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曾国藩做人,学胡雪岩做事——曾国藩的磨砺之功 2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9)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题，志向的高低决定他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择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肚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这样的"内圣外王"（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志趣。只是在道光十年，其父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还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的志趣，也可以从他的治学目的论上边体现出来。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一方面，他继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拘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身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0)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们想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帽起而读书"的壮语。周恩来有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美名于世．足以让后人世代睹仰，因而成为一代伟人。曾国藩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正是抱着这种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曾国藩才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他的非凡人生。  
　　人的立志固然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更至关重要。不同的志向决定自己今后的人生，立志流于俗则会使自己总天患得患失，所成就的事业也自然会小。立志不流于俗则会使我们奋发有为，所成就的事业也就自然会大。今天立志我们虽然不必像曾国藩那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把树立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却是应有之义，这们我们才能在自己的平时作为中以勤奋的耕耘、坚忍的毅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为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住双眼而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身心须兼治  
　　曾国藩语录：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曾国藩精于养身。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是：血气刚强，要用安静加以柔和；思虑深沉，要用坦诚忠直作为要求；勇敢坚毅但过于凶暴，要用经常的训导加以辅助，使其不越正轨；行为急躁，要加以节制；气量狭隘，要设法使其胸怀宽阔；品行卑下，贪图小利，要用远大的志向进行激发；才能低下，学识平庸，要用良师益友进行辅导；举止轻浮，生活懒散，自暴自弃，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祸患；单纯朴实，诚恳忠厚，则要使这种品行符合礼乐，并引导其学会思考问题。凡是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最直接的途径是依礼而行，最关键的是得到好的老师，最能发挥神妙作用的是专心致志。以上就是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
 
　　养心根本要靠手脚。曾国藩的养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
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
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梨花怒放，柳絮飞舞，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分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亡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1)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有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册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乎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长江善廓知鱼荚，好竹连山觉笋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岭南，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
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是当时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愿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在诗词中对韩愈、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  
　　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原德载福。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是说君子要有宽恕他人之心，自己则少贪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救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心养
 
　　肾，这二卦大象最为重要。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于养身之道，不可以不留意。曾国藩论及养身之道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
 
　　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身的方法，不但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他的见识是很多的。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
 
　　的训导。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用。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燕菜当作家常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菜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礼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尤其应该竭力遵守。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2)      

  
　　不会养心，是自讨没趣；善于养心，你能不被外人所欺不为外物蒙骗。曾国藩是养心大师，且听他一席话：  
　　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而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曾国藩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不外乎"惩分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上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的很详细，如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的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仅仅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说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放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把我们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无论"以意志统帅志气"，还是"以静制动"，大体上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说法，也是重视心理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很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足能伤体。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道理，曾说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他的《日记》上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可以知道。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多从事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项目，还注意射箭，也可作为重视运动的证明。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我看家里后辈身体都虚弱，……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射箭足以练习威仪，增强筋骨，子弟应当多练习)，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这些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3)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方法，虽也讲多动少食，但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
 
　　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对于曾国藩节制恼怒的情况，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国藩写给沈葆桢的信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又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功夫。这在魏晋士大夫中确成为风气。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旷达，漠视礼法之人，他们常常聚于竹林、饮酒放歌。阮籍听说母亲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饮。稽康更是狂放，时常在众人面前指责汤、武，批评周、孔。阮咸风流才俊，却曾与群猪共饮。刘伶嗜酒如命，酒不离身，常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刘伶纵饮，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以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的《日记》上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的一种最佳境界。
 
　　培养浩然之气  
　　曾国藩语录：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  
　　译文：气是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主宰，在人体之内表现为精神，在人体之外表现为气色。  
　　曾国藩认为：做大事必须要有豁达光明之胸，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呢？在他看来，这必须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  
　　品性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成大事者非常注意品性的锤炼，以此确保成功的基石。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读曾国藩的这一段话，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位饱经沧桑、聪明睿智的老人面前，有一种大彻大悟之感。人活着，如果一直浑浑噩噩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何物，
 
　　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程度。  
　　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诚"或"无妄"；在道家，叫作"无
 
　　为"、"无为而无不为"；在佛家，叫作"明心见性"、"无行住而生其心"。  
　　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4)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特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面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子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汤蹈火、
 
　　视死如归，也决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俘，他严词拒
 
　　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的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填塞于胸，就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当今的成功人士，从李嘉诚到柳传志，从曾宪梓到荣毅仁，他们无不虚怀若谷。但一个豁达的心胸并不是与身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不断的修养与培炼而达到的，这需要我们向以往的圣贤学习，同时也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培育浩然之气！
 
　　不断调试自我  
　　曾国藩语录：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生何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译文：只要能每天都有新的进步，百倍用功，还怕不能变化气质，超乎凡人，达到圣人的境界？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不断调试自己，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是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5)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  

　　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  

　　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采，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16)  

      
　　"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  

　　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人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
 
　　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