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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研究之七

 金曌 2011-11-11

为什么考和怎么样考

──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研究之七

对于语文教学中的考试问题,叶老曾经给予极大的关注。他在早年所写的一些有关国文教学的文章里,经常谈论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还在谈论这个问题,13篇《晴窗随笔》中就有连续两篇专论考试问题。这原因恐怕是:

第一,考试问题关系重大。就整个教育来说,怎样看待考试往往同某种教育制度的性质联系着,同办教育的人的指导思想联系着;就一个学科来说,怎样看待考试也往往同这门学科的性质联系着,同执教者的教学思想联系着。有人说,考试常常关系到教育和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考试问题,特别是语文学科的考试问题,长时期来没有很好解决,其中的痼疾还远未根除。比如学习为了应试,这是封建旧教育的老传统。叶老在谈到1978年许多学校为应考而作准备的时候,这样说:“他们收集了前年各省高考的语文试题,看命题作文项下出了些什么样的题目,用来揣摩这一回可能出什么样的题目。他们还收集些前年得分较多的试卷,用来揣摩该怎样写才能得到较多的分数。”叶老说:“这种心理和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去年高考的语文试题》)由此可见,在考试问题上,至今传统的影响还很深;要求得根本改革,还需要花大力气。

对于考试,在叶老看来,最紧要的是要弄明白为什么考。

为什么考决定于为什么教和为什么学。教学语文的目的主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用叶老四十多年前的话说就是“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这里就必然产生一种师生共同的需要,就是要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的实际成绩,以便使教的内容、方法和学的内容、方法更有利于达到人人都受到“养成、培植、训练”的目标。这种“了解”,可以通过平时的诵读、答问、书面作业等途径获得,也可以通过师生之间日常的接触获得。而在教学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往往需要通过一种能够较为全面地考核这一阶段学习情况的方式来进行“了解”。这种方式就是考试。考试从表面看,是了解学的情况;从实际上看,是了解教的情况。平日课堂发问和课内课外练习是零星的、片断的、局部的了解;一个阶段以后的考试,则是相对集中的、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解到学生的成绩好,就意味着教师教得还比较得法;了解到学生中大部或少部分人学得成绩不好,就意味着教师教得还没有被全体学生所接受,问题也许在内容上,也可能在方法上,不管怎样,都得尽量想法补救、改正。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试不仅是考学生,同时也是考自己了”,而且,叶老认为,一个认真负责的教师是“一定会把考试看作同时也是考自己的”。(《考试──晴窗随笔五》)

明白了考试的目的和作用,对它就会采取正确的态度。在学生,因为要取得教师对自己学习情况的真实可靠的了解,就既不单纯追求分数,也不全然敷衍塞责,而是“尽其所知所能,认真应对”。在教师,因为要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改进教学,所以考试结束记下了分数,决不认为是“指导的终结”,而只能意味着“加工的开始”。“对于不及格的学生,尤须设法给他们个别的帮助”。

明白了考试的目的和作用,对它也就会作合理的安排。叶老是不赞成频繁地、花样迭出地考学生的,认为这样做徒然增加学生负担,对教和学都有害无益。最近,他在阐发关于一般考试的目的和作用的时候,曾经婉转地批评说:“考试还有种种新花样,摸底考试,模拟考试,分片会考,全区会考,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名目。这些考试目的何在,要考查什么,我完全不清楚。”(《考试──晴窗随笔五》)在叶老看来,合理的、必需的考试主要有两种,一是入学考试,一是阶段考试。入学考试,是考核新生入学时的实际水平的,目的在掌握新生成绩上、中、差的实况和比例,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另一种是阶段考试(期中或期终),是考核施教班级经过一个阶段学习之后的实际收获的,目的在检查施教效果。叶老说:这“两种考核都是必需的。不知道差在哪里以及差到什么地步,教师就只得各凭主观的见解来教学。主观的见解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学生未必都能有帮助。不知道实施以后的成绩怎样,教学就没有改进的依据”。(《大学一年级国文》)

叶老对考试方法曾经提出过一个“消极的原则”,就是:“不足以看出学生学习成绩的考问方法最好不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那么什么是我们需要看出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呢?叶老说:“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联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略谈学习国文》)很显然,叶老认为学生学习语文的成绩主要应该体现在知和能两个方面;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能,即运用知识于实践的能力和习惯。

叶老是很重视语文基础知识的,认为知识是形成和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但同时他又强调知识必须是生活中真正有用的;并且要以真正的理解为前提,要求知识的融会贯通,而不赞成生吞活剥和死记硬背。所以,对于那种满足于机械记忆的考试方法,他是竭力反对的。

考命题作文,首先要从中看出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作文的命题方法上加以改进。首先是出题者要“不凭主观,能够设身处地,就练习者与应试者着想”,要“能揣度练习者与应试者在某一范围内应该有话可说,说出来也并不勉强,就从这个范围内出个题目”。如果不这样,出题者凭主观出些“学而时习之说”“学然后知不足说”“多难兴邦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论”这类论说文题,硬要一个高中毕业生“搜索枯肠,勉强说一些话来完卷”,那就未必能真正考查出应试者运用语言文字以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实际能力。其次,叶老还要求作文命题能让人看出应试者读和写两方面的能力。他在评论1978年高考试题时指出:考语文“目的是测验考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理解语文的能力和运用语文的能力,看他们够得上够不上大学所要求的水平。这一回的作文题兼顾这两方面,因此我认为值得称赞。”(《去年高考的语文试题》)1978年作文试题是议论文的“简缩”,这是读写兼顾的一种测验方式;此外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方式。而且这种兼顾读写两方面的作文试题,还往往可以避免应考者事先估猜、事先准备几篇现成文章来应付考试的弊端,易于测定出应考者的实际水平。

从叶老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命题作文,他所反对的只是脱离考生实际、不顾考生的动机和体验的“八股取士”式的命题作文。至于作文本身,毕竟是学生语文程度的一种带有综合意义的鉴定材料,只要命题恰当,要求具体、明确、合理,应该肯定其价值。试题怎样才算“恰当”呢?综观叶老的论述,主要精神似乎有两条:一是出题切合应试者的实际经验和能力。比如出作文试题,“或教他们叙经验的事,或教他们说能推的理,或教他们表固有的情,或教他们达素具的意”,这就是恰当;否则,就是不恰当。又如出翻译题,“能按照他们的能力,选取那不需用工具书与参考书就可以理解的材料”,这就是恰当;否则,偏生偏难,就是不恰当。另一条是强调试题的综合性。语文知识本身,当它孤立地、静止地存在着的时候,是单纯的,它只是一种可以凭机械的记忆储存起来的东西;可是一旦实际运用起来,它便显示出极大的综合性和灵活性。因此,若要准确看出应考者实际的语文能力,就宜乎通过一些带有综合性和灵活性的试题来加以测定。再看叶老自己曾经列举的一些考查方法,就大都具有综合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他曾说:“考查的方法很多,如背诵、默写、简缩、扩大、摘举大意、分段述要、说明作法、述说印象,也举不尽许多。”(《精读指导举隅·前言》)这些考查方法,除了“背诵”“默写”二项是针对着已经熟读的文章而设的以外,其余的几项都是读写兼顾、理解与表达并重的考查方法。而在谈到大学入学考试的改革时,他曾建议除作文而外,可以再出几个“扼要的切合的测验题目”,一半考核对于文化知识的了解情况和思想认识的实际水平,一半考核阅读和欣赏的能力。叶老认为,“如果用这样的考试方法,才顾到了国文标准的全部,才可以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大学一年级国文》)。这些见解,也体现了重在综合考查而不重单项测试,重在实际运用能力的鉴定而不重简单的机械记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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