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蜀在秦汉统一大业中的作用

论巴蜀在秦汉统一大业中的作用

2009年12月31日 14:14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古老的巴蜀，绵亘于祖国大西南的腹地，滚滚的长江横穿东西，宛延的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纵贯南北。巫山十二峰，顶天立地，筑起东部的天然屏障，隔断楚天烟云。邛崃、峨眉，绵延相连，构成西部的巍巍壁垒，阻断羌地雨雪。岷山、大巴山联手横卧，卡断北部与陇西、汉中的交通。大娄山、五莲峰奔涌南下，在长江以南矗立起道道险关，使自大的夜郎不敢北向窥视。这一独特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形成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因而在悠久的中华民族多元的文明起源中占有辉煌的一席，另一方面也造成较长期的封闭状态，阻碍了与中原文明的顺畅交流，从而使巴蜀文化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留下许多至今仍然聚讼纷纭的历史之谜。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远行的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从而促进了我国各个地区生活着的人类群体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长江提供了舟楫之利，巴蜀文化与楚文化凭借它开始了交汇与融合。“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经过艰难的开山凿壁和数代人的流血牺牲，“猿揉欲度愁攀援”的蜀道之上终于出现了依山傍水的崎岖栈道，使巴蜀文化穿岷山，越秦岭。迤逦北上，徜徉于三秦大地，并折而东向，与中原文化热烈拥抱。经济文化上日益密切的交流为后来巴蜀成为中国统一皇朝不可分割的疆域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一旦成为统一皇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蜀立即显示出她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在秦朝和西汉两次完成中国大统一的历史壮举中，巴蜀就发挥了别的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铭记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尽管巴蜀的地理条件造成她一定程度的封闭，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她与周围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不可阻挡地进行。开始是民间自发的悄悄进行的交往，以后就出现官方有组织有明确目的的大规模交流。这一由偶然到经常、由小范围到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真相，经老一辈史学家特别是近年四川史学家的辛勤探索，已经基本明析。到战国后期，当巴蜀这两个以国为形式的地方政权已经成为秦国附庸的时候，秦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进一步发现了把这两个地方变成秦国直接统治的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公元前317年(秦惠王更元八年)，樗里疾率秦兵击破了魏相公孙衍倡议组织的合纵伐秦的三晋联军，从而对东方六国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势。恰在此时，巴、蜀两国发生矛盾，巴国的统治者向秦国发出了请兵伐蜀的要求，由此在秦国的君臣将相中产生了南下与东进的战略决策的争论。《战国策·秦策》、《史记·张仪列传》和《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史记》和《华阳国志》显然都是抄自《战国策》。《战国策·秦策》是这样记述的：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環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身，足以富民，缮兵不纷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候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琨，韩自知亡三川，刻必特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这场声情并茂的争论，显示了司马错对当时形势的洞悉和不凡的战略眼光。当时的形势是：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国力强大，对付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稳操胜券，但是，她毕竟处于关中一隅，如以一国之力对付在合纵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六国，仍然力不从心。并且，此时的魏国尽管从七国首强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却还拥有相当的实力，而赵、楚、齐等国的力量都还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还不可等闲视之。因此，秦国贸然全力东向，以求完成统一大业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当时秦国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倾全国之力东进，而是趁巴、蜀两国不和之机向这块阻力最小的地方进军，把天府之国变成自己的大后方。这时，司马错不仅已经看出巴、蜀战略地位的重要，而且特别明了巴、蜀在秦国对楚国斗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巴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①。显然，攻取巴蜀对于秦国来说在当时是一个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战略决策。反观张仪的设想，不能不说是带有极大冒险性质，近乎孤注一掷的方案。张仪的才能主要表现为外交上的随机应变，纵横捭阖，即策略上的灵活圆通，此时他所缺乏的恰恰是司马错的战略家的才智和胸襟。好在秦惠王也是一个颇具战略头脑的君主，在他的支持下，司马错的方案获得通过。一支规模不大的秦军在司马错、张仪等人的统帅下，迅速通过金牛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蜀国，消灭了它的军队，摧毁了它的政权，使之并入秦国的版图，紧接着又趁热打铁，挥师东进，给巴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在嘉陵江畔插上了秦国的旗帜。前后不到三个月，司马错的战略构想便痛快淋漓地实现了。此后，从公元前31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近百年中，秦政权在巴蜀地区全面推行封建化改革，逐步消除其奴隶制的残余，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和不断推广中原文化，加速了她与华夏诸族融合的步伐。

特别是秦昭王当国时期，李冰任蜀郡守，父子二人领导蜀郡百姓修筑了流芳百世、造福万代的都江堰和其他水利工程，加快了蜀地以水稻、桑蚕为主的农业开发和以井盐、蜀锦为代表的手工业开发，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的繁荣。此后，巴蜀地区就成为秦国最稳定和繁荣的地区之一，在秦国与东方六国、特别是与楚国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在吞并巴国后，因利乘便，指挥秦军继续南下，“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②，这是秦国第一次从楚国夺取黔中郡。在这以后，秦、楚双方为争夺这一地区互相攻杀，黔中郡虽然数次被楚国攻占，但秦国却能凭藉巴蜀这块根据地将它重新夺回来。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秦与楚国先战丹阳，消灭楚军八万人，夺回汉中，再次沟通了关中、汉中与巴蜀的联系，接着，又战兰田，再胜楚军。乘战胜之威，张仪又一次出使楚国，游说楚国背齐亲秦，破坏楚国与东方各国合纵抗秦的策略。在与楚怀王的交谈中，张仪一再宣扬巴蜀对楚国构成的威胁，他说：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栗，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扦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③

大概因为此时的张仪已经亲身参加过夺取巴蜀和黔中的战斗，目睹了巴蜀的富饶资源和地理优势，已经改变了几年前他对攻取巴蜀的看法，充分认识到巴蜀对秦国的战略意义。他的话虽然不乏纵横家的夸张色彩，但基本上是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为基础，对于楚国来说，实在是真情多于恫吓。不久，事实即证明张仪的话是正确的。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在楚国夺取黔中郡不久，秦国就又一次令“司马错派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④。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⑤。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⑥。显然，由于秦国以巴蜀为根据地频频出击，向南向东发展，不断地蚕食楚国的土地，经过反复的争夺，最后巩固地占领了黔中郡和巫郡，控制了今日湖南北部和湖北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军事上从西、南两面形成了对楚国的包围进攻态势。使楚国的西、南两面几乎无险可守，只得向东节节败退，始终无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到秦王赢政统治时期，巴蜀经过近百年的开发，更加稳定和繁荣，已经成为秦国当之无愧的战略大后方，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的粮食、蜀锦、井盐和其他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持了秦王政的统一大业。对此，宋人郭允蹈在其所著的《蜀鉴》一书中说：

“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取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

这是历史上对巴蜀在秦朝统一中的重大作用第一次做出的中肯评价。

秦朝建立十五年后就因秦皇父子两代政策的失误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在三年多的反秦战争中，原东方六国的旧地烽烟四起，社会秩序大乱，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遭到破坏。唯有原秦国的腹地关中、汉中和巴蜀一直安定如初，既没有爆发反秦的农民起义，更没有出现将军和郡守的反叛。在当时信息传递迟缓和秦朝政府有意封锁消息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百姓和官吏大概还未弄清东方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秦皇朝就寿终正寝了。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关中、汉中和巴蜀之所以仿佛是安定的绿洲，一是因为这里是秦国原有的疆域，自商鞅变法以来其封建化的改革相当彻底，生产关系比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秦皇朝对这些地区的剥削较轻，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百姓的生活还没有艰窘到铤而走险的地步。三是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的封国割据状态的存在，使百姓在心理上形成对故国的认同，不易滋生反叛的意识。因为这里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没有打乱，所以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七年之久的动乱岁月里成为最稳定的地方，也是最易于统治的地方。秦朝灭亡后，项羽一度执时代之牛耳，他企图用分封诸侯王的办法建立战后的稳定秩序。且不说这一决策本身就埋伏下日后战乱的种子，就是他出于偏狭之念封刘邦以巴蜀为根据地的汉王也是铸成大错。尽管刘邦当时对于这一不公平的分封忿忿不平，气得几乎要与项羽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却从项羽的失误中取得了日后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至关重要的后方基地。据《史记》、《汉书》记载，项羽入关中后，杀子婴，屠烧咸阳，然后“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项羽满以为，把刘邦迁到地僻道险的巴蜀，使之老死该地而无出头之日，也就消除了对他称霸中国的最大威胁。刘邦当时也没有认识到巴蜀对他后来成功的重要意义，所以要不顾后果同项羽开战。周勃、灌婴、樊哙等人的劝阻一概无效，但萧何的一席话却使刘邦顿时清醒，转怒为喜。因为萧何最早看出了占据巴蜀对于日后争夺天下的重要意义：

“何谏之曰：‘虽王关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致，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⑦

刘邦被萧何说服后，带着被项羽由十万削为三万的人马部属来到汉中。此后，刘邦与韩信等即紧罗密鼓地积极进行“还定三秦”的谋划，萧何则集中精力从事于安定后方秩序、保证兵源和物资供应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⑧。与萧何共同经营巴蜀的是另一著名将军郦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他“别定汉中及蜀”。显然，萧何随刘邦到汉中不久，就与郦商一起带兵到巴蜀进行了接收工作，很快将其纳人了汉王的行政系统。看来对巴蜀的接收事宜进行的比较顺利，从关中百姓对汉王的欢迎态度可以想象接收巴蜀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后来的史书对此记载之所以十分简单，大概就是因为萧何、郦商及其他官员对巴蜀的接收和管理都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出现什么值得记载的戏剧场面和轰动事件。但是，汉王刘邦占据巴蜀汉中却是他在楚汉战争中战胜项羽，最后成为又一次统一中国的伟大帝王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有了巴蜀汉中这一巩固的根据地，才使刘邦能以三万之众“还定三秦”，将巴蜀、汉中与关中联成一气，建立起刘邦与项羽鏖战四年之久的巩固而稳定的战略后方。而巴蜀源源不绝的兵员和军需物资的供应，也成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长期坚持、屡败屡起、愈挫愈奋的物质基础。史书记载：

“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⑨

“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民，……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⑩

在整个楚汉战争中，丞相萧何虽然没有督兵在前线冲锋陷阵，但他坐镇大后方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却成为刘邦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显然，没有刘邦、韩信、彭越、曹参、周勃等将帅在前线指挥士兵英勇鏖战，项羽的数十万精锐之师当然不会自行瓦解，但是，如果没有萧何在后方的苦心经营，特别是征调巴蜀的人力物力以保证兵源和军需的充足供应，刘邦也不会从数次几乎全军覆没的危境中重新振作起来，最后摘取胜利的果实。汉帝国建立之后，刘邦对与他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论功行赏，最后他力排众议，推尊萧何功劳第一，这实际上也是承认了巴蜀地区的百姓在统一战争中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宋人郭允蹈这样评说：

“汉高帝留汉中未几，反其锋以向关中，足迹虽未尝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军粮，陷阵者巴渝之劲勇，由故道战陈仓定雍地而王业成矣，孰谓由蜀出师不可以取中原哉！”11

历史上，由蜀出师者不一定都能取得中原，但在秦和西汉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巴蜀确实起了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作用，以其辉煌的功业彪炳青史。

注释：

①④⑨《华阳国志·月志》。

②⑩《华阳国志·巴志》。

③《史记·张仪列传》。

⑤⑥《史记·秦本纪》。

⑦⑧《汉书·萧何传》。

11《蜀鉴》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