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们在理解苦难时所持有的不同观点：(1)否认苦难的存在;(2)相信苦难是辉煌的前奏;(3)主张经受苦难是对道德高尚的人的基本训练。我们将检验塞内卡(Seneca, 古罗马思想家)、老子、孟子的主要思想，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维克托. 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的个人反思，看看他们能否证明以上三种观点的正确性。 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是一定存在的，那就是经历苦难。可怕的东西甚至在一个人真正“知道”之前就会发生，比如早产儿的死亡;而且即使人们失去了感受痛苦的能力，也会继续遭受痛苦，比如美国前总统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所遭受的痛苦。如果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有什么真正的平等，那就是我们面对苦难时同样脆弱。对于那些感受到痛苦的人，他们确实可能会说：“为什么是我?”对于那些不再能感受到痛苦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是他们?”如果人们注定要遭受苦难，那么苦难为何而存在呢?它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意义呢?总的来讲，有四种痛苦是人们尤其难以忍受的： 生命循环过程中所固有的痛苦：疾病，特别是绝症的痛苦;死亡，特别是孩子夭折;衰老，特别是老年痴呆。 意外事故：交通事故，飞机坠毁，雷区爆炸。 自然灾害：地震，比如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流行性传染病，比如“非典”和禽流感引发的恐慌。 故意且恐怖的罪恶：种族清洗，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 太人(大屠杀);恐怖主义，比如“”袭击。毫无疑问的是，上述的苦难都引起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带来了 *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意义治疗与存在主义分析的创始人。由于他是犹太人，1942—1945 年间被辗转关在多所纳粹集中营，其家人全都死在集中营，只有他一个人成为了幸存者。——译者注 泪水和悲伤。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它们的规模，也不是每个人平均受到的痛苦，而是它们的缘由不可思议。确切地说，它们或者是没有明确的犯罪者或者犯罪动机，或者是纯属无辜的受害者的痛苦，或者是受害者遭受其本不应遭受的痛苦。比如，那些死于“非典”或者在“非典”流行中幸存的人有理由追问，这种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会存在，它使一千人丧生有什么益处。其次，关于那些由已知的组织出于明确的目标所施加的痛苦，比如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我们的疑惑是这种犯罪和邪恶的动机是怎么被人类安排出来的，且能如此之巧妙地在完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实施。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假定犹太人犯过一点应该受到惩罚的小错误，也没道理让他们遭受集中营、毒气室、高强度体力劳动、流放等折磨。 苦难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的存在显然违背了我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直觉上的理解。它的出现和分配是那么的随意和不公平，以至于我们按照通常符合逻辑与道义的推理根本无法理解它。如果很不幸的是这种不可预测的苦难要一直伴随着我们，那我们就需要知道该如何最恰当地理解它，以及如何与它安然共处，以便不让我们自己发疯。哲学家、神学家、小说家以及尝试应对苦难的幸存者们都试图去应对苦难的挑战，他们想要解释苦难，并追寻它的意义。他们对于苦难的问题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解决方式。首先，他们问： 1. 痛苦和伤害一定是坏事吗?那些我们通常看做是苦难的事件是不是表面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2. 如果苦难是真实的，它会因为它所提供的有用的目的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而具有意义吗? 在本讲其余部分，我们将要检验对痛苦的人生依然有意义的观点的论证是否充分。 拒绝承认苦难 一种常见的反应是否认苦难的存在。如果真的可以证明苦难表面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么声称苦难是第一位的生活就可以被称为是有意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不想挑战所谓的受害者的正直或者说他们的过于自怜。他们只是尝试发现更加积极的、可以理解的相反的情况。他们的目标不是使我们在房间都很暗的时候关注其较亮的一面，或者在贫瘠的土地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相反，他们想要使我们相信，生命即使在没有光的房间里或者在没有宝藏的土地上，也没有那么糟糕。只要从一个正确的视角来看待苦难，或者能在合理的参照和情境中来理解它，那么伤害可以不再是伤害，痛苦将会减轻，损失和破坏也不再被感受成遭受苦难。 如果我们能严肃地看待钱钟书的观点，即使是死亡也不像我们以往感觉的那么严重。据报道，钱钟书曾经说过死亡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判了死刑，只是在执行缓刑。如果死亡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的每次呼吸，所走的每一步路实际上都是接近生命这最后一阶段，那么死亡就不会是那么突然和恐怖了。死亡，作为我们生物钟的一部分，应该非常正常，如果我们抵制它就有些过于敏感了。或许，钱钟书先生只是在幽默地说说，而不是有意地为那些关于苦难的严肃理论辩护。但是，这一智慧的言语已经足以说明一个和此处相关的东西。虽然死亡和痛苦是生命中的事实，但死亡和痛苦——不管它们是不是可叹或者有意义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依赖于我们对所拥有的生活的概念。 现在我们通过两个真实的案例，来看看这里所讲的关于苦难的例子是不是表面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流放只不过是“换个地方”?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古罗马思想家塞内卡。他是几朝元老，还曾经是尼禄的导师，尼禄后来下令让他自杀。由于被指控和修女卡里古拉通奸，他在公元41 年被驱逐并流放科西嘉( 岛)。虽然被流放，他却不感觉是什么苦难，他还请求其他人，特别是他的母亲赫尔维娅不要为他哭泣。他否认受罪是痛苦的，这可以在他的文章《对赫尔维娅的安慰》(Consolation of Helvia )中看到。很显然，他不仅想要安慰自己的母亲，还想要安慰整个人类。他最主要的主张是斯多葛主义* 的看法，即只有美德在本质上是好的。所有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其他的东西，或者外界施加的东西，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不管是顺境还是困境，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我们能否过上开心的好生活没有影响。难怪他说：“我现在所处的情境中没有任何东西让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不开心。”还说：“我甚至不会被弄得不开心。”而且他所说的“圣人既不会因成功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不幸而沮丧”使我们想起了苏格拉底的话：好人永远是不会被伤害的。 对于塞内卡来说，被流放表面上看是苦难，实际却并非如此。他承认流放会带来“贫穷、耻辱、以及被轻蔑”，但是这些不是无法忍受的损失，而仅仅是“不方便”。首先，他不认为“流放”一词有什么负面的意义，因为“流放”仅仅是* 斯多葛主义是古希腊的四大哲学流派之一，这一学派强调理性、反对自然的激情。——译者注 指“换个地方”。而且从星球、种族和国家永远在变化的视角看，个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如果我们不总是强调和父老乡亲的关系以及离家的距离，“流放”这个词就会被废弃。原因是：“在这个世界里无所谓流放，因为对于人类世界而言没有什么是外来的。”不管在何处，我们都能一样清楚地看天堂，因为人和神的距离在哪里都是不变的。最终，流放作为一种惩罚，只是让我们离开某地而非让我们消失。于是塞内卡的问题是：“只要我一直注视着相同的高处的东西，我踏在哪片土地上又有什么要紧呢?” 同理，(作为流放的副产品的)贫穷在他看来，只要我们还没有“陷于贪婪和奢侈的疯狂”, 也不是什么不可忍受的。只要我们不再自大并且承认人活着只需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生存和发展，贫穷和困难就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东西。于是他惊呼道：“人为了保持自己只需要多么少的东西啊!”还感叹道：“重视经济上的平衡，而忽视心灵上的平衡是多么荒谬啊!”简而言之，只要我们的心灵能够调整适应，即使我们身处贫穷之中也不会真正遭受苦难。与他的观点相类似的是“没有一片希伯来的土地贫瘠到不能支持人类生存”。 我们看到了塞内卡怎么阐述苦难是虚无的这一观点，他通过自己被流放出罗马后的丰富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生活来加以论证。实际上，他说我们只需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保证存活，以及我们拥有太多和我们的美德无关的东西，这都非常正确。只要我们不对生活抱有奢望，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也是可以忍受的。但问题是：说流放和贫穷中的生活可以是有意义的是一回事，而从顺境转入没落我们都不觉得那是苦难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很显然，即使前者正确，也不能支持后者成立。在肯定前者的时候我们能够给遭受痛苦的人希望并鼓励他们放眼未来，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改写过去。我们可以想尽办法帮助他们摆脱过去的阴影，但是仅仅重命名以往的经历并不能改变其所造成的伤害。毫无疑问的是，流放涉及“换个地方”，但不仅仅是换个地方;贫穷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将会更少，但是“拥有更少”并不能包含贫穷的所有内容(当贫穷是流放的副产品时尤其如此)。严格地讲，“换个地方”和“拥有更少”只是流放和贫穷的最终结果或者最终状态，可那不是流放和贫穷的经历的全部。实际上，流放是“换个地方”加上强制和镇压，贫穷是“拥有更少”加上否认我们过去拥有的以及我们应该拥有的。“换个地方”和“拥有更少”这些状态本身当然不会使生活变得可怕，而是不合法的强制、不必要的镇压、不合理的否认或者不公正的剥夺使得流放和贫穷(它们作为实体)成为真正的苦难。 所以区分以下两者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对于我们是不是在忍受强制的移民以及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财产的判断，另一个是对于一个没有财富而且远离故土的人的生活是否可能有价值的判断，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塞内卡混淆这两种判断显然是错误的。通过说受到剥夺的生活还可以是很好的，他拒绝承认因为被流放和不得不过着贫穷的生活而遭受苦难。但是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与之类似的说法有：被截肢不算遭受苦难，因为缺胳膊少腿的生活仍然和正常人的生活一样有意义;只要我们能够理解斋戒的美德，饥饿就不是遭受痛苦。 夭折被视为早日解放? 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这是关于丰子恺(中国近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的一个儿子的夭折。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流产。胎儿在被从母体里取出的时候非常小。他在丰子恺的手上做了最后的挣扎之后很快就死了。在1926 年他在为这个儿子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哀悼儿子的早逝也不是呼唤公众对自己的同情;相反，他赞美以及羡慕儿子能够在(不)适时的死亡中得到纯洁无瑕的生命，并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虚幻的需要和成就感到可耻。他否认他的儿子或者他自己因为这次流产而经受痛苦，因为流产根本不是悲剧。在他的观念中，这种在世上短暂的停留完全可以摆脱世界上的欲望和空虚。加上他美丽词句的效果，整篇文章或多或少显得令人感动、令人安慰、令人信服。 但是，丰子恺把夭折理解成摆脱了世界上的欲望及空虚的生命，这和塞内卡认为流放只是位置的改变一样容易使人误解。因为这两种情况里的后者不是对于前者歪曲性的表述就是选择性的表述。认为死亡就是解脱的想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只是注意到了死亡可能的最好结果而忽视幼小生命的死亡本身还有其他可能的含义。这种还原性的理解没看到死亡本身已经是一种苦难，因为死亡使我们失去在纯洁和世俗的欲望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而且死亡也剥夺了我们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方式获得解放的选择。 而且，即使夭折真的是婴儿通往纯洁无暇的捷径，这也不能被看做是一种真正的收获。正好相反的是，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不必要的苦难，因为很早的不自愿的死亡已经剥夺了它直面诱惑的权利，于是剥夺了实现真正的道德成就的权利。简而言之，如果他的儿子因为纯真受到谴责，这种纯真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从来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那么他的纯真就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一个他不能拒绝的“礼物”。如果完全与诱惑相隔离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幸运，丰子恺说他的儿子获得了“幸运”也许是对的。但是，这种非自愿的隔离会使所有纯真的(道德)追求变得无用甚至荒谬。 在上面的几段中，我们看到了对于苦难的一种本能的否认反应。这总是通过重新描述和重新定义我们的苦难经历来实现的。通过论述苦难是时常出现的，来引导我们相信那些似乎是悲剧的事件实际上对于正常和快乐的生活也是有益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对苦难的重新描述和重新定义经常是对于整个事件选择性的、偏颇的理解。把夭折理解成一种对于纯真的获得是一种很大的安慰，但是同时也是欺骗。为什么我们在没有什么推论或者提示时就无法接受苦难呢?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遭受苦难的人生就是无望而没有意义的呢?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对于苦难的意义的探寻 另外一种探讨困难的方法是，首先承认遭受苦难是生活中绝对的事实，然后再来考察它有什么意义，进而通过承认苦难给人生带来了意义而接受它。这和第一种方式不同，它没有忽视这个世界混乱和阴暗的一面。此外它承认了这个不可忍受但是又确实存在的现象。它也承认痛苦和受罪不会毫无意义地存在。它们或者能够引起对于整个人性有益的东西，或者会促使受害的个体走向成功。下面，我们会探讨支持这种观点的两种不同的论述。 苦难是好运的前奏 这种论述归于道家思想和许多流行的中国俗语，比如：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我们暂且不管它们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所不同。只要不被过分地引申，它们就可以被用来说明：我们完全有道理相信未来的光明;不公正和不幸不会总是占上风;苦难可能是好运的前奏。反之亦然。人在遇到苦难时，承受并渡过苦难，而且相信那些不开心的经历很快就会过去，然后更好的事情就会来临。 好运气总是跟随在坏运气后面吗? 难怪，遭受苦难者总是希望快点挺过去。对于那些经历着苦难的人们，如果假设厄运后面总是跟随着好运，幸福以及有意义的人生可能真的只存在于未来中。但是后来的好运怎么就能使之前的苦难公正而有道理，这就不太清楚了。首先，上面的内容说明苦难和好运之间只有偶然的关系而非因果关系。相信苦难之后会有好运只是一种符合简单的概率规律的合理推测。甚至出于纯粹的猜想，我们都能够确定，原则上讲，至少有50% 的可能性在苦难的后面是好运，这和考试不及格之后获得及格以及丢失一匹马之后又获得一匹更好的马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这条概率原则也告诉我们：有相同的可能性厄运之后还是厄运，考试不及格之后还是考试不及格，丢失一匹马之后又丢失一匹马。换句话说，在纯粹的数学意义上，我们是否首先感受了痛苦和后来有没有好运是不相关的。之前的苦难和之后的好运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就如同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再怀一个女儿。相信苦难之后会有好运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至少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想。我们不能这样解释苦难，更不能证明它是合理的，如果后来真的有好事，那也是偶然而非必然。第二，即使苦难之后好运真的很可能发生(多于50% 的可能性)，这也只是一种统计学的解释，而没有对因果关系加以说明，没说明为什么灾难会引起好运。比如说，即使所有已知和被记录的历史能支持它们之间是统计上相关的，我们还是难以想象为什么和平会紧随在残暴的战争之后，在痛苦的病症之后会健康，在饥荒之后就能获得丰收。苦难和好运之间显著的高相关可能会使我们更加准确地进行估计或者使我们的乐观不那么盲目。但是这远远不是因果关系，不能解释为什么苦难后面一定跟随着好运。热忱的维护者可能会说，或许我们应该更有想象力，而且相信最邪恶的力量或者罪犯以及灾难都会时不时地歇一阵，所以大多数受害者都会在不幸之间有一段平和期。他们认为，好运和苦难轮番地光顾我们。如果这两者总是在一起，一个不会离开另一个而单独出现，那么其中一个就可以看做是另一个的前提了。如此，苦难就能被解释了，甚至还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好运总会紧随其后。但是这种说法很可疑。这使我们直接想到第三点，也是最基本的质疑： 为什么幸运和倒霉会交替地出现? 为什么悲剧在前面? 在没有苦难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有好运，不管这种好运是多么的微小? 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总是并肩而行，疫病和健康也是不能分开的孪生子。但是我们想一想，它们其中一个在另一个后面出现，这其中真的有逻辑关系吗?使它们成对出现真的能在道德意义上有收获吗?原则上讲，没有杀戮的世界，没有“非典”和癌症的健康生活完全是合理的。苦难和好运之间永恒地交替出现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毫无疑问，如果有战争和疫病，在它们之后出现和平和健康会是一种很大的安慰。但是这种想法有安慰作用并不代表有推理的作用，也不能证明我们的苦难是合理的。简而言之，好运总是紧随灾难，但并不是必须先有苦难才有好运;苦难后面应该有好运，但是苦难不能因为好运就成为合理的。 那些鼓励经受苦难者继续努力并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总是出于好意这样做。这可能是一种很好的安慰。但是也要注意到，这同时也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策略。尽管这并不是必需的，但通过激发这种好运会紧跟着苦难的想法就会产生一种实际的效果，使经受苦难者不是去追问苦难的意义，而是关注他们将来会拥有的还过得去的或者可能会更好的生活(这根本不是坏事)。 苦难是展示美德的机会 苦难也可能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和有益的元素，其中包括个人成长、成熟，最主要的是美德的培养。苦难的意义在于为受害者提供了在忍受、渡过和战胜苦难时展示美德的机会。正如著名神学作家刘易斯() 所说的，“痛苦给英雄主义机会”，它可以“磨炼、塑造人的性格，就像锻造钢铁”。人们可能更熟悉孟子的一段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强调以下两个特点(和可能的好处)。 第一点，苦难的经历对于展示美德是一个必要的机会。如上面所说，认为苦难之后可能会有好运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苦难本身根本不是任何未来的好运的前提。但是有些，以障碍、损失、痛苦、羞辱、掠夺、强制、恐惧、危险和死亡的形式存在的苦难，对于培养和展示个人的美德是必要的。没有战争的和平和没有疾病的健康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没有逆境的勇气，没有困难的忍耐，没有冒险的光荣都不太可能存在。事实上，这种对于苦难和美德之间紧密关系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古罗马思想家塞内卡。他提出了与此关系很密切的两种观点。 首先，经受苦难对于珍惜美德和荣耀的人来说，是一种必需和优待，因为苦难可以作为他们力量和性格的一种考验和证明。他说：“没有人比从来没遭遇过逆境的人更难过了，因为他失去了检验自己的特权。”你会“很不幸，如果你从来没有不幸过”。“如果你在人生中没有过逆境，没有人能知道你的潜力，甚至你自己也不能”，而且，最主要的是，“战胜精神世界的灾难和恐惧是伟人的特权”。 其次，这种检验必须是苛刻的，以使我们最好最有德行的部分能够完全展现出来。对照检验金子和检验人，他说道，“金子由火来检验，勇者由厄运来检验”。而且，他大胆地说“对于勇气的证实从来都不是温和的”。他认为，经受的苦难越严重，检验越准确，我们越能了解自己的潜力和伟大。但是需要注意到，他用下面两个问题来拷问我们时，可能是很残忍的： “如果你在拥护中到达老年，我怎么知道你会如何面对耻辱、污名、公开的无礼?” “如果你抚养大的孩子都在跟前，我怎么知道你会如何平和地面对鳏寡孤独?”上文的意思是说，在耻辱中变老是一种展示你的恒心的宝贵机会，丧子是对于你的忍耐力的考验。 如果塞内卡是对的，那就意味着经受困难是有意义的，甚至最恐怖的苦难也是如此。因为苦难可以看做独一无二的机会和必要的媒介，通过苦难，美德、人格、尊严和高贵可以被展示出来。苦难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培养美德不可或缺的基础。后面的部分我们会说到，有一种“意义”对于认为苦难有理由存在还是不够的。 第二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会继续说，所有的经受苦难者都有培养美德的机会。依赖于苦难和好运有规律地转换的观点，只能吸引那些还有未来的受害者——至少身体功能正常，心智完好。而获得拥有美德的生活的机会，适用于那些决定光荣牺牲的人，战斗到一息尚存或者把自己变成最残忍地折磨别人的人。即使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姿态——最后的时日做些什么，在折磨面前怎么表现，对刽子手说些什么——对于这个人在未来会被他人回忆成什么样，判定成什么样也会有影响。经历了苦难之后幸免的机会和一个人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忍耐(在死之前)是无关的。换句话说，不管苦难的程度多深，苦难的时间多长，总会有些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你所有需要做的就是被赋予机会，而且愿意去做。 苦难：通往美德的道路? 为了更近一步地理解苦难是有意义的，我们来看看维克托. 弗兰克尔对他二战期间在集中营经历的反思。弗兰克尔在二战前是维也纳的一位学者和心理治疗临床医生，纳粹占领期间，在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中度过了三年。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死在集中营里。在1946 年出版的《人类对意义的追求》(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一书里，他回忆了自己在集中营中的生活，认为即使在集中营里，在这个充满着苦难和毒气室、死亡只是个时间问题的地方，生命也从来没有失去过意义。他的体验是： 人生，在任何情况下，从来不会失去意义，而且这种永恒的意义包含了苦难和垂死，剥夺和死亡。 如果生命根本就是有意义的，那么苦难也肯定是有意义的。苦难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就像死亡和命运。没有苦难和死亡，人的生命不可能完整。 他对于苦难是有意义的信心基于他对于人的精神自由不可破坏的信念。 这种自由使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选 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决定是否屈服于那些威胁要剥夺你的自我的力 和艰难量……决定是否成为当时情况的玩物，和自由与尊严断绝关系，而成为一个典型的被囚禁者。 毅力的测试 他很清晰地记得，即使集中营里环境恶劣，还是有几个人“在小茅屋之间走来走去，安慰大家，分发他们最后的面包”。这些美德活动支持了他的观点：对于尊严、勇敢和无私的选择永远不会被剥夺。这里有两点需要重述： 从概念上看，苦难和美德紧密相联：如果没有苦难，有些简单的美德我们无法解释。 从实际上看，即使在充满苦难的生活中，美德、尊严和人性也可以发出光芒。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明白苦难的意义，我们就会说从概念上讲，苦难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纯洁和舒适的世界没有美德的空间。当问到苦难的意义或价值时，我们这么说是很稳妥的：即使是在充满了苦难的生活中，有德行的行为和有意义的选择仍是可以存在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小心，不要再迈出危险的一步，仅因为苦难在理论上可能有作用，就把苦难是有意义的和苦难是合理的混为一谈。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我们需要注意下面的两点差别： 1. 理论必要性和道德需要性之间的差别 毫无疑问，世界有痛苦、逆境和受罪，从理论上讲，它们对于我们理解诸如勇气和忍耐那样的美德是有帮助的。而且，很自然地讲，应该存在充满着逆境和受罪的世界以使我们可以加入有美德的事业。比如，我们需要有像纳粹一样邪恶的政体的“思维图画”，来“想象”与纳粹作斗争的勇气。 但是理论必要性是一回事，道德需要又是另一回事。现实中，我们需要的是美德而不是苦难和逆境。我们需要美德来面对逆境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我们需要逆境来使美德成为可能就显得奇怪了。比如，我们需要勇气来和纳粹做斗争，需要忍耐力以逃过大屠杀，但是我们不需要纳粹和大屠杀来使多余的勇气和超级的忍耐在世界中存在。相似的是，英雄主义在抗击“非典”时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如果说由于它能激发英雄主义的奉献，一些疫病是需要的，这就是非常疯狂的。超级的苦难和超级的美德或许在概念上不可分割，但是如果以超级的苦难为代价来获得至高的美德就会在道德上破产。虽然美德是必要的，但是由此说需要一个邪恶的世界，以使道德的皇冠更加耀眼真的很荒谬。我们认为其荒谬，是因为为了得到美德所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差别想要说明的是，苦难作为一种概念或许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在真实世界所看到的大多数的苦难——那些人为造成的、不公正的、过分的、非自觉遭受的苦难——根本不是必要的。苦难确实有一定的作用。没有人想要进行这种残忍的计算，来看多少的好事和美德能够使一定程度的残害和一定形式的苦难有道理。 2. 不伴随着苦难的意义和由苦难产生的意义 在弗兰克尔后期的写作中，他澄清了自己曾强烈提倡的苦难是有意义的观点。他最想澄清的一种误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苦难都不是必然有意义的……( 而且) 遭受苦难只是有可能会带来意义——毫无疑问，条件是这种苦难是无法避免的”。他的意思是苦难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避免。只有在它们不能避免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我们才不得不做次优的选择：即使遭受苦难也要尝试创造有意义或有德行的生活。 换句话说，如果意义存在，它应该是伴随遭受苦难者而存在的，存在于他们的意志、信念和想象力当中，而不是存在于苦难之中。我们甚至可能像内尔. 诺丁斯(Nel Noddings) 那样，说：“这些人在生命中已经有了意义……作为他们苦难的结果，意义更加集中了。不是苦难本身有意义。” 如果苦难从来都不是我们本来就想要的东西，或许我们应该停止使用“苦难是有意义的”这种说法，好像它真的是受欢迎的，或者因为给我们生命意义而值得欢迎。让我们记住两点：第一，是遭受苦难者的抵抗力和英雄般的忍耐，而不是苦难本身有道德上的价值;第二，人的道德价值的实现，虽然很好，但是不 能成为苦难合理的借口。 结论：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苦难有什么意义? 前几部分的讨论会支持以下观点：(1)多数的苦难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表面上的;(2)任何伴随在苦难之后的好运都是偶然的而不是必需的;(3)苦难可以产生意义，但是苦难本身还不足以有意义。毫无疑问，这听起来不是很令人高兴和鼓舞，而且很容易产生生命对于苦难如此脆弱，于是没有意义的想法。但是，笼罩在理性的悲观阴影下的生命也比基于妄想、虚假的希望、自欺和盲目乐观的生命要好。如果这个世界不会是完美的，对于生活唯一积极的立场就是充满勇气地面对它，而且了解我们的脆弱和不完美。无论如何，这和假装苦难不存在或者认为苦难能带来美德，并且对于带来美德不可或缺这些态度相比，更加积极。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苦难，我们首先应该阻止那些否认苦难、逃避苦难和赞扬苦难的尝试。让我们相信即使不是从可能有好的结果或者这个世界及来世存在繁荣的角度看，我们也能认为带有苦难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清楚地辨别我们赋予勇敢地面对苦难者的意义，以及痛苦和受罪本身缺乏意义。如果我们还有疑问，让我们坦然承认我们不能给苦难找到意义。这和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苦难的合理性相比，更加合理。过分的赞扬和正常化会导致危险的观点：苦难或者是无人能避免的命运，或者是一种公平的分配而不需要人类的干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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