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qí yīng)(1790—1858)，满族，爱新觉罗氏，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由于英军在占领广州期间查获大量档案文件，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的时候并没有如实禀报英方的要求，因此拒绝与其谈判。耆英因惧罪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
耆英为穆尔哈齐后裔,祖父炳文,父亲林禄康(-1815),耆英有两子：庆锡、庆贤.
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台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
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与瑞典签署了《中瑞广州条约》。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协助桂良与英法联军交涉，由于英军在占领广州期间查获两广总督衙门大量档案文件，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时对英国言辞不恭，因此拒绝与其交谈。桂良请耆英回京，咸丰帝大怒，下狱议罪，拟绞监候，肃顺上疏立即正法，咸丰帝赐其自尽。 [1]
耆英赐死是与宫廷斗争、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和其藐视皇权分不开的。清末户部文选司郎中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道、咸之际，初办外洋交涉，多不得当，丧失权利，在在皆是。耆相国英在粤东，与英人所订之条约，皆非当面折冲，派家人张禧偕首府某公出而协定。当时请旨赏张五品顶戴，以壮观瞻。此事太近儿戏，余初未之信。后有戚某公为广州知府，曾调取当年原卷阅看，果有此事。至咸丰七、八年换约期间，因耆相定约偾事，赐令自尽。固由文宗之怒，实怡、郑二王等乘君之怒以成之。耆平日实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奖耆‘有守有为’之语，于是耆相大书一联悬之客厅，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此罢官时考语。故意令人见之。此联轩轾两朝，含有阳秋，有人言之当权者，此自造杀身之祸也。”
耆英当过藩院、礼部、工部、吏部、户部尚书，八旗都统，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曾外任热河都统，盛京、广州、杭州将军，两江、两广总督等封疆大吏，最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其父禄康为嘉庆朝之东阁大学士，父子两代相承，入阁拜相。父子拜相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2]
耆英号是以耆英命名的一艘中国帆船，曾创下中国帆船航海最远的纪录
耆英号是中国清朝时期的一艘中国帆船，原为一艘往来于广州与南洋之间贩运茶叶的商船。后于1846年至1848年期间，曾经从香港出发，经好望角及美国东岸到达英国，创下中国帆船航海最远的纪录。耆英号以柚木制成，有三面帆，负重能力达800吨。耆英号以时任两广总督耆英命名。它引起了西方很大注意，因为它向工业化刚刚起步的西方展示了中国当时的航海及造船能力。
耆英号在1846年由一位英国商人秘密购买，这打破了当时中国有关不得出售中国船只予外国人的法律。该船船员包括30名中国人及12名英国水手，并由英国船长查尔斯·阿尔佛雷德·奥克兰·凯勒特指挥。船上还有一位自称四品官员的中国人希生，估计充其当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