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让这个社会从事任何职业者都有一种荣耀感，只要他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为这个社会添一块砖加一块瓦。教育事业，尤其应该如此，因为这个事业不仅关系到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且关乎我们民族的未来。
在许多场合的许多媒体上，我们经常会听到诸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等美好赞誉。一九八五年的九月十日，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教师节，我有幸成为县优秀教师（这也成为我从教三十年的最高荣誉），从边远的梅山赶到县城接受表彰，胸前佩戴大红花，锣鼓喧天，彩旗飘飘，踩在大街上，吸引了大街两旁无数的目光。群众的目光中，羡慕似乎没有，但鄙视也不至于，更多的则是好奇。
两三年后，我在乡下一所中学参加教师节座谈会，地点就在学校的会议室，乡党委书记也来参加。主席台上一长溜乡、校领导，桌上还铺了一层红布，也许是为了增添喜庆气氛，台上挂着一长条红幅，上边用黑体美术字写着：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们端坐在下边的位置上，只要不低下头，目光不是触到台上领导的面孔，就是看到那横幅，可谓赫然入目。其时，我便听到老师唧唧咕咕地议论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谈不上吧！”“乡政府、供销社、粮站、工商局……他们是第几光辉呀！”显然，大家对美好的赞誉已经不以为然。曾几何时，我们每个月还凭肉票买肉，凭粮证买米，过年时凭烟票到供销社买烟……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老师只能买到最差的条肉，买到最糙的米，我那时想凭烟票买几包烟孝敬一下父亲根本不可能。我至今还记得年轻气盛的我们，凭一时气愤，将供销社卖猪肉的孙子调到最后一桌来泄愤。总之，这种理想化、完美化的职业标尺与教师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其教育力量已显得十分苍白。老师不可能做一个纯粹的“春蚕”“蜡烛”“人梯”“艄公”，毕竟这种牺牲精神这种奉献精神有点假，有些虚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进了城，而且就在我当年就读的母校。从乡下一所普通中学到县城的第一中学，这对于我而言，的确是诚惶诚恐，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倒真的希望像春蚕那样咀嚼着桑叶吐出丝，真希望像一支蜡烛努力去照亮学生。那时学校的口号是：学生苦读，老师苦教，学校苦抓。这“三苦”精神曾经被那位年近花甲的校长当作治校经验进行交流和宣传。冬天的早晨，我们打着手电踩着寒霜来到学校，吹响了催促学生起床的哨子；老师之间争抢时间讲课；临考之前，每天备课至深夜，炎炎夏日，两节课下来，汗水将衣服打湿。苦则苦矣，劳动成果却是丰硕的，九八年高考，出了个省文科状元，有四位同学考了八百分以上，而全省仅四十几位考生上八百分；理科考生中，一位考上清华，一位上了北大。可惜的是那年是先报考再高考，如果是得知高考成绩后再报考，一座小小的县城中学能有五位同学上北大，那是真正的辉煌啊！可惜，那时候，校领导只得意忘形地宣传那个省状元，忽略了我们学校有一群骏马在奔驰。蓦然回首，虽然不会想到“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类美誉，却让我想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七章所说：“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拨云见日，大道至简。一位好老师，胜过万本书；几位好老师，撑起一座学校。大半辈子服务于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说得真好：“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时移事异，从云端到大地，每年教师节，除了贺卡或者黑板报上还写着“春蚕”“蜡烛”之外，已经没有那种乌托邦言语来定义教师的职业了。教师只是太阳底下千万种职业中的一种。也许先前将教师捧得太高了，从高空掉落下来就会有一种巨大莫名的痛。许多老师学会了用简单的逻辑推理来看问题：如果教师职业那么高尚，领导的小舅子为什么要改行？如果老师职业那么辉煌，为什么身边的一位老师干脆放弃自己好不容易读完大学拿到的饭碗，去开了个小吃店谋生？世间的任何生命，都希望有一个宽松愉悦的环境，谁愿意在不胜寒的高处？谁又愿意自己生命的每根弦每时每刻都绷得紧紧的？谁都不乐意自己被异化成工作机器，谁都不希望自己的职业场所演绎成紧张、焦虑、抑郁、沮丧……
不过，有一种叫作“钞票”的东西却让教育者无法淡泊平静。为了生活，或者为了别的什么，总之，我目睹了身边许多中小学老师，下课后便纷纷赶往某个“办班处”，与一部分学生一起吃饭，然后辅导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牺牲了午休时间；晚上放学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去与学生一起吃晚饭，饭后，除了辅导当天的作业外，还要辅导他们预习第二天的功课，直到繁星满天，他们才一身汗水地回到家里。教师教育学生就像车间里加工生产产品么？教师就像为了多拿津贴而加班加点的工人么？这似乎是双赢的大好事，忙于挣钱的家长不必担心孩子的功课，只领一份清水式工资的老师借此多挣点外块。
教师同行在一起吃饭，虽然偶尔也提及教师这个行业的话题，但早已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如果某位教师谈及自己拿多少万去放利息，挣了多少钱；或者投资房地产投资煤矿；或者与谁合开了个什么店面生意如何红火，或者买了什么牌子的小车，就会引来同行或者非同行的羡慕的目光。君子不远庖厨，教师也食人间烟火，谈钱虽然俗但很有趣。如果有谁在饭桌上大谈自己如何苦教，担任班级的平均成绩如何出类拔萃如何名列前茅，那一定会引来一双双怪异的目光。
作为一介普通如草芥的老师，我想到了余秋雨先生在《千年庭院》中的一段文字：“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对这个目的所能达到的程度，又不能期望过高。”余秋雨先生说这话是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高考真正辉煌的年代，言语中不无苍凉。十几年过去了，秋雨先生如若身处普通老师的位置，面对物欲消解教育的当下，面对琅琅书声消沉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小人哄闹的现实，那又是何等况味？社会经济发展了，社会的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是长进还是后退？
社会变化比我们想像的要快啊！真不好给教师这种职业定位了。如果一定要定位，那么，我以为可以套用一位伟人的一句话，教师是一颗也会生锈的螺丝钉。你一旦成为教师了，如果没有特殊的外力和内力，你就会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一只无形而不容置疑的手强按在某个位置上，然后生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