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思考 一、我州“两化”现状、主要特征及基本判断 近年来,全州深入实施“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民生发展”战略,强力推进工业富民强州,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化水平大幅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10年,全州工业化率(全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7%,比2005年提高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20.5%,比2005年提高2.9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8个百分点。我州工业化、城镇化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工业迈出新步伐,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全州大力实施“工业强州”战略,加大招商引资、技术改造和管理体制创新等力度,并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使工业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优势产业的地位更加突出,效益水平大幅提高,工业成为推动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工业化进程 明显加快,为进一步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十一五”时期,是全州工业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一个时期。2010年实现工业增加值29.2亿元,是2005年的3.14倍,年均增长21.4%,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高出9.7和1.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15位。“十一五”期工业对全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36.3%,拉动GDP增长4.7个百分点。 2、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根据州情及产业发展特点,选择了一批有基础、有潜力的优势产业进行重点培育,水电、矿产、食品、医药、建材五大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产业集群特别是水电、矿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已成为全州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010年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中,电力和矿产企业共实现增加值25.7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0.5%。其中:电力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16.81亿元,矿产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8.9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9.0%、31.5%,强力支撑了整个工业的发展。 3、经济效益不断提升。随着工业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企业效益水平大幅提高。2010年全州规模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53亿元,是2005年的3.05倍,年均增长25%;实现利税总额18.95亿元,是2005年的4.43倍,年均增长34.7%。 (二)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发展,城乡建设发展迅速 纵观甘孜州城镇化的推进历程,尽管充满艰辛和坎坷,但发展是主流,城镇化呈现稳定、较快增长态势。 1、城镇规模不断拓展。截止2010年末,全州辖18个县城、27个建制镇,城镇人口达到22.38万人, 比“十五”末增加7.57万人,年均增加1.51万人,近2万农业人口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城镇建成区总面积达到30.65平方公里。 2、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建投资每年翻番式增长,2010年底全州拥有城市道路 206.1公里、 道路面积201.9万平方米、人行道面积64.3万平方米、排水管道125公里、供水管道321.29公里、燃气普及率17.69%,用水普及率90%以上。 3、人居环境不断改善。2010年,全州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14%;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41.75万平方米,比2005年增加6.36倍,年均增长49.1%,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26.7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3.44平方米。 (三)我州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由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的、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过程。研究 “两化”互动发展,离不开对全州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科学定位。现从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城市化率等方面入手,对我州的工业化水平进行综合判断,结果表明我州工业化水平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 1、从人均GDP来判断 人均GDP水平是用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水平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并借助多国模型提出了标准工业化模式,即根据人均GDP水平,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农业经济阶段(或称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业化阶段,此阶段又分为三个时期,即2、3、4分别为工业化阶段的初期、中期和后期;第三阶段为发达经济阶段(见表1)。
表1:钱纳里人均GDP水平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 对照钱纳里标准模式,可以判断人均收入水平层面我州工业化的水平或阶段。为了进行比较,需将以人民币计算的人均GDP折算为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折算方法一般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两种,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均有不足。以汇率法折算,对人均GDP低估;而用购买力平价法折算,则高估。此外,还需考虑价格变化因素。为此,本文运用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按1982年美元计算,采用1982—2010年29年汇率的几何平均值折算当年价格人均GDP的计算方法,2010年甘孜州人均GDP为11660元(人民币),折算美元约1802美元,表明我州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2、从三次产业结构来判断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为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即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并超过第一产业。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当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低到3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初期阶段;当一产比重再降到2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再降到10%左右时,二产比重快速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其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型变化(见表2)。2010年甘孜州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3.4:36.6:40.0,对照表2看,我州第一产业比重虽已降到20%左右,但高于16.1的标准值,且三产比重低于45.5的标准值。据此判断我州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
表2:西蒙•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 3、从就业结构来判断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认为,就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对工业化阶段的评价标准是(见表3):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高于63.3、低于17.0、低于19.7 时为工业化准备时期,基本符合46.1:26.8:27.1 比例时为工业化初期,基本符合31.4:36.0:32.6 比例时为工业化中期,基本符合24.2:40.8:35.0 比例时为工业化成熟期,低于17、高于45.6、高于37.4 时,则进入工业化后期。甘孜州2010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 77:4.6:18.4 ,与2005年相比,非农就业比重上升4.2个百分点。因此,从这一指标衡量,我州还处在工业化准备期,即经济发展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表3: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 4、从城镇化水平来判断 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发动机和根本动力,工业发展带动了就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构成,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通过城市的外部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城镇化又将反作用于工业化,促进工业的大发展。钱纳里等经济学家曾如此概括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对比关系,当比例在20%以下时,被认为是非城镇化;城镇化率低于32%时为工业化准备期;超过32% 低于36% 为工业化初期阶段;超过36% 低于50% 为工业化中期阶段;超过50% 低于65% 为工业化成熟阶段;在工业化后期,即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城镇化率在65% 以上;当比例超过70%时,被称作高度城镇化,此时经济大体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数据显示, 2010年我州城镇化率仅为20.5%,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城镇化正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相对应工业化处于准备阶段。 二、我州“两化”差距及优势与潜力 甘孜州经济社会的落后,实质上就是工业化、城镇化落后。没有大企业,没有大城市,缺乏大企业、大城市牵引带动和辐射支撑。这不仅体现在“质”的变化上,而且表现在“量”的扩张上,“质”和“量”都与全国、全省及内陆发达地区有着明显的差距,这固然有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但主观上也有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差距。正如刘道平书记所说的“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我们先天性的输在了“天然禀赋”上”。为此,我们必须正视落后现实,同时要辩证看待落后现实,落后也意味着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一)从发展进程分析比较,“两化”升级潜力大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州工业化率为30.4%,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3.7和1.8个百分点,与全省相差不大;城镇化率为12.4%,低于全国5.5个百分点,但高出全省1.3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好于全省平均水平。新世纪之初,由于“天保”工程的实施,我州“两化”水平与全国、全省相差较大(表4)。至2010年,我州“两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从发展进程看,甘孜州工业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从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到处于落后地位,而且“两化”水平差距呈扩大之势。2000-2010年10年间,全省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分别提高了13.8和13.5个百分点,而我州仅提高了11.7和5.1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化特别是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制约着我州消费需求的扩大,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但这也充分说明我州“两化”水平发展的空间大,升级的潜力也大。
表4:甘孜州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全省比较表 单位:% (二)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分析比较,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 工业的集中性和大规模生产,必然引起资本、人口、劳动等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城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我州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演变特征看,总体上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其变动趋势与发达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是吻合的。但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幅度上却产生了明显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州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一三二”格局发展到2000年的“三一二”,到2010年调整为“三二一”;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始终维持在“一三二”格局。由表4显示:2010年,我州非农就业比重仅为23%,而全国、全省分别达到了61.9%和56.3%,通过二元对比系数(产业比重/就业比重)分析,我州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30,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7.96,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2.17。第二产业二元对比系数最高,居全省首位,这一方面反映第二产业用较少的人力资源创造了较多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反映出第二产业创造的社会价值与吸纳的就业人数不平衡,同时第一产业二元对比系数居全省倒数第三位。因此,我州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错位的特征比较突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向非农产业转移。 (三)工业经济结构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推进城镇化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工业化的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机械设备,农产品需要通过工业生产加工进入市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既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需求,也对生活性服务业产生需求,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和需求。一个合理的工业经济结构,既可有效地拉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进而从整体上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四川“十二五”规划目标要求,到2015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0.2:50.8:39,城镇化率达到48%左右。按照国家对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的要求,根据“十二五”时期甘孜州工业化发展水平以及今后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到2015年全州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5:47:38,工业化率达到37.5%,城镇化率每年至少要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这就意味着今后五年时间里将有约12.77万人转为城镇人口。按照2010年劳动力资源占全州常住人口57.75%的比重测算,将有约7.4万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我州的城镇化率应该达到30%以上,推进城镇化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我州三次产业劳动力资源分配比重测算,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今后五年约有1.1万人进入工业生产领域就业,而过去的五年中,工业部门劳动力仅增加了3470人,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求。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也是加快产业聚集、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在提升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加大力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提高工业化水平对城镇化进程的承载能力和推动作用,是未来我州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四)从区域特征分析比较,东部更具发展潜力 我州县域经济在全州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但县域经济发展迟缓,区域经济不平衡特征非常明显。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工业化率还是城市化率来看,东部地区承接了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较好基础条件,并且88%以上的规模企业都集中在此,发展水平居于三大区域之首,2010年东部地区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分别达到34.9%和28.4%,不仅高于全州11.2个和7.9个百分点,而且远远高于北部、南部地区。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来看,东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偏差为6.5%,表明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超过城市化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基本协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部、南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北部、南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二者偏差分别为1.4%和-14.4%,表明北部、南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极其滞后,使得城镇化对工业化的支撑效应不足,进而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可见,北部、南部地区还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工业化的落后,相比之下东部地区更加具备增长潜力。
表5: 2010年我州东北南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及偏差 单位:% (五)从现实基础和条件分析,后发优势明显 今后5-10年,对我州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充分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积极稳妥推进“两化”互动协调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现跨越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达到3000—4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30-50%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有明显加快的特点。从我州的现实看,2010年人均GDP超过1700美元,总体上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迈进阶段,处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拐点。未来我州城镇化在工业化的持续推动下将维持较快发展的势头,这种趋势将保持10至20年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未来10年,如果我州城镇化率年均增加约2个百分点,至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40.5%左右,城镇人口达到49.4万人,进入中等城市化水平。其中,“十二五”期间,我州人均GDP将达到3700美元以上,工业化率力争突破40%,城镇化率达到30%以上,步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综合分析我州城镇化现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及发展趋势,目前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基础条件已渐成熟。一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扩大内需和国家支持西藏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将给我们“两化”互动协调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能源(电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环境将大大改善,以康定为中心城市群向北南部扩张,将出现宜居、宜商、宜旅的高原特色城镇化、区域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格局,有力地带动工业化进程。二是内陆随着资本的逐年叠加投入,导致要素成本上升,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资本投入产出率下降趋势逐渐显现。相对于内陆,我们拥有土地、环保、水能、矿产、旅游、药物、劳动力等丰富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充足,有利于吸引内陆资本来投资经商办厂,聚集城镇人口,从而促进“两化”加快发展。 三、加快推进我州“两化”发展的途径及对策 当前,我州由于受历史、自然、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制约,“两化”发展慢、水平低、差距大。鉴于此,在8月8日,召开的州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刘道平书记全面、客观、科学、系统地分析了我州“两化”现状,并就加快推进甘孜州新时期“两化”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我们应牢牢把握省委、州委重大工作部署,抢抓机遇、顺势而为,以基地建设发展一产;以资源转换壮大二产;以旅游开发提升三产,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从而确保全州经济跨越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一)坚定不移加快工业化进程,强化工业经济支撑作用 1、全力培育优势产业,打造产业集群。甘孜州工业很大程度上还属于一种简单沿袭工业化过程传统思维的模式,粗放性、低效性、被动性、保守性和对外部因素的依赖性较强,如果说这一模式在计划经济下较为适合的话,那么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其局限性将越来越显露,长此以往,最终必然是走进死胡同。因此,我们务必要按照奇葆书记讲的“三个像样”(即“建几个像样的产业,办几个像样的企业,培育几个像样的产品”)的要求去发展壮大工业。立足于我州发展阶段、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大力抓好规划实施,选准突破口,用好用活各种政策,做大做强水电业、矿产业、食品加工业、中藏药业、建材业等支柱产业,重点打造以泸定电站、黄金坪电站、猴子岩电站、长河坝电站、两河口电站、九龙河干流开发为龙头的水电生产基地,到2015年力争建成发电装机1000万千瓦,在建装机1500万千瓦;以丹巴、溪古、乡城、新都桥4个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和甘谷地500千伏开关站为龙头的电网输送基地;以四川里伍为龙头的铜矿生产上市基地;以大西洋为龙头的工业硅生产基地;以康定呷基卡为龙头的锂业采选冶炼加工基地;以康定金汤、道孚农戈山、四川鑫源、巴塘纳交溪、稻城鑫之源为龙头的铅锌多金属矿生产加工基地;以康定跑马山、康巴水泥、泸定山盛、巴塘卓钒为龙头的建材生产基地;以康定、泸定、丹巴、炉霍、甘孜、色达、白玉、乡城为龙头县的农牧产品加工、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和中藏药生产基地。力争用5至10年时间,形成销售收入超300亿元、工业增加值超170-180亿元的电力、矿产和其它工业“三大”企业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物质财富;才能延长资源加工链条,扩大工业规模,提高第二产业比重;才能增强全州综合经济实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2、大力推进项目建设,蓄足工业发展后劲。抓工业关键是抓项目,抓住了项目就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牛鼻子”。紧紧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国家支持西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把推进工业化落实到产业上、落实到项目上、落实到企业的发展上。一方面,应立足于我州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积极培育重大项目,加强重点项目储备,跟踪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完善重点建设工作和政策保障机制,确保项目不“流产”,促进工业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尽快形成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招商引资也面临着竞争,各县要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和优势,制定并实施好招商引资政策,避免“口头支票或口头承诺”。同时要改变招商引资的方式,把项目引进由片面追求数量向提高门槛、注重质量转变,把招商对象由广招博引向主攻内陆大公司大集团转变,形成产业的高度集聚,提高产业链配套能力。依托产业集聚区,发展民营企业,加强与内陆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发展“飞地经济”,积极做好产业合作发展、产业转移对接,尽快形成一批具有甘孜特色的优势企业和龙头产品。 3、加快工业园区建设,以园区化带动城镇化。目前,我州仅一家康泸工业园区,有41户工业企业入驻工业园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仅18户,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州规模以上的不足20%。针对我州处还处在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迈进阶段的客观实际,我们应以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聚区不但是工业空间集中的平台,也是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长、就业增长促进人口集聚、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平台。康定、泸定、丹巴、九龙、炉霍、白玉、乡城等县要以龙头行业和企业为重点,加快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积极引进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项目,注重发展与其配套的相关企业,提高各企业以及产业间彼此的生产效率, 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提升中小企业的层次和地位,促进工业集约化发展。同时,应加速相邻县城的一体化进程,促进各种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地理接近、交通便捷、资源丰富的县之间的产业融合与城市发展对接,进而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二)全力以赴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提升城乡发展的融合度
根据州情,我州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应以发展高原特色中小城市为主导,走集约型城镇化的模式,坚持以产业聚集带为动力,以交通网络带为依托,以生态景观带为保障,以民族特色为纽带,以东部城市群为重心,以甘孜、理塘为中心,以29个重点建制镇为基础的“小精特”路子,建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融合的城镇体系。 1、坚持“三宜”的新型城镇化定位。宜居、宜业(商)、宜旅成为城镇化新定位。宜居是居住环境的舒适,宜业(商)是经济发展条件的适宜,宜旅是两者的和谐共赢。城镇发展不仅要宜居、宜业,还要宜旅!一座城市,没有特色,就没有文化;没有绿化,就没有活力;没有灯光,就没有生机;没有水域,就没有灵气;没有故事,就没有神秘感。因此,我们要全力打造有“人气”、有高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旅城镇,坚持差异发展、特色取胜,避免千篇一律;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不懈地为老百姓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优美怡人的景观环境,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提供安身之所、生活之便,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 2、拓展区域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按照州委书记刘道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重心放在东部城市群和南北两中心建设上”的城市区域发展的战略构想,着力优化城镇区域布局,培育打造城市区域增长极,努力增强城市和乡镇要素聚集和辐射带动力。一是全力打造康定城市核心增长极。按照“一市三区”的总体要求,强化规划,推动康定撤县建市,实现由城镇向城市职能的跨越,加快推进“三区一带”集中开发建设,不断拓展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努力建成全国西藏中心城市和川藏线上交通枢纽,成为辐射周边、引领全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二是着力打造东部城市群增长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旅游优势,将东部城市群整体融入川西都市圈。以康定、泸定和丹巴为核心,把姑咱、新都桥、海螺沟、九龙、八美、道孚等城镇建设成为小城市(区),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构建以电矿工业、食品工业、建材生产、现代服务业和休闲旅游会展业为主要特色的城市群,建设成为全州经济核心增长极。三是加快建设南北两个城镇中心增长极。围绕 “小精特”的发展道路,把甘孜、理塘打造成集人流、物流、信息流为一体、辐射四周、引领南、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于地处三江源头、生态脆弱区域的石渠、色达等县,侧重发展生物药业、生态农业、民族文化产业及清洁能源等,建成特色产业支撑、区域特征鲜明的高原城镇;把稻城、德格建成生态的民族特色文化的旅游小城市,把乡城、巴塘建设以电力、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及旅游环线的重点城镇,形成以县城为中心,重点乡镇为纽带,辐射带动其他乡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三)以旅游业为支撑,加快服务业发展水平 服务业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服务业发展拉动非农就业增长而带动城镇化率的上升,并且城镇化的加快也能够促进工业、服务业的较快扩张。要以服务业高端化为方向,拓展服务领域,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以服务业发展促进工业和城镇的快速发展。在运用先进经营理念和技术,改造提升商贸、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重点培育扶持金融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现代物流、科技教育、文化传媒、旅游、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把东部城市群和南北两中心建成特色商贸、市场集群和物流集散中心。要进一步完善全州旅游规划,以“四川旅游西环线环贡嘎山两小时旅游经济圈和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核心区”为重点,整合优势资源,着力打造民族特色旅游品牌,提升旅游产业的支撑作用;要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社会力量发展服务业,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在更广泛的领域进入服务业;立足于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镇形象,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及服务能力,满足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人口流入城镇所带来的就业、教育、就医、居住和社会保障需求。到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12.5%以上,占全州GDP的比重达38%左右。 (四)优化发展环境,着力破解制约“两化”发展的瓶颈 发展环境是竞争力和生产力,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是推进“两化”进一步发展的保障。甘孜州最大的落后,就是发展环境的“落后”,这不仅体现在硬环境上,而且表现在软环境上。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我州硬环境建设有了较大改善,但软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我们加快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予以整治: 1、在思想上,观念落后,认识不到位,开放意识不强。从根本上讲没有很好地做好“人”的工作,以致我们观念上的“劣势”掩盖了人文环境整体上的“优势”。有的人认为发展经济是党委和政府的事、领导的事,与自己无关,既不寄希望于“天上掉下馅饼”,也不想为别人赚钱付出什么;有的人不思发展,夜郎自大,自我陶醉,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以为优化软环境是“吃里扒外”、“引狼入室”,专为内陆人好赚钱、多赚钱服务,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巩固自己已有的“领地”,甚至会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有的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有的人轻商抑商,生活散漫,人浮于事,不讲效率。这无疑给我州软环境建设与优化带来诸多障碍。因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穷则思变,变则发展。要克服思想僵化,观念滞后的弊端,破除一切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树立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扎扎实实地改善软环境,从而为全州经济跨越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2、在政策上,我们发展政策相对滞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一是政策缺乏比较优势。比如,所出台的优惠政策多为向内陆发达地区或后发展地区模仿而来,没有更多体现民族自治州的优惠政策在哪里,这些模仿性政策不仅由于受“硬环境”的影响,大多在操作上具有局限性,而且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又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实际中,许多我们的“优惠政策”并不具实质性优惠,发挥不出比较优势。二是政策缺乏系统性。所出台的软环境优化政策往往是一些为解决个案问题而采取的“零碎措施”,实际中形成不了整体的竞争力。三是政策缺乏延续性。出台政策的随意性大,如有的优惠政策实际中根本无法操作,或者会产生很大的负效应,出台快、失效也快。这些政策性问题,优化不了软环境,改善不了投资环境,有的还可能对软环境整体造成新的破坏。为此,要强化制度创新,转变职能,优化政策环境是政府为投资者服务的重要形式,政策的开放度和稳定性是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政策的高度透明有利于投资者以较低的信息搜寻成本掌握充分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3、在人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至关重要。目前,我州造就人才的软环境问题却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才馈乏,劳动者素质偏低。据全国“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甘孜州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71年,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45年,仅为小学教育水平;文盲率(全州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重)为23.1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73个百分点。二是缺乏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高寒缺氧不缺志,这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但与内陆相比,我州给予人才的待遇偏低,工作条件较差,致使一些骨干、科技带头人,高学历的人才纷纷外流,同时许多毕业的大学生又没有回到州内,州外优秀人才又进不来,使全州人才资源严重“失血”,许多行业缺乏高素质,高层次的优秀人才。三是用人环境不够宽松。存在论资排辈和身份限制等情况,单位和部门只重视引进人才而不重视人才使用,不善于将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引入人事管理工作中,不善于发挥市场利益机制的杠杆作用,为人尽其才提供舞台和施展才华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积极培育人才资源,不拘一格地广揽人才,创新用人机制,提高福利待遇;坚持用良好环境聚集人才,用项目吸引人才,用感情留住人才,要不遗余力地抓好经济型、招商型的党政人才队伍,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和技能型的人才队伍等三支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和奖励力度,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充分挖掘人才潜力,最大限度地把各类人才凝聚到加快推进“两化”发展上来。 综上所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孜州传统产业有着巨大发展潜力,新兴产业有着广阔前景,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作用和城镇化的集聚效应日益增强,因此,只要我们遵循发展规律,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实现“两化”互动协调发展宏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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