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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十几年前在阅读美国著名海军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传记时，有一个观点至今印象深刻，那是他对二千多年来海权实践的规律性总结：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命运，海权是通过一场海上决定性会战来决定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负是由交战双方的战术火力强弱决定的。在用生产力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终极原因的年代里，马汉的观点让我感到震撼！那本传记的内容现已淡忘，而马汉这一论述却一直留驻记忆中。
诸位知道，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最早受挫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性事件是“甲午战争”惨败，这场惨败引发了中国长期的动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逼入坎坷凶险的途径，并差点使我们民族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万劫不复！
甲午战争惨败源于190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战败。当时日本对战争准备了三种预案，如果海战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获胜，则在中国登陆，打平的话，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拉锯。可见中日海上决战是一场决定两个国家未来命运的事件，称得上是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正如以后众所周知的那样，我们在海上会战中严重受挫，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接着在日本海陆进攻下，输掉了整个战争，并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协定”而告终。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舰队作战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厄运链上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情况是；整整116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最直接的军事层面上，对那次决定我国百年命运的海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是比较遗憾的。
长期以来，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得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许华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杨志本认为：如果北洋舰队也摆出“单纵列”队形、和日本联合舰队形成同向异舷交战，战役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完全改观了。许华、杨志本和吴如嵩等先生的观点代表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海战失利战术原因的主要看法。
二、战术火力是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早在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就先于马汉总结了火力强弱是海战的关键。他在著述里写到：“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所以，马汉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应该是个常识问题。事实上无论陆上作战还是海上作战，在双方其它条件相差不多的情况下，都是火力决定一切。陆上作战火力多少会受地形、地貌影响，海上作战则一览无余，除了风向风速外，几乎是火力的纯粹较量。北洋舰队的将领们不可能不清楚这一常识。
1891年夏，北洋舰队第二次访问日本时，刘步蟾即观察到，新添了松岛、严岛、桥立“三景舰”的日本海军火力已经超过北洋海军，他告知丁汝昌、李鸿章“北洋海军购买军舰、更新旧炮已刻不容缓”，李鸿章立即向朝廷上了一份十万火急的奏折，指出“……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由此可见，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完全清楚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的常识，而黄海海战的失败结局也证明他们的判断力非常准确，这也解释了李鸿章为何在开战时不愿与日本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只想做“猛虎在山之势”。
三、“舰首对敌”和“夹缝雁行阵”的合理与不合理
我们知道两支舰队交战、或两艘军舰交战，最有利和最不利战位可用英文之母“Ｔ”来表示，处于“Ｔ”字一横战位是最为有利的，其特点是以最大受弹面积为代价，换取最大限度地发扬了整个舰队的火力；而处于“Ｔ”字一竖战位则最为不利，其特点是以最大限度放弃火力为代价，换取最小受弹面积。所以海战中，交战双方若火力相当的话，任何一方都极力避免处于、或接近于“Ｔ”字一竖的战位。
当北洋舰队决定以“夹缝雁行阵”对阵、并且取“舰艏对敌”时，每一艘军舰都会和成纵列队形在我阵前通过的大部分日本军舰形成一次“Ｔ”字形对抗，而我方战舰在每一次对抗时都处于绝对不利的“Ｔ”一竖战位，日方战舰处于最有利的“Ｔ”字一横战位。我方战舰有最小受弹面积的益处，但火力也降到最低限度（本来射速极慢再使尾炮置于无用武之地）。日方战舰虽有暴露最大受弹面积之弊端，但因我战舰火力已降至最低程度，无法利用对方暴露的最大受弹面积给予致命打击，相反日方战舰却可毫无顾虑地发扬最大火力优势。所以正常而言，北洋舰队“舰艏对敌”和“夹缝雁行阵”确实是最糟糕的战斗队形。那么，北洋舰队为何选择这一“最糟糕的战斗队形”？
我认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双方火炮射速的严重失衡颠覆了常态的选择，让北洋舰队的指挥官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舷对舷交火的纵队队形，而选择“舰首对敌”的“夹缝雁行阵”。
四、中、日舰队火力比较后的选择
我根据现有材料，以12点55分开战后一小时内实际参战军舰为准，经反复计算后发现：双方１００毫米主战火炮理论发射数据：联合舰队42042发，北洋舰队2368发，射速比是17.76︰１。日方火力几乎是中方的18倍。
１４点２２分左右，“广丙”和“平远”二舰赶到，“超勇”、“扬威”已被击沉，以后一小时内双方火力射速理论数据为：日方可发射42042颗炮弹，中方可发射４０８０颗炮弹，火力射速比是10.3︰１，日方火力是中方10倍有余。
如果北洋舰队采用联合舰队的战斗队形，与对方作同向或逆向行驶进行交战，虽可将我舰队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但要以最大受弹面积迎敌，理论上我方击中对方一炮，则自身被击中十炮。北洋舰队的指挥官们显然在 “最大火力＋最大受弹面积”和“最小火力＋最小受弹面积”两种选择间做过权衡。
那么，以牺牲火力换取最小受弹面积的队形选择是否正确呢？以“第一游击纵队”与“超勇”、“扬威”对抗为例，“超勇”和“扬威”舰长64米、宽9.75米、若以舷对舷交战，增加主战尾炮１门和加大２门主战舷炮的扇面射角，即从“舰首对敌”的２５度增大到５０度，但要放弃另一侧舷有２５度射角的主战舷炮２门，比“舰首对敌”时最多增加了１倍左右的火力，但受弹面积却增加了6.5倍，对抗的合理结果是增加对方一倍的损失，而自己则会更快地被击沉。北洋其它军舰火力、装甲虽强于“超勇”、“扬威”，也一样遇到舷对舷交火时，受弹面积的增加数倍于火力的增加，两相权衡得不偿失。由此可以理解，战前会议上没人对“舰艏对敌”的战术原则提出异议。因此，最糟糕的“夹缝雁行阵”恰恰又是“最合理的战斗队形”。
日本联合舰队对北洋舰队弱势火力了如指掌，其战术指导思想是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选择最大受弹面积＋最大火力发挥的单列纵队是顺理成章的，从双方接战阵形看，一副“抡圆了打”架势。北洋舰队因火力的绝对弱势不敢摆这种架势，而“始终舰首对敌”的战术原则另一解读就是：绝对避免舷对舷交战。
五、双方火力对抗悬殊之分析
以往的研究也注意到双方火力的强弱问题，但只是看成诸多因素里的一种泛泛带过，而没有意识到是海战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先以“第一游击纵队”同“超勇”、“扬威”在右翼对抗为例。以双方１００毫米以上主战火炮计算，从１２点５５分“吉野”向“超勇”开炮至１点３０分“超勇”沉没、扬威打残（不久沉没），从理论射速上计算，３５分钟里，“吉野”可发射４２００发炮弹、“秋津洲”可发射３５００发、“浪速”２３０发、“高千穗”２３０发，共计８１６０发。实战中日舰以侧舷交战，必须放弃另一侧舷火力，占总发射量约４０％，故理论上计算可发射４８９６发左右。
３５分钟里，我方“超勇”和“扬威”按理论射速计算可各发射８４发炮弹，共计１６８发。我“超勇”和“扬威”若以侧舷交火，同样要放弃另一侧火力，还要减去３３％的火力，只能发射１１０发。这样在理论计算上，日方“第一游击纵队”在局部战区内，对我二弱舰形成主战火炮38门对12门、即3.2比1的数量优势，而射速上更是形成４４比１的超绝对优势，即４８９６发对１１０发。日方主战炮火力四十四倍于我。当然，实战中因各种因素干扰，双方实际发射弹数远小于上述理论计算数，但双方火力极为悬殊的比例是不会改变的。在日舰迫近射击的情况下，“超勇”、“扬威”无论采取舷对舷交火、还是“舰首对敌”，都难逃厄运。
超勇、扬威沉没后，“第一游击纵队”４舰又先后同“致远”、“济远”、“经远”、“来远”、“靖远”、“广甲”６舰缠斗。结果北洋舰队两艘被击沉、两艘逃遁、两艘重创搁浅。怎么会出现如此悬殊的结果？尽管日军“第一游击纵队”４舰与北洋6舰的总吨位之比是１４７８４吨对１４１３６吨，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炮是38门对28门，数量比1.４︰１，似乎相差不大，但我经过详细计算，双方在一小时里“抡圆了打”，理论上发射数量之比是13990︰1248，射速比为11︰１。日方主战炮火力十一倍于我。同理，尽管实战中双方发射数量小于理论计算数，但双方火力悬殊的状况不会改变。由此推及整个舰队交战，北洋舰队损失５艘，而对方１艘未沉是情理中的事情.。
六、北洋舰队火力绝对弱势是海战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过去人们记忆深刻的作战细节和作战记录几乎都可以证明两军战场火力强弱的悬殊。开战伊始，“第一游击纵队”和本队竟然从我阵前快速通过而无一艘被击沉，而此刻是北洋舰队在这次海战中可集中发挥最佳火力的唯一一次机会，说明我方战舰火力的确很弱。
日舰“比睿”和我“超勇”、“扬威”一样舰身铁胁木壳，外装装甲为木质外包钢板，在遭到我主力“定远”等舰只围攻时，虽被重创逃离战场，但没有被击沉，继而我各舰围攻商船改建的“西京丸”、排水量仅622吨的“赤城”，也只是给予了重创，迫其退出战场，而未将之打沉。而对方围攻下仅35分钟，“超勇”被击沉，“扬威”被打残，不久沉没。这也反映了敌我双方的火力悬殊。
“致远”勇猛前突，遭数艘日舰集火射击被重创，与“吉野”同归于尽的英勇壮举固然气壮山河，而从战术角度看，受伤的“致远”在“Ｔ”字一竖位置上缓慢接近“吉野”时，正好让一横位置的“吉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火力，故而没等撞上对方，却先被对方击沉。
此外，“第一游击纵队”４舰同我６舰缠斗，居然能击沉“致远”和“经远”，驱跑“济远”、“广甲”并重创“靖远”、“来远”，也说明我方火力处于绝对弱势（幸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下令收兵，否则战斗再持续一小时，已受伤搁浅的“绥靖”、“来远”难逃被“第一游击纵队”击沉的厄运。）
总而言之，北洋舰队的将领们完全清楚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的常识，北洋舰队战斗队形既是“最糟糕”的、也是“最合理”的，若更换成“舷对舷交战”为原则、并以单列纵队与日本舰队同向或逆向行驶交战，并不存在转败为胜的可能性，结果只会更糟糕，被击沉的恐怕不止５艘战舰。
七、历史的教训
用吨位、火炮数量来衡量中日海军实力会产生错觉和误解，舰队战斗实力的衡量当以实实在在砸下来的炮弹为依据，当军舰的各种性能、技术、火炮口径和射速相当时，以吨位、火炮数量作评估指标才可行（西方国家因技术相差不多，故以吨位计算），否则就会做出错误评估，在错误评估基础上繁衍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评价和结论自然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当时海军对抗取胜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大口径慢速重炮火炮击中对方锅炉房、弹药库等要害部位，使之丧失战斗力；二是使用大量中小口径速射火炮，以急射火力大量杀伤人员和摧毁火炮器具，使之失却战斗力。战后军事专家们一致认为，黄海海战是速射火力战胜慢速重炮火力的经典之战。不幸的是北洋舰队使用的是前者，日本联合舰队使用的是后者。因此，北洋舰队若要获胜只能凭借侥幸和运气了，只能奢望炮弹能命中对方的弹药库、锅炉房或其它致命处，但近５个小时的战斗，幸运之神只让我方二发炮弹（有的记载说一发）击中旗舰“松岛”要害部位，使之退出战斗，此外再无第三发恩赐。
有人认为北洋舰队速度不如日本联合舰队也个重要原因。当然，舰队的速度是衡量一支海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唯独黄海海战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双方主帅都意在决出雌雄，死战不退，没有一方准备退缩，不是一方逃跑时被另一方追上后将其打败的。就像两个人作生死决斗，扭作一团时，某一方比另一方百米跑速度快一些没什么太大意义。何况想跑的也都跑掉了，如“济远”、“广甲”、“比睿”、“西京丸”。
北洋舰队战败最直接的战术原因是火力处于绝对弱势，那么我们进一步要追问：为何决战将临，火力弱势的状况得不到改善？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鸿章根据丁汝昌、刘步蟾的建议给朝廷上奏折要求“添船更炮”，翁同龢等“清流”昏庸无知，慈禧腐败奢侈，朝廷决策者们居然在１８９１年中日海军竞争已经白热化时反向操作，不仅不追加军费，而且还停止海军拨款两年，并挪用海军衙门７５０万两白银，修缮“形象工程”颐和园以供皇室骄奢淫逸。临战前，北洋舰队准备化32万辆银子购买12门120毫米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居然因无法凑到这笔款子而放弃。日本海军战前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装备了最新式的大小口径速射炮共173门。如果战前750万两银子不被挪用，可增添最先进的120毫米口径速射炮281门，这样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要比日本舰队多108门120毫米速射炮（原有小口径速射炮和“广丙”舰３门国产１２０毫米速射炮尚不算在内），即使不能击溃联合舰队，起码也能占绝对上风。
清廷先是战前停止拨款、继而要求北洋海军决战求胜，实际上陷入“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快，”的荒唐中，这就决定了李鸿章和北洋将士们的悲剧命运！以北洋舰队官兵在战场之“均狞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的忠勇之表现，他们在海上决斗中已尽了中国军人的最大努力，他们虽败犹荣，对海战失败不负任何责任，可耻的是把失败强加给他们的清廷决策层。
也许有人说，如果不是昏君当朝，而是秦皇汉武当道就不会如此，但几千年雄才大略的“明君”才寥寥数人，国家长治久安岂能依赖人治？所以从根本上讲，封建专制制度导致国民财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转化为国防军事力量，皇室可无限制地动用国家公共财政，甚至可以动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国防经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世界近代历史上，英国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最早执行了公共预算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使英国获得超强的财政动员能力，对英国近代的崛起并成为海军强国产生了关键作用。从１２１５年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起，王室就被限制动用公共财政，经过几百年王室与国会的反复较量，在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之后，直到１７６０年，才形成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现代经济制度下，王室想动用国防经费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根本不可能，而保证现代经济制度的是现代法律制度和政治民主制度。所以，英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海军崛起是社会整个现代化崛起的一部分，它的军事系统得到其它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现代化子系统有力支撑。
“洋务运动”却违背军事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在“中体西学”思潮的误导下，错误地采取“单骑突进”的方针，企图在腐朽的社会系统中培植出一个现代化军事子系统，致使北洋海军——这个现代化军事子系统不但得不到其它社会子系统的支持，反遭到其它腐朽的社会子系统侵蚀，而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最终在与外部强敌的碰撞中粉身碎骨。这就像是用一根鲜活的枝条嫁接在行将枯死的树上，企图使之起死回生，结果鲜活的枝条随朽木一块枯死。
人们可以把鸦片战争失败归因于生产力落后，毕竟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叶已进入尾声，中英对抗是近代工业国家对原始农业国家的对抗，军事技术的时代差距是任何因素不能弥补的。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能归诸生产力的落后，因为中日两国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靠买西方武器来打仗，财富和金钱中国远远超过日本，双方对抗的关键是哪一方会合理“花钱”。在既无现代制度保障、又无贤明“人治”保障的情况下，清王朝选择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金用于奢侈的皇室享乐，活生生断送了北洋海军和军事近代化。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制度先进与否决定军事现代化的成败，德国和日本在近代解决了现代化国家制度问题，即使国家在二战中被打得稀烂，照样快速崛起。前苏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国家制度问题，纵然一时成为超级大国，也难免昙花一现。北洋海军的失败只是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提前一百年把现代化国家制度与军事现代化的关系揭示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舰队的战术火力之弱、以及“最糟糕”和“最合理”怪异组合的尴尬战斗队形，根本上是封建专制政体、即落后的国家制度决定的。
注：《文汇报》2010.10.9在刊出此文时略有改动，删去部分用黑体字标出，主要是“超勇”、“扬威”同日方“第一游击纵队”的“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四舰交火时，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火炮射速比为：44︰1。日方火力是我方的44倍。此数据至关重要，由此把35分钟二舰就被打沉和打残的百年之谜终于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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