王征伐一生，终于开创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的胜景，同时也给玄鸟的子孙留下了维持家业的艰辛。 殷商实行“服国制”这种行政区域制度，地方诸侯据同王畿距离或关系的远近，形成相应的臣服或贡纳关系。殷有“四服”：甸服、卫服、侯服和男服。卫服主要是禁卫王畿的军事贵族，甸服是被俘虏来的生产奴隶，而侯、男两服生活在王畿周边的土地上，担负着殷商的各种纳贡和征役任务，这两服颇有周人分封制的特征。 尽管有夏开创了世袭王朝的规则，但夏商两世，原始社会的氏族联盟遗风依然影响深远。当年汤王征夏，首先要苦口婆心地打消的宗亲族长们“我后（后：帝王的古称）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的牢骚；当年盘庚王迁都，为了说服“在位”“邦伯”“师长”等宗亲氏族以及“万民”真是煞费苦心；即便是当年重权在握的商王武丁，为了破格提拔一个奴隶也不得不将其假托为梦中圣人，最后大费周章地“乃使百工营求之野”，方才“得说于傅险中”；王权与族权的矛盾日益激烈，武丁之子祖甲甚至被族亲贵族攻击“不义为王，旧为小人”(《尚书•无逸》) ……哪还有君威可言？ 到了殷商后期，上古那种“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唐尧之风终于开始式微，带有原始氏族联盟特征的，松散殷商“联邦”逐渐动荡，以往那种王权与族权“共和”的关系在逐渐被打破。臣服于商的方国平时按兵不动，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岿然不动；一旦王权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像西方文明起源的模式，形成兄弟式的城邦结构。它若要安宁，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父权核心。对于商王来说，惟有不断加强王权，才可走出危机。维权是殷商后期几位王都奋争过的事，但在当时谈何容易。王权一方面受到至高无上的神权压制，一方面被各宗亲氏族、姻亲氏族，还有强大的各邦国氏族所制衡。 《尚书•牧誓》中武王历数帝辛之罪的“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指责他排挤宗亲旧臣，信任重用地位卑微，甚至四方逃亡的罪人。这一罪名究竟是恰如其分还是夸大事实不得而知，反正也没有找到什么记录，倒是我们熟知的殷纣重臣为费仲和蜚廉、恶来父子，他们所出之族都是比较显赫嬴姓部族，根本和卑微不沾边。费仲是颛顼裔孙、秦人祖先大费（伯益）之后，大费次子若木，因不得袭爵位而沦为平民，遂以父名为氏；蜚廉、恶来的族源与费仲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蜚廉是日后赵人和秦人最后一位共同的祖先。商王受的肱股仍然是殷商的近亲嬴姓部族，似乎没四方逃亡的罪人什么事。费仲管理国家财政，蜚廉、恶来负责卫戍征战。随着主君名声的败落，他们也落得青史恶名，《史记》中诟病：“费中善谀好利”——可见费仲在殷商宗族和服国间征收税赋、充盈国库的财政管理上做得很尽心，导致诸侯族领们的不满；“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可见恶来对反对派谋逆的意图十分敏感，又能及时将其剿灭。最后，这个“善毁谗”的军人在牧野大战中壮烈殉国，而他的父亲蜚廉，当时正率军南征东夷，待他回师之时已时过境迁，所效忠的主人和国家都灰飞烟灭，于是他整顿残部，在东南沿海一带“负隅顽抗”，最终寡不敌众，被周人“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武王的指摘虽有刻意夸大之嫌，但毕竟不会故意造谣，说明商王受在用人方面确有不拘一格的特点，这种做法在世卿世禄的殷商显得十分有魄力。然而尽管商王受的思想开放，却缺少先祖汤王和武丁王的宽容，他自恃过高，不愿刻意伪饰，对于比干、微子、箕子等厌恶的族亲竟坦率到连面子工程也不顾，一方面“遗王父母弟”，另一方面却对通晓医术、音乐、天文、历数的奇女妲己却宠爱有加。他们二人的政见可能极为一致。从妲己的志趣可以看到商王受的平民化意识：他曾采纳妲己的意见，让乐师师涓从民间采风，编写了一些流行乐舞，结果被史书记作“新淫之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其实，这些与庙堂雅乐风格迥异的曲子很可能和后世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类似。 《牧誓》中批判殷受的另一桩罪孽是“昏弃厥肆祀，弗答”，相当于《史记》中的“慢于鬼神”。这在崇鬼明神的殷商王族中很是不可思议的事。照殷商的传统，历来大小事宜都要卜筮以测吉凶，祭祀名目繁多，每次都要敬献大量的人牲；《史记•殷本纪》记太戊、祖乙时都有巫咸“治王家”的事。作为沟通人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巫所代表的神权势力可直接参与各方国之大事。殷商王权与神权的关系比较复杂，二者间界限曾一度模糊，甚至早先时候，一些商王和王室成员本身就是巫者。 不过，从商王武乙开始，商畿内可隐隐嗅到异样的气息。相比之前那些谨小慎微地敬事上帝和祖妣的历代先王，武乙的做法惊世骇俗。史书上说他荒唐狂傲，暴戾无道，甚至和天一争高下。说他先命人造一偶人名作天神，和“天神”玩一种“博戏”（具体不详，大概有些像卡斯帕罗夫和电脑“深蓝”下棋吧），“天神”输了，武乙就用刑戮加以羞辱；又玩“射天”，在皮囊里盛满鲜血，悬起，引弓射去——可以想象一下鲜血像暴雨一般迸射而出的震撼情景。武乙王在位仅四年，据说他畋猎于河渭时遭雷劈而死……史书在这里突然阴云密布，这种天报的死法让人惊骇不已又疑窦丛生，因此有文献论说武乙之死隐含了激烈的王权神权之争。 迷雾中的武乙，以一个王者的身份傲视着巫风弥漫殷商天地，但终究没有斗过强大的反对势力，最终死于非命又百口莫辩。他的勇气如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轰然陨落。武乙的勇气顺着血脉传给了他的子孙，殷商末代几位王的神鬼观念已经很淡薄了，到了他的重孙这里更加明显。 商王受很不专心于祭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都为国家节省了诸多财力物力；他又英雄不问出处，破格提拔没有任何背景的人，甚至流亡的罪人，摆开了与神权、宗族、邦国三大贵族势力斗争的架式。只是，他的理念太先进，对自己的力量太过高估，没有像先祖那样假托圣诣，也没有像西伯那样聚拢人心，很多时候都在硬碰硬，最终触动了各方利益，矛盾积弊一起爆发。于是我们看到，朝内有王叔比干死谏，有庶兄箕子被囚，更有另一庶兄微子出奔通敌。这些传到演义话本里被修饰成血淋淋的惊悚场面——王叔剖心，九侯被醢，梅伯炮烙……一对暴君毒妇跃然纸上。 五 殷商末代之王，庙号为辛，私名为受，有《古本纪年》的“帝辛受”和《牧誓》的“商王受”为证。《封神演义》也曾提到他的本名，甚至更好听一些，是以介眉寿的“寿”。然而从《史记》开始，伴他流传千秋的却是一个发音近似的恶名“纣”。《吕氏春秋•功名》注：“贱仁多累曰纣”，蔡邕《独断》亦有“残义损善曰纣”，这个字从此成为他的标签，渐渐淹没了先秦史料中的些许美誉，诸如“长巨姣美”“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还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等。可以想见那是一位高大威武、英俊到“姣美”的极品男人，不知是否有兰陵之风？帝辛不仅仪表出众，更兼“资辨捷疾，闻见甚敏”。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出于王者之家，生为天之骄子，难免会自傲自负，于是史料评价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也许是帝辛的人格太过出名，后来的野史小说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丑陋的猥琐男，运气比近代小说《红日》中的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将军好得多。《红日》的作者无视张将军留下的众多英俊“玉照”，硬是将他塑造成一个秃头红面酒糟鼻的颓态胖子，而帝辛好歹样貌无损，虽然他的残暴和荒淫上被下足了功夫。 说到残暴，《演义》中的脯、醢、炮烙、虿盆最为生动，尤其是炮烙，在我幼时播放的电视剧《封神榜》中极为逼真地演绎过，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刺激。后来翻查，这种铁板牛柳的鼻祖起源得更早，已被暴君夏桀用过，看来古人的版权意识比较淡薄，说侵权就侵权了。实际上，三代之刑本就酷烈，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记夏已有“五刑”，《韩非子》中也提到：“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确实很过分，但《尚书•康诰》中竟赞“殷罚有伦”；《荀子•正名》说“刑名从商”，大概也是酷烈的时代写照吧。说到殷商刑法，有桎梏、流放、 、墨、劓、宫刑、火刑、活埋、大辟、剖腹、裂肢、脯、醢……已经不必末代暴君毒妇再去发明了。 “好酒荒淫”的纣王曾杀不配合自己“淫乱”九侯之女，曾造“酒池肉林”令男女相逐其间——一个好欣赏男女之乱的、低俗的、强悍暴君居然还要一个弱女去配合自己倒是很新奇，倒不如推测是帝辛本人找的借口；还有，这个荒淫的男人整整二十一年直到他死就专情在那个妲己身上，这是哪门子乱啊？ 广兴土木，搜集天下奇美珍玩是殷纣的著名事迹，其实也是诸多帝王共同的爱好，但在程度上就可以发挥了。“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鹿台差不多相当于国库，所以《尚书•武成》中有武王伐商后“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的记录。史书中的殷纣宫阙除“沙丘苑台”“鹿台”外大多不详。后世史家只好在修辞上煞费苦心，写下一些“高台深池”“琼室玉门”的虚词，要不就围绕着鹿台建筑的尺寸大做文章。韩非子所说的“广室高台”在西汉史家刘向这里有了具体的量化数据——“大三里，高千尺”，到了《封神演义》就极尽奢华了，不仅高度增加了十倍，还创意地出现了“摘星楼”。 帝辛和妲己一向冷酷果断，却在一件事上出现了失误，那就是释放了西伯周昌。放虎归山，最终酿成大患。周人的野心在帝辛祖父文丁时代即已彰显，帝辛很明白这一点，因此找借口将西伯昌囚于羑里③。后来又将其释放，正史中说他是接受了周人送来的有莘美女、骊戎文马、有熊九驷等奇美贿赂的结果，而演义中又加上“卧底”妲己的策反。实际上，那应该是帝辛和妲己分析时代形势后的无奈之举，彼时，商王在太行山一带镇压黎人叛乱，东南沿海的东夷（人方）趁机骚乱，侵扰商界。为了减少后顾之忧，怀柔之策是必要的。周伯昌本人平素又表现得低调恭顺，帝辛顺水推舟，赐给他斧钺弓矢，或许还指望他能拱卫西垂。 历代商王对东夷的连年征伐，到殷商末代的帝辛，终于画上了句号，帝辛亲手终结了旷日持久的殷商大患，但“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平定东夷的战争让殷商元气大伤。 在这朝中大夫叛变，朝外诸侯造乱的时机，周人却在修德积力，大造舆论，《诗•大雅•荡》中记文王曾七次“咨女殷商”，反复感叹那万恶的旧社会——“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周人抓住殷商朝中空虚的时机举兵东进，一呼百应，据说叛殷会周的诸侯有八百之多。踌躇满志的武王向东方赳赳开进。 综观帝辛受，俊美、勇敢、聪慧、率真、自负、偏激、骄纵、锋芒毕露……颇有古希腊英雄的人格魅力，却不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王者。刚愎自用是这类人的通性，固有图强之志，却不善于迂回。加上自我为中心，连年征战、横征暴敛，确实为周边百姓带来了惨痛的灾祸，也给敌手留下了发挥的把柄。他将本来就尖锐的各种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最终爆发，大邑商一朝倾覆。 在商周之际的风云中，妲己也未能体现过人的政治智慧，她更像是帝辛的翻版和追随者。《列女传》中说，她对于“诸侯有叛者”的意见是“罚轻诛薄，威不立耳”，于是“纣乃重刑辟，为炮烙之法。”虽然她的残忍不是变态的施虐心理而出于政治目的，但并不是聪明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加速了矛盾的爆发。不过，她是帝辛政治上的铁杆盟友，始终坚定地支持在他身边。在最后大势已去之际，那个孤傲、悲壮的男人应该不会孤独吧。 六 朝歌城下，殷商的白色方阵肃立。 顶盔贯甲的商王和王后从车上跳下，巡视着眼前一张张疲惫、惊惶的面孔。商王面色冷峻，鬓发斑白，但仍然孔武有力。他眯起眼睛，一生征伐从没有畏惧过任何武力挑衅。 ——请王坚持一日，蜚廉将军率征夷之师即刻赶回。 ——刑徒、仆隶、百工……短短三日内凑集十七万，你，辛苦了——启程吧。 ——战场凶险，王多当心！ 他跃上战车，以惯有的骄傲神气笑道： ——你知道的，我不是生有天命么？ 一声令下，白色的方阵瞬间竖起长矛，织成一道长长的金铜城墙。 不算太齐整的步伐努力和着雷声般的鼓点，赳赳开动。 红白两方积雨云逐渐靠近，靠近，碰撞……迸发出闪电。 天地间幻出如金的电光，划过殷商的俥马；又化出如火的赤乌，盘缘在姬周的车驾……震耳欲聋的嘶喊和铿鸣交响而起。 白色、红色的方阵逐渐交汇、融合，犹如黄沙上开遍红白两色的棠花。一瞬间春光灿烂，一瞬间落英缤纷…… 不多时就尸横遍野，血流漂杵。滑腻腻的血水让手中的戈不断打滑。白色的王师早已不见，周边只有一片一片氤开的血红。 看到浑身是血的恶来将军疾步上前。又看到王后的车驾驰近。 耳膜被雷声震坏，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看到他们声嘶力竭状大喊。 ——形势不利，王速走！ 王后跃上车，在他耳边大声呼道。 商王咧嘴笑了，露出血红的牙齿，又一次举起迸裂了的长戈。王后强行从车御手中夺下六辔，熟练地策转两骖两服，掉头向洹水方向。她将马缰递给车御，自己跳下车。 风声呼啸，他只看到她踉跄中回眸一笑。她和恶来将军很快被红色的人海淹没。 七 牧野大战在周人的颂歌中朦胧不清，今天只能看到周人“檀车煌煌”“时维鹰扬”的恢宏诗意。“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深信周人之仁的孟子竟质疑“血之流杵”的真实性，似乎周人真是天命殛之而兵不血刃。我们的亚圣可能不会相信殷商末代之王和王后也曾率性、认真地追求过自认为值得的理想。唉，周人的舆论导向影响了三千多年，让他们的影子永远扭曲在水下。 有时候，历史人物被误读都不算最糟糕，就怕被那些八卦艺人盯上。近古的老百姓也很有娱乐精神，多少不算坏的形象在勾栏瓦肆间翻滚两圈，就被“扒”下不知多少层“褂”来。元代是个热衷通俗故事的蒙古人王朝，前朝诗词歌赋的主流文学褪去了风雅之气，开始以杂剧话本为主，武王伐纣这段传奇的历史从此走上了演义之路，到明代一部《封神演义》方集大成。明代流行历史题材的玄幻小说，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就是当时的时尚产物：神秘的上古时代背景，热闹的道家神仙故事，想象力丰富的曲折剧情，再用时下流行的审美情趣加以调和，贯穿以道统精神时代主旋律……一部抓人眼球的穿越剧就新鲜出炉了。这部小说成功捧红了剧中女一号——帝辛的宠妃、有苏氏之女妲己。那集恶女、毒女、妖女于一身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一红就是几百年。 从几千年前到几百年前，妲己的身世发生了巨变。先是作为殷纣的帮凶被视为女祸乱政、牝鸡司晨；随后不久沦为妹喜、褒姒、西施之类的倾城祸水；再往后，竟从众女祸中脱颖而出，升级为女妖。 有意思的是，在“千年狐妖”妲己所处的时代里，九尾狐还是一种祯祥之物。《山海经•南山经》记述：“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郭璞注曰：“太平则出而为瑞。”在他《山海经图赞》还有：“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汉纬书《通帝验》也说：“白狐, 祥瑞兽也。”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述了著名的九尾白狐故事：勤奋的大龄青年夏禹在涂山曾遇到九尾白狐，同时听到涂山人唱“绥绥白狐，庞庞九尾”的歌，暗示他如果在这里成家成室，就会子孙昌盛。于是，夏禹顺天意娶涂山女娇，后来果然子嗣绵长。但由于时日久远，神话流传的过程中，繁兴了夏人的先妣涂山女娇被讹传成那只九尾祥狐。九尾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子嗣繁息的象征，《楚辞•天问》中提到的“女岐”被认为为象征繁衍的尾星，其化身乃九尾狐。 在西汉时的画像砖上，九尾狐还和玉兔、三足乌等瑞兽一同伴在西王母的左右，但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狐已被解为“祆兽也，鬼所乘之”，大概这是九尾狐名声逆转的开始吧。狐的生活习性总让人联想起幽冥和灵魅。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狐、猫一类动物可为灵媒，如今许多地方在有人去世后都要把猫收起来，免得成了幽魂的载体。 繁衍兴旺和灵异诡气兼有让狐的意象正邪难辨，但两种气质的交汇点则很容易演变成淫邪魅惑。狐，特别是九尾狐彻底妖化为淫邪之妇至少在北宋。宋赵令畴《侯鲭录》卷八：“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殷之妲己为九尾狐的说法还可见于日本江大府卿的《狐媚记》，时为日本康和三年，相当于宋徽宗时期。元代话本《武王伐纣书》中，吸尽妲己魂魄元气骨髓而借其形的“九尾金毛狐子”愈发生动，直接影响了《封神演义》中的造型。这只横空出世的狐精何其厉害，连引颈就戮都不能顺利进行，接连两个刽子手被它那“千娇百媚妖眼”电到，堕刀于地，更搞笑的是殷纣之子殷交，为了不被扰乱心志，竟用绸子蒙了面，方才大刀像妖精的头上砍去……最后，还是姜太公用降妖镜将其降伏，装进袋子用木碓捣死。 妲己之死让后世多少人拍手称快，人们听故事听得热闹，谁去想那扭曲的面孔会怎么一个惨不忍睹？她真正的死法其实也没有比“木碓捣死”好到哪去——如花似玉的美人头颅被周武王斩下悬于白旗，招摇于天下，用来震慑殷商残馀力量；她死后不久，末路中的商王帝辛也走向生命的尽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在鹿台自焚而死，但也有另外的考论，说他拼争到底，最后死于周武王的兵刃之下。 八 后世凡及暴君者，多桀纣并称，由是不妨并列比较一下： 桀宠妹喜，“置于膝上，听用其言”；纣宠妲己，“惟妇言是从”。 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时有“醉而溺死者”；纣则“积糟为丘，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 桀“造琼室瑶台，以临云雨，殚财尽币，意尚不餍”；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 桀囚汤于夏台，后因汤赂而释之；纣囚文王于羑里，后以周献美女奇宝而赦其罪。 桀诛关龙逢，纣杀王子干。 桀或许曾自比为太阳，所以他的臣民指着日头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个日头什么时候消失？我愿和你一起同归于尽）；纣也自恃甚高：“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 纵观上述桀、纣之恶，果然令人发指，但二人的经历竟如转世一般相似——是历史开了人的玩笑还是人开了历史的玩笑？ 看多了史书会发现，末世的君王总免不了荒淫暴虐惨无人道，其妃匹则淫邪媚主妖颜祸国。征伐者的兴兵造乱、忤逆犯上总是顺天行道的凛然义举，他们翦灭的对象总是是十恶不赦的罪极之人。殷商末代那位王后，称她为“祸水”已不足以表达后世人们鄙弃的感情，“妖孽”方能解心头之恨；拜后世说书人所赐，她又被千年狐精颇有创意地附了体，版本升级，成为历历祸水中的“佼佼者”，让几千年民生大众的茶余饭后多了如许趣味的谈资。 
● 帝乙归妹——关雎河畔的徽音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诗•大雅•大明》 
她的婚礼是何等的风光，让她生命中最美的一刻定格在碧波澹澹的渭涘洽阳，写在沧桑的青史和诗集，让两千多年后的人们还在津津乐道。
莘国有女初长成，奉商王之命来嫁于周。莘和周，一个是煊赫的帝禹后裔，一个是艰辛的后稷子孙；一个是商畿边境的泱泱大国，一个是僻处西垂的蕞尔小邦……可惜历史没有留下她临行前的感言或日后的回忆录，我们没法知道她当时是悲是喜，不过在她日后生活的土地上，在周人世代传承的宗庙雅歌中，记下了那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一刻。 一 在洽之阳，在渭之汜，盛装的新妇走下轩车。河风吹过，裾袂飞扬。衣着鲜艳的媵嫁侄娣簇拥上前，聚拢她不染纤尘的一袭白衣，如花丛中翩飞着一只粉蝶。 她回头，遥望自己身后的车辙，车辙的那一头是养育自己长大的母国——莘；她又向前望去，车辙消失之处是汤汤而逝的渭水，河雾弥漫，看不清对岸的光景，但她知道，那个陌生的彼岸将是自己今后的家国——周…… 日色昏黄，茫茫渭水看不到对岸。依稀中看到水面上似有长长的索梁漂浮……她揉揉眼睛，心想也许自己路途过于劳累。 二 在那个没有“桥”这种建筑的时代，她未来的夫君别出新裁地“造舟为梁”。这一举动让她娘家的家长们感到很有面子。所谓“造舟”，其实只是拼船，《尔雅》郭注“天子造舟”为“比船为桥”正是此意，意思就是在河面上将无数船只并列，在上面铺上木板，形成一座浮桥。后来三国时代曹操赤壁中计就是效仿此举所致，当然，那就没有这等兴致了。“舟梁”在只知道考据却少了几分情趣的后世学者看来，只是一项在中国建筑史、桥梁史上有着开创意义的里程碑，却忽略了这件事本身是何等的浪漫，甚至给本质上冰冷的政治婚姻涂上一笔暖色。在这对陌生夫妻尚未相见之际，他有意无意地已将桥筑向她的心边。 太姒所出之有莘氏，曾是帝禹的母邦，曾被封于夏启支子，曾出过商汤之妃及其重臣伊尹——因而商王的血脉里也有着莘的贡献。然而上古地望多有变迁，商汤之时的莘尚在伊水之滨，而太姒的母国莘据考已在今陕西合阳县。 合阳古曾作郃阳、洽（hé）阳，解放后被国务院以生僻字地名改为合阳。洽，乃古水名，《辞源》解释：“源出陕西合阳县北（原合阳县城在洽川莘里村，隋代迁至今址），称洽水……迳此入河也……今流已绝”，据说就是今天合阳的金水河，又叫金水沟，不过现在连沟也没得有，彻底断流了。《合阳县全志》中释“洽”：“以水合流而得名，《水经》注中解释以水和流是自地下涌出的瀵泉之水东流注入黄河的意思。”滚滚黄河在壶口激起滔天的浊浪，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出龙门之后，忽然间收敛了所有的戾气，心平气和地铺展出一个如诗如画的流云洽川。位于秦晋交界处黄河古道上洽阳，是渭水平原最东部的膏腴之地，其东紧邻着古老的黄河要津，所以先秦之时就是一方不得消停的“热”土：曾辗过周人艰难东进的脚印，曾活跃过大荔、义渠等与华夏颇有纠葛的诸戎；两周之际宗周灭亡后，周幽王之子余臣（携王）立国于此①，形成长达十年的两周并立局面；周室东迁，这里逐渐传来秦人的萧萧马鸣，扫平诸戎的秦人开始思谋大河对岸，秦晋之好的束帛下藏着“子孙饮马于河”②的野心；三家分晋后，秦魏激烈的河西之争将战国之势推向白热化。秦惠文王八年，魏献西河之地于秦，秦置郃阳邑，上属内史郡；再后来，韩信在这里以木罂渡黄河，直取安邑……几度兴废之后，热闹的、凄凉的，全都湮没在河渭之中，人也好，芦苇也罢，一岁岁枯荣，却不停繁茂下去。即便在环境破坏严重的今天，这里仍然是一处风景秀美之地：黄河湿地，万亩芦苇，泉水氤氲……苍苍蒹葭中倏地飞出一只白鹭，竟让人恍惚了时空。 太姒所出之有莘氏，是帝禹母亲的部族，是夏启支子的封地，曾出过商汤之妃及其重臣伊尹，因此，夏和商王族的血脉里都有莘的贡献。莘乃殷商“四服”中的“侯服”国——殷商四服有甸服、卫服、侯服和男服。卫服主要是禁卫王畿的军事贵族，甸服是被俘虏来的生产奴隶，而侯、男两服生活在王畿周边的土地上，担负着殷商的各种纳贡和征役任务，这两服已经颇有分封制的特征了。 文王与太姒的结缡在商周的政治婚姻史上也并非首创——文王自己就是殷商的外孙，他的母亲太任来自殷商联邦的挚国。有挚氏出身夏车正之后，为大邑商的男服之国，这对微小的周邦尚是一桩高攀的婚事，那么身为夏王裔之后、殷商侯服之国的莘国与周的联姻就更可想而知了。 如果世上的一切都如史诗、颂歌一样美好，那民族的传承就太过容易；凡青史必以血写成，然后方能化朱成碧。太姒行前也许不会想到，自己的婚姻只是一条打造多年的链条中闪光的一环。 这个故事还要从古公亶父时代说起。 周祖后稷的十二代孙古公亶父（太王）因戎狄侵扰，与妻子周姜率领周人从居住数代的豳地迁居至岐阳，来到“堇荼如饴”的膴膴周原，并“筑室于兹”，开始繁兴周族。一时间，周人的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之前还是“陶复陶穴”，于岐下时就已经筑宫室、备制度，开始有了华夏的雏形。但对于当时具有悠久文明积淀的中原文化中心“大邑商”来说，仍然 是杂于戎狄间的落后部族。但具有远见的太王努力与中土文明中心联系，首先，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殷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得到了殷商中央政府的承认，然后又为自己的小儿子季历（王季）争取了一桩与中土望族的联姻——这就是《大雅•大明》所述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任姓是黄帝二十五子中获赐姓的十四分之一，挚国乃夏车正之后，当时又是殷商邦畿内之诸侯，其身世对周族来说足够显赫。可以想象当时的周人作为一个后进民族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和热情，太任也因此受到了周人的格外尊崇，甚至连季历都因此“夫以妻贵”，更不用说她的儿子自然也“子以母贵”了——《史记•周本纪》有云：“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吴太伯世家》亦有类似的语句。先周时代的周人尚处于文明和落后的交界，没有后世那么严格的宗法制，故而季历才能以非嫡长之身而立，为的就是日后能让他的商周混血儿顺利嗣位。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用道统语调解释了季历嗣位这件事：“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礶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礶荆蛮，自号句吴……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太伯奔吴说首见并且流行于春秋时代，《左传》《论语》等都有涉及。春秋时代出于荆蛮之间的吴君也常宣称己为太伯、虞仲之后而自称姬姓，与诸夏交好。直到1954年在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夨簋为这件事的真相提供了重要信息，事情的眉目才清晰一些。铭文反映的是周初武王加封吴国的事。据此铭文，史记所记并非虚无，但颠倒了先后顺序——应该是先周时代虞仲封于虞在先，而虞仲后裔的一支于周初封于吴在后。 图：宜侯夨簋
杨宽先生曾考证先周时代的虞国地望应该在今山西南部的平陆一带，这样从路途、以及周人发展战略上看就合理得多。“让国之说”应该是后世的美化，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太王派长子和次子去开疆拓土——这在《诗•大雅•皇矣》中是有透露的：“帝作邦作对，自大（太）伯王季”（上帝创建了一对邦国，是从太伯王季开始）。这样的一对邦国，就是指岐周和太伯新殖民的虞国。虞国的确是一个绝佳的位置，它背靠岐周母邦，东邻殷界，北望广袤的戎狄荒原，可以继续北进而没有殷商的阻绊。最重要的是，它与岐周成犄角之势，有朝一日可以从两面夹击殷商。其实，这意图在《诗•鲁颂•宓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明代玄幻小说《封神演义》中宣扬的道统思想下，周人灭商乃替天行道，着实让赫赫大商蒙了不少冤尘，周人的野心早萌生在周族尚弱而大商极盛之时。因此，那是一条长期的、艰辛的征途。 太王埋下了周人鸿图天下的种子，王季和文王两代为此辛勤耕耘一生，自第四代武王才举戈东进，终于完成大业。 太任归周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周人飞速发展了文化和国力。后世的史书过多关注了文武二王的锐势，常忽略了王季和太伯、虞仲三兄弟的汗马功勋。《古本竹书纪年》记述了王季曾伐鬼戎、燕京之戎、无余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只有一次败绩；《今本竹书纪年》还有王季曾于武乙时克程于毕、文丁时作程邑的记载。王季的武功也受到商王的嘉奖：“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来朝，王赐地三十里，五十珏，马八匹。”在文丁四年，还受封作了殷商的“牧师”。 《大雅•皇矣》追述了王季之功：“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说明王季兄弟间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禅位的两位兄长没有什么怨言，而是专心地投入虞国的建设，有点像日后秦襄公的长兄世父甘愿让位于弟而自己投身和戎狄的征战。土地的扩张是国家崛起的根本，在兄弟三人的共同努力下，继承周统的王季终于“奄有四方”。不过，树大招风，最终引起了商王的警惕。周为商屏藩西垂，扫清戎祸，自己从中坐大，商心知肚明，于是当周人伐翳徒之戎献捷于商时，王季被文丁封以伯爵，而后趁机将其困杀，当时是文丁十一年，也是最后一年。 王季之死好比春秋时代赵氏所遭的下宫之难，对周人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好在王季留下了希望的火种。 周人开创了“同姓不婚”规矩——就算从如今看不完全准确，至少说明了周人很懂近亲通婚的弊端（私话两句：同姓不婚至今在我的家乡陕西还有着影响力，我母亲的家族因有位祖先在过继他人之前的姓与父亲相同，故他们的婚事一度遭到祖父一辈的反对）；自古以来，联姻对落后民族都是一件有利的事，先进民族的妻子带来的绝不止是高攀的荣耀，也不止先进的技术文化，更有优秀的基因。更何况两位殷商而来的国母还都很有优生学意识，尤重胎教——《列女传》载：太任怀着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也许日后文王成为谦谦君子正与此有关；也许周人并不知道血缘越远对后代越有利的规律，但事实上却是这样做的；求之难得的婚姻能够落到太王少子季历的头上，可见他本身也很优秀。在以上条件下，周王族优生优育了具有“圣瑞”的后代。 太任和王季所生的那个笼罩着圣瑞光环的商周混血儿被起名作“昌”，这个字让他从此将肩负起兴周的使命，以及几代人翦商的理想。 三 新嗣位的西伯周昌她是听说过的。据说他器宇轩昂，敬慎知礼，不仅恭事先祖，还恪守君臣之序，勤于纳贡，适时来朝，半载前还参加了帝文丁宗庙的彝祭，牺牲玉帛敬奉有加，王甚喜；她还听说他宽爱子民，竭诚待士，故四方贤者盍往归之，如今，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等大夫皆已归附；对了，还听说他即位之初就以自身的风度神奇地感化了争土的虞芮两国，两国多年的边境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谁知刚一入周境就自惭而退，俱让而还……真是好奇，这个声望不凡的小部族首领会是怎样一番模样？ 已是日落三商的黄昏了，是婿迎妇的时刻。这时日已落而月未生，东西天空玄纁互渐，阴阳相匹。她仰望着美好的天象思绪万千。 舟梁之上那些遥远的黑点近了，她看到了他端正的轮廓，听到了悦耳的鸾佩将将；她整了整自己雪白的衣袂，在五彩缤纷的侄娣簇拥下款款向前走了几步。 她看清了他。他的眼睛很亮，清澈的双眸迎接着她的目光。 …… 双方的使者互相行礼，陈列着贽见的俪皮、玉璧、榖圭、束帛和羔羊。气氛开始热闹起来，她隐隐听到周人随从中的窃窃私语。 ——中间那个就是新妇？ ——可不？伣天之妹，貌美如斯！ ——这还用问？您没看见众星捧月？ ——嘻，怎么主君的衣饰还不若从娣的精美呢。 ——哎，说得也是，一身素白，连些颜色都没有。 …… 她愣怔片刻——看来，周人不习惯殷商诸邦的尚白之俗，白色才是最纯美的颜色，新妇所服呀。记得母邦中的长辈们曾深情地回忆过莘族人遥远的祖先夏禹，据说他忙于治水，三十未娶，一日遇见九尾白狐，帝禹甚喜，曰：“白者吾之服也……”，因娶涂山，谓之女娇……不过这微小的芥蒂很快释怀，随即莞尔。不经意的顾盼间又撞见他的目光。 他已经大方地走来，按礼俗要服侍她上车。 ——其君之袂也良？其娣之袂也良？ 她揶揄着看着他的眼睛。 ——虽则蝃蝀，匪我思存；谁谓我心，素衣如云。 他从容地微笑。 …… 襜车缓缓启动，原地转过三周，他将车缰交于车御之手，回首看她一眼，向前方的墨车走去。渭水上的风吹起了她的车帷，人们纷纷看去，她就像一朵风中的白昙。 四 她的车驾走在渭水上的舟梁，从容地走向天作之合的宿命。 那时候的昏礼，是人伦之本的大事，合卺同牢之后便意味着夫妻患难同体，不论双方之前带着怎样的恩怨和宿仇，从此都要生死相依；日后的人们也许会淡忘她曾是殷商的公主，但会记得她是宗周的母亲。日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中，没有我们熟悉的家仇国恨，没有亡国嫁妇的挣扎煎熬，历史甚至都没有再去关注她的心情和状态，但我们知道，太姒和文王始终不曾离弃，最后一起进入周的太庙。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周人敬奉祖先文王的雅歌中一句，没想到这句单纯的颂歌竟然日后还被《大学》等经典引用、引申，成为《易经》中“刚健日新”的哲学思想；两千多年后的国家领导人还用它来激励这个古老沧桑的民族。 王季大业未竟而中道崩殂，其子昌即位，日后谥为文王；矛盾一旦激化，周人就再没有回头路。父亲的死让年轻的文王更坚定了图商之志。 《封神演义》固化了我们心中关于文王的印象，总觉得他是一个谦恭、睿智、隐忍的老头，实际从当时形势分析，嗣位之初的周昌只是一个英壮的汉子。他继位于周人的劫难中，肩上压着两代人的理想，同时面临着与殷商关系恶化的不利形势——他的作为将决定周人的命运。 文王和帝乙差不多是同时继位，血气方刚的年轻西伯趁着帝乙初临天下欲报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但没有记录这场战争的后果，不过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周人取胜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周人此后的战略转变也折射出战败的信息。 “帝乙归妹”因此而成为商周关系的转折点。 莘国长女太姒来嫁于周为历史所重墨浓彩，当时重要的筮占笔记《周易》也没有遗漏这一信息。《泰》卦之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妹，是少女的意思。帝乙归妹是说商王帝乙嫁女于周这件事。该爻辞中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同卦的上六爻辞有记：“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意思是说：城墙倒塌在城濠中，不宜出兵，只能在自己的邑中维持政令。大概也是天意让周人“潜龙勿用”；《易》中还有《归妹》卦，辞曰“归妹：征凶，无攸利”。下兑上震相叠，“有婚姻之动，有嫁女之象，故称归妹。”这一卦在谈急于求成之弊，如“六三”爻辞的“归妹以须，反归于娣”，是说须臾间就急忙出嫁，做不得主妇，反而有可能只落得个从嫁侄娣的下场。
文王经过反复的斟酌权衡，最终调整了战略。尽管周人的文化在当时还不够先进，但农耕的出身让他们具备了思考的习惯，这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潜力；同时，殷商后期时常受到东南方的东夷（人方）困扰，继位未稳的帝乙恐怕也不愿两面受敌，商周交恶对双方来说都没有好处。这时候，“和亲”不啻一个最好的办法。
太姒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踏上了征途，作为一个和平使者登上历史舞台。在表面上她也确实起了弭兵的作用——终文王帝乙一世，商周间未曾再兵戎相加。倒不是文王被红颜消磨了志向，而是更懂得韬光养晦——为了族人的理想，他努力隐藏锋芒，不忘恭顺事商。《吕氏春秋》说他“上贡必适，祭祀必敬”，故而“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这一养就是将近三十年。他的一生尽管不曾真正东进，但为下一代周君伐商奠定了坚实的基业。 文王一生的用兵都是深谋远虑的结果，他先是征伐周之西北的犬戎和密须，这样既扩张了地盘又不会锋芒毕露，更为日后东征扫去了后顾之忧；在周缓回了实力之后，文王毅然向东，攻耆（在今山西潞县）、征邘（在今河南沁阳）、再伐崇（今河南嵩县）。尤其是伐崇之役异常惨烈，《皇矣》第七、八章有：“临冲茀茀，崇墉仡仡”（临车和冲车一次次撞击，而坚固的崇国的城墙岿然不动）；“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抓了很多俘虏，也杀了很多兵将；“馘”的本义是不服而杀而献其左耳），甚至还征伐了两次，第二次崇才“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文王伐崇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但他还是在战后第二年着手兴建丰邑（在今西安西南的长安区的沣河西岸，大致在客省村、马王村一带），开始准备迁都大事。根据甲骨资料，帝乙在位约二十六年，文王则约五十年，崩于嗣位三十年的帝辛（殷纣）后期。“文王初载”那年，他从渭水北岸迎回了莘之长女；在他和太姒的“金婚”之年，或许因鞠躬尽瘁，或许因战伤复发，竟盍然长辞，将未竟的功业留给了下一代。 文王激烈的一生对太姒，对长相守都是一个考验。千载欷歔，花开一瞬，太姒的风光和美丽全都留在了水一方，在后人钦羡不已的浪漫背后，只能冷暖自知。那关雎之畔的白昙少女惊鸿一瞥，转眼间便成为世代子孙心中恬静祥和、德音孔昭的母亲。她在伴随夫君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不断诞下他的孩子，故《大雅•思齐》中盛赞道“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本是用了夸张修辞的一句，结果在《封神演义》中硬是被演义成文王有一百个儿子（第一百个是义子雷震子）。虽然有艺术加工，但确实折射出文王多子的现实。《史记•管蔡世家》中记文王有嫡子十人（即太姒所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另外还有见于史册的召公奭、郧叔武、毛叔郑、毕公高、郇叔葡等几个庶出的孩子。一般来说，历代王室中的庶子总比嫡子多，但文王将更多的机会给了嫡妻。文王太姒相伴五十载，共育十子。考虑到她不可能只生男孩，至少也有十个左右女孩吧？考虑到一个女人生育年限的问题，就按上限40年算好了，再忽略不计孩子的夭折率，太姒也至少平均两年生一个——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母亲了。 太姒的一生少不了担惊受怕，或许还有几次揪心之痛：除了文王辞世之外，至少有一次是文王被帝辛囚于羑里——这让周人惊惶不已，不禁想起了他父亲王季的经历。为了避免祸不单行，闳夭等人连忙寻找天下奇美之物，通过殷嬖臣费仲而献之于纣。应注意的是，这些奇珍异宝中包括“有莘氏美女”，也就是说是从文王的岳父家找来的美女，可想这其中一定有太姒的作用，太姒在营救丈夫的行动中一定是积极斡旋的。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帝乙在位的将近三十年间，自太姒来嫁以后再不曾找过西伯的麻烦，这才能让周顺利地酝酿那个惊天计划，其中一定有适时的交际。上古时代“妇道”的范畴要比日后宽泛许多，尽管太姒忙于频繁的生产，但很可能时常利用自己在商周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起到应有的历史性作用。面对周人送来的重赂，纣的定力显然不如其祖父文丁，不仅将那危险的周囚“大喜而赦”，甚至还赐以弓矢斧钺。西伯最终化险为夷。 另一桩揪心之痛大概和丧子有关。嫡长子伯邑考不得为储君，一说是不若次子发贤明，也有说因为他英年早逝，这给了《封神演义》很大的发挥空间：为救父亲，长子伯邑考赶赴朝歌，最终遭殷纣宠妃妲己陷害而被砍成肉酱，文王被迫吃下了自己儿子的肉做成的饼……不管伯邑考究竟是何死因，对母亲来说都是巨大的悲痛，哪怕她有再多的孩子。 文王去世后，刚愎自用的帝辛恰好南征东夷，周人遇到了大好时机；武王一继位就立即率诸侯会于孟津，蓄积了几代人的力量终于喷薄而出。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马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一个新的故事要开始了。 五 周人的意识形态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太姜、太任、太姒，这先周“三太”最终成为历朝历代都敬奉的圣母，她们的故事被画进“列女传图”——魏晋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题字漆屏绘有她们端庄的姿容。不过，不懂考古的中古祖先们让她们梳着东汉明帝马皇后起开始流行的“四起大髻”，穿了魏晋特色的“垂髾杂裾”，而非先秦的“曲裾深衣”，更非周礼所载后妃“六服”中的“袆、揄、阙”三翟。
文王经过反复的斟酌权衡，最终调整了战略。尽管周人的文化在当时还不够先进，但农耕的出身让他们具备了思考的习惯，这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潜力；同时，殷商后期时常受到东南方的东夷（人方）困扰，继位未稳的帝乙恐怕也不愿两面受敌，商周交恶对双方来说都没有好处。这时候，“和亲”不啻一个最好的办法。
太姒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踏上了征途，作为一个和平使者登上历史舞台。在表面上她也确实起了弭兵的作用——终文王帝乙一世，商周间未曾再兵戎相加。倒不是文王被红颜消磨了志向，而是更懂得韬光养晦——为了族人的理想，他努力隐藏锋芒，不忘恭顺事商。《吕氏春秋》说他“上贡必适，祭祀必敬”，故而“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这一养就是将近三十年。他的一生尽管不曾真正东进，但为下一代周君伐商奠定了坚实的基业。 文王一生的用兵都是深谋远虑的结果，他先是征伐周之西北的犬戎和密须，这样既扩张了地盘又不会锋芒毕露，更为日后东征扫去了后顾之忧；在周缓回了实力之后，文王毅然向东，攻耆（在今山西潞县）、征邘（在今河南沁阳）、再伐崇（今河南嵩县）。尤其是伐崇之役异常惨烈，《皇矣》第七、八章有：“临冲茀茀，崇墉仡仡”（临车和冲车一次次撞击，而坚固的崇国的城墙岿然不动）；“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抓了很多俘虏，也杀了很多兵将；“馘”的本义是不服而杀而献其左耳），甚至还征伐了两次，第二次崇才“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文王伐崇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但他还是在战后第二年着手兴建丰邑（在今西安西南的长安区的沣河西岸，大致在客省村、马王村一带），开始准备迁都大事。根据甲骨资料，帝乙在位约二十六年，文王则约五十年，崩于嗣位三十年的帝辛（殷纣）后期。“文王初载”那年，他从渭水北岸迎回了莘之长女；在他和太姒的“金婚”之年，或许因鞠躬尽瘁，或许因战伤复发，竟盍然长辞，将未竟的功业留给了下一代。 文王激烈的一生对太姒，对长相守都是一个考验。千载欷歔，花开一瞬，太姒的风光和美丽全都留在了水一方，在后人钦羡不已的浪漫背后，只能冷暖自知。那关雎之畔的白昙少女惊鸿一瞥，转眼间便成为世代子孙心中恬静祥和、德音孔昭的母亲。她在伴随夫君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不断诞下他的孩子，故《大雅•思齐》中盛赞道“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本是用了夸张修辞的一句，结果在《封神演义》中硬是被演义成文王有一百个儿子（第一百个是义子雷震子）。虽然有艺术加工，但确实折射出文王多子的现实。《史记•管蔡世家》中记文王有嫡子十人（即太姒所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另外还有见于史册的召公奭、郧叔武、毛叔郑、毕公高、郇叔葡等几个庶出的孩子。一般来说，历代王室中的庶子总比嫡子多，但文王将更多的机会给了嫡妻。文王太姒相伴五十载，共育十子。考虑到她不可能只生男孩，至少也有十个左右女孩吧？考虑到一个女人生育年限的问题，就按上限40年算好了，再忽略不计孩子的夭折率，太姒也至少平均两年生一个——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母亲了。 太姒的一生少不了担惊受怕，或许还有几次揪心之痛：除了文王辞世之外，至少有一次是文王被帝辛囚于羑里——这让周人惊惶不已，不禁想起了他父亲王季的经历。为了避免祸不单行，闳夭等人连忙寻找天下奇美之物，通过殷嬖臣费仲而献之于纣。应注意的是，这些奇珍异宝中包括“有莘氏美女”，也就是说是从文王的岳父家找来的美女，可想这其中一定有太姒的作用，太姒在营救丈夫的行动中一定是积极斡旋的。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帝乙在位的将近三十年间，自太姒来嫁以后再不曾找过西伯的麻烦，这才能让周顺利地酝酿那个惊天计划，其中一定有适时的交际。上古时代“妇道”的范畴要比日后宽泛许多，尽管太姒忙于频繁的生产，但很可能时常利用自己在商周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起到应有的历史性作用。面对周人送来的重赂，纣的定力显然不如其祖父文丁，不仅将那危险的周囚“大喜而赦”，甚至还赐以弓矢斧钺。西伯最终化险为夷。 另一桩揪心之痛大概和丧子有关。嫡长子伯邑考不得为储君，一说是不若次子发贤明，也有说因为他英年早逝，这给了《封神演义》很大的发挥空间：为救父亲，长子伯邑考赶赴朝歌，最终遭殷纣宠妃妲己陷害而被砍成肉酱，文王被迫吃下了自己儿子的肉做成的饼……不管伯邑考究竟是何死因，对母亲来说都是巨大的悲痛，哪怕她有再多的孩子。 文王去世后，刚愎自用的帝辛恰好南征东夷，周人遇到了大好时机；武王一继位就立即率诸侯会于孟津，蓄积了几代人的力量终于喷薄而出。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马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一个新的故事要开始了。 五 周人的意识形态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太姜、太任、太姒，这先周“三太”最终成为历朝历代都敬奉的圣母，她们的故事被画进“列女传图”——魏晋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题字漆屏绘有她们端庄的姿容。不过，不懂考古的中古祖先们让她们梳着东汉明帝马皇后起开始流行的“四起大髻”，穿了魏晋特色的“垂髾杂裾”，而非先秦的“曲裾深衣”，更非周礼所载后妃“六服”中的“袆、揄、阙”三翟。
在这“三太”中，出身周人世代姻亲姜姓部族的太姜没有她两位来自大邑商的儿媳、孙媳身份高贵，在诗三百中所占的笔墨略逊几分。诗集中只有《大雅•思齐》一篇有“思媚周姜”，甚至还是屈尊在“思齐太任”之后的——哦，《大雅•緜》也提到过她，不过那句“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只是对她跟着夫君迁族人于岐这件事的陈述而已，算不得什么溢美之词。姬姜之缘在周人这里已见怪不怪，而任（妊）、姒这样鲜见于周的煊赫母姓才物以稀为贵。太任和太姒在《大明》和《思齐》两篇诗中被颂及，尤其彰显着周人对她们诞下文王、武王这样不凡圣子的深情回忆和顶礼膜拜，尽极美言——不是“徽音（美好德音）”就是“思齐（雍容端庄之意）”，若非“大邦有子”，便是“伣天之妹”……更有后来诗经被划入儒家经典之后的历代注解，均深信不疑那开篇第一的《周南•关雎》亦是借太姒之好来隐喻后妃之德。
孔子曾盛赞《关雎》之乱（乱：乐曲结束的合奏）“洋洋盈乎耳哉”，估计就是几处“窈窕淑女”的反复咏叹。可以想到那种难以名状的味道，也恐怕惟有“洋洋”二字堪当。《关雎》作为诗经开篇第一并非孔子的心血来潮，也非不经意的完全随机概率。《礼记•昏义》认为，昏礼（后世作婚礼）乃人伦之本，先讲男女有别，才能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最终君臣有序。故对待男女之盛必须“敬慎郑重而后亲之”。由此昏礼乃“礼之大礼，君子重之”。在周人开创的文化传统中，是很看重妇女作用的，凡是被崇拜的女性多是伟大的母亲——这大概也是周人藩兴的重要原因。《列女传》中说：“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莘亡也以妲已，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人重女德而轻女色本是一种进步，不过这种风气也有过头的时候，战国时齐王好娶无盐女为后的标榜就是很有趣的例子——题外话，过后再谈。 《关雎》作为诗经开篇第一或许更有深意，夏商周的开国母亲全都出于有莘氏——禹之母、汤之妃、周之后。冥冥中的天意选中了有莘氏的女子，让她们去连接断裂的时光。她们的血脉流过巍巍大夏，流过赫赫大商，如今又汇入冉冉上升的姬周。自后，那三个曾大动干戈的民族便粘合在一起成为所谓的“三代”——本是民族间的征伐，这下成了轻描淡写的改朝换代。波澜散尽，他们汇入一水，成为我们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了。 商周之际的莘女太姒，从东方土地款款走来，从自彼殷商的伣天之妹，走向了承嗣徽音的周之文母——还有谁比她更能见证时代的冲突和巨变？她站在时光之川的分水岭处，承上启下，身边流过泾渭分明的两股洪流；她站在时光的接缝处，飘飞的衣带联缀起两个激烈碰撞的文明。渭水边的亲迎让后人淡忘了羑里的煎熬，文王、武王的出生让后人放下了王季之死的怨念，伊人背影遮挡了洋洋牧野的漫天黄沙，关雎之鸣消弭了响彻天际的金戈铁马，氤氤泉水偃熄了巍巍鹿台的连天烈焰，冲刷了鲜血染红的青铜战甲……从此，那不堪回首的酷烈褪去，剩下在河之洲的明媚。 雎鸟关关，清流潺潺，白絺新裁春衫。 荇叶圆圆，莲叶田田。河边谁家红颜？ 芍药谢了春红，一水连天菡萏。苇筏涉江几回转，关雎河之畔…… 《关雎》之歌原初究竟是哪位士子唱给哪位红颜，恐怕连当初采它的风人也记不清了，不过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记住了洽阳渭涘的天作之好，记住了琴瑟和鸣的君子淑女。那藏着历史玄机的“世纪婚礼”最终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不堪提及的往事；如果说周人虚伪，那么他们虚伪的境界已经臻于完美——他们不愿意张扬那段以暴易暴的故事，但不是着意去涂改历史，而是用至美的诗意顾左右而言他。周人在历史的接缝处挂起了一幅优美的帛画，之前那些惨烈的搏杀也好，灿烂的辉煌也罢，全都变成画中虚幻的映象。 时至今日，融合了夏商周血脉的我们已不必替黄土之下的骸骨争鸣不平，尘埃落定，有凝固的美好也就够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 缘系姬姜——周武王后邑姜
一 天付之缘——命运相牵的姬姜 “虽有姬姜，无弃蕉萃”，这句出自《左传》的习语是说：即使有贵胄好女，也不会厌弃糟糠之妻。与“蕉萃”相对的“姬姜”来自两周历史中两个最有渊源的大姓。有着姬、姜两姓的人所创造的事迹在两周的典册里占了半壁江山，姬姜这两个字在金文中也屡屡出现。因为先秦男子不称姓的缘故，凡是出现称姓之人，必定指代着某位红颜。女子在史册中的出镜率本来就低，结果大多数镜头还给了姬姜之女，所以“姬”这个字在秦汉之际直接演变成少女的美称，不管姓不姓姬最后都能在称谓里缀以这个美丽的字眼了。 姬和姜这两个字的背后藏着这两个姓族之间一段神奇的缘。这缘从华夏始祖炎黄二帝就已经注定。在华夏子孙心愿美好的传说中，那两位伟大的部族首领炎帝和黄帝被附会成同胞手足：轩辕生于姬水，而烈山生于姜水，他们就分别以出生地的“姬”和“姜”为姓。姬姓的黄帝部落和姜姓的炎帝部落在上古碰撞、融合，只可惜间隔太久，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如今只能窥测到一鳞半爪了。 “厥初生民，时为姜嫄。”“载生载育，时为后稷。”①从周人的始祖故事开始，好像冥冥中有天意将这两个姓屡屡拴在一起。姬姜之缘中最宏大的一笔写在商周交替之际——姬姓的周人在一位姜姓的铁杆盟友辅佐下，灭了子姓的殷商，然后又一同经营着辽阔的姬姓天下。 甚至到西汉早期，周人故地的西北方都有羌人活跃的记录，羌人是一支选择了游牧生活的姜姓部族。“羌”从字型上看与“姜”有同源信息，甲骨文中“姜”就指羌族的女性。姬周和姜部族在地理位置上的毗邻，又兼深厚的渊源，故世代常为姻亲，比如西周开国“三太”中的太姜就是周太王的妻子。太王的儿子王季和孙子文王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娶了殷商的别姓女子，让这一规律暂时中断，但接下来的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又恢复了悠久的传统。 二 千里良缘——走入姬周的吕国少姜 走进周王室的这位少女叫做邑姜，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西周开国重臣、齐太公吕尚，即演义话本里著名的姜太公、姜子牙。 尽管与姬周有不少毗邻的姜姓部族，但西周开国事件中的姬姜之好却是一次千里结缘。 历史上曾有两个吕国，一个是这里说的虞夏之际受封的吕，另一个就是周穆王时所封的南阳吕国。马家敏根据《竹书纪年》等大量文献考证太公吕尚所出之国正是东方的吕国，在今天的河南新蔡。 远在东土的吕尚怎么会奇迹般地出现在西方周人的故事中？这个疑问我们有，古人也有。三闾大夫在《楚辞•天问》中就提出了：“师望在肆，昌何识?” 吕尚是一位社会活跃分子，经历丰富，游历多方，身处社会思潮相对开放些的殷末世，颇具仗剑天涯、择木而栖的战国士人之风。吕尚的足迹履过社会各个阶层，当过殷商的臣子，也当过王都朝附近的屠夫和小商贩。职业和游历让他交际甚广，包括结交了周国的大夫散宜生、南宫适和闳夭三人，使得他最后结识文王的距离大大缩短。三闾大夫《天问》的“师望在肆，昌何识?”后面接着又问：“鼓刀扬声，后何喜?”后，是上古方言里“帝王”的意思，这里指文王。文王碰见吕尚的时候他正在肉摊上举刀屠牛，可能发出了庖丁解牛那样游刃有余的“恢恢”声，引起了文王的注意。文王曾亲往问之，吕尚对答：“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王听后大喜，让吕尚坐他的车一起回去。 西伯是殷商最恭顺的臣子之一，隔三岔五地就赶赴朝歌朝觐纳贡助祭或者开会。他因工作的原因有机会常在朝歌附近倘佯，在这里邂逅“屠牛朝歌，卖浆棘地”的吕尚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在这时二人还没有正式的君臣名份，一是出于谨慎，即便一见如故也不能全盘托出，还得路遥知马力；二是可能因为这时一个有惊无险的插曲——商王受发难，西伯昌被囚于羑里。这时吕尚的作为奠定了他日后的归宿。《鬼谷子》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钳，故归之不疑也。”（意为：吕尚三次臣服周文王，三次臣服殷王受，其行动目的仍未显露于世人，最后归服了文王。这就是懂得天命的制约，所以才能归顺一明主而毫不犹豫）“而不能有所明”和“三就三入”反映出三个重要的字：无间道。《孙子•用间》就挑明了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周昌没有重蹈父亲王季的厄运，多亏了这位按插在敌方的高级特工。 缘是一种奇妙的纽带。芸芸众生里，为什么那么多萍水相逢的影子都擦肩而过，惟有某些人偏为你停留，撞偏了你正在运行的轨道，最后刻在命中，成为夫妻、知己、朋友，还有君臣。吕尚与周文王的君臣之缘似乎是上天注定，他和周人一起度过困境，又参透了周人隐秘的理想。如果没有这种灵犀和共鸣，这择木的良禽不会千里迢迢赶来西土，栖息于岐阳的梧桐树上。 吕尚与西伯渭水之阳那次“浪漫邂逅”传为千古佳话，不过，按前述史料，已经不是初次邂逅，而是久别重逢了。可能时间久远，这件事在细节上难免出些偏差。史家笔下将它得极富传奇色彩。《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吕尚年老矣。以渔钓奸（同干）周西伯。西伯将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悦）。”《吕氏春秋》也讲“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可以试想，西伯归来后曾多方求索吕尚，但终无所获，心念惶惶之际，竟然在家门口的渭水之阳遇见了钓翁之意不在鱼的故人——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西伯十分激动，却极有君子风范地克制着情绪，微笑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我的父亲已经盼君很久了）从此，吕尚有了“太公望”的尊称。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是那次历史性重逢的纪念，听起来很是玄乎，但这件事有周原发现的甲骨文“渭钓”以印证。能够被刻于甲骨，可见当时的周人将它看作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吕尚事周，君臣同心，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他们也成为后世明君贤臣的典范。要知道，自古君臣关系最难维持，因为那种关系始终游刃在利害之间却又相互依存，难有几人超脱出猜忌、警戒的天性，代以全心全意的赤诚。巩固这重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姻亲的胶水来粘和。 大概出于这个原因，吕尚的女儿邑姜走入历史的聚光灯下，走进太子发的内室，成为“帝乙归妹”之后又一件振奋人心的琴瑟之好。 这个时间至少是在吕尚适周以后。吕尚的到来有如及时雨，当时西伯昌刚从羑里虎口脱险回归，面临着重大的战略调整。西伯适时得一肱股，心里更加有底，说话强硬三分，于是直接和殷商中央政府撕破脸皮，挑明意图，改元称王。 吕尚适周后没多久，姬姜就喜结良缘。太子发迎娶了邑姜，周人可谓双喜临门。 太子发是文王嫡妻太姒的次子，史书上称他贤明，当然他后来惊天动地的作为也证明了这一点。武王既然是文王的次子，他的出生离“文王初载”时“亲迎于渭”的时间不会太远，那么他做邑姜丈夫时的年龄应该不小了。按照文王改元后七年崩是为武王元年开始推算：武王九年上祭于毕、孟津观兵，十一年（即“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前1046年）牧野大战，新年表中武王卒年为前1043年，既开国仅两年后，这样他的年纪和《竹书纪年》说的“武王（享）年五十四”较为符合。再根据武王去世时嫡长子的年纪在十二三岁来看，他大婚之时的年龄也四十多了。武王四十“高龄”方才大婚，按常理不可想象。即使相对周礼中的理想制度——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也超龄晚婚了十年。不过，周人深谙政治婚姻的重要性，身为储君，婚姻一定格外挑剔，宁缺毋滥。所以很可能他始终未曾娶过正妻，就是为了给未来的真命王后留下名额。 尽管当时的吕尚已过花甲，但远道而来的姜女却应该正值妙龄，否则，按照当时的习惯，他的父亲怎么好意思把她重磅推出，嫁给自己今后要安身立命的周王之家？当然，还有从一些成康时代的青铜铭文中也可以佐证她的年龄，后面再细说。 花季少女遇到四十岁的成熟大叔，不知道会演绎出怎样一段故事。不过，武王毕竟是周人认定的佼佼者，他继承了父系的魄力和母系的底蕴，身为周邦宗子，压在他的肩上的越来越沉重的理想也会琢磨出他沉稳的个性，将他打造成“四十一枝花”类型的男人，这样是比较符合某些小姑娘崇拜强势男人心理的。 那个时代的政治婚姻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不过，那些为着某种目的而携手的、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反倒可能更加心心相印，因为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已经不能分开，是天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在险恶的形势中，没有任何空暇去曲折浪漫浪费精力，他们能做的就是必须患难相依。周族王家的男人们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开疆拓土、审时度势上，而王族的女人则必须专心致力于操持家业、繁兴子嗣——不久之后的浦天之下还等着她们源源不断地添丁加口去戍守和开发呢。 三 缘生棠棣——邑姜的子女们 太姜、太任和太姒三位传奇的国母留下了很好的传统，邑姜想必也会很快投入自己的角色。《大戴礼记•保傅》篇有：“周后妃任（孕）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清儒王聘珍注曰：“后妃，武王邑姜也。”显然很有胎教经验的祖母太任、婆母太姒和给了她及时的指导。不久，孩子出世，四十多岁的太子发终于有了自己的嫡长子，取名为诵，是为日后的周成王。 根据较为明确的史料，武王的子女至少有三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为成王诵这点没有什么异议，与他年纪相仿的是个女儿，就是《史记•陈杞世家》提到的太姬。《陈杞世家》提到武王开国后找到了帝舜的后人胡公满，封其于陈，并把“元女太姬”嫁给他。“太”是其尊贵身份的表示，如“太姜”“太任”“太姒”。这个长女称作“太姬”而非“孟姬”“王姬”，透露出她的嫡出身份，为了表示对帝舜后裔的尊重，大概也只能归以嫡女。所以基本可以推断，太姬的母亲就是王后邑姜。 另外还有一个争议颇多的女儿——如果《召南•何彼襛矣》中的王姬确为武王之女的话，那么这个女儿嫁的“齐侯之子”就是成王时的齐国国君吕伋之子。吕伋是齐太公的长子，也是王姬的舅舅，那么邑姜的女儿嫁给了她自己的侄子，算是当时很典型的姑表婚姻。 邑姜的幼子虞降临人世的时候笼罩了一层奇异的色彩。《左传》里讲，正当王后邑姜怀着太叔虞的时候，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为你的儿子起名为虞，将唐国赐给他，唐属于参星之野，以繁育他的子孙。等到孩子生下来，果然有纹路在掌心，极像一个“虞”字，于是遵圣诣给这婴儿起名为虞；《吕氏春秋》还有一个“桐叶封弟”故事：诵和弟弟虞一起玩耍，帝王家的孩子玩过家家都与众不同——哥哥逗小弟，将一片桐叶剪成圭状，递给他说：我赐你封邑。当时摄政的叔父周公旦听说后立刻向小王叔道贺，诵笑答：我和弟弟玩呢。周公则严肃道：君无戏言，天子说的话要记于史、诵于工、称于士的。后来成王灭了唐，果将其地封给了太叔虞。 太叔名字的“虞”字正是虞国之虞，太王时代开发的虞国是古有虞氏帝舜的活动范围，而太叔所封的唐则是陶唐氏帝尧的故国，在晋水之阳，今天山西太原一带。地理上，唐与虞南北毗邻。后来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徙居晋水，又将改国名为晋。晋侯日后灭了虞，将这两块土地连成辽阔的一片，晋从而一跃成为天下的超级大国。虞国一带在周人灭商的准备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很早就被开发。周人将其作为推进的据点，曾在此伐崇修邑，为灭商的最后一击做准备。牧野大战，武王及诸侯盟军不可能千里迢迢从镐京出发，再跨越崤函、渡过大河，而是从崇这一根据地起兵。灭商以后，这片土地又是横在宗周镐京和成周雒邑之间的中继站，周人极为看重。对武王和邑姜来说，若是将来能让周王最亲信的弟弟去经营这里，将是对邦家最有利的安排。邑姜的梦虽然是古代常有的感生神话，有故弄玄虚之嫌，但这样的梦确实很有政治眼光。武王给次子取名为虞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暗示了这样的分封愿望，从一开始就给两个儿子未来的前途定下了基调。 也正因为为太叔虞封于唐，其子改唐为晋，使邑姜成为晋国的先妣。如今，邑姜被供奉在山西太原的晋祠中。说来有点蹊跷，太原的晋祠本是王姓后人为纪念自己的先祖——周灵王太子乔（也称王子晋）的，怎么同晋之先妣邑姜联系上的呢？有种解释是：宋太祖赵匡胤灭太原的北汉政权后，以李渊父子起兵时曾祷于晋水之神的理由毁掉了王子晋的“晋祠”，在这里另建唐叔虞和他母亲邑姜之祠，从此，两股祭祀混在一起。祠中圣母殿供奉的圣母邑姜雕塑像做于北宋天圣年间，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所以邑姜接受王姓子孙的香火也快千年了。后世的人们按照 “姓在前名在后”的称谓习惯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姜淑祥，听起来就像个朴实的邻家大婶，娴淑而安详。 就算晋祠已经习惯了将错就错，就算王子晋同唐叔虞同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但仔细想想还是挺恶搞的——邑姜，也就胡里胡涂成为如今世界第二大姓的母亲了。 四 缘结一生——刻入周命的王姜 当邑姜确立了王后的地位、成为周家不可分割的一分子时，她的父亲也会更安心、更放心地投入到周人王天下的事业中。吕尚被委以军政大事，拜为统领兵权的太师，故古文里也称其为“师尚父”。太公望潇洒地指点江山，周人谋商的一系列大事中都有他的谋划，《史记•齐太公世家》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虎父无犬女，邑姜多少也会受到父亲的濡染，加上从小随父亲东奔西跑，见多识广，不难想象她日后成为丈夫武王的得力助手。和她温柔敦厚的婆母、祖母相比，她更多地参与了国之大事。这点，她的夫君也是很认可的。《尚书•泰誓中》武王曾说：“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乱”字在金文中的字形很像上下两只手在整理架子上散乱的丝。这个字的本义实际是“理乱”，所以“乱臣”绝对不是乱臣贼子，而是治臣、能臣的意思。《论语•泰伯》中孔子也引述了武王这句话，并且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这妇人显然指的是武王后邑姜。孔子不同意武王的归类，认为女人是主内的，所以将邑姜踢出了周公旦、召公奭、师尚父、毕公高、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乱臣十人的行列。试想，如果邑姜只是同周人家族传统的女性一样只懂得主内，周王在那样正式的时刻，和自己的领导班子成员一起提名，郑重其事地表扬老婆操持家务如何出色、相夫教子如何成功云云，岂不是很滑稽？ 武王曾于战场大斥他的敌手“牝鸡司晨”“惟妇言是从”，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从存留的史迹看，邑姜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庙堂之高。有五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都涉及到一个被称为“王姜”的女人，她有很高的权威，常参与诸多政事。这五件器分别是旟鼎、令簋、叔卣、缳卣和臬伯卣，被断代在成康时代。周王的王后都会被称为“王某”（“某”即她的姓）。所以王姜必是一位王的王后，究竟是何王之后，学者们各执己见，有武王后（周法高、郭沫若）、成王后（陈梦家）、康王后（刘启益）和昭王后（唐兰）四种见解。 杜勇、沈长云二位先生在他们《金文断代方法探微》一书中，从“时王生称说”“康宫问题”以及考古类型学入手，论定王姜既非昭王后，亦非康王后。那么会不会是武王后邑姜呢？杜、沈先生的书中这样说：武王死时“年五十四”，则王姜当时的年龄应相仿佛。而成康二世不会低于四十年，到康王十九年王姜至少也有八、九十岁了，外出活动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所以王姜不会是武王之后。故最后推论王姜为成王之后。 首先，武王和邑姜年龄相仿的可能性更小，前面我们已经推论过，武王辞世时的邑姜最多三十出头；另外，如今对于成王在位年数的推论大有争议，《汉书•律历志》存《世经》一书中所记的周初年代认为成王在位30年，但据考是由《三统历》谱推排得出的，未必可信；张富祥在《走出疑古的困惑》一文中结合“断代工程”与古本、今本《竹书纪年》推断出成王实际在位应该只有十八年。那么在康王十九年的时候邑姜约为七十岁。邑姜的父亲太公望八十高龄还能在牧野战场上“时维鹰扬”，他七十岁的女儿为何就不能同样老当益壮呢？反过来想，若是年轻的成王后、康王后或昭王后，生活的时间应该再往后延续到子辈甚至孙辈，作为太后而继续影响政局，然而这个声威显赫的女子只集中出现在成康时代的这些青铜器铭文中，在后来的金文中消失不见。在没有政变的时代里突然结束政治生涯，最自然的解释就是：年事已高离开人世。 刘启益在《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一文中证明了成王娶的是姒姓之女，成王后为“王姒”而不可能是“王姜”，这样就驳斥了杜、沈先生的推论。想到武王曾说过的“乱臣十人”的话，邑姜是这段时间里参政的唯一见于史迹的周王后。综合各方蛛丝马迹，“王姜”恐怕非邑姜莫属。 比起父亲文王的高寿，武王可以说英年早逝，五十四岁便鞠躬尽瘁，丢下他好容易拼下的煌煌基业，同时也和自己执手十五载的夫妻天人永隔。 当时天下的形势可想而知：东方大地上暂时被征服的殷民蠢蠢欲动，牧野之战未来得及回师的殷将蜚廉等正率军在东南沿海一带组织反攻；武王初封诸侯只有三类：一是古帝王如尧舜禹的后裔，二是姬姓宗亲及功臣，如齐、鲁、燕，三是殷商后裔，安抚加看管的意思。所以，九州之野还有众多土地未来得及细细划分；文王的众多儿子如今大都成年，纵使有旦、奭这样的贤者，更多的兄弟之心实属难测。当时的宗法制还未得到强化，兄终弟及的惯例依然在某些兄弟心中盘旋……此时正是主少臣疑、忧患重重的关键时期，若不能及时巩固王权统治，周人数代人的心血将功亏一篑。 幸好，武王去世虽早，但朝中还有坚实的中流砥柱——这段历史记下了王叔旦不可磨灭的功勋，记下了“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治世风范。周公旦和召公奭两兄弟在牧野伐商时就分别执大钺和小钺屏立于武王左右，深得信任，后来又成了武王的托孤重臣。不少史籍似乎隐隐透露出周公曾践阼称王的信息，但从后世道统思想出发，多少有悖于礼法，有损周公万世臣表的光辉形象，故讳言于史，如今不得其详；同样，为了避免“牝鸡司晨”之嫌，青史里也隐起了一个极重要的身影——太后邑姜。 古今中外，不知上演了多少新寡王后被王叔欺负、幼年王子被夙敌戕害的不幸剧幕，但太子诵很幸运，他有一位名声很好的王叔，有一位坚强能干的母亲，更重要的是他的王叔和他的母亲能够为了他本人的前途而携手合作。当时，身为太后的邑姜仍在花样年华，甚至比四叔周公还要年轻不少，但她是没有时间顾影自怜，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她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儿子，影响整个天下的前程。清初孝庄太后为了巩固孙子的皇权而下嫁摄政王多尔衮，故有观点臆测邑姜是否有同样的做法。但要知道，华夏民族的礼法中一向很是忌讳蛮夷戎狄的“烝母报嫂”①行为，所以邑姜不可能如孝庄一样，但她和周公的关系仍然比较微妙——对于父权意识强烈的周人来说，邑姜和她的父亲师尚父属于外戚，而对邑姜来说，强势有力、功勋卓著的王叔摄政无疑威胁着自己年幼儿子的未来。 在令簋的器铭中，王姜与一位“丁公”同出并见且关系较亲近。这位就是邑姜的兄长、齐太公的长子。《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吕伋是邑姜的兄长和周的王舅。可以看到邑姜很注意加强自己家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身后有强大的后盾。 金文中出现的邑姜多在进行封赏和慰问，这是收买人心巩固自身的重要方式。成王时的青铜器叔卣铭文为：“唯王■于宗周。王姜史叔使于太保，赏叔鬰鬯、白金、芻牛。叔对太保休，用作宝尊彝。”意思是说周（成）王在宗周行祭。王姜的史官“叔”被派出使太保，太保赏给叔浸过香草的酒、白色的青铜、经过豢养的祭礼用牛牲。叔为答谢太保的美意，做了这件宝贵的彝器。这里的太保就是召公奭，而这位王叔，可能是武王的某个庶出子，但更有可能的是当时担任太史一职的文王庶子毕公高。这件事反映出的是：邑姜与摄政重臣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可见她很懂得通过维护人际关系对各方力量进行协调和制约。 成王时的太师兼摄政王周公代理国政期间可谓殚精竭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脯”，大概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尽管让周人的统治日益稳固，为八百年的大周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的权利显然过大，曾引起诸多的不满、疑心和防范。“三监之乱”就是一例旁证。 武王立周后，将殷商故地分为三部，让自己三个兄弟——老三管叔鲜、老五蔡叔度和老六霍叔处各据一部进行监视，故称 “三监”。谁知武王去世后，三位王叔不满意老四独霸朝政，竟然猫鼠协作，和被监视的帝辛之子武庚一道，纠集一批不甘心的殷商旧部以声讨周公旦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还流言于国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能够渡过这一难关，与背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能够对其进行支持的人，除了太保召公奭，还有一个最有分量的人，就是太后邑姜。身为幼小的周王之母，听到那样的流言心里怎可能无动于衷？周公身处困境中，正是拔除“隐患”的最佳时期——如果她想这么做的话。但是最终从史书看到，周公奉成王之命，顺利东征平乱。而后继续保持了应有的地位，继续为新生的周王朝呕心沥血。从事外看，在那种情形下，成王还能够放心地将兵权交给这位叔父，与太后邑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她能有这样的大局观和魄力，算是天意兴周吧。 当然，对周公的信任并不代表就没有一点防范；邑姜不仅有魄力，更有智力。周公旦与召公奭就像周初两颗耀眼的双星。尽管奭只是文王的庶子，但他以自身的能力出脱于众多嫡出子之上，综合人气指数仅次于旦。在牧野之战中，奭就有资格和旦分别手持大小钺立在武王两边，在建国后又有资格与旦分陕而治，能够跻身周礼“天官”中最高级别的“三太”（太师、太保、太史），出任太保一职。如今常有考据论断周公曾称王，不管虚实，都说明周公的势力一度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太后注重保持与太保的密切关系是很重要的，她懂得制衡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最终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的原因吧。我们无法得知周召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只能看到最后周公突然退出了政治舞台，或者奔楚，或者终老于毕；而召公最终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朝中说话最有份量的权臣。 这微妙而隐秘的势力消长变化可能隐含了更多的事件，但迷雾重重，不得其详；但总之，这是一场相对温和的政治变动，没有太多明显的风浪，没有太多的消极影响。天下，仍然按照应有的轨迹运行着。至少，在《诗•大雅•思齐》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片和谐。这首诗曾一度被认为是文王的颂歌，但张建军在《诗经与周文化考论》一书中提出的新解颇有几分道理——认为这首诗是对文王之子武王和周公的颂歌。那么，除了第一段提到的太姜、太任和太姒外，邑姜是这首诗中提到的第四位女性。诗的第二段开始赞誉武王： “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武王敬事祖先神明，又给妻子树立了榜样（“刑于寡妻”），然后再推及到兄弟（“至于兄弟”），最后把和睦带给整个家族和国家（“以御于家邦”）。 虚弱的宗周国阼和幼小的周王终于平安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成王亲政后，还是少不了母亲这颗定心丸。根据令簋的铭文，成王伐楚之时还有母亲王姜随同亲征。尽管不是亲自上阵，但起到了协调人事、稳定军心的作用；成王时期的邑姜可能参政力度更深，一是由于儿子对母亲的依赖和信任，二是因为周公晚年退出了宗周政坛，邑姜因此而投入更多的精力。青铜器旟鼎上的二十八个字记述了一件关于赐封的事：某年八月初，王姜将原先赐予师栌的土地收回，转赐给旟，旟便做此鼎以纪念这件事。能够行使分封的权力，可见王姜当时的权力之重。 成王在位十八年驾崩，享年三十岁左右，还不到他的父亲有他这个儿子时的年纪。邑姜曾这样送走了丈夫，这次又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六年以后，她再送走高龄的父亲齐太公……一次次的告别后，她已经没有机会悲痛，因为还有年纪尚小的孙子眼巴巴地望着她，等着她站在自己身边。 册瞏卣被认为是邑姜之孙康王时代之器，铭文有“惟十又九年，王在厈，王姜令作册瞏安尸（夷）伯。”这是邑姜最后一次出现在金文中——年迈的祖母帮孙子处理安抚所征服的夷方。那个矍铄的身影登上了南征的战车。 大约在康王时代，邑姜悄悄走完了她漫长的一生，然后沉默在遥远的迷雾里。 据说弥留间，人都会重现一生的经历。最后的回忆中，辛苦了一生的邑姜是否还能辨认出当年那个来自东方吕国的姜姓少女？她会看到那熟悉又陌生的轻盈身影，慢慢走入跌宕起伏的姬周国命，慢慢将全部身心融入天定而成的姬姜之缘。 先秦史料亡轶严重，很多年以后，人们几乎不会知道周初的艰难岁月里曾出现过这样一位熠熠生辉的女政治家——尽管眼睛可能一次次不经意地扫过《史记•周本纪》中一句毫不起眼的文字：“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 何彼襛矣——当年公主初嫁时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诗•召南•何彼襛矣》 这首《召南》让我们看到了一场两千多年前的昏礼，看到了襛华桃李和灼灼春光，还有桃花映红的新娘。这位新娘是一位公主，她将要嫁给齐国诸侯的儿子。大概这场婚姻令双方家庭感到十分衬心，所以用“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钓鱼用什么线？当用合股丝绳）这样的句子起兴。在我们看来，她的昏礼该有着难以想象的风光。可惜古文惜墨，没有太多铺陈，只留下回味无穷的“何彼襛矣”和无边的想象空间。 诗中提到的“王姬”，是周王之女的专称，这个称呼至少流行到战国后期。在那礼崩乐坏之际，“同姓不婚”观念逐渐淡薄，女子称谓中对姓的强调也不再那么固定，再加上乱世中社会管理混乱，许多慕姬姓称谓高贵华美的女子也不在乎自己姓不姓姬就冒称起来，谁知此风成尚，到最后“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姬”这一度至高无上的古姓最终竟演变成为少女的代称。“王姬”的称号不再显眼特别，王女才逐渐称起了“公主”。而且，公主这个称号也和周代的礼俗有关——周王之女当嫁于诸侯，而在细致入微的礼法中，为了体现周王对亲家诸侯的尊重，周王就刻意“避让”自己至高无上的身份，所以不会亲自为女儿主持昏礼，而请另外一位同宗或同姓的诸侯代劳。诸侯被尊称为“公”，故此，“由公主婚”的王姬逐渐被称为“公主”；同样的道理，诸侯之女嫁于诸侯，身份相当，自然可以由自己的父亲主昏，所以诸侯之女便被称做“翁主”。 周灭殷商，接手了偌大的家业，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去管理。而打到天下的武王却子嗣稀少，他本人四十开外才有了嫡子。好在其父文王子嗣众多，能够为大周的基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手，从而顺利促成了殷商邦盟制向周代分封制的转变，奠定了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历史性进步。在那时，振兴家邦的职责并不仅仅是周室男子的专属，诸位王姬也以比较静息的方式默默投入了自己的贡献。自古天下创业中男女都不能置身世外，只是男人拼性命，女人拼身家，对王姬来说，她们唯一能为家国奉献的方式便是自己的婚姻。武王的嫡子见诸史册者只有两位，分别是即将承担天下重任的太子诵和封得近畿重地的王子虞。除此外，史料中还可以看到武王的两个女儿，自然，她们也承担起了沉重的历史使命——长女太姬嫁帝舜后裔胡公于陈，太姬之妹在若干年后也踏上了远去齐国的征程。 一 何斯远斯——远嫁于陈的长女太姬 武王的嫡长女也就是周人的宗女，是身份最高的一位王姬，故此被尊称为“太姬”而不是“伯姬”。《史记•陈杞世家》、《左传》以及《毛诗正义》等叙述都差不多：“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所谓“三恪”的分封制度也是从周代开始流传下来的传统，意为新朝建立后对前朝王族的照顾性封爵，《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总之，“三恪”之封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安抚制度，这些细微的人性化考虑大概与周人最终能够延续八百年的命脉有很大关系。武王继位之初，不仅“备三恪”，还加上这枚周人的掌上明珠，可以说礼数已经周全到家了。 太姬既为元女，与嫡长子诵的年纪相差不会太大，所以她在周初离开家园踏上未知之路的时候，最多也就在十五岁上下。放在今天，十五岁还没有迈出金色童年，还没有走进花季雨季，完全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而在生存艰辛的上古三代时，却已经可以“许嫁而笄”、承担起家族的责任了。 在十五岁的太姬眼里，她或许可以朦胧地明白祖辈奋斗的意义，以及自己此时将要迎接的命运。太祖父、祖父，伯父还有父亲，一生不都在辛苦地攻伐、受伤、再攻伐吗？而太祖母、祖母，还有母亲，从遥远的地方嫁来后，不都在不停地生育、担心、再生育么？自己和弟妹们不过是在重演她们的命运罢了，一个女人的生命不就该这样么？自己所要嫁的地方，尽管远得想不出模样，但听说，她将要嫁给帝舜的后人，这也是难得的荣光了吧？ 实际上，在周祚建立的时候，遥远的上古禅让时代已经遥远得难辨其颜了。夏人的基业取自虞舜之手，但对“恩人”之后的照顾工作开展得并不怎么好，以致于虞舜一族的待遇在夏代的地位时起时落，根据《世家》云：“舜既传禹天下，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氏之时，或失或续。”殷商之时多用嬴族亲属，似乎对虞夏后代照顾得也不怎么周到，以至于到武王之时已经成了寻常士庶。武王灭商后不久就专程去寻找了这支差点隐没在历史隧道里的古老家族。“复求舜后”这句话中的一个“求”字颇让人感慨，暗示了周人寻找的不易，尽管史籍有虞舜后人阏父曾做过周人“陶正”这一职官的记载，但很可能是封爵之后周王对亲家的惠利之举，而历史最常见的状态就是沧海桑田的无常，纵使当年多么煊赫，说没落也就没落了。 虞舜本姓姚，史书也明确记载了“虞舜生于姚墟，因此为姓”。但为什么到了《史记》所记载的武王初封时，出现了舜后为“妫满”呢？其实，“妫满”这种称呼法显然不符合先秦男子称氏不称姓的规则，倒更像“姓”“氏”不分的汉人手笔。要知道，《左传•哀公元年》中称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的时候还以姚为族姓，那么依据《陈杞世家》所说因有虞氏居住在妫水流域而姓妫的说法作何解释呢？按理说，古者氏族的“氏”多因居住地而变异，但“姓”因标志血缘之故多恒久不变，那么，“生于姚墟”并“居于妫汭”的有虞氏一族到底姓什么呢？还好，《左传•昭公八年》中揭示了答案：“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由此可见，胡公姓妫是拜武王所赐，《陈杞世家》所述胡公之前因“居于妫汭”而姓妫者，多半是附会出来的讹误。古者一直有帝王赐姓以示恩惠的传统。在先秦姓氏分明的时候，君主赐以封邑就意味着赐氏，但很少见赐新的姓，毕竟带有“女”字旁的古姓多是固有的符号，武王此举意义非同小可。 武王寻得妫满，封其于陈，预示着周人开始了重新分配天下格局的进程。毕竟，全部分封于诸姬和众姜是不能服众的，黄帝、尧、舜、禹以及殷商之后的蓟、祝、陈、杞以及宋等异姓封国的出现最终深得人心。周人适当地恩威并用，对所征服之民的诚恳和对古帝先贤的敬重，逐步抹去了天下人心中的芥蒂，逐步让自己的暴行合法化。太姬明白所有这些的意义，她带着父母和族人的一片苦心默默地登上东去的车驾，一如当年的祖母太姒，还有母亲邑姜。 很多年以后，当她在陈国的子孙都逐渐淡忘她的时候，时光扬起了一朵不经意的浪花。《国语•鲁语》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在陈时，有一只隼坠在陈侯的庭院里死了，贯穿隼身的剪矢很奇特：楛木为杆，尖石为镞，长有一尺八寸。陈惠公派人带着这只鹰到的孔子馆舍咨询。“百事通”孔子当即判定这支箭“made in肃慎”。生活在东北一带的肃慎，和宋时的金人、清时的满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隼身上的这种箭曾是当年武王灭商后肃慎氏进贡的土特产。武王为了公开表明他使远方民族归附的威德，在箭尾扣弦处刻上“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送给长女太姬，并作为嫁妆带到了陈国。按照古礼，帝王把珍玉分给同姓，用来表示血缘的亲近；把远方的贡品分给异姓，使他们不忘事奉天子。虞胡公是异姓，所以把肃慎国的贡品分给了陈国。孔子最后断定，现在去旧府里寻找说不定还能找到当年的肃慎贡矢。好奇心很重的陈惠公如是去做，果然在落满灰尘的金饰木盒里发现了古老的礼物——陈国先妣太姬带来的楛矢。 当年的轻盈少女如今都已成为接受庞大子孙祭祀的先妣了，时光如梭啊。陈国，其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至安徽省亳县一带，国都宛丘在今天的淮阳。姬周的太姬曾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展开了全新的人生，将新崛起的西土姬周与即将没落的上古舜后写在一起，写出一段全新的历史；在险恶的大争之世，黄帝、尧、禹之后所封的蓟、祝和杞都相继被时间的洪流吞没，唯独虞舜后裔却独树一帜，愈发活跃。陈国自周武始封，至春秋鲁哀公十七年、陈湣公二十四年（前478年）为楚所灭，存国五百余年；但这股顽强的血脉仍然没有消失，早在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妫水东逝，日后将大放异彩。“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①——那“田氏代齐”的故事说起来又长了。 回转话题，回到太姬临行前的时刻——史料中虽不见之子于归是何盛景，但可以想见这种非常时刻的悲喜交加。自古昏礼都是这样一个悲喜掺半的微妙时刻，对于太姬的昏礼，可能悲的成分更强烈一些——第一个离家的女儿，第一个远去的王姬。悲莫悲兮生别离，这是古代王侯之女普遍的命运。生作贫家女，犹得嫁彼邻；若得生王家，就此天一方。不知道太姬会不会像汉代细君公主做黄鹄一曲？还是会像《红楼梦》中的探春那样“一帆风雨路三千”？坚强的王后邑姜会不会像很多年以后另一位女政治家赵威后那样，像天下所有送别女儿的母亲那样，扶着她远去的车驾痛哭流涕死活不愿放手？ 二 唐棣之华——嫁于齐国的“平王之孙” 多年以后的另一场昏礼冲淡了太姬远嫁的萧瑟，那是武王另一个女儿的于归之期。当小女儿到了婚嫁年纪的时候，天下已经大致分封完毕，不再像建国初期那样动荡，王姬身上的沉重也少了几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所嫁之国还是自己的母舅之邦，尽管一样遥远，但毕竟是个熟悉的去处，所以这段婚姻的记录流露出更多昏礼本色的喜庆气息。 文王之孙、武王之女的昏礼见于《召南•何彼襛矣》，这种说法本是从《毛传》和《郑笺》就确定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诸多经史学家对这首诗的断代问题产生了诸多他解，于是这位王姬的身份又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东周平王、桓王之世，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多是中古之后的古人。《毛传》、《郑笺》、甚至唐人最常见的理解来自望文生义，诗中“平王之孙”一句让这首诗常被断代在周祚东迁后的《正义》尚没有对王姬是武王之女的见解提出异议，但宋代以下疑古风潮兴起的时候新说迭出。南宋王质《诗总闻》云：“平王，周平王也。平王之孙，桓王之女也。杜氏以齐襄公亲迎，则自娶也。审尔，则齐侯之子，谓僖公之子也。见《鲁庄元年》：‘夏，单伯送王姬。’秋，‘王姬归于齐。’甚明。”姬姜之缘太过强大，齐国一直是王姬“出口”的大户，直到东周依然如此。东周平、桓之世恰巧也有王姬归齐，看起来似乎也能对号入座。这样，王姬被说成周平王宜臼的孙女，齐侯也自然成了春秋小霸齐僖公。根据所引证的《春秋》鲁庄元年一事，王姬所嫁的人就是乱伦败家，然后被谋杀的齐襄公了——多少有些让人败兴。 清惠周惕大致承袭了这种观点，不过认为齐侯之子并非那个名声很不好的齐襄公，而是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首桓公小白。他的根据是《春秋》鲁庄公十一年记载的“王姬归于齐”。 到了清儒魏源《诗古微》这里就更乱了，他另辟蹊径，类比《卫风•硕人》中“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的排比句法，直接认为“平王之孙”和“齐侯之子”均指同一个人。那么，“王姬之车”又做何解呢？渊博的魏源考据之功甚佳，竟然找到《仪礼疏》引郑《箴膏肓》，言齐侯嫁女于诸侯，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送之。那么，若论齐侯之子，此诗当属于齐风，而平王之孙，则又将归于王风，但这首诗属于召南又做何解释呢？魏源依然胸有成竹，他推断“齐女所嫁，当时西畿诸侯虞、虢之类，其诗采于西都畿内……故从召南陕以西之地而录其风尔。” 当代人解诗，极厌恶经学道统中的微言大义，所以多不喜毛、郑旧说，因而《何彼襛矣》受王、魏之类观点影响颇深，多将王姬推向了东周。幸而如今有诸多史学家发扬较真精神，就此问题做了细致的考据比较。 冯浩菲在《<何彼襛矣>诗写作时代重考》一文中细致地辨析了王质观点中引《春秋》所记载的鲁庄公元年王姬嫁齐一事，发现王姬所嫁的齐襄公在鲁庄元年时已经在位五年，本身就是齐侯，又怎可能是诗中的“齐侯之子”？第二，东周平王宜臼在位五十年，其太子没能熬过漫长的等待，殁于父亲之前，所以继位的桓王林是平王之孙，那么王质所说王姬是“桓王之子”的话，她就不可能是“平王”之孙，而是曾孙了——有这两个重大的bug，这种推论还站得住脚么？ 同样，惠氏提到的鲁庄十一年正值齐桓三年，也不是“齐侯之子”——犯了与王氏相同的错误。 再来看相对雄辨的魏源之说。魏源在犄角旮旯中找到的“王姬始嫁之车”实际是郑玄考据周礼昏礼的“返马之礼”。《左传》宣公五年有“冬，来，返马也。”是说当时齐国大夫高固偕妻叔姬归宁娘家鲁国，送回了叔姬嫁来时所用的马，而留下了车。郑玄引用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这项古老的礼俗。然而，郑玄写《箴膏肓》时还偏重三家《诗》之说，但在后期做《毛诗笺》时显然已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先前的看法，而接受了《毛传》关于《何彼襛矣》的西周说。 最终，引起这种争议的根源还是在于那个“平王”。既然是文王，怎会称作平王？问题出在西周初期的谥法尚不确定上。所谓的“平王”不能当作王的谥号来看，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溢美之称罢了。郑笺有：“平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尚书》中对文王的称号还有“宁王”，孔颖达疏：“受命曰宁王，承平曰平王……宁天下之王，谓文王也。” 疑窦尽释，剩下的问题就是考证王姬所嫁的齐侯之子问题了。根据史籍，成王在位时的齐侯曾有两人，一个是始国之君齐太公吕望，太公于成王六年卒，之后的齐侯就是其子丁公吕伋。不过吕伋是王姬的舅舅，自然不能是婚姻的对象，只能是他的儿子——王姬的表兄弟了。这样的婚姻不仅门当户对，更是亲上加亲。同时联系当时周王室的情形——成王即位初期，邑姜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曾着意加强与母家的联系，这在金文上有过印证。所以，王姬出嫁到齐国也是情理之中的考虑。不管怎么说，武王幼女的出嫁比太姬轻松了不少，何彼襛矣！
一 豳风里的先周剪影
周人自牧野一战后骤然进入历史的光圈，与翦商之前的低调相比反差真是不小；当周人建立的世界成为中华文明最粗大的源头时，他们遥远而朦胧的口耳相传就开始被后世人努力地追忆起来。与殷商民族完善而系统的文明记录不同，周人的故事零星而驳杂——后稷离奇降生，不窋落于戎狄，公刘复修祖业，古公亶父迁居岐阳，帝乙归妹于洽阳渭涘……组成一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碎片。后来，周人崛起，有了牧野大战的赫赫武功，有了“以暴易暴”的首阳忿歌，也有了现代史学之人对其毁坏性涂抹殷商文明的指摘，但周人，这支三千多年前从西北戎狄间走出的周人，发展了田禾稼穑农耕文明的周人，他们本性上始终是一个温柔的民族：他们坎坷苦难，却总是多愁善感；他们旦复旦兮地躬耕于垄亩，思维却诗意得卿云烂熳；他们脱颖于以暴易暴，而八百年的基业却大部分挣扎于被蛮力的征服间……最终，他们用所谓“郁郁乎文哉”的诗情画意艰难地谱写了悠久的历史和更加悠久的文明。 总觉得，周人的性情恐怕只有在沣滈以西的周原时代才更真实，但可惜如今有关先周的资料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知还有多少残破的甲骨默不作声地沉睡在属于自己的黄土地层，不知还有多少粗陋的青铜器能够从废品收购站被抢回①——与精美绝伦的殷商青铜器相比，先周时代的作品大都粗糙稚嫩得可爱，一个不小心挖出来的锥足圆鼎或袋足陶鬲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和上一辈传下来的大锅区分得清；还有空空如也的竖穴墓室——甚至四墓道王侯级别的，都丝毫不比当地储存苹果或红薯的地窖看起来更加气派；然后还有只字片语、真伪难辨的上古残文留给我们越来越多的争议和疑乱……当然，除了这些外，不该忘的还有一部诗三百。三百思无邪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包装成为读书人必修教材之一的诗经，好歹使得遥远的民风信息被最大限度地传递下来，也使得我们如今在数典的时候不致于过分忘祖。诗经虽有十五国风，但整部诗集其实都带有浓重的周风格，因为彼时各族各邦已不可避免被强大的“周流”所侵略，就连说话唱歌也没法不被周人的审美情调所感染。更何况，这部选集的主编本人就是铁杆周粉一名。所以，追寻周文化是绝对不能错过这本教材的。当然，目标再精确一点，可以直接锁定大小雅、豳风、王风和周颂。甚至，有时还可以参考一下秦风——在秦文公夺丰岐之后，秦人就加速了“去戎狄化”的华夏化进程，而他们的华夏化是直接从华夏文明主要设计者周人这里汲取经验的，所以后来，在某些方面，秦人比某些诸夏还表现得更像华夏——当然，这是题外话。 想强调的是豳风——有人认为这些诗作于西周甚至先周，但也有将其推至春秋者，不管如何，豳风当是周人发祥地的原产风歌。有别于周颂和大小雅，豳风不在庙堂之高，而在生民之本。因此才能窥得更多的民风性情。 豳，是个很有意思的字。从这个字形可以简单分析出先周民生的特点。豕，自然是猪的意思，而且是指野猪；外面的“山”字其实不是山石的山，它的本义其实是指火焰焚烧。所以“豳”的本义是点火开荒、驱赶野猪的意思。最终，豳地经过一番开发，成了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没有被全部赶走的一部分野猪也成了这里的居民，在周人屋舍后的猪圈里安逸地繁衍下来。养猪业是农业社会重要的补足和支柱，猪这种动物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游牧部落重视牛羊的传统一样，豢养家猪对周原的先民有着重要的意义。 渭河断陷盆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但并不是开阔得一览无余，四围有大片的山塬和崇峦。早在夏代孔甲年间，周人便在北豳立邦。到夏桀时，族长公刘，当地人称他作周老公（晕…语汇的异变太可怕了），带领族人从邰地迁徙出来，风尘仆仆地拖着疲惫的脚步在这里驻足。根据《大雅•公刘》中的记述，他先一丝不苟地做了一番测绘和评估工作——“既景遒岗，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夕阳”，之后发现“豳地允荒”（豳地实在大得很），卜筮的结果正合心意，欣喜驱散了倦意，清泉濯洗过征尘，就开始如火如荼地投入到兴建家园的工程中——所谓“于豳斯馆”（在豳地修建房屋宫室）。没用多久，周原上矗立起巍蛾的城邑，炊烟袅袅，黍稷惟馨，圆滚滚的小猪们在房前屋后的小篱笆圈里你推我搡哼哼唧唧……繁盛起来的周原山野最终成了周人兴起的地方。豳地的先民就这样星星之火地过着日子，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正在酝酿一个伟大的文明。也许就在那时，先民用自己的经历为这片土地取了一个象形的名字——豳。悠长苍凉的豳风，开始飘扬在这片土地。 从此，周人在这里大力发展祖传的农业技术，以致于生产力飞速发展，使当地“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于是“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很短时间内就为翦灭“大邑商”的浩大工程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因此后来，农业成为周人立邦的基本国策，又成为中国三千多年间的基本国策。 豳地，唐开元间改作邠州，这个地名如今已经叫做了“彬”，即陕西郴县。原始的“豳”字依稀只剩一些孑遗，今天陕西旬邑的豳河大概就是许慎《说文》中提到的“豳，西极之水”。这条河如今默默无闻地流过县城汇入泾河。今天，地名的符号价值常常超过了它们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建国后，古老的三秦大地上那些古老的地名大都因难写难认而被理直气壮地改为同音的简易字。除了“豳”“邠”改“彬”外，还有“盩厔”改“周至”，“鄠县”改“户县”，“汧阳”改“千阳”，“葭县”改“佳县”，“商雒”改“商洛”。最有意思的是“醴泉”改“礼泉”——本来是“醴酒一般的泉”，这下成了莫名其妙的“礼貌的泉”……这一改，领导们在致词的时候是不容易因卡壳而恼羞成怒了，但从此后，这些美好的字形带着那美好的意象从我们心中悄然滑走，使我们与祖先之间的维系愈发减少。豳，这个好听的、极富人文气息的字眼如今已然一个生僻字了，在一部错误不少的古装剧《贞观长歌》里，这个豳州还被误念成了幽州——东西两地天各一方的都能张冠李戴，真让人啼笑皆非。这个字携带的那种文化已经远去了，当我们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它和它的故事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觉得那种莫名其妙的哀愁有可能来自火星？ 二 《豳风•七月》与暮春伤感 据推测《七月》大约做于西周初期甚至先周，其中的比兴手法与早周《易》中的同类爻辞非常相似。《七月》是豳风中很有代表的一篇，其风古朴，被誉为“熙熙乎太古也”，正如王安石的评价：“仰观日月星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利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 《七月》是十五国风中最长的一首，从“一之日”“二之日”的栗烈寒风开始，进入一部饶有趣味的流水帐。那种生活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是有些新鲜的，于是，在我幼时读起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很无聊。那个时候，我常常想象那些有意思的事物：振动着大腿的斯螽（蝈蝈），搧着翅膀的莎鸡（纺织娘）、婉转着扑棱的仓庚（黄鹂）、向西方天际偏移的“大火”（心宿二）、在草滩上摇曳的雈苇，春日里鲜嫩的蘩草（白蒿），献给上帝的羔羊和韭菜——我曾不解：干吗不直接包成羊肉韭菜馅的饺子？当然，更有数不清的不知道好吃还是难吃陌生的食物，比如郁李、冬葵、菽、薁和野枣…… 那时《七月》在我眼里是一部遥远的四时农歌。当然它的价值不会只限于此，毕竟从三千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即使只字片语也都会价值连城，就像普通的松脂凝固了时间和古老信息后变成的琥珀。《七月》中可供琢磨咀嚼的课题很多很多，比如有关豳历、夏历、周历之间的转换，比如有关上古农歌的整理，甚至比如所采的蘩草是何种植物，是用作生蚕还是饲蚕……不一而足。我小时候被这首诗中过多新奇的玩意吸引，对诗中一笔带过的人物没有产生多少兴趣，更何况那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也根本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有情节的故事，所以我对这首诗中引起学界争论的重点的部分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如今才注意到那是怎样一个动人的场景。 当然，诗三百中不乏这般景致——春阳或秋日下采撷的少女是永恒的诗意。姑娘们很多很多，那种样子叫做“祁祁”，也有诗称“有女如云”。她们或颦或笑，或思或怨，或采芣苢或卷耳或薇草，轻裾随风，衣袂飘飘……想那画面一定很美好，以至于后人再难摆脱窠臼，甚至还形成了固定的审美模式，两千年后的诗人还会乐此不疲地吟唱着“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 自古以来，文艺作品中最美好的姿态往往都体现在劳动中，这和社会性质无关，和统治阶级也无关。因为生产和创造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基因中恐怕就写下了对劳动现象的喜爱，因为它最能彰显生命之美。对于农耕文明中的女人来说，务弄蚕事是最常见的本职工作，因而这种动人的场景一定会发生在田野和桑园。《周礼》规定王后的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就是每年立春的“亲蚕礼”（此时，她的丈夫作为天子也要亲自下田行“藉田礼”），届时，第一夫人会穿着象征桑芽的嫩黄色的“鞠衣”礼服带领后妃在郊外祭拜蚕神，拉开全国妇女运动暨桑蚕事业的序幕。在这之后，萋萋碧草上会络绎不绝地拂过沙沙作响的裙裾。芳草，懿筐，柔桑，白蒿，微行，姑娘……在这样的场景下不发生一个或浪漫或悲情的故事似乎都有些说不过去了：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诗•豳风•七月》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是当时让我曾莫名其妙的一句，小时候不谙世事也不会八卦，不知道两人一起回家有什么可悲的，于是就去翻参考书，这下恍然大悟——采桑的贫苦姑娘担心在回家的小道上被纨绔的贵族子弟吃豆腐所以才伤悲——严重反映了奴隶社会人民生活的不幸悲苦和惨痛以及万恶的统治阶级压迫者的卑劣…… 哦，原来是《白毛女》的古代版啊。 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甚至还包括郭沫若这类权威人士。尽管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往往经不起时间的咀嚼，那些大言不惭的墨迹依然新鲜，赫然充斥着琳琅满目的诗经类书籍的市场。 类似的笔法还有开头部分“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有不少来路不明的诗经解析书籍到今天依然义愤填膺地抨击着剥削阶级的残酷——要不怎么农夫连过冬的褐衣都没有？出书者自动忽略朱熹《诗集传》的注解：“七月暑退将寒，故九月而御示之。盖十一月以后，风气日寒，不如是，则无以卒岁也。”然而，熟悉诗经的人都知道，“无…何以…”的句式在三百篇中十分常见。再联系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内容，两句之间的假设承接关系一目了然。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衣与褐，我们农夫怎能捱过冬天过完一年呢？ 至于那句“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就更让人费解了。毛传、郑笺以及孔颖达疏几乎如出一辙： 毛传：“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与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 郑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谓豳风。” 孔颖达疏：“女子之心感蚕事之劳苦，又感时物之变化，皆伤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时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适田野，此女等与此公子同时而来归于家。” 此三位先辈口径一致，言简意却不赅，“感气”之说在如今看来略微有些玄虚，但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是牵强附会和空穴来风，与大自然隔离的我们很难理解先人对天地的敏感，但读古诗文可知，惜春之情古已有之，春愁诗比比皆是。落花，暮春，年华，寥落，春悲……悲春悲己，寄与那素手下的绿丝，在诗三百中并不鲜见。 这幅画中另一位形象便是这位公子，他正是诸多争议的根源。别说古今的差异，就是同一时代的同一角色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的命运：射去十日的羿是殷商神话中的悲剧英雄，他因此被美称作“后羿”；然而在周人的传说中，弈不仅刚愎自用、荒淫无耻，而且最后死于非命罪有应得。因此，这位公子出现在余冠英《诗经选释》、袁梅《诗经译注》等书中的时候，是腆着一张卑鄙无耻的嘴脸，万恶的剥削阶级奴隶主贵族，不仅不劳而获，还要在女奴回家的路上耍无赖抢人——害得我们采蘩女“女心伤悲”。 而在毛郑孔等先人的注疏中，他已明确为豳公之子，每天要像周人远古的祖先后稷一样，要像众多隶属于“太史寮”的高级农官一样，亲率其民躬耕于垄亩。就算不用事必躬亲，恐怕也免不了汗滴禾下土的烤验。至少，在农夫们“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的时候，他也要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许他同诗经中众多女子思念的士子一样，有着先秦君子模式化的俊朗面孔和礼仪风范。每当昏黄的残照的夕阳勾勒出他的身影，都会让同归的采蘩姑娘生出难以名状的落寞。 在这里，我并非甘当什么“封建的卫道士”要美化统治阶级，只是提醒诸位不要忘记周人是崛起于稼穑之间的农耕民族。在如今农业文明没落到极点的中国，土地和农人已经沦落成落后、低下和鄙陋的代名词，在对土壤不再有感觉的人眼里，体会不到稼穑耕耘的骄傲和美好，很难理解贵族怎会去当泥腿子，所以当今那些注解诗经的老师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当时的上层阶级对农事的态度会避之唯恐不及。 随着考据人士越来越多的钻研精神，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又多了几种说法。陈铁镔《诗经解说》认为：公子，是女公子——在先秦，“子”是男女均可指代的，比如“鲁道有荡，齐子由归”。若此，“殆及公子同归”倒是好理解了，更何况“归”字在诗经中多用来指女子出嫁。贵族女子的于归，都会陪有大量的媵妾，那么采蘩女便会是这些陪嫁女中的一员。与公子同归，就意味着将要背井离乡，离开父母亲人。从此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又怎能不悲从心起？ 这样理解独辟蹊径，问题是采蘩女的悲，何尝又不是那位女公子的悲？她自己的爱情和命运又能自己做主么？在那个尊卑分明的时代，忽视女公子而独给一个卑微的侍女特写镜头是不太符合时代习惯的。 尽管女公子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在本诗中大概不会成立。很简单，考据者们向来对古代服饰研究不够重视，因此也就错过了一些衣冠带来的信息，不然，对诗中明显的提示不能不注意——“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先秦女子多着上下连属的深衣，尽管有中山王陵出土的襦裙，但因其族属华夏之外的白狄鲜虞族，又是小概率事件，可忽略不计；上衣下裳为先秦士大夫正式的礼仪服饰，女子通常不会如此着装。 玄黄二色色系，乃先秦最崇高的色彩，《易》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色，天玄而地黄。”因此，玄黄色系也成了玄端服的标准色配。按照周礼制度，玄端是士以上最常用的礼服或制服或常服（士之正装，大夫、卿之常服），祭朝冠昏皆可服之。其为衣裳制，帷裳的颜色有等级区分的作用。士玄端之帷裳一般为黄色（《仪礼•士冠礼》：“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 郑玄注：“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杂裳者，前玄后黄。”）另有一种纁色，介于黄色和红色之间，比黄色级别更高，按孔颖达的注疏以及《说文》的注解，为浅绛色，后来甚至被简化成朱红色。纁色，是大夫玄端、王之冕服的帷裳颜色。士人只有在正昏礼的时候才能假穿纁裳的玄端服。由此，我们这位公子的身份也可确定了，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他至少是大夫级别以上；从赶制礼服的时间上看， 大概是为了周人非常重视的蜡祭，能够主持蜡祭，这位公子的身份必然很高。豳公之子的说法也是可信的。 再来看采蘩女，她的身份似乎无可厚非的属于下层人民。但问题是她究竟卑微到何种程度？持郭沫若等人观点的根据周代“奴隶社会”说，认为她是一位女奴，毫无人身自由，彻底的被剥削阶级，天生的被蹂躏对象。因此，她才对同归的纨绔公子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只能徒劳地伤悲。 我们当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习惯用西方社会规律模式套用在自己身上。杨宽先生在《先秦史十讲》中说：“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根本不同于欧洲历史，既没有经历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也没有经历欧洲中世纪那样领主的封建制。”实际上，周代的奴隶数量并不很多，根据当时的乡遂制度，大量的是拥有自由身份的人——处于都邑附近的国人和都邑之外的野人。我们这位农夫应该是位自由民，因为诗中多处提到公家和私家之分，比如“言私其豵，献豜于公”，若是奴隶，哪还有私家的说法？至于“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种蜡祭后的欢宴，更不是奴隶可以享有的待遇了。 如果采蘩女是贫苦农夫的女儿而非女奴，即使这位公子有使坏的心思，也不可能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当然，也不能排除可能性；且不论阶级论调的套用合理与否，先周时代卑微的采蘩女恐怕不大会生出“阶级性憎恶”的觉悟，除非那位公子的人品和长相差到和老电影中粗鄙卑劣的地主一样——从小开始的、全套的君子风范礼乐教育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起。若真如此，我也为她伤悲。 同“公子”的辨析一样，人们对采蘩女身份也有着极端化的见解。因为蘩即是白蒿，用开水浇在上面有利于生蚕，也有认为鲜嫩的白蒿有饲幼蚕之用。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采蘩之女为治蚕的下层女子。而《毛传》早就有云：“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郑笺》云：“执蘩菜者，以豆荐蘩俎”；《左传•隐公三年》有：“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鲜嫩的野菜也是古时祭祀祖先常用的祭品，常与“蘩”并称的“蘋”在《礼记•昏义》中被特地强调：“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即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由此，蘩何不亦然？这样来看，这位采蘩女恐怕就是有一定身份的女子，至少也是君子国人之女。 三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不管怎样，暮春的确是一个让人惆怅的季节，花季的姑娘，不论是殷实之家的室女，还是终日辛劳的女仆，多半都会触景生情。可惜她们的命运都没法自己做主，未来对于她们是一片茫然。毛郑孔等经学家用平和的笔调匆匆勾勒出一个不太清晰的美丽身影，其中要数郑玄的最为率真生动，他秉承了毛公的“感气说”精髓，但更直白地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直接地带我们进入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场景设定。此情，此景，甚至让人想起一首脍炙人口的前苏联电影插曲：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向他表白，满腹的心里话没法说出来……” 《红莓花开》是电影《库班哥萨克》（中文译作《幸福的生活》）的插曲，有着那个马背民族特有的火辣和热情，但其中的情感与我们这首《七月》有有那么一点微妙的契合，只是我们的表达含蓄内敛得多，两人间的距离远不止一条河，因此这个故事更让人落寞，而且不由自主地想到另一个类似的场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想象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什么样的眼睛，就会看到什么样的光景。满心斗争的人看来，整个世界的人可以泯去一切人性特征，只用分为两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另一种极端也不可避免，他们看到的一切抽去了身临其境的苦楚艰辛，于是只剩下“熙熙乎太古也”的世外桃源。其实，不论是毛郑孔朱等大儒还是如今大言不惭的知识分子，距离那时的祖先都有了厚厚的隔阂，我们看不清那公子的模样，也看不清那姑娘的脸庞。 世上最动人的文字，有时不是感人肺腑的绝恋，不是痛彻心底的悲伤，而是莫知我哀的失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