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这件器物是是何家村窖藏文物中最华丽的提梁银罐，同时也是馆藏18件组国宝级文物之一。
罐体中心以鹦鹉纹作为主体纹饰，鹦鹉抬首，展翅，翘尾，栩栩如生。折枝花团围绕着鹦鹉，将器物簇拥而绕，形成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鹦鹉在唐代被称为“神鸟”，其毛色多彩而艳丽，能学人言，因而刺激了唐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受到了唐人的格外喜爱。受此影响，鹦鹉成为地方和邻国向大唐王朝所敬贡品之一。器身其余空白处用鱼子纹填满象征着多子多福。花纹平錾，纹饰鎏金。银罐的肩部有一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动。研究人员打开罐盖，惊奇的发现在银罐盖子内有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紫石英、白石英均为矿石类药物，是炼丹的重要原料。由此可判断，此罐应为何家村储存药物而用，盖子经过转动盖合非常严密。古人认为用金银器盛放炼丹要物可以提高其药效，因此在何家村发现的药材均盛放在金银器中。这件银罐体现出唐代工匠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金怪兽
这件黄金制成的奇怪动物，之所以被称为怪兽，是因为它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蝎形尾，四蹄立于花瓣形托座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怪兽的两只抵角是由两两身相连、背相对的16只小鸟组成的，而且蝎形的尾巴也是一只小鸟的样子。因此，这件小小的怪兽身上竟隐藏了十七只小鸟，体现出工匠们的睿智巧思和精湛做工。根据金怪兽底盘上的小孔，学者们推测可能是匈奴族首领帽上的冠饰。
人面鱼纹盆
仰韶文化也被称之为“彩陶文化”。彩陶是指在陶器的内、外壁上用含铁量较高的一种矿物质颜料绘制出各种花纹和图案。彩陶的纹饰主要有两种：动物纹和不明意图的几何纹。人面鱼纹盆是彩陶的代表作之一，画上的人面和鱼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只见人面戴着一尖顶饰物、圆圆的脸、三角形的鼻子，嘴上还衔着两条小鱼。关于它的含意国内外专家看法各异，有近三十种解释，其中较普遍的观点有三种：人面鱼纹是当时图腾崇拜的产物；是巫师作法时戴的面具，绘在陶器上的人面鱼纹则是代替巫师主持祭祀活动的专用图案；当时人口增长率很低，人们希望像鱼一样繁衍子孙。不论怎么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和鱼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五祀卫鼎
国宝级文物。鼎造型简单大方，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207个字，讲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大意是说西周共王五年的正月，一个叫裘卫的人想与他的邻居邦君厉交换土地，于是他把这件事报告给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大臣。经过询问，邦君厉表示同意并立下誓言，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以及内吏实地勘察、划定地界并办理了手续。这篇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实际已属私有，但土地的转让、交换和买卖，仍需通过王朝重臣。同时这篇铭文中有确切纪年，因此五祀卫鼎是判断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准器，非常珍贵。
皇后之玺
国宝级文物。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chī）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
我国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秦统一后，确立玺印制度，规定帝后印章称“玺”，其余均称“印”。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还记载：“皇后之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螭虎是一种神话动物，像龙有耳无角，用螭虎做钮表示君临天下，威服臣官的绝对权威。从这件“皇后之玺”的质地、钮式和文字来看，应该是属于西汉的物品。又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摩羯纹金杯
金杯的造型为四瓣海棠形。杯内中心有一摩羯在水中嬉戏。在杯的内壁，工匠们以花瓣栏分成四个区间，每一区间内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宝相花两侧还有如意花纹，口沿处则装饰一周花瓣。 从金杯的造型和纹饰来看，有着浓郁的外来文化色彩。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摩羯纹就出现在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当中，在佛教寺院建筑的塔门中更是常见。摩羯纹随佛教的东进而传入中国。摩羯纹最早见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至佛教盛行的唐代更为普遍，被广泛地用于金银器的装饰。这时的摩羯纹比起古代印度的摩羯纹来，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有的是单独一条摩羯鱼，有的为摩羯追鱼，有的是摩羯戏珠。这件金杯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有同工异曲之妙，显然收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牛尊
牛尊，是模仿牛的形象铸造的酒器之一。虽然鸟、兽等仿生题材的青铜器在西周中期较为常见，但是这件牛尊却独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牛尊通体以云纹和夔龙纹装饰。构图疏朗，庄重大气，与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神秘怪诞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和容易理解的亲切感。 秘色瓷盘
秘色瓷是浙江越窑烧制的一种青瓷，釉色青碧、晶莹润泽，好似湖面般清澈碧绿。过去秘色瓷仅见于文献记载，一直未见确凿的实物，而且所记其烧造年代为五代时期。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13件越窑青瓷，经过《衣物帐》石碑记录对照后得知，这些青瓷确为秘色瓷，至此人们才得以目睹到秘色瓷的真实风采。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中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秘色瓷所呈现出的悦目色泽。 它盘
它盘为盛水器，是商周时期贵族宴飨时用的。那时宴前饭后都要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也就是年长的侍者持匜向贵族手上浇水，年幼的侍者端着盘在下面承接弃水。
它盘平唇，浅腹，腹饰重环纹，盘内铸一“它”字。双附耳，向上高出口沿，圈足饰斜角夔纹。圈足下有四个裸体男子为足，人作跽式，两手扶膝，眉眼俱全。四人均为受过刖刑的奴隶。刖刑是西周墨、劓、刖、宫、杀五大刑之一，即将受刑的犯人的双足或一足剁去。授这种刑罚的奴隶，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多罚作守门一类的简单劳动。 鎏金铜蚕
鎏金铜蚕，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
鎏金银竹节熏炉
国宝级文物，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一座陪葬墓。这件熏炉为青铜质地，通体鎏金鎏银。熏炉的底座上透雕着两条蟠龙，两条龙昂首张口咬住竹柄。竹节形的柄分为五节，节上还刻着竹叶，柄的上端有三条蟠龙将熏炉托起。熏炉为博山形，炉体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体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整件熏炉被分为三个装饰区域，共有九条龙装点其间。“九”在我国古代象征最高数字，是皇权的一种体现。炉盖外侧铭文可知，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得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
白釉黑花卧美人枕
枕头的形状是一位侧卧的女子，女子头扎两个小辫，面部丰满，细眉如月，微微含笑。只见她左手被枕在头下，双腿弯曲，显得悠然自在。她上身穿窄袖褐黄衫，上绘桃花枝叶，黑色的领边绘珍珠纹饰，下着白色窄裤。枕头的下底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七个字，推断是金代物品。此枕胎制坚硬细腻，造型装饰自然清新，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宋元。古人认为使用这种瓷枕对身体很有好处，有“名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的功效。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这枚印章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其中14个正方形印面上刻着规范的楷书阴文。印章由煤精刻制而成，煤精也称煤玉，是褐煤的一种变种，以低等植物为主，也有部分高等植物遗体组成的腐植腐泥混合煤。这枚印章的主人是西魏八柱国之一、鲜卑族上层人物独孤信，原名独孤如愿。
羊首勺
古代舀水、舀汤、舀酒都用勺。早期的勺都带柄。勺柄有长短、宽窄之别；勺有圆、椭圆之分；材质有竹、木、铜、铁的不同。一般说来舀水的勺柄短，斗大，舀汤和酒的勺柄长、斗小。羊首勺出土时和酒器伴出。因此学者们推断应该是舀酒器，但羊首勺的勺体比通常所见的舀酒器深，最为特别的是在长不过盈尺的勺柄上竟铸有三种不同的动物形象。勺柄端铸有一个长着一对盘角的绵羊头，勺柄上铸有一只老虎正在追赶一只小山羊。老虎嘴大张，整个身体略微后倾呈准备扑食状态，前边的小山羊也作奔跑状，双目前视，小嘴微张似在咩咩呼救，又似力乏喘息。这一画面表现出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场景。勺柄端羊头的方向与老虎和小山羊的相背，给人以处乱不惊、顺应自然的印象。
勺在青铜器中比较少见，特别是造型别致、制作精美、设计新颖的羊首勺，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是青铜器艺术的瑰宝。
中国古代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崇拜强者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早期人们经常表现的主题。在有限的空间和特定的范围内，用火和金属锻造出如此活灵活现的情景，且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三千年前商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说明我们的祖先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鎏金双狮纹银碗
银碗口沿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云头，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模冲出两只相对的瑞狮，双口衔折纸，脚下亦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为一圈绳索纹，绳索纹外加饰一周向内翻卷的波浪纹，纹饰均鎏金。
唐王朝的繁荣与开放，是唐朝的文化呈现出缤纷的多元化风格，表现在手工业制作上则是除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工艺和装饰风格外，还有许多从西域传入的外来文化元素。尤其是金银器，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装饰纹样都有外域文化的烙印。这件双狮纹银碗的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而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风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也并非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它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彩绘双环望仙髻女舞俑
唐 1985年陕西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出土 女俑身材颀长，削肩蜂腰，头梳双鬟望仙髻，柳眉凤目，高鼻朱唇，颈戴项链。身穿阔袖襦，外罩贡领翘肩半臂，下着曳地长裙，前腰佩绣花蔽膝，臂饰钏镯，双手抬举至胸前，食指伸出，神态虔诚。雕塑家捕捉住了她飞舞游移之中静止的一瞬间加以雕刻，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意境，以形写神，神形兼备，是研究唐代舞蹈艺术和服饰文化的重要资料。 女俑以朱红点唇，白粉涂面，色彩稳定沉着、疏淡自然，衣褶的线条既有雕塑的立体感，又有绘画的平面效果，流动的线条贯通衣裙，使女舞俑呈现出飘逸流畅的气势，如音乐一般富有节奏感，极具东方女性的神韵。 作为唐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乐舞艺术，以其丰富多彩而著称于世。其乐舞可分宫廷乐舞和非官方乐舞，前者是专为朝廷服务的礼仪性和娱乐性乐舞，演出多在庆典、宴飨、迎宾、节日、祭祀等场合进行，场所多在宫廷殿堂；后者则是在宫禁和官衙之外的士大夫私宅及长安城中市井巷陌里表演的乐舞，一般分为健舞和软舞。官方及非官方乐舞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量地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的成份，并与汉族乐舞融为一体，有的甚至把域外音乐舞蹈直接引进、移植了过来，唐太宗时的十部乐舞中除燕乐、清乐为传统民族乐舞外，其它均为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乐舞；而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源自西域“胡腾”和“胡旋”舞，都是由普通百姓的喜好开始，先流传于民间，逐步变成了朝廷内外达官显贵以及文人墨客的共同爱好而风靡一时的。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唐自制乐凡三。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旧唐书?音乐志》载《九功舞》：“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此女舞俑即着大袖裙襦，可见其所穿舞服乃是唐代传统舞蹈所服，故其应是一位表演轻柔、温婉、抒情软舞的私宅乐舞伎形象。也有人认为她是一位将《霓裳羽衣曲》舞毕，“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的舞娘形象。
孔雀纹银方盒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银方盒的纹饰采用满地装的手法装饰，显得反复细密，富贵堂皇。这是唐代金银器精工细作的代表。主题纹饰的安排以中轴左右对称为基本构图模式，规整而稳重；辅助纹饰则根据空白填补，灵活而多变。盒正面醒目处为一对口衔胜带垂莲、立于莲蓬之上的孔雀。孔雀在唐代被视为珍禽，也是画家浓彩重笔表现的对象。 这件银方盒上的孔雀图，两只孔雀相向而立，作跃跃欲飞状，周边环绕以折枝花卉，构图主次分明，动静有序，应该是当十孔雀花鸟画流行的反映。遗憾的是，两只孔雀加工痕迹有所不同，一只錾刻出细腻的羽毛和莲蓬的叶脉孔眼，一只却仅仅錾刻出轮廓。根据这些痕迹来分析，孔雀图很有可能是一幅未完成品。关于何家村窖藏文物，至今还有许多没有揭开的谜。银方盒上的孔雀图，既再现了社会流行风尚与金银器的关系，有透露出金银器制作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银盘在制作上采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中常用的两种制作方法，即捶揲法和鎏金法。银盘为双桃相连形，在两桃盘底各捶揲出一只行走的狐狸，其中一只狐狸回首俯视，另一只狐狸回首仰视，两只狐狸均呈现出机警的神态。狐狸的颈部及腹股出錾刻细纹，通体鎏金。银盘造型优美，做工精细。这种动物图案是用模具冲出来的，图案高于盘底，因而具有浮雕效果。这件器物从造型到纹饰深受波斯萨珊艺术风格的影响。 在唐代狐狸同龙、凤、狮、犀、熊、鹿、兔等一样，均属祥瑞之兽。以桃、狐狸作为装饰题材是迎合了中国传统的“辟邪”和“祈福”的心理要求。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香囊外壁用银制，呈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形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一侧以钩链相勾合，一侧以活轴相套合，下部球体内又设两层银质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用银质铆钉铆接，可以自由转动。这样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始终保持重心向下，里面的香料不致撒落于外。尽管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其仍然玲珑剔透，转动起来灵活自如，平衡不倒，其设计之科学与巧妙，令现代人叹绝。
唐代，香囊还可用于佛事。人们认为将佛经盛放在香囊之中，随身携带，能起到消灾辟邪的作用。 四鸾衔绶金银平脱镜
唐代铜镜不仅以题材新颖、纹饰华美著称，而且在铸造工艺上也颇有创新，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贴金贴银等特种工艺镜。四鸾衔绶金银平脱镜是目前西安出土的唐代平脱镜中最精致、最完整的一面。它采用的就是金银平脱工艺。圆形，镜背正中置圆钮，镜钮四周以金丝同心结环绕，素缘。钮外一周贴饰花叶形银片，镜背主纹为四只鸾鸟衔绶带逆时飞翔，为金片刻镂粘贴而成。鸾鸟昂首展翅，优雅现已地起舞，金光银灰的饰片在黑色素胎地映衬下更加显得华丽夺目。
金银平脱是唐代的一种华贵的装饰方法，做法是把厚度一般不超过半毫米的金银箔纹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用色漆髹涂数道，再经打磨，使纹片与漆面平齐，以显示出用色漆地上的金银图案，纹片上有时还施镌刻，金银平脱较多地应用于漆器，兼见于铜镜等其他制品。这种工艺做工精细，费工费料，做成的器物也因此极为美观华贵，是金银平脱镜称为皇家贵戚、达官贵人的重要装饰品和馈赠物。 杜虎符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及来源于此。我国古代兵符多制成虎形。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一位农民犁地时发现了一枚形似虎的秦国兵符，即我们要认识的这件“杜虎符”。
杜虎符为左半符，虎作行走状，昂首，尾巴蜷曲。背面有槽，颈上有一小孔。虎符上有错金铭文9行共40字，字体为小篆，内容大意是：右半符掌握在国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动。但遇上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会君王的右符。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50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国君认可。
虎符作为中国历史上调兵遣将的凭证起源很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虎符已经行用。而且从记载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把持军权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
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
女骑俑圆脸、阔眉、朱唇，头戴紧裹髻发的帷帽，帷帽之上加一顶时髦的笠帽，乳白色上衣外套带花边的黄色半袖，下着淡黄色条纹长裙，足穿尖头鞋，骑在一匹红斑纹黄马上，勒缰前视，神情悠然，高贵文雅，是初唐时期仕女出行的真实写照。
唐朝时一个宽容、开放、自由的时代，妇女摆脱了立交的羁绊，可以经常外出，抛头露面，到郊外踏青游玩。听戏、看球、逛庙会，尽情玩耍，而且穿着、婚姻、表达感情都甚少受限制。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妇女出门已经不再坐在轿子里，而是很神气地骑在马上，扬鞭策马，在街市奔驰穿行，享受自由的快乐。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众多骑马女俑形象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实写照。
日己觥
觥是商周之际众多酒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种盛酒兼饮酒器。日己觥通体由盖和长方形器身组成，盖前端为双柱角夔龙头，后端作虎头形，中脊为一只小龙，两侧各饰长尾凤鸟纹。器身曲口宽流，四角起扉棱，曲口饰回首夔龙纹，尾随小鸟，器腹四面饰卷角饕餮纹，圈足饰鸟纹，把手为宽大逶迤的兽尾，饰鱼鳞纹。纹饰采用浮雕手法，突出于器表，神秘奇特的造型和豪放粗犷的纹饰组合巧妙，是西周青铜艺术中独具匠心的设计。
日己觥器、盖同铭各18字。大意是天氏为亡父日己铸造祭器，庇护子孙万代。
陕西扶风、岐山一带是周人发祥昌盛的故地，西周贵族和王臣曾在此聚居，所以历年来周原出土的窖藏青铜器很多。与日己觥同时出土的还有日己方彝、日己方尊及它盘、它盉等器。三件“日己”铭青铜器铭文、纹饰相同，造型各异。
觥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的西周中期。西周后期逐渐消失。觥出土较少，陕西仅三件，除牛觥为商代外，折觥和日己觥都是西周中期器。这件日己觥不论从造型、纹饰和铭文看，都是不可多得的西周青铜艺术珍品。
三彩载乐骆驼俑
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团。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唐代的开放，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让唐代人爱不释手；带来的异域音乐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国艺人在唐代首都长安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演绎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件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线条流畅，头向上扬，右臂动作优美，神态优雅、自信，骆驼在走，她却站在乐队中间婉转歌唱，显然已是唱到了动情之处。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现乐舞艺术的陶俑与众多的文献资料一起，为我们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震撼人心的乐舞之声。它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直到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个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赤金盆
盆，是容器，也用作洗涤或盥洗，从古至今，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生活实用器。用陶制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用金银贵金属制作盆则出现于文明发达石器。而金盆则只有地位尊贵的皇室贵族才可以使用。
唐代，金盆是皇宫内常用的洗漱器具。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宫中要举行隆重的洗儿会，为皇子洗身时要用金盆。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作洗儿盆或浴盆。
这件赤金盆是用金片捶打制成的，在盆口沿处向外弯折，形成便于手捉的边沿。器壁光滑规整，由内底中心点处向外有密集的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金盆的内外壁留有许多擦痕、磨痕、斑痕，从这些痕迹分析，这应该是一件使用器。
金盆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却厚重大方，显得高贵、典雅、殷实、富足。透射出不同寻常的豪华大气。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与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两件唐代金盆，也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这件溢彩流光的唐代金杯杯口外侈，器壁有内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铆钉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与杯身固定。杯身制造成型后，进行了仔细的打磨处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离平行线。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两端相对的四对如意云头纹分割成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中装饰一朵团花，团花由锻打的扁金片构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体感极强的装饰。在团花及如意云头纹最外缘又焊接有细密排列的小金珠。下腹部用同样工艺焊接四个云头纹，外侧皆焊有金珠，其中一云纹内沿里残存着一小块白色镶嵌物。
那么什么是“金筐宝钿”呢？考古学家从法门寺出土的物账碑中找到了答案，其上面有“真金函一枚金框宝钿真珠装”的文字记载。通过对照实际器物，我们知道“金筐宝钿”就是指器物表面焊接有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由此可以想象这件金杯当年的完整面貌，在其杯身的纹饰内曾经镶嵌有五颜六色的宝石！现在，虽然宝石已遗失殆尽，可当我们面对这件依旧金碧、玲珑的艺术品时，仍能感受到它令人屏息凝神、继而惊叹的美。
双狮纹金铛
这件金铛为捶揲成型，单柄呈叶芽形，下有三兽足。在铛的外底部中心分出九条水波纹曲线，将外壁分成九个“S”形区间，内錾刻出双鸟衔绶、衔方胜、力狮及花卉等纹饰，整体构图协调华美，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富丽华美的特点。
在器物上区分构图，是西方金银器中常见的构图方式。金铛内底部以双狮为中心、周围环绕麦穗纹圆框，是萨珊金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但铛这种器形则是中国传统的，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有茶铛、酒铛、药铛等。
这件金铛，在造型方面也很有特点。通常圜底的器物上配以三个遒劲的兽腿为足，虽然沉稳，但很容易显得造型呆滞。唐代的工匠巧夺天工，以一个婀娜柔弱的叶芽为柄，不但使器物恢复了勃勃生机，而且将兽足所带来的呆滞之气一扫而光。唐代工匠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令人称绝惊叹。
赤金走龙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为海内外华人所熟知和景仰。说到龙，人们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气势磅礴，神奇怪异，然而，眼前的这件金龙却小巧玲珑，朴素而平实。工匠用金条先掐编出身体，然后插上尾巴和角，最后用錾子錾出鱼鳞纹的装饰。由于是手工制作，每个与每个都不完全相同。如此之小且并不具有震慑力的小金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组小金龙共12件，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有可能是投龙祭祀仪式中所用的法器。投龙祭祀的活动来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惯用“沉埋”形式，祭山用“埋”，祭水用“沉”。早期用于“沉埋”的祭物，有金银器、铜器等。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龙玉简的固定礼仪。它的一般方式是将写有愿望的文字玉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等器物一块用青丝捆扎，待举行醮仪后，再投入名山大川之中，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
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足径6.8厘米
重392克
高5.6厘米，口径13.5厘米，足径6.8厘米
重391克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两碗造型、纹饰均相同。纯金质，捶揲制作，造型饱满庄重。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器壁捶作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每层十片，上下轮廓相合。每一个莲瓣单元里都錾刻有装饰图案，上层主题是动物纹，有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下层是单一的忍冬花装饰图案。莲瓣上空白处装饰飞禽和云纹。鱼子纹底。两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应是碗的重量。墨书标重显示两碗重量略有差异，但现今天平实测重量相同。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的数量很大，形制变化也颇多。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带盖碗。大多数为银质，金碗很少，最有名的当数这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在唐代，金碗有时还被用作酒器，如与鸳鸯莲瓣纹金碗同时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上，舞马口衔之酒杯，就与金碗的形状相同。文献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记载，如《唐摭言》卷十五载：“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应把鸳鸯莲瓣纹金碗看作饮酒之器。
金银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后来的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制作继承了这一风格。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捶揲技术非常成熟的粟特银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纹作为装饰。初期是瓣数较多水滴形的分瓣，后来又演变出桃形的分瓣。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的传入，尤其是许多粟特金银工匠进入内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中国金银器皿上也接受了这种凸凹多瓣的作风。但是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全盘的，而是在吸收过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元素，如改变了西方银器中过于夸张的造型，使之线条尽量柔和流畅，在装饰上也采取了西方银器很少见到的外表通体装饰的手法，使之更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多友鼎
西周晚期
通高51.5厘米，口径50厘米，腹深31厘米
重35千克
1980年陕西长安斗门镇出土
青铜器发展到西周中晚期，形制逐渐趋向定制，尤其在进入晚期以后，各类铜器都进入了整齐划一的时代。以青铜鼎为例，这一时期的青铜鼎主要只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克鼎类，主要特征是盆形体，腹宽大而呈扁体形，蹄足上部一般有兽面装饰，装饰纹样一般为环带纹和窃曲纹，散伯车父鼎属于此类；另一种为毛公鼎形，主要以半球形体、蹄足为特征，装饰纹样简单，一般仅以弦纹、重环纹或窃曲纹装饰，多友鼎就属于这一类。
多友鼎，半球形体，器腹较深，蹄足。装饰花纹简单，仅在器腹上部装饰两道弦纹。器内壁有铭文二百七十余字，是建国以来陕西地区出土铭文最多的青铜器之一。铭文记载的是西周厉王时期与猃狁的一场战争。猃狁此次入侵危及京畿腹地，厉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迎击，激战半个月，先后在采阝、龚、世、杨冢等地战斗，共打了四次大仗，都取得了胜利。杀掉敌军三百余人，俘获二十多人，缴获战车一百二十七辆，夺回了被掳去的人民，将猃狁逐出了周境。武公将多友的战绩报告给了厉王，厉王给予以多友重赏，赐给多友青铜一百多钧。多友特铸此鼎以纪念这件事情。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许多都记载着周人反击猃狁的事件。猃狁是西周时期北方地区重要的民族之一，与西周王朝经常发生战争。当时的猃狁是西北主要的边患，时常侵扰周，劫掠财物、人口，严重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
在铭文中涉及到猃狁的铜器中，多友鼎是最为重要的一件。这篇铭文对战争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些资料对研究西周晚期的历史、西周晚期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古文字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彩绘包头巾女俑
西汉
高31厘米
西安市西郊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貌比蔡文姬，腰若赵飞燕
女俑以巾裹头，状如风帽，面容丰满，柳眉杏目，直鼻小口，双手抱袖置于腹前。身着白色深衣长袍，衣摆宽大形似喇叭，长垂曳地。俑身材修长，线条优美，比例匀称，神态端庄恬静。
根据文献记载，汉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观是面容姣好，以唇红齿白，皮肤光洁为美。身材方面讲究体态轻盈，弱骨丰肌。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对此多有描述，如《孔雀东南飞》中有“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王桀《神女赋》中描述的“丰肤曼肌，弱骨纤行”，“肤柔曼以丰盈”。目前所见出土的大量汉代女性陶俑、木俑及画像砖石中的形象，无论是长袖曼舞的女子，还是吹竽抚琴的伎乐，大多为细腰袅袅，轻盈欲飞，即所谓的“窈窕淑女”，汉代著名的美女赵飞燕就是由于体态轻盈、腰肢纤细而深得汉成帝的宠爱。与轻盈体态相应的是颀长身材，据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东汉时入选后宫女子的标准之一是“长状妖契有法相”，从史书中记载的汉和帝邓皇后身高七尺二寸、汉灵帝何皇后身高七尺一寸看，所谓法相的身高大约是七尺一、二寸左右（相当于现代的165厘米左右）。这个身材高度高于当时女性的平均身高。各地出土的汉代女性陶俑身材也多表现为修长。可见身材修长是当时对女性审美评价的标准之一。对比汉唐女性之间的审美观，一般说法是“燕痩环肥”，给人们的印象是汉代以痩为美，但是汉代的痩绝不是枯瘦如柴，而是只讲究肌肉丰泽而不肥胖。强调体态轻盈而不滞重。
这件女俑人体比例匀称，面容秀美。制作工艺精细，衣着的形制和色彩都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将一个温婉娴静，端庄恭顺的汉代女性生动准确地表现出来，显得栩栩如生。同时突出了人体美，充分反映了那一个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工匠还巧妙地利用深衣宽大的下摆做成形如喇叭裙一样的的底座，大大增加了俑的稳定性，同时形成轻盈飘扬的美感。充分显示了汉代制陶工匠们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非凡技艺和智慧，是汉代陶俑中难得的别具风格的艺术品
百戏俑(3人)
西汉
高19---20厘米
西安市西郊出土
稚朴古拙，游戏人生
此组陶俑为三个正在歌舞的百戏俑，中间的俑头梳椎髻，张口吐舌，扮相滑稽，其上身裸露，两臂前伸，下身着宽口长裤，身体略向右倾。左右两边的俑头戴帻[ 音ze,包头发的巾]，穿宽袖长袍，居左者头扭向左侧，双臂伸张，右腿前跨，左腿后伸，整个上身向后倾仰，作舞蹈状。居右者俑头左手叉腰，右手上举，左腿直立，右腿抬起前迈，作舞蹈状。陶俑塑造手法质朴生动，将手舞足蹈的“百戏”艺人表现得活灵活现。
汉代是我国乐舞、杂技等“百戏”艺术空前发展的时期，《乐府诗集》卷五十二云“自汉以后，乐舞寖盛”。“百戏”乐舞的繁荣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有关，《史记》记载高祖刘邦回家乡与父老乡亲宴饮到酒酣耳热时击筑[古代击弦乐器。左手握一端，右手执竹尺击弦发声，有5、12、13弦之分。]起舞，一边跳舞，一边唱大风歌，并叫在场的儿童都跟他一起合唱。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广，乐舞表演艺术在前代基础上有较大进步，并出现了专职的歌舞艺人。同时国家乐舞机构——乐府也十分重视民间采风活动，除了搜集大量的“赵、越、秦、楚之歌”外，还搜集黄河与长江流域各地的民歌一百三十八首，并进行加工提高和演出，这对促进“百戏”的繁荣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国势空前强大，人民生活安定，这为广泛开展“百戏”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民间的歌舞活动已很普及，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提到当时在荆州南部，“虽然白屋草庐，歌讴鼓琴”；在赵国的中山地方，“田筹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屑，鸣琴在室。”有钱人家是“钟鼓五乐，歌几数曹，”中等人家是“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人们不但喜欢观看“百戏”乐舞表演，而且在闲暇时也自娱自乐。司马迁外孙杨恽在《报会宗书》中也谈到“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烝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古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这种状况在达官显贵那里更是有增无减，几乎宴宴都有歌舞、杂技相伴，以助酒兴，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陶俑、壁画、石刻、砖刻等文物中常可看到“百戏”表演形象。
由于社会上喜好百戏，不仅是送葬用品里要安放乐舞、杂技俑，而且还有为活着的人玩耍而作的。王符《潜夫论?奢浮篇》 载“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优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可见当时就有专门制造和买卖玩具的作坊。
这组陶俑从五官、身体比例等各方面，都不如汉代早期陶俑那样写实，符合人身解剖结构，但其却注意人物神情的把握与刻画，追求神韵的塑造。以面部五官而言，已脱离汉初陶俑面部神情严肃之束缚，显得生动活泼，或许是为了表现说唱、舞蹈的特点，俑的造型比较夸张，形态给人以强烈的动感。
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
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6厘米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器物由红、棕、白三色相杂的玛瑙雕成，层次分明。一端雕成杯口，口沿外有两条圆凸弦纹，杯体光滑流畅。另一端雕凿成生动可爱的兽首，兽首圆瞪着双眼，目视前方。两个长角，粗壮有力。兽嘴部有流，为不规则扁圆形，内径最宽处1厘米，外径最宽处1.4厘米。流口外部有金盖帽，金盖后面有金插管堵住流口，插管细长中空，金盖帽雕刻成兽嘴与流口紧密相接，使杯中液体不会流出，同时给玛瑙增加了明快的色彩。
兽首玛瑙杯的材料应来源于国外，据《旧唐书·高宗上》载：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癸丑，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斗器。”《旧唐书·波斯传》载波斯曾遣使献玛瑙床。《旧唐书·拂菻传》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 可见玛瑙贡品大多来自波斯、拂菻、日本等国。
玛瑙杯的造型与西方“来通”相似。“来通”起源于西方，希腊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希腊人称之为“来通”（rhyton），它像一只漏斗，可用于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传到亚洲以后，来通广泛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甚至进入中国。关于兽首玛瑙杯的产地与年代，仍在讨论之中，有人认为是八世纪唐人的仿制品，有人认为是外来物品，年代在七世纪之前。
舞马衔杯纹银壶  舞马衔杯纹银壶系用银片锤打、焊接而成。壶口位于顶部一侧，形体粗短，略呈圆柱状，其上配有鎏金覆莲形盖，壶盖以一条银链与弧形鎏金提梁相连；壶腹为扁圆形，下接圈足，微向外撇。就其形制而言，显然是模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习用的皮囊壶。壶身两侧各饰一捶揲出的鎏金舞马纹样，舞马口衔酒杯，颈上彩带飞舞，昂首奋蹄，前腿直立，后腿弯曲，长尾上扬，正自翩翩起舞；壶身与圈足相接处饰有“同心结”一周，亦鎏金。该件作品造型饱满，富有张力，线条圆润自然，比例恰当。舞马纹样由于是锤凸成像，马具有立体感，结构准确，生动逼真；边缘处理巧妙圆熟，具有极好的体积感和空间感；工匠善于抓住瞬间的动作表现骏马曼妙的舞姿，飘拂的鬃毛，飞扬的绶带，以及奋首鼓尾的姿态，使舞马献寿时“
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的场面跃然眼前。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时曾训练舞马百匹，每当八月五日玄宗生日时，在勤政楼前大宴群臣，以舞马跪拜献寿。正如唐人张说《舞马词》所咏：“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银壶上的舞马形象表现的正是这一场面。舞马表演时装饰华美，“咀衔拉铁并权奇，被服雕章何陆离，紫玉鸣珂临宝蹬，青丝彩络带金羁。”（薛曜《舞马篇》）。但它们中的一些，其结局却令人为之扼腕叹息。安史之乱时，玄宗仓皇出逃，无暇顾及这些舞马。安禄山入长安后，知其能舞而“心爱之”，于是将数匹置之范阳，以后它们又辗转归于田承嗣所有，田不知其技而视作一般战马。一日军中宴饮奏乐，马闻乐起舞，军士以为妖异，用扫帚责打，马以为是自己舞得不好，更加卖力，田承嗣更令痛打，这些技艺超群的舞马就这样毙于枥下，唐代的舞马也就此失传。 这件银壶造型仿照皮囊壶，是同类器形中迄今所发现较早的一件。这件银壶发现于唐代中心地区，反映了汉族与边疆游牧民族的文化交往及相互影响。关于舞马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的文献，而有关唐代舞马的描述则更为详细。但由于缺乏形象材料，长久以来只能根据诗文描写加以想象。这只舞马衔杯纹银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使我们能够得窥唐代舞马之一斑，其文物价值弥足珍贵。 唐代金银器目前发现较多，精品迭出，久享盛誉，故作伪者也较多。鉴别时应首先从整体风格入手，多看原作，仔细揣摩其内在神韵，方能高屋建瓴，从根本上把握其时代面貌。 鎏金银器，尤其是纹样鎏金的所谓“金花银器”，平时不应过多擦拭，并尽量避免接触有机物质如汗液等，以防造成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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