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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爱财》韩文版序

 liuchangcheng02 2011-09-29

这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在为钱奔忙,没钱的要赚钱,赚了钱的要赚更多的钱。我们致力于买好车,买气派的房子,买昂贵的首饰和手包,希望借此耀武扬威地盖过邻居,并从中收获一点可怜的刺激。我们把这刺激叫做幸福,而忘了或者不屑于记起这世上还有别的幸福,譬如艺术修养的提升,譬如个人精神的操练,譬如自然之美和天伦之乐。我们在追求物质的路上走得太快,以至于把灵魂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我们遥远的记忆深处,还有一些古人,走着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们当中有哲人,有诗人,有隐士,有辩士,有艺术家,也有政治家,不管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我们心目中,他们一概清高,清贫,以精神为标杆,视钱财如粪土。譬如提到儒家鼻祖孔子,我们会想到他囊中羞涩周游列国,困于陈蔡忍饥挨饿;提到中国最著名的隐士陶渊明,我们会想到他潇洒地辞去县令的职位,每天去溪水旁边悠闲地弹琴赋诗。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很世俗,却把古人想象得很高雅,自己过日子锱铢必较像个市侩,却认定古人不食人间烟火如同神仙。这是一种分裂的心态,就像卡尔维诺小说里那位分成两半的子爵,一半纯善,一半纯恶,这一半和那一半完全对立。

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两半都有待修正。单纯陷于物欲固然背离幸福的真谛,把古人想象得视钱财如粪土也一样脱离历史事实。在这本书里您会读到,孔子那样的哲人周游列国时其实非常富裕,陶渊明那样的隐士辞官隐居后其实非常痛苦,白居易那样的诗人曾经为买房而努力工作,而中国最著名的清官包拯之所以能做清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他领着惊人的薪水。

您知道,中国和韩国都曾经受过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儒家经典里的一些名言警句,像“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差不多已经烙进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文化人的脑海,在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里,似乎高尚的人格跟经济生活完全绝缘,一个人只要为钱财忙活,就不能算是“君子”。其实这是对儒家的误读。《大学》里说得清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可见儒家并不歧视金钱,只是歧视不义的发财手段。中国理学派的大宗师程颐也说得清楚:“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可见儒家也并不排斥物质,只是拒绝变成物质的奴隶。现在韩国千元面额和五千元面额的纸币上分别印着的两个理学家——被我们誉为“儒学双壁”的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就讲得更全面了:一个真正的贤人,应该内能培植义理,外能追求实利,义理不能空泛到离开实利,追求实利的过程也不要违背义理。这跟大乘佛教所追求的“福慧双修”以及中国大陆一贯提倡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说法不同,但在骨子里是相通的,都是打造幸福生活的最高指南。

道理很简单,也很陈旧,似乎人人都知道,但未必人人都做到。本书讲述了十七位历史名人,真正能够兼顾义理和实利的人,也就孔子、孟子、白居易、岳飞等四五个,剩下的那些位,要么贪利而忘义,做了物质的奴隶(例如严嵩,他是明朝最有名的贪官);要么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文章,却连养家糊口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备(例如曹雪芹,他是清朝最有名的文学家)。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话,应该学孔子和孟子,不应该学严嵩和曹雪芹。

我说向孔子和孟子学,不是学他们的理财手段(这两位圣人对股票期货房地产一窍不通,向他们学理财还真不如请一位理财规划师),而是学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样子呢?恕我卖关子,您得自己去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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