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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第一章 导论 珠饰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迄今世界范围内可能年代最早的珠饰，可以上溯至38000年前，发现于法国La Quina地方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遗址，是在动物骨骼和牙齿上刻出沟槽用以穿系，作为坠子佩带[ ]；中国最早可确认的珠饰，出土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在102号头骨外面包着的土中发现7件白色石灰岩石钻孔石珠，表面染以赤铁矿之红色，年代距今约18000年[ ]。自从在人类生活中出现，一直到今天，珠饰都为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所喜爱，可以说，珠饰的制造和使用贯穿人类历史发展之始终。John Mowat Erikson有个很有趣的说法：“在不久的将来，当人类将第一位拜访另一有生命居住星球的人送入太空，我们应当为他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带去，以表达我们的善意？即使他所遇到的生命和我们一样，有口有耳，但他也很可能无法和对方用语言交流。但只要他们有眼睛可以看，人类的历史表明，他携带的最好礼物，应当是一串五彩斑斓的玻璃珠[ ]”，这个带有文学笔法的说法，很贴切地表明了珠饰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重要代表物的地位。 珠饰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基本功用，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察： 首先，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作为装饰用品，或作为人体装饰，或作为各种器物之装饰。当作为人体之装饰时，往往与人体直接接触，而且一般应用于头、颈、腕等突出的部位，其“欲人见之”的目的十分明显，所以有人类学家指出，珠饰等人体装饰“处于个体和社会之间，是所有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强有力的信息传递器”[ ] 。当作为器物之装饰时，则往往应用于那些珍贵的、与使用者关系最为密切的小件器物上； 其次，由于珠饰本身于简洁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自然而然地，古人往往赋予其特定的宗教含义。这其中至少包括两方面的情况，一是珠子本身被作为宗教的工具，如佛教中的念珠，二是古人将当时的一些信仰意识在制作珠饰时予以反映，如“恶眼”（Evil Eye）意识[ ] 之于“蜻蜓眼式玻璃珠”（Eye Bead），从而赋予其辟邪祈福的寓意。所以，珠饰可以作为观察古人思想意识的窗口； 第三，在古代世界，珠子的制造、生产和贸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地区特定的历史阶段，珠子甚至还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功能。直至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人还专门制作某种美洲土著喜爱的珠饰，去交换其蔗糖、烟草、金、银等，被称为“新世界珠”（New World Bead）[ ] 。在北美洲的东北部，土著的印第安人制作一种称为“Wampum”的珠饰，早期殖民者曾将其作为流通货币，其法定地位在最初的十三个州一直维持到18世纪中期[ ] 。 最后，珠饰的佩带还可能具有身份识别功能。30000-20000年前，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群之间的相互识别需求日益增加，不同珠饰的佩带可能成为识别的标志[ ] ；在印度，装饰品不仅是政府提倡的时尚，而且对社会组织发挥适当功能有重要作用。珠饰材料的价值，可以用来鉴定佩带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 ；印度教不同教派的教徒采用珠饰与其它教派和非教徒相区别[ ] 。在东南亚，珠饰也被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 ]。 珠饰为人类普遍喜爱及长盛不衰的原因，有学者曾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过分析。Erikson相信，人类对于珠饰的喜爱，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与眼睛和目光带来的安全感有关，因为眼睛可能是一切圆形事物力量的根源，在婴儿阶段，与母亲的交流，就是用目光进行[ ]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对珠饰的喜爱的深层次原因，应归结于婴儿阶段哺乳、咂乳头过程带来的触觉，而非目光[ ]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些这些假设性意见，珠饰的出现及长期普遍流行，显然应有某种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只是我们目前尚不能够确指并分析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就现有材料和认识而言，至少有两个原因值得重视：一是人类爱美之天性，自生民之初，对美的追求就贯穿于人类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旧石器时代的珠饰，多有采用赤铁矿颜料装饰的例子，可资为证；二是其出现和初步流行，可能和某种原始信仰有关，早期的珠饰，多采用动物骨骼、牙等制作，这除了生产能力的限制之外，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可能还意味着可以获得相应动物的力量或取得控制它的能力[ ] 。 本文之目的，并非全面开发珠饰在研究古代社会文化历史的价值和功能，那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为笔者学力所未逮，亦为篇幅所不允。本文主要着眼于西周至汉晋时期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珠饰种类，通过它们各自不同情况的具体梳理和分析，追溯其意匠源头；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母型在传播过程中的形态及使用功能的变异，研究外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情况，进而分析中国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因素的调适机制；并通过分析外来珠饰传播的可能中介者，勾勒其传播的途径，结合不同种类珠饰流行的时代的编年分析以及流行地域等情况，以其时欧亚大陆的宏观历史背景为参照，总结西周到汉晋时期外来珠饰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 本章主要陈述珠饰的基本情况，包括其种类、研究要素和描述体系，回顾和梳理国内外珠饰研究的学术史，就本文的学术取向和理论方法等进行陈述和阐释，并简要总结目前中国珠饰研究的难点。本章不仅是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而且也体现了笔者对于珠饰及其研究的整体认识。 第一节 有关珠饰的基本情况 一、 串珠、坠子及护符 本文所论之珠饰，是指经人类加工，其上有穿孔或穿系以便佩戴的各种形状、材质的串饰的构件。从种类上说，至少包括以下两类： 串珠。带有穿孔，以便于穿系组成串饰，是最为常见的种类。串珠的形制，多为圆形或椭圆形，也有方形、管形（tubular bead）、不规则形以及多面体形等； 坠子（pendant，netsuke[ ] ）。作为串饰下方的突出装饰，一般和其他与之共同组成串饰整体的串珠具有形制或材质的区别。形制上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一般体形较大；二是往往制作成一些特定的形状，可能具有某些特定的内涵，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壶形珠”（Jug Bead）、“人面形珠”（Head Bead）或“辟邪形珠”等；三是其穿系的方式或有不同，其肩部或顶部往往有双系或单系，用以系挂。材质上，多选用不同于串珠的材料，以彰显其突出地位，一般情况下，是用当时人们较为珍爱的材料制作。考古出土的坠子，即使其原生情境已经遭到破坏，有时依然可以和一般串珠区别开来。但是，必须要指出，根据现存完整实物，也有很多串珠和坠子并不存在明显区别，著名珠饰史家培克（H.C.Beck）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 ] ；另外，某些特殊的珠饰种类，存在在串珠和坠子功能上的相互转化的关系，如蜻蜓眼式玻璃珠最初在埃及出现时，是作为坠子，其穿系在上部，但随着其传播和发展演变，穿系变为中穿，作为串珠使用（图1-1）。所以，国外学者一般将珠子和坠子连称（Beads and Pendants），我们这里将二者统称为“珠饰”。 在考古发现中，珠饰还经常作为其它装饰品或器具的组成部分，如耳坠[ ]、头冠等上的装饰，金属牌饰、剑柄、铜镜、带钩等上的嵌饰（图1-2），栉袋等纺织品上的坠饰（图1-3）。这种情况，大多是串珠的再利用。 另外，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类特殊的发现，就是使用串珠制成其他种类的实用器物（Beadworks），如门帘、“珠襦”[ ]等。这种情况，实际也是串珠再利用的一种情况，都包括在本文定义的珠饰范畴内。 有一些珠子，古人还赋予特定的宗教意涵，除了珠子本身被作为宗教的工具（如佛教中的念珠）的情况，值得较为具体地讨论的是具有辟邪祈福寓意的“护符”（talisman、amulet[ ]或charm）。 人类对于神奇符号，诸如几何形图案的信仰，是较为古老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信仰可能发展为护符出现的心理根源。一般而言，大部分此类装饰与公众信仰、巫术或宗教信仰有关，通常具有较深的含义。很清楚的一点是，很多时代不同文化的人类都相信神奇的石头能够抵御来自外界的侵袭，对于佩带者而言，这些石头往往还具有健康、财富、繁荣、长寿等方面的寓意。实际上，宝石和金属珠子由于其坚固的特性，通常被认为更具有保护作用。当然，不同质地的珠子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力量，这意味着，一个人可能佩带多种护符，以抵御不同性质的侵袭。 护符的形制，并不只限于珠子，其他的一些人体装饰品，也往往具有辟邪祈福的寓意，如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在考古发掘中，经常会发现死者佩带的一些装饰品，如颈饰、腕饰、臂饰等，从其直径分析难以随意取脱，很可能是从小佩带，一直到死亡，这应当反映了其不同于一般装饰品的属性。一件珠饰是否具有护符的作用，通常有两个因素值得重点考量：一是其形制的特殊性，二是佩带的方式。关于前者，坠子由于其不同于一般串珠的丰富、特别的形制，通常是考虑的重点；后者的一个明显例子是，新疆尼雅95一号墓地东汉中后期3号墓出土的1件蜻蜓眼式玻璃珠，穿孔内穿皮带，带长130厘米，男尸贴身斜背，发掘者认为，这种情形显示着一种求安祈福的辟邪作用[ ] ，可以确认其具有护符的功能。 护符与普通珠饰的区别，更多是古人在观念意识上施加的，在很多情况下，在物质表象上并无实质的体现，因此对于考古学而言，虽然通过其出土情境可以加以一些考量，如上述新疆尼雅95一号墓地东汉中后期3号墓的例子，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受到埋藏条件的限制，或是遭受后期的盗扰破坏，其相关组成部分，如穿系的材料，难以保存，致使其散落，失去原生的位置，无从判断是否具有护符的寓意和功能；另外在很多情况下，珠子往往在具备装饰功能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类赋予其辟邪、祈福寓意的可能性，尤其在一些特殊的种类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前面已经提到，“蜻蜓眼式玻璃珠”（Eye Bead）出现之初，应该和“恶眼”（Evil Eye）意识有密切的联系，至于后来在流变过程中这种意识的消亡、转化或者新意识的出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见，装饰功能本身和赋予其特定的含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种情况又使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必要将二者强行区分，这既是现实条件的限制，也是珠饰自身特性的要求。 早在1928年，培克就曾指出：“完整地描述一件珠子，要陈述它的形状（form）、穿孔(perforation)、颜色（colour）、材质（material）和装饰（decoration）”[ ] 。这当然是对公布资料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的提出，实际表明的是研究者对资料反映信息的内在需求。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五个方面，应是珠饰研究的五大要素，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给研究者提供所需的历史文化信息。尽管此后的研究者又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正，如Van Der Sleen补充道：“面对一件珠子，首先要了解的是，它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这对于我们研究它的年代和用途是首要之点”[ ]。他所强调的，实际是生产技术，这当然是正确的，但生产技术的观察和体现，实际是建立在上述五个要素之上的。美国学者小彼得?弗朗西斯（Peter Francis Jr.）又补充了大小（Size）这一要素，并且在介绍资料时也注意到透明度（Diaphaneity）[ ] ，但这二者也大致不出上述五大要素的范畴。以下我们分别就上述五大要素所体现的技术及其时代[ ]、区域性的指示价值做一简单的陈述，以明了这些要素对于本文着重关注的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作用。 形状 形状是我们面对任何一件物品，最基本、最直接的观察点。对于珠饰而言，制作成某种特定的形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制作者的审美情趣与宗教信仰、材料的特性、技术条件的支持与限制[ ] 等等。这些作用因素，在不同珠饰种类的形状差异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无疑地，如果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可以明了其制作的技术、流行的时代、区域等方面丰富的信息，从而为文化交流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形状是本文重点关注的要素之一，其重要作用在后文有较多例证。 颜色 珠饰的颜色，也是一个直观的观察要点。但一方面，个人对于颜色的感受、表述的习惯均有差异，考古报告中简单陈述的某一件珠饰的色泽为蓝、绿、黄、红色等，一般并无太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某些珠饰，尤其是有机质珠，如琥珀，长期埋藏于地下一般会导致颜色变暗，表面形成变质，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根据现存色泽进行产地的推断。因此，必须要承认，颜色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受到相当的客观条件的限制的。 但是，对于玻璃珠而言，颜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描述要素。玻璃的色泽，取决于添加剂的使用和烧造条件（主要是炉温的控制），比如，加入适当剂量的铜，玻璃色泽呈现宝石蓝、淡蓝、深绿、宝石红或不透明暗红色；加入钴，则呈现深蓝；带黄色或紫色的玻璃需要加入锰，加入锑则产生不透明的黄色（浅橙色）和不透明的白色，铁产生淡蓝、深绿、琥珀色或深似黑色的色泽[ ] 。根据对各个时期不同地区的生产条件，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某一种颜色的玻璃珠出现于何时、何地，甚或在有的情况下，某一种颜色的玻璃珠只存在于某一地区，在其他地方未见生产。比如就埃及玻璃珠而言，某些特定色泽的蓝色和绿色玻璃珠只见于新王朝时期（New Empire Period），其他则见于晚王朝时期（Late Empire Period），一种深绀青色泽的玻璃珠是拉马斯四世（Rameses Ⅳ）时期的特征，托特梅斯三世（Thothmes Ⅲ）时期偏好浅绿色泽，等等[ ] 。总之，玻璃珠的颜色，与生产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这就为我们利用生产技术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探究其年代、地域提供了条件，从而也就成为文化交流研究的条件。 应当说明的是，本文通过珠饰颜色进行的研究不多，这当然是受到现有资料和认识的限制，但无疑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后加以更多关注的方面。 穿孔 根据本文对珠饰的定义，穿孔是最根本的特征，所体现的是一种使用价值。对于有机质珠、金属珠、人工合成材料的珠子而言，穿孔技术要么要求不高，要么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加以塑造。如玻璃珠，中国古代一般采用缠丝法，即将玻璃溶液缠绕在金属棒上，待其冷凝之后，取下金属棒，穿孔也就自然形成了[ ]。在矿物珠子上，穿孔对于技术的要求较高，因而对于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工艺技术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这种工艺技术，一般是和人类生产发展大的阶段相联系，如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的穿孔技术肯定不同，而和不同地区的生产技术特点联系的程度较弱；另外，一般情况下，穿孔与制造者的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等关系也不大。所以，在五个要素中，穿孔的时代、区域指示性是最弱的，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穿孔不是考察的要点。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鉴别不同的材质，需要结合穿孔的情况。如本文将重点讨论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其质地为玉髓，是二氧化硅的胶溶体，而早期的玻璃，成分与之相近，因此在没有其他可资辨别的条件，如玻璃无色，二者均无装饰的情况下，是很难用肉眼加以辨别的。除了使用成分测试外，还可以观察穿孔。玻璃珠的制作，是使用细棒穿着半溶的玻璃液，凝固之后细棒穿留之处即为穿孔，其孔均匀，光滑；而石珠的穿孔，一般采用对穿法，一般很难对准，中间会留下结合部。中外都有学者注意到这点[ ] 。但郑德坤先生报道的理县（旧称理番县）石板墓出土钠钙玻璃珠，称其穿孔为钻凿穿孔[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虽然穿孔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但可以与其它要素相结合，为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用信息。 材质 根据现有的发现，制造珠饰的材质，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四类： 有机质珠，包括珊瑚、琥珀、贝壳、木头、植物种子和动物骨骼、牙制作的珠子； 矿物珠子，包括石头、各种半宝石（semi-precious stones）和宝石制作的珠子； 金属珠子，如金、银、铜珠等； 人工合成材料的珠子，如陶瓷、费昂斯、玻璃等。 一般而言，人类对于各种材料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特定阶段的珠饰，总是与当时的认识能力和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我国现存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珠饰，一般为动物骨骼、牙以及贝（蚌）、蛋壳等有机质材料制作[ ] 。根据人类学、民族学的资料，史前人类应用于制作珠饰的材料，应当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木头、植物种子等，只是由于这些材料易于分解，很难保存下来。在田野考古实践中，也发现不少矿物珠子，但一般是石墨、石灰质岩等较为疏松的材料。这些材料的选择，是与当时的加工能力相适应的。新石器时代，骨、牙质珠饰依然存在，但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玉石制品，出土地点遍布全国，其硬度和旧石器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和当时的认识和生产能力，如穿孔技术、琢磨材料的应用等是分不开的。金属珠子、人工合成材料珠子的出现，则更是人类征服自然史上的重大事件。总之，材料的认识和应用，首先反映的是人类的生产能力，这是勿庸赘言的。对于本文关注的文化交流研究而言，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平衡的，某种生产技术在某个地区出现之后，往往会在技术或产品上出现传播的现象，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技术的出现地区、技术的特征、产品的特性，它们在其他地区的发现，往往应当纳入文化交流研究的领域。当然，是否得出肯定的意见，需要小心求证，避免将多地区独立起源简单地归结为传播的结果。在本文的研究中，由材料所反映的生产技术来研究文化交流的例子比比皆是。 制造珠饰的一些原材料，只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分布，这就为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确切的信息。如青金石（Lapis Lazuli），或译为“天青石”[ ]，有人认为即唐代所称“金精”[ ] 。一般认为，青金石仅产于阿富汗巴达克山（Badakchan，又译巴达哈伤）[ ] 和俄罗斯滨北加尔南岸的斯柳卡江，近来又有消息称，俄罗斯东萨彦岭地区发现有新的青金石矿[ ] 。尽管我国西北一带贮藏有硫铝硅以及化工石灰岩等矿产[ ] ，敦煌研究院王进玉先生认为新疆应有青金石矿[ ] ，但他后来又坦承其结论建立在一些未经核实消息的基础上，现有关于国内发现青金石的消息，竟无一能够得到证实，从而对自己先前的意见进行了否定[ ] 。因此，在有确切的物证之前，认为我国出土的古代青金石制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应是有其根据的。 有一些材料，如琥珀（Amber），情况和青金石不同，国内外都有出产，对其产地的辨识就要困难一些。根据文献记载，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对琥珀有明确的认识并加以利用的，大致不会早于东汉，结合考古发现的分布，中国出土的东汉以前的琥珀，为域外进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不同地区出产的琥珀，从理论上讲，它们在物理特征、化学成分等方面是有差异的，只要进行相应的理化分析工作，其产地是可以大致判断的，这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而言，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信息。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 人工合成材料，如费昂斯、玻璃等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理化分析进行产地的判断。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外学术界都相当关注玻璃的成分分析研究，公布了大批古代玻璃的成分数据，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料远比琥珀丰富。从世界范围看，古代玻璃的化学组成主要可以分为铅基玻璃、钾基玻璃和钠钙玻璃三种类型。铅基玻璃，尤其是其中的铅钡玻璃，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学者培克（H.C.Beck）和塞利格曼（C.G.Seligman）发现其化学组成非常独特，和世界其他地区玻璃的化学成分均不相同[ ] 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独创的玻璃品种，近来的研究更表明，中国古代玻璃中的铅成分，其铅同位素比值的分布区域，和西方铅的同位素分布区域迥然不同，可以很容易区分开来[ ] 。 总之，制造珠饰的材质，蕴涵的信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十分重要，值得我们根据相关具体情况，加以重点的关注。 装饰 珠饰上装饰的应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文化与技术。正是由于二者的交互作用，赋予珠饰以不同的装饰特征。由于文化和技术都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作为它们交互作用结果的装饰，也就具备了时代性和地域性，从而可为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当然，由装饰研究文化交流，首先是一个间接的过程，需要先分析特定珠饰装饰在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具体特征，然后将这些特征还原到具体的时空范围内，才能根据另外地区的发现来探讨文化交流的问题；其次，研究牵涉的因素很多，通常情况下，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以蜻蜓眼式玻璃珠为例，其最大特征，在于以眼睛图案进行装饰，方法是或在珠体上嵌入一种或数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形成一层或多层类似眼睛效果的玻璃珠，或在珠体上造出凸出表面的眼睛形状，形成“鼓眼”的效果。首先，我们应当探究这种装饰的文化含义，应用怎么样的技术手段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然后再来考察在何时何地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其传布的范围和途径如何；文化含义的探究，光凭考古学的手段是无法达到的，需要结合历史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另外，不同装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出现的时代和地区又有所不同；眼睛的含义以及珠饰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也随时代、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异。只有弄清楚这些情况，才能探讨中国出土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具体来源、途径和中介者，考察其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装饰和功能的变异，从而研究异质文化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上述五个要素，不仅是考古标本描述的要素，也是考古研究关注的要素，它们相互关联，共同构成珠饰研究价值的整体。它们都与生产技术相关，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并反映制作者的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从而为我们认识古代社会开启了窗口。应当认识到，五个要素各自在时代、地域方面的指示性是强弱不同的，但是，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验证，从而为文化交流研究提供基础的历史文化信息。 三、 珠饰的描述体系 珠饰的形状各异，根据Dubin的统计，仅就最为常见的玻璃和石质珠饰而言，世界各地典型的珠饰形状就有59种之多[ ] 。鉴于这种情况，对于各种不同形状珠饰的统一描述、定名，以避免不同研究者定名的混淆，促进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就成为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珠饰史研究的先驱、英国学者培克早在1928年，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发表名文《珠饰的区分和定名》，文章开宗明义，表明其目的就是为使珠饰描述用语尽可能地统一，此文首先对珠饰各部分的名称进行具体界定，接着以形状入手，将珠饰分为规则的圆形珠、规则的多面体珠、特殊种类的珠子和坠子和不规则的珠子和坠子四大类，每个大类下再进行细分，具体讨论每一类珠子的定名问题，然后就珠子的穿孔方式、颜色、材质和装饰分别定名。讨论结合图解，令人一目了然，且收集材料翔实，基本涵盖了珠饰的各个种类，分类也较为合理，从而奠定了此后珠饰研究的基础[ ] 。荷兰珠饰史家Van Der Sleen [ ] 、英国学者Dubin [ ] 等人在培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若干修正和简化，使之更为明晰。可以说，现今学术界通行的描述体系，包括珠饰各部分的名称及不同珠饰种类的定名，都是建立在培克工作的基础上的。 本文的研究，涉及的珠饰种类有限，此处不拟全面介绍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各珠饰种类的定名，尽可能地遵从培克以来国际学界一般的习惯，在各相关章节中，会说明其定名的由来；对于珠饰各部分的定名，则主要依据根据培克的描述体系，见图1-4所示。 第二节 国内外珠饰发现和研究回顾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十九世纪以前，珠饰研究都处于受忽视的地位。在中国，刘铭恕先生曾经指出：“自宋元以下的金石书，何啻百家，然未见有一种记载珠子… [ ]”；在西方，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巨著《自然史》中倒是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关于装饰品的文献，但长期以来并不被认为对研究古代文化有多大的价值[ ] 。 珠饰研究开始进入世界学术界的视野，始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 一、国外珠饰研究概况 1、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期，近代考古学的早期奠基人，如德国人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特洛伊（Troy）、英国人欧文斯（Arthur Evans）在克诺索斯（Knossos）、彼特里（Flinders Petrie）在埃及及近东的发掘，均出土了大批精美的装饰品，其中很多属于珠饰。这些发现，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研究取向的出现。 一方面，这些发现刺激了人们对装饰品收藏的兴趣，开始出现收藏爱好者，公私博物馆开始庋藏，为适应这种需求，出现了一批早期研究者，如A.Conze和A.Furtwängler等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收藏史的角度，结合一些传世品，关注珠饰的艺术价值，这在当时被纳入美术考古学（又称温克尔曼考古学，Winchelmannian Archaeology）的范畴，但即使是在美术考古学内部，也并不处于主流地位[ ]。这种研究取向，其后进一步与艺术品收藏相结合，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表现在：“（存在众多的）…珠子博物馆，珠子研究机构，赞助珠子研究的私人基金，学术讨论会，学术讲座，制造工作室，陈列、交易市场，专以珠饰设计和制造为生的艺术家 [ ] ” 。 另一方面，这些考古出土的珠饰，有层位关系或出土单位及共出物品可资判断它们的年代、用途，和传世品相比，所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准确性、丰富性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这促使考古学家开始思考，出土数量极大的珠饰标本，能够在考古学研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种研究取向，其后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者及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本文的研究目标关系也更为密切，因此下文学术史的梳理，主要是针对这种研究取向而进行的。 彼特里是早期考古学家中给予珠饰最多关注的。作为埃及和巴勒斯坦考古的著名学者，彼特里以工作严谨著称，他对所有考古发掘出土物给予认真的记录、描述和说明，这使得他的工作和当时常见的“挖宝式发掘”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他在埃及的长期工作中，逐渐摸索和总结出“系列断代法”，为研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历史奠定了年代框架[ ] 。古代埃及的珠饰资料十分丰富，在一个木乃伊上面发现成千上万的珠子一点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 ，经过彼特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资料在二十世纪初被严谨、系统地公布出来，这对于珠饰研究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彼特里介绍珠饰资料，除给予必要的描述和图片资料使我们对标本本身有所了解外，很注意对标本的放置位置、周围遗物及它们之间的可能联系等情况的陈述，并指出同类标本还见于哪些地层单位[ ] ，这些做法，直到今天依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鉴于考古发现的丰富多样，彼特里还认真考虑过珠饰在考古断代方面的价值，称其和陶器都是“考古研究中的字母”，夏鼐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曾经认真估量过这个论断，分析了珠饰作为年代学资料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 。由于彼特里在当时世界考古学界的崇高地位，他对珠饰的重视，无疑对珠饰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二十世纪初至二次世界大战前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开展，田野考古水平逐渐提高，珠饰发现越发丰富，得到的重视也越来越高，珠饰研究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除了埃及之外古代珠饰制造的另两大中心，印度河文明（Indus Civilization）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二十世纪初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经过系统的田野发掘，有大批重要的发现。 印度第一次真正的考古发掘，是1819年英国人巴宾顿（J. Babinton）在马拉巴尔发掘的一些墓葬，其中即有珠子发现[ ] 。继坎宁安（A. Cunningham）在印度卓越的考古工作之后，1902年马歇尔（J. Marshall）担任印度考古总监。他的考古生涯，发掘了著名的哈拉巴（Harappa）[ ]、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 ]和塔克西拉（Taxila) [ ]遗址。在这些遗址当中，均出土了数量丰富、制作精美的珠饰。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珠饰，由马凯（Ernest Mackay）执笔进行介绍和研究；哈拉巴遗址的报告，由Madro Sarup Vats进行整理，他邀请培克对珠饰进行研究[ ] ；塔克西拉出土的8500余颗各种质地的珠饰，马歇尔亦邀请培克对其中约950颗进行研究[ ] ,自己对其余珠饰的情况进行补充。马歇尔在印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印度古代珠饰的认识。这一时期在印度从事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中，不能不提及的还有马凯，他除了对考古发掘出土珠饰进行整理和研究外，还时刻留心珠饰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如1930年，他在巴基斯坦信德省（Sindh）中部萨温城（Sehwān）进行实地调查，第一次弄清楚了蚀花肉红石髓珠（Etched Carnelian Beads）的制法 [ ]，虽然是否从古至今蚀花肉红石髓珠都是完全采用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也有不同的意见和补充[ ]，但这对于珠饰研究而言，价值是很重大的。 这一时期西亚的考古，以吴雷（Leonard Woolley）在乌尔（Ur）的发掘[ ] 最为重要。在乌尔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后的遗址中，尤其是在2500余座墓葬中（其中包括若干规模很大的王陵），出土了大批珠饰资料，提供了古代西亚地区珠饰的实物标本。若干原材料和珠饰本身的分析，表明远古时代西亚地区与周边文化，如埃及、印度河流域存在着珠饰原材料、成品的贸易和工匠、技术的流动，对这一巨大贸易、交流网络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珠饰史学家，无疑是英国学者培克。在珠饰研究的学术史中，不仅在当时执珠饰研究之牛耳，直至今日，他的若干开启学界先河的研究依然为学者所称引。他的研究，几乎涉及当时已知的所有珠饰品种，且地跨整个旧大陆，尤其对于亚洲珠饰的研究最具开创性 [ ] 。有关他在珠饰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前文已经提到，后面的具体研究中还要不断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此处不赘。 3、20世纪后半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珠饰研究快速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其中，讨论的话题更加宽广。一方面，对于珠饰本身的特征描述、解释及年代序列的构建继续深入和发展；另一方面，研究者更注重其文化涵义（Cultural Meaning）的解读和贸易交流史的勾勒，珠饰研究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这其中有社会思潮的影响[ ]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考古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带来的内在需求。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传统的田野考古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但同时，随着资料的积累，如何解读资料，阐释历史文化，成为考古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史前考古学是否能够真的成为历史学一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绝望的看法 [ ]” 。考古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对于材料的解读需要社会科学理论和各学科综合手段的帮助[ ]。这其中，与科技的结合，接受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在珠饰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 这一时期考古学与科技的结合最为重要的成果，是1949年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对于没有文字材料发现的遗址、墓葬，提供了准确测年的可能性，同时对于遗物的研究而言，其价值也是毋庸赘言的。对于珠饰研究，由于出土单位的绝对年代能够被推定，则珠饰本身的年代序列能够得以建立。与科技结合的另一个方面，是大量应用科技手段对于珠饰材质的成分分析，这一方面的必要性，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一部分，现再以黑曜石（obsidian）的情况略加说明。黑曜石是天然玻璃，是火山熔岩迅速冷却以后形成的，不同地区的黑曜石，化学成分并不相同。考古学家与科技工作者合作，对世界各个黑曜石产地的理化指标进行分析，将其与考古出土品的成分相比照，就可以断定后者的产地。另外，通过对黑曜石水合过程（Hydration Process）的分析，发展出一套精确定年的方法[ ]。考古学根据科技分析的成果，就可以进行地区之间贸易和交流关系的研究[ ] 。这种研究，在前面的阶段，缺乏相应的科技手段，是难以想象的。关于科技分析在珠饰研究及文化交流研究中的作用，我们后面还会涉及。总之，与科技的结合，赋予珠饰研究新的方法、视角和认识，使研究更加深入、科学，得出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 在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上，考古学家内部出现变革要求，不满足于考古材料的发掘、整理和说明，而希望对其进行阐释。“新考古学”的发起者路易斯?宾福德（Louis Binford）批评道，就阐释而言，传统考古学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而为达到阐释的目的，考古学必须在深化人类学研究目的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考古学本身都应定位为人类学[ ]，这成为后来席卷欧美的“新考古学”宣言。“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得失，因与本文主题无关，这里没有必要深入讨论。但应当指出的是，“新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对世界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无形的影响，使得考古学家，无论对“新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抱持怎样的态度，都开始更加重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学术取向和成果。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类学界开始关注人体及其文化蕴涵，将人体视为人类体验外界并与之互动的本体，并关注其在构建自我认同方面的功用和不足。珠饰作为一种人体装饰品，承载于人体，是个人向外界展示自我的一种手段，同时又反映着外界对于个人的影响。因此，珠饰等人体装饰被一些考古人类学家视为人类信仰和行为的“符号语言”（Coded Language）[ ] 。90年代末期，其在人类体验外界并与之互动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开始成为珠饰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历史学界也经历了一个重新定向的过程，史学观念变革，研究范围和内容日益宽广，研究方法上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隔离，注重跨学科研究[ ] 。其中，与珠饰研究密切相关的一个新学科是妇女史及社会性别史（Gender History）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席卷欧美的“新妇女解放运动”孕育出妇女史这一历史学科的新门类，七十年代之后，逐渐演化出社会性别史[ ]。当然，性别史的兴起到逐渐成为当代史学研究中的“显学”，并不能单纯归结为社会思潮的影响，而是时代关怀、学风转向和学科整合交叉所致，使历史社会性别越益成为国际史学界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性别史与取代纯经济史的经济-社会史相结合，影响亦及于珠饰研究。珠饰史家开始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估量男女在珠饰制造、贸易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两性佩带珠饰的不同选择[ ] 。 贸易交流史的勾勒也是这一阶段珠饰研究的重点。这一方面的工作，前期已有涉及，如培克和塞利格曼（C.G.Seligman）对于远东玻璃珠与西方玻璃珠的关系的研究[ ] ，但上一阶段，一是由于学者主要精力集中于基本概念的构建、年代序列的梳理等工作，二是由于科技分析等相关学科的工作尚未充分开展，此类研究缺乏基础，所以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本时期通过珠饰研究贸易史及文化交流，有两位学者是必须提到的。一是丹麦人W.G.N.Van Der Sleen，他在1973年出版的《珠子手册》一书，是珠饰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 ]。在研究非洲出土珠饰时，他提出一个“季风珠”（Trade-Wind Bead）的概念，用以指在印度生产，经过海上贸易传布到非洲的珠子，他将这些珠子分为六类，分别就它们的工艺特征、产地及贸易路线等进行了研究[ ] 。这一概念本身，虽然内涵、外延过于丰富，较难把握，后来的学者多有不同意见[ ]，但引发了学界研究珠饰承载的贸易史、文化交流史信息的兴趣。另一位是美国人小彼得?弗朗西斯，他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投身于古代珠饰的研究，曾经任职于印度德干学院考古系（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t Deccan College, Pune, India），此后先后对Arikamedu（印度）、Mantai（斯里兰卡）、Nishapur and Siraf（伊朗）、Fustat和Quseir al –Qadim（埃及）、Aqaba（约旦）等重要遗址以及东南亚和东亚古代珠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专著三部[ ]。他还是珠子研究中心（Center for Bead Research）和珠子研究网站（Bead site）的创建者，无论是对珠饰的学术研究还是知识普及，都有相当大的贡献。在他的著述中，值得重点提出的是《亚洲海上珠子贸易：公元前300年至今》一书。此书以玻璃珠、半宝石（Semiprecious Stones）珠及琥珀、珊瑚、象牙和珍珠等有机质珠三类为介质，勾勒中东、南亚、东南亚和东亚2300年来的贸易珠子的种类、制造工艺及传布的途径和范围，并试图反映珠子制造及贸易背后的人群，包括它们的制造者、参与贸易的商人和水手及最终消费者的组织结构、审美心理及社会地位[ ]。有关亚洲珠饰的研究，培克早在1930年就曾涉及[ ]，但本书既有对珠饰本身的微观剖析，又有联系多学科研究成果（包括历史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科技分析）的宏观视野，是其相较于前人更胜一筹的根本之处，这当然是建立在珠饰研究本身的进步、新技术给予的研究能力以及新时代的学术视野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的。 通过珠饰研究地区之间贸易的和文化交流，这一时期成效最为显著的是印度和东南亚珠饰的考察。印度珠饰，尤其是各种玉髓质珠子，制作技术源远流长，产品远销周边地区，被视为印度河文明的代表性器物 [ ]。东南亚之珠饰，无论是玻璃珠，还是各种宝石或半宝石珠，就现有的发现看，无有早于铁器时代的[ ] ，在年代上远晚于印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南亚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发现了大量珠饰材料。一方面，探讨东南亚史前史，离不开珠饰的发现和研究[ ] ；另一方面，由于其和印度珠饰在形制、生产技术等方面存在密切的相似性，根据珠饰探讨两地贸易的研究开始兴起[ ]。不仅如此，珠饰还成为研究东南亚“印度化”（Indianisation）的重要物证 [ ]。 以上所述，是这一阶段研究的新方法、新视野及主要的新成果。实际上，珠饰的基础研究，包括特定区域、特定种类珠饰的深入专题研究及整个珠饰史的构建，这一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各个地区，如美洲[ ] 、非洲 ] 、欧洲[ ]以及古代世界若干珠饰制造中心，如印度[ ] 、西亚[ ] 等，都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这些成果，为探讨相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以及地区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Louis Sherr Dubin[ ] 、Robert K. Liu [ ] 、Janet Coles 和 Robert Budwig[ ] 以及John Mowat Erikson[ ] 等人均撰写有通史性或综述性的珠饰专著。 总之，经过一百多年来数代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珠饰已被视为考古学及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中具体而微的物件，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被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得到挖掘，为人类认识古代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然，鉴于其数量的丰富和解决一些基本问题的重大潜力，一些学者仍然在呼吁进一步提高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 ]。 二、中国珠饰研究概况 中国珠饰最早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应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拿大中华圣公会教士（后为河南地区主教）怀履光（W.C.White）和美国人华尔纳等在洛阳金村的盗掘。在金村的八座可能是周王及其近属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玻璃制品，包括相当数量的玻璃珠。怀履光将这批墓葬的部分资料进行了公布[ ] ，并将实物标本带到国外，后来捐赠给他所任职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Ontario Royal Museum）。塞利格曼（C.G. Seligman）和培克等人对这批重要资料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测试，发现其成分有别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属于铅钡玻璃[ ]，并根据其中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认为远东的玻璃制造，还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塞利格曼还根据这批珠饰资料和其它相关材料，探讨罗马东部与远东的联系，认为其中的蜻蜓眼玻璃珠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到中国，并引发了本地的大量仿制[ ] 。 这批发现和相关研究，一方面改变了学术界对中国玻璃制造起源的既有认识[ ] ，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古代珠饰研究的肇端。但必须指出，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玻璃珠反映的中国玻璃制造工艺的起源问题，珠饰本身的文化涵义，虽有涉及，但探讨并不充分，且由于当时考古材料有限，这些探讨难免还存在粗疏的地方。 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田野考古中，发现的古代珠饰为数众多，种类丰富。但长期以来，珠饰本身的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值得提出的是，早在1956年，刘铭恕先生根据云南晋宁石寨山一号墓和安徽寿县战国墓出土的两组珠饰，认为其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珠襦”，其撰文之目的，在于“使人重视珠子在古器物学上的地位[ ] ”。这应当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者第一次注意到珠子的重要性；1957年，夏鼐执笔的《长沙发掘报告》结语部分谈到琥珀珠饰及其它制品时，曾提出由化学分析来鉴定琥珀来源的设想[ ] ，这个设想无疑是具有先见性的。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付诸实现[ ] 。 晋宁石寨山1956年的发掘，出土了1件蚀花肉红石髓珠（Etched Carnelian Beads），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正确的辨识。直到1972年赴北京参加出国文物展览，才为夏鼐先生所注意，撰文就这件出土品及斯坦因和黄文弼在新疆发现标本的装饰特征进行分析，并根据马凯的实地调查和培克的分期研究，介绍其制法、年代和地理分布[ ]。这是我国学者研究中国出土珠饰的肇端，尽管由于当时发现有限，若干结论今天看来还有商榷和补充的必要，但夏先生的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由此认识到，作为“蕞尔小物”的珠饰，其文化蕴涵亦是很丰富的，并开始在田野工作中加以注意[ ] 。此后，蚀花肉红石髓珠被我国学界广泛地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学者亦继有讨论[ ] 。 中国出土珠饰中，另一类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蜻蜓眼式玻璃珠。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此类珠饰的报道就见诸于考古报告，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得到一定的重视。由于在楚文化中分布广泛，后德俊率先探讨楚文化蜻蜓眼式玻璃珠，认为其中一部分是西方传入品，在其刺激和启发下，引发了楚地的模仿制造，并探讨了其制造工艺[ ] ；安家瑶称蜻蜓眼式玻璃珠为“镶嵌玻璃珠”，并探讨其工艺、分期和传播路线[ ] ；李会在对蜻蜓眼式玻璃珠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及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分析，对其传入路线、功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 。 对中国出土其它种类珠饰的研究，还有岑蕊对多面金珠（Multifaced Beads）[ ] 、安家瑶对夹金箔层的玻璃珠（Gold-in Glass Beads）[ ] 的源头、传播等问题的讨论。另外在探讨人体装饰品时，也涉及到珠饰[ ] 。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出土珠饰开始有所关注，如小彼得?弗朗西斯在探讨亚洲海上珠子贸易时，就曾涉及到中国南方出土的钾玻璃珠[ ] 。意大利学者Cecilia Braghin曾对中国古代珠饰进行过探讨[ ] 。她在罗森夫人（Jessica Rawson）指导下于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专题研究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中国古代珠饰，其着眼点在构建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的模式[ ]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尽管近年来我国学界对珠饰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相较于丰富的出土标本以及国外同行的工作而言，还显得十分薄弱。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于珠饰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对学术研究能够发挥作用的潜力认识十分不够，具体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考古发掘报告中对于珠饰资料的介绍很不充分，二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多，成果少而不成体系。研究中国珠饰的国外学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如Cecilia Braghin指出：“中国古代珠饰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远未得到解决的疑问。一方面由于资料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学者对于珠饰研究缺乏兴趣，使得本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并进而分析道：“我猜想中国学者把珠饰视为一种世俗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艺术品身上” [ ]。又如小彼得?弗朗西斯抱怨道：“当对中国玻璃珠进行总结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资料来源零星而分散”，“中国学者只是最近以来才对玻璃和玻璃珠研究产生兴趣，对国外学者而言，研究中国的相关发现格外困难”[ ] 。 造成珠饰在中西方学术界受到不同待遇的原因，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一般地说，珠饰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差异，珠饰的制造和佩带，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没有西方重要，这可以从双方材质的选择、种类的丰富程度、自身文化涵义的复杂程度以及制造业的发达程度等方面来考察。对于中西方古史研究者而言，对珠饰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现象。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大，论述起来亦很困难，恐非相当的篇幅不能叙说清楚，本文在第三章中将有所涉及。以下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做一些分析。 如果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算起，从西方传入的中国考古学至今已走过八十多年的路程。发轫之初的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疑古”和“信古”的辩论。当时即有学者提出只有考古学或借助考古证据才是解决古史疑难的科学方法，自史语所创办人傅斯年1926年返国，改走重建之路[ ]，而重建依凭的材料大部分是考古的证据，所以“中国考古学一开始便担负起历史重建的任务” ，且“自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七十年，中国科学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 ]。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除了上述发轫之初的具体历史背景及现世需要外，当然还有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深远的历史渊源。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学术取向，既无可厚非，而且的确也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学术取向的单一性无疑也有其负面的影响。对于珠饰重要性的衡量而言，这种负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构建古史的目的在考古工作者心目中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价值观”，即与古史构建关系越密切的考古材料越重要。而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往往在一处遗址或墓群的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就需要处理大量遗物，要求全部详尽地公布所有获得的资料，尤其是图片资料，在现有条件下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择要公布。然而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必然会受到发掘者“价值观”的审视，在发掘报告中予以体现。显然，相较于青铜器、陶器等而言，珠饰构建古史的价值有所不如，长期以来处于受忽视的地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其次，古史的构建，往往是要结合古籍文献的记载，而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珠饰的材料很少，这导致学术界对于珠饰认识的缺失，然后反过来强化了对其忽视的“合理性”；第三，在考古研究中缺乏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启发和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考古学家的视野，不能更充分地认识珠饰潜在的研究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造成中西学界对珠饰不同态度的原因，中西学界开始接触珠饰的不同情况，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近代考古学在西方兴起之初，谢里曼、欧文斯、彼特里等人的发现，均包括大批精美的珠饰，无论对于公众还是严肃的学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在中国，洛阳金村出土珠饰，无论是发掘还是研究，都非国内学界主导，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主要在国外。这种由发轫之初奠定的基调，其持续发挥的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1949年以后长期主持中国考古工作的夏鼐先生，三十年代后期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经师从彼特里，研究后者收集的古代埃及珠子，并以此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 ] 。此外，他还在国外考古学期刊上发表过珠饰研究学术论文[ ] 。但回国之后，除了前述1974年发表的关于我国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的文章，再无其他珠饰方面的专题论述。以先生在珠饰研究领域深厚的学养和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完全可以开辟中国出土珠饰研究的新天地，但归国之后，他的学术精力便转向史前考古学编年体系的构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科技史、中西交通史的考证和梳理等方面[ ] 。夏先生归国前后不同的学术取向，应当是不同的学术环境造成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珠饰在中西学术界的不同地位。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注意力相当程度地集中于通过出土的大批资料构建并不断补充和修正中国考古学的区系与年代学框架，一些与此目标关联程度不大的器物，如珠饰，暂时不在重点关注对象的范围之内，那么，在上述工作已经取得巨大成绩的今天，将注意力适当地调整，给予珠饰这样长期被忽视的古代遗物以足够的重视，以丰富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已经提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 第三节 本文的学术取向及理论方法的思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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