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三思而后行”

 

也谈“三思而后行”

楚欣

2009年11月23日15:28   来源：《福建日报》

 

过去，人们总说“三思而后行”。近日读报，发现有人批评此说，认为凡事再思就可以了，“三思”则会生出私心杂念，因而不值得称道。有的文章甚至说“三思干部”要不得。笔者拜读之后，先是感到新鲜，继而觉得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三思”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名臣，他在任33年，先后辅佐三代君主，对鲁国的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人凡事谨慎小心，瞻前顾后，有时思虑过多，难免优柔寡断，孔夫子因此说“再，斯可矣”，可见这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并非一概而论，况且他老人家只说到这里，并没有得出多思则多出私心的结论。 　　那么，“三思而后行”究竟对不对？我以为，回答之前有两点应辨析清楚。 　　一是私心与多思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一个人想多了有可能生出私心，但一个缺乏多思的人，也可能有私心存在。会不会生出私心，主要决定于人的品质，而不在于思的多少。主张应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的作者不以为然，他认为，党政干部在工作中，“一思问题症结何在”，“二思怎样能改革好”，“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则会多从个人角度考虑。“一句话，就是滋生私心杂念，‘多思转多私’。”这“一句话”是否说得太绝对了？难道没有第二种可能？依笔者所见，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工作中，“三思”往往是需要的。“第三思”不排除有人因此生出私心，但更多的人是在“二思”的基础上，思考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包括正反两方面，从而把问题想得周到些，想得超前些，并有防范的预案。这样，就不容易出现反复，不容易折腾。现实中大多数改革正是这样进行的，但也时有发现，某些事初衷不错，却只做到“二思”，没有“三思”，结果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有负面反应。再如最近北方雪灾损失严重，报上有文章针对此事，批评人们对去年南方雪灾“反思总结不够到位”。 　　二是刚决与多思不是对立的关系。反对“三思而后行”的作者引用近代学者钱穆《论语新解》一书中对孔子那句话的注释：“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说明凡事要坚决果断。钱穆的注释没有错，问题是，“刚决”不是胡来，它要建立在多思的基础上。古人曰，“行成于思，毁于随”，多谋才能善断。历史上很多有所作为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再说，当前党政干部队伍中，究竟是“三思”的人多，还是少思的人多？也应该搞清楚，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最近中央提出，要把我们的党建成学习型的政党。学习就需要多思，但也不能不看到，现实中那种不学习、少思考甚至懒于思考的干部并非少见，他们的借口多半是“工作忙，没时间”。然而正是少思考、懒于思考，这种人的决策“刚决”有余，谨慎不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实施后往往出现问题，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当前需要帮助的应该是那些少思考、懒于思考的干部，而不是“三思而后行”的干部。 　　通过上述两个问题的辨析不难看到，“三思而后行”没有错，它的核心是要求人们凡事不可轻率，必须慎之又慎，尤其是身负重任的党政干部，更应该如此。至于防止私心杂念，则需要不断加强思想品德的修养。二者不存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并行。

（责任编辑：郑光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