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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2011-10-04  画村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2010-01-31 10:40:53)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石涛《行草致退翁尺牍》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清代初期的书画家中,清湘、八大山人、残(石溪)和弘仁(渐江)四位方外高人,可说各具风格及特色,素为后世文人雅士所称颂。清湘,即石涛、道济,别号苦瓜和尚、大涤子、零丁老人等。石涛的水墨画离奇苍古,亦细秀妥贴,随意自如,千变万化。其截取法构图别致,独出机杼;可说刚正婉媚互为表里,气势磅礴间显苍茫孤寂,凝重清空中见散放。
  其实,石涛的书法亦甚有个性,自创一格。例如附图就是他在一枝阁中,意到笔随所写册页诗句:“新梢且莫上危墙,正要烧来带茗尝;记得新安山寺里,饱余当竹坐焚香。”
  石涛的书法也有很多不同面目。其小行楷用笔瘦秀;其行楷书更奇趣横生;行书融合隶书味道。清代郑板桥独特的“六分半书”,可说悟自石涛的行隶,但气韵和气魄皆各自精采。
  石涛字画用墨最佳,笔次之。“扬州八怪”之一李,对石涛书画皆赞不绝口,指其“笔与墨作合生动,妙点用水”,其用笔古拙细秀,境界虚实相生,脱尽窠臼。
  事实上,石涛一些诗草,像他的竹画般,殊得萧散之趣,高逸超妙。后仿其诗书画者甚众,均刻意死板,缺乏个性,难以神似。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
    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
    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岁在甲子(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石涛《行草致退翁尺牍》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石涛作品

 

    石涛(1630一1724年),明末清初的“清初四僧”之一。中国清代书画家。僧人。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道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广西全州人。其生年有明崇祯九年、十四年、十五年(1636、l64l、1642)诸说,卒年有清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九年、约五十七年(1705、l710、约1718)诸说。明亡后朱亨嘉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曾拜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性喜漫游,曾屡次游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晚年居扬州。他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内心充满矛盾。(石涛号称出生于帝王胄裔,明亡之时他不过是三岁小孩,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这与渐江的"受性偏孤"是不同的,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攻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其山水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师法造化,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作品笔法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丰富多彩;用墨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滋润,酣畅淋漓,极尽变化;构图新奇,或全景式场面宏阔,或局部特写,景物突出,变幻无穷。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其花鸟、兰竹,亦不拘成法,自抒胸臆,笔墨爽利峻迈,淋漓清润,极富个性。石涛的绘画,在当时即名重于世,由于他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表现出山川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有时用墨很浓重,墨气淋漓,空间感强。在技巧上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斫,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时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生。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涛对后世影响极大,作品历来为藏家所钟爱,历代石涛赝品也经久不绝,但大多技艺低劣,属“皮匠刀”的笔法,很容易辨真伪。但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精研石涛,仿其笔法,几能乱真,他有不少仿画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张大千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
  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一些人的创作与"四王"的艺术追求截然不同。在艺术上主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情感,创造出豪放、磊落、独具风采的画风,对振兴当时画坛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就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四位僧侣画家,朱耷、石涛、弘仁、髡残。他们都是明朝(公元1368--公元1644年)后代,在政治上对清代统治者是不合作的态度,反对清王朝贵族的作风。他们利用传统艺术形式,面向自然、面对人生,表达真情感受。他们也重视笔墨情趣,并寻找自己的绘画空间,抚慰曾经遭受过折磨的心灵。石涛的山水画独具风格,景色构图大胆新颖,笔墨运用多变,是清代早期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画花鸟画出名,继承陈淳、徐渭的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借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厌恶世俗生活和国亡家破的痛苦内心。他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很大。石 的山水学习黄公望、王蒙风格自有变化,以真实景色为对象,描绘山水,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石涛的《黄山图》

延伸阅读
石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尤以山水画及其论著《画语录》名重天下,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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