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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作《史记》不仅有着史学方面的种种追求，在文学尚未自觉的西汉时期，他还有着“重文”的倾向。如果问同学们，在《史记》中写得最长的一篇传记是什么，大家恐怕不会想到，在《史记》中写得最长的一篇传记并不是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而是《司马相如列传》。这一传记之所以如此之长，一方面是司马迁把浓笔重彩集中于一介文人，把与“天下存亡”无甚干系的文人的浪漫爱情以及“口吃”、“病渴”、“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等生活琐事津津乐道于正史之中。其中还渲染了地方官员对这个文人的礼敬：“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另外一方面，此文收录了司马相如的大量文章如《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谏猎疏》、《哀二世赋》、《难蜀父老》、《大人赋》、《封禅书》等，以至于后人有这样的说法：“太史公序次相如，特爱其文赋而已”[1]，“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以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2]，这些都是看到了司马迁在写史时的“重文”倾向。而且，有时候，司马迁还有着“因文而立传”的情形。以《邹阳列传》为例，此传叙邹阳之事迹相当简单，不过是说邹阳游于梁孝王门下，为人所妒，这些人进谗言于梁孝王，孝王怒而将邹阳收监，邹阳于狱中上书，感动了孝王，孝王待其为上客。全文共1700余字，邹阳狱中所上书就有1600字左右，占全文的94%。很明显，与其说司马迁是在为邹阳立传，不如说是因为他觉得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是绝妙好辞，如此文章若不能流传后世颇为可惜，所以他立有邹阳一传来在史书中保存这篇文章，此种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因文而立传”。无论是浓笔重彩地入文人于正史，还是“因文而立传”，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文学尚未自觉的西汉，文人自认是“主上所蓄弄”、被“俳优视之”，文学被看作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司马迁却已经有着“重文”的倾向，他写作《史记》不仅有着史学方面的追求，而且，还把文学手法运用于史著之中，使其作品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与很高的文学价值。 这一点其实在距他年代不算久远的班固那里就已经被注意到了，班固在《汉书》当中一方面称许司马迁为“良史”，另一方面又说武帝时“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3]，把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并列，承认并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的文学才能。唐宋以降，《史记》更是被古文家们奉为文章的楷模。尤其是在明代，从文学角度对《史记》进行评点者比比皆是：前后七子标举“文必秦汉”时常常举《史记》为例，把《史记》视为秦汉之“文”（而不是史书）的代表，其中王世贞还在《艺苑卮言》卷三中把《史记》称为“圣于文者”；“唐宋派”归有光对《史记》的五色圈点是从文学角度点评史书的名作，“唐宋派”另外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唐顺之、茅坤亦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史记钞》，也是以“文”本位对史书进行点评。这时还出现了《史记》的许多“评林”本，如凌稚隆之《史记评林》，焦竑选辑、李廷机注、李光缙汇评的《史记萃宝评林》，陈仁锡的《史记评林》，朱东观的《史记集评》等。这些“评林”本荟萃了不同时代对《史记》的点评，其中有很多明人点评，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明人多从文学角度对《史记》加以评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们大谈“义法”、“文法”、“笔法”时还是离不开《史记》，《史记》又成了桐城派的古文范本。 不仅仅在古文领域，《史记》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之作还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代学者赵翼云：“古书凡纪事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 综观二十四史，《史记》“五体”（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名目颇有变更或未必全部具有，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新五代史》改“书”为“考”，《晋书》新增“载记”，《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表”、“志”、“世家”……尽管有着这些变迁，“专记一人为一传”的纪传体体例则是为二十四史无一例外所沿袭的。不仅仅在史学界，在小说的领域，唐传奇融“史笔”、“诗才”、“议论”为一体，其“史笔”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专记一人为一传”的摹仿与借鉴。 唐代单篇传奇文以“传”名篇者很多，有《补江总白猿传》、《柳氏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冯燕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上清传》、《杨倡传》、《莺莺传》等。唐人小说集中的作品原来并无标题，可是，体例上基本上也都是“专记一人为一传”。 纪传体体例对明清小说亦影响甚大：小说作者常常把自已的作品视为人物之传（或单传或列传，视具体情形而定。一般而言，长、中篇小说多列传，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以一人之传作为结构全篇的主要方式），如《水浒传》的原名为《江湖豪客传》[4]，《儒林外史》是为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立传，其中为了寄托自已“礼乐兵农”的政治理想还为萧云仙立了传，为表明“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而为沉琼枝、鲍文卿、市井四大奇人立传。正是因为吴敬梓把自已的作品视为人物之列传，他才常常以“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5]的方式结构全篇，以致于有“虽云长篇，颇类短制”之讥，这种情形在明清小说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又如《平山冷燕》的结尾处写道：“至今京城中俱盛传平、山、冷、燕为四才子。闲窗阅史，不胜忻慕，而为之立传云”，这种以人物之传作为小说题目的情形在明清长、中篇小说中甚为普遍，如《金瓶梅》、《三妙传》、《痴婆子传》、《玉娇梨》、《好逑传》、《女才子书》、《古今烈女传演义》、《英云梦传》、《女仙外史》、《飞龙全传》、《雪月梅》、《儿女英雄传》等。 纪传体体例对明清小说的评点亦颇有影响。兹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列传始自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覆而详，语俚而显……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帐簿也。 （陈继儒《叙列国传》） 稗官固效古氏史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夫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 （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三回总评） 一百八人，人各一传。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 有一人一传者，有一人附见数传者，有数人并见一传者，映带有情，转折不测，深得太史公笔法。 （樵余《水浒后传》论略） 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 （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一回总评）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为云长立传。 （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总评） 人但知《三国演义》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 《史记》的人物传记还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开头简述人物的姓氏、家族、乡里或者外貌、性格等。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高祖本纪》）“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留侯世家》）“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乐毅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张丞相列传》）…… 而许多唐传奇的开头皆采取了此种格式，此处只略举几例：“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莺莺传》）“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谢小娥传》）“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冥音录》）“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东阳夜怪录》）……有人曾统计，汪辟疆所编《唐人小说》中的七十五篇小说中，“有三十六篇是用典型的纪传体方式起头的。其余各篇虽不如上述例子典型，但仍然是一开始便交待时间、地点、人物，与纪传体开篇精神基本吻合”[6]。在明清小说中，人物出场之际对人物进行介绍时也常常采取此种格式。 作为史书，《史记》述人物事迹既要记人之生，又要载人之死，如此方是历史人物的完整传记。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小说完全可截取人物某一段时期的经历，不必对他们的一生作出有头有尾的交待。可是，唐传奇在描述人物的主要事迹之后总要有个尾巴，一定要从人物之生写到人物之死，否则就是以“莫知所之”、“不知所适”、“遂亡其所在”、“后世人莫有遇者”等句式交待人物之结局。明清小说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甚至某些人物的结局若未被明确交待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缺漏，如金圣叹就批评《水浒传》没有写王进下落如何，没有写栾廷玉如何死是作品中的白玉微瑕。造成这些情形的原因不用说还是由于史记的传记格式对中国古代的小说有着深远影响。 《史记》人物传记后一般都有以“太史公曰”形式出现的论赞，这些论赞或褒贬人物，或表明作传缘起，或进行考证，这样的格式也影响到了唐传奇，至于《聊斋志异》篇末的“异史氏曰”那就更加明显了。 《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和事迹还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取材的对象，而且，因为《史记》塑造人物、描绘事件的典型性，人们在谈到某一类型的人物或事件时常常以《史记》中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指代。如说到仗义疏财、结纳人才之士不妨称之为“赛孟尝”，说到骁勇骠悍之人不妨称之为“小霸王”，说到知己不妨称之为“管鲍之交”，说到暗藏杀机的聚会不妨称之为“鸿门宴”，说到别有用心不妨称之为“项庄舞剑”，说到命薄时蹇常常会提起李广，谈到豪富之人往往以邓通指代。 《史记》的人物事迹还形成了众多典故，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会用到。《史记》中的典故如此众多，简直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以至于我们随便用一些方式编排这些典故居然都能串起来。下面就用“东西南北中”与“一二三四五”把《史记》中的一些典故给串起来。 先看一看“东”： 李斯未相秦，且逐东门兔。 （李白《送溧阳宋少府陟》） 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 （杜甫《喜晴》） 东门有闲地，谁种邵平瓜。 注（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有感》） 知道东门黄犬，不似西山白鹭，风月了平生。 （葛长庚《水调歌头·草涨一湖绿》） 谁叹东门猎倦，谁笑南阳舞罢，万事五更钟。 （刘辰翁《水调歌头·百千孙孙子》） “东门”的典故出于《史记》的主要有二：一见于《李斯列传》：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贪图富贵，与赵高勾结谋害了公子扶苏而立二世胡亥，最后又为赵高陷害。临刑前，李斯有一番悲叹。后常常用“东门”之悲、“上蔡”之悲、“东门黄犬”、“上蔡黄犬”、“东门狡兔”、“上蔡狡兔”等表示对仕途险恶、富贵无常的感叹。 一见于《萧相国世家》：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 召平秦时为侯而后来潦倒，以卖瓜为生，后世常常以“东门瓜”为典慨叹世事沧桑。如： 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王维《老将行》） 别后能相忆，东陵有故侯。 （骆宾王《秋日送别》） 欲知东陵味，青门五色瓜。 （李峤《瓜》） “东门瓜”有时还可指代归隐，如“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误了邵平瓜圃”（晁补之《摸鱼儿·买陂塘》）、“有邵平瓜圃，渊明菊径，谁肯徘徊”（吴泳《八声甘州·每逢人》）、“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周邦彦《西平乐·稚柳苏晴》）、“何如种瓜秫，带一锄，归去隐东陵”（张炎《木兰花慢·江南无贺老》）、“举手钓鳌客，削迹种瓜侯”（张元干《水调歌头·举手钓鳌客》）等。 再看一看“东郭履”： 自笑东郭履，侧惭狐白温。 （李白《赠宣城赵太守悦》） 雪中东郭履，堂上老莱衣。 （李商隐《崔处士》） 步绕周遭，疑便是，踏雪当年东郭。 （杨无咎《念奴娇·单于吹罢》） 疏散履穿东郭，流离马没蓝关。 （陈德武《西江月·疏散履穿东郭》） 这里所说的“东郭履”是指什么呢？读了《史记·滑稽列传》中这个典故的出处你就会明白了：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愿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緺，出宫门，行谢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于都门外。荣华道路，立名当世。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 原来，东郭先生是一位“衣褐怀宝者”，也就是出身贫贱却很有才能的人。他潦倒时曾着无底鞋在雪地中行走，为路人所笑。后世文人便以“东郭履”为典指代贫困。 《史记》中与“西”有关的典故可举出“西山”，如李白有诗句云：“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少年子》）、陈子昂有诗句云：“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感遇诗》）、储光羲有诗句云：“焚香东海君，侍坐西山童”（《刘先生闲居》），都用西山来指代隐居，其出处在《史记》中的《伯夷列传》： 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而饿死，死前所作歌把首阳山称为“西山”，李白、陈子昂、储光羲所言“西山”均非泛指，均是用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之典。 如果你读到“南极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谁勒铭”（杜甫《覃山人隐居》）、“老人在南极，地远光不发。见则寿圣明，原照高高厥”（元稹《遗兴》）等提到南极老人星的句子，你可不要以为这些句子一定是在祝福长寿。《史记》之《天官书》中有这样一段：“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南极老人星不仅仅是寿星，更是预兆国运之星，所以后世常常以此典来指代天下太平、国家兴盛。如：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 （柳永《醉蓬莱·渐亭皋叶下》） 昔在仁皇当极治，南极星宫，曾降嘉瑞。 （杨无咎《蝶恋花·昔在仁皇当极治》） 南极老人呈瑞处，丙丁躔次光相烛。 （姜特立《满江红·小小华堂》） 春事恰平分，南极老人星瑞。 （刘仙伦《好事近·春事恰平分》） 遥瞻南极，瑞彩照盘坡。 （彭止《满庭芳·月闰清秋》） 《史记》之《殷本纪》中有这样一段：“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妲已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其中，“靡靡之音”已成为成语而为人们熟知，“北里”在后世也成了典故，可用来指代荒淫生活，亦可用来指乐曲，如“北里当绝听，祸莫大于淫”（元稹《桐花》）、“似出听，新声北里”（葛胜仲（《蓦声溪·春风野外》）等。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此后，中行说果然数次不利于汉朝。后来，“中行”一词也就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如“少年有意伏中行”（李好古《江城子·平沙浅草接天长》）、“谁人缚可汗，谁人笞中行”（雷发《乌乌歌》）等。 有些典故大家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可是却未必能知道其确切出处。例如，大家常常说“一诺千金”，可是大家知道它出于《史记》吗？典见《史记》之《季布栾布列传》：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顺便说一下，此段中出现的曹丘生在后世也成为典故，用来指举荐者。如“曹丘生莫游扬”（刘克庄《沁园春·历事三朝》）、“故人人作曹丘之誉”（《平山冷燕》第十二回）等。 “二顷田”的典故大家比较陌生，大家不妨看看这么几句： 张仪所以只掉三寸舌，苏秦所以不垦二顷田。 （李白《笑歌行》） 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 （韦应物《寓居永定精舍》） 二顷季子田，岁晏常自足。 （权德舆《数名诗》） 二顷良田无处觅，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苏轼《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 但有竹屋三间，良田二顷，便可休官，日对漏壶永。 （吴泳《祝英台近·小池塘》） 这里的“二顷田”亦非泛指，而是《史记·苏秦列传》中的一个典故： 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苏秦说自已有二顷负郭田说不定就会安居下来、不求闻达，后世用这个典故主要是指代隐居。 下面再来看一下“三走”这一典故，李贺有诗句云“我闻古人壮心骨，古人三走无摧捽”（《送沈亚之歌》），这里的“三走”乃失败、受挫之意，典见《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黄庭坚有诗句云：“持家徒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寄黄几复》），此处以“四立壁”指代生活贫困，典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五星聚”的典故：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 （王珪《咏汉高祖》） 已开千里国，还聚五星文。 （李峤《井》） 五星夜聚，汉兴秦亡。白马素车，降于道傍。 （王昌龄《轵道赋》） 犹记五星丁卯聚，更迟几岁甲申连。 （刘辰翁《双调望江南·盘之所》） 更细算何时，五星同会，天下太平未。 （伍梅城《摸鱼儿·极知君》） 作为典故，“五星聚”可指国运兴盛，因为《史记·天官书》中说：“汉兴，五星聚于东井”。 《史记》有着“重文”的倾向，又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着深远影响，可以说，它既是一部史学名著，而且又是一部文学名著。那么，《史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司马迁《史记》纪传的体例强调以人为中心，在《报任少卿书》中又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写作宗旨，这就暗合“文学即人学”的命题。《史记》关注人物个性，营造出众多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有商纣王、周文王、姜子牙、周公、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齐桓公、晋文公、管仲、晏婴、孙武、吴起、廉颇、蔺相如、荆轲、高渐离、专诸、要离、聂政、秦始皇、吕不韦、赵高、李斯、项羽、刘邦、张良、萧何、韩信、樊哙、陈平、周勃、李广、张汤等。司马迁不是简单地记录、评判历史人物，而是以种种文学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以《项羽本纪》为例，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便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司马迁像一个高明的画家，为项羽在历史中留下了一幅难以磨灭的画像。司马迁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的呢？其文学手法是多样的，因篇幅关系，这里只给大家介绍古文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技法——“颊上三毫”法。何谓“颊上三毫”？这就要谈到《世说新语》中的一个小故事：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为什么顾恺之画裴楷时添上了本来并不存在的“三毫”，反而更好地画出了裴楷的相貌呢？按宋代古文家魏了翁的说法，“人之精神气质往往聚于一端”，但是，这“一端”并不是很容易就被人发现的，一个艺术家凭自已的眼光发现了这“一端”，他不妨就在这“一端”加上点标志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三毫”就起到了提起大家注意的作用。项羽的“霸气”可以说是他精神气质之“一端”，司马迁提醒读者对此加以注意的“颊上三毫”则可以说是对项羽之“怒”的描写。司马迁对项羽之“怒”的描写有泛写，又有特写，有明写，又有暗写。泛写时既注意表现项羽之“怒”的强度（如“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一府中皆惧伏，莫敢起”、“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等），又从密度方面表现项羽之“怒”（田荣反，项羽怒；除余、赵王歇反，项羽怒；刘邦反，项羽怒；彭越反，项羽怒；刘邦纠集诸侯之兵伐楚，项羽怒；黥布反，项羽怒……），如此频繁出现的“怒”字增强了行文的气势。特写时，司马迁抓住项羽“重瞳”的特点进行特写，如广武之战与垓下突围：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遇山东，分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需要指出的是，在写人的时候，司马迁不仅能够表现人物的外部特征，而且还很好地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这在史书中是不多见的。以《曹相国世家》为例，其中写到刘邦的三次“大喜”：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司马迁并没有采用心理独白的方式（史书中也不允许这样的方式），只是写了刘邦的三次“大喜”就表现出很微妙的内心活动——刘邦的猜忌、多疑、虚伪；萧何的小心、勤谨、明哲保身。内心活动的微妙甚至到了这种地步：萧何甚至还不得不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适当的坏事，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 其次，《史记》将曲折生动的情节与琐碎却又有味的细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扬雄曾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又有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还有天马行空的刺客与游侠，司马迁描述起来都是绘声绘色，生动传神，有很强的传奇性，例如《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晋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范睢列传》、《田单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孙子吴起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还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写入史书当中，这些细节其实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性格，甚至预示出人物以后的命运。例如《李斯列传》与《酷吏列传》当中的张汤传都写到了老鼠，写张良写他为人穿鞋的细节，写刘邦时多次提到他洗脚的细节……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中注入真挚浓郁的情感，或渲染出强烈的悲剧氛围，或感慨世态炎凉，或“废书而叹”，或拍案而起，或对人物寄予深切同情……引人思考社会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误甚至人生、命运、人道这样的大命题。“文以情动人”，司马迁的此种写作态度使本来是史书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还有，《史记》的章法、句法乃至用词都颇有独到之处，成为后世学习写作古文的典范。无论是唐宋八大家，还是明代的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清代的桐城派，都从文学的角度对司马迁作出高度评价。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文学家，他还是一位颇为深刻的思想者。《史记》所表现出的富于启发意义的诸多思想不在《概述》部分一一列举了，将贯穿在以后对具体篇章的分析与专题论述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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