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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我在邵氏的日子

2012-01-01  月未圆书斋

蔡澜:我在邵氏的日子

        倪匡和金庸他们两个都好,两位我都喜欢。倪匡兄比较随和一些。查先生比较忙,我和他见面要看他的情况。但是我在查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在历史方面,碰到不懂的问题,问查先生,总是能得到答案。

金庸、倪匡、黄沾、蔡澜,在香港被称为四大才子,但蔡澜很不喜欢这个称呼。蔡澜做生意、练书法、好美食,忙得不亦乐乎。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香港报道

蔡澜很忙,忙他的生意。在香港,蔡澜的生意有很多:旅行社,茶餐厅,等等等等。

按照约定的时间,《中国周刊》记者在蔡澜的旅行社和他见面,门口是蔡澜自己的题字,苍劲有力,有黄山谷神髓。

见到蔡澜,他彬彬有礼,让座,倒茶,很儒雅。很难与他狂放的文字联系在一起。

开始聊天,竟然还有几分腼腆,有时候记者说了一大堆,他连说几个是是是就过去了,跟他的率性的文字更是判若两人。蔡澜说,他一向如此。记者不信:与倪匡相交莫逆,怎会这般拘谨?

正好他和倪匡有个约会,和倪匡也有交往的记者要求同去:我要去看看你在倪匡面前是不是真是如此。

蔡澜狡黠地笑笑:好。

倪匡见了我,哈哈大笑。蔡澜也跟着笑:他非要来看看我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

还是那样,彬彬有礼。

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说:文如其人,谬于蔡澜。

不信,且看蔡澜如何说——

父亲的翻版

你说我的经历就像是我父亲经历的翻版,确实是这样。你一定是看了我父亲的一些资料:父亲也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是书法家,并且还是电影工作者。(蔡澜之父蔡文玄,诗人,后随着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来南洋发展电影事业,主管发行,兼任“大华戏院”经理——编者注)

说起来,我当然是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很亲切,我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一直通信不断,后来我在香港,他在新加坡,联系也从来没有断过。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常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我们兄弟几个自己选,看看我们喜欢哪一类的,他就专门给我们哪一类的。姐姐喜欢教育类的,哥哥喜欢做生意的书,而我则喜欢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这些阅读对于我日后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4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南洋商报》,结果报纸给发表了,当然很兴奋。那篇文章好像是一篇影评。大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我那么小的年纪,怎么就想到去投稿?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看了那么多的书,看到别人能够写,我觉得我也能写。看了电影和别人写的影评,我和他们的感受不一样,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而已。

初入邵氏

1957年,我在日本读书,就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这样的经历让别人看起来也比较奇特,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很自然:父亲就在邵氏公司任职。我可以说是邵逸夫先生看着长大的。我去日本读书的时候,他说: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我想大概是他觉得我可以的。

小时候,邵逸夫先生就很喜欢我,我小时候留了胡子,他看了就跟我开玩笑:我都没有留胡子,你小小年纪,留什么胡子。小时候和邵先生见面倒是不少,像父亲的生日,或者是我去父亲公司那里玩,都会见到他。不过,那时候,我和邵先生的关系,也说不上是“忘年交”,一定要说一种关系,也只能说是我是邵先生雇员的儿子。那时候也没有跟他做事情,只是觉得他很随和。后来跟他做事情,才发现他很严格,做什么都要求我们做到最好。

他每年都会来日本召开公司的集会,这时候跟邵先生的接触才多了起来。邵先生喜欢到日本吃东西。那时候让我奇怪的是:他每次到了日本,不单吃日本菜,还去吃中国菜。我想,吃中国菜在香港也可以啊,干嘛要跑到日本来吃呢。

不过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发现他每次到日本吃中国菜,总是会点一个黄鱼两吃。因为那时候黄鱼在香港和大陆慢慢地少了,而邵先生很欣赏日本的黄鱼。

简单地说,我那时在邵氏的工作就是买片子。日本有了什么新影片我就去看试片,看完了之后我要是觉得这个戏很受欢迎,就买下来寄到香港,在香港完成配音,然后再寄回日本冲印,冲印完了之后我再看演员的口型能不能对得上。那时候,日本公司的规模其实也很小,只有五六个人。我只要对邵先生负责就好。

相交三才子

我在日本工作的后期,开始参与拍电影的工作,做监制。

后来就去了台湾,和古龙的交往就是在那一段时期开始的。我去台湾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古龙的作品《萧十一郎》。

那时候,是电影的黄金时代,拍什么戏都赚钱,对电影的质量要求并不高。

和古龙第一次见面就是买他的版权,古龙很能谈,天南地北都能聊得来。和古龙聊天当然要喝酒,那时候我正好也能喝一点,所以谈得很投机。后来倪匡和古龙交往的时候,我就回了香港,工作很忙,很多时候走不开。但是还是有时会和倪匡从香港到台湾去找他喝酒。古龙有两方印,就是我给他刻的。

(有人曾经问过你,倪匡和金庸的书你更喜欢哪个,你的回答是喜欢金庸。我想问的是,在交往上,这两位老朋友你更喜欢跟谁交往?)

他们两个都好,两位我都喜欢。倪匡兄比较随和一些,我们年纪也比较接近,还在一块做过节目,见面比较多一些。查先生比较忙,我和他见面要看他的情况。但是我在查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在历史方面,碰到不懂的问题,问查先生,总是能得到答案。和倪匡兄在一起就很放松啦,八卦的事情也会聊一些,花天酒地也是有的。

你说人们常常把金庸、倪匡、黄和我称为四大才子,我其实很反感这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就是四个很好的朋友。

黄现在过世了,你别看他在电视上那么随意,其实他是个很拘谨的人,比如他做节目之前,会手里拿着小卡片背台词。我从来都不肯做这样的工作,可是黄觉得要做就要做到完美。

倪匡、黄和我过去曾经在一起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今夜不设防》。

这个节目怎么来的呢?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倪匡喜欢泡夜总会,我和黄每次都去给他捧场,但是不能总是让倪匡买单啊,所以去了几次我们就要回请倪匡。

那时候,去一次夜总会,一晚上要花三万块钱(港币),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我并不喜欢那家夜总会,觉得那里的女孩子不漂亮,酒也不是很好,而我们三个人在那里聊的内容都很有趣,结果那些女孩子都被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我就觉得很不划算:还不如我们自己做一档电视节目,那样的话,酒商会拿最好的酒给我们喝,美女明星们都喜欢我们风趣的谈话,而我们还可以有钱拿!

我把这个想法和他们两个人讲了,他们两个都觉得不错,黄就去和电视台接洽,结果和电视台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那样的节目,也很奇怪,从那以后,香港所有的清谈节目都是三个人,其实三个人或者四个人都可以啊。

拍电影的日子

我在香港拍电影的时候,邹文怀先生刚好离开了邵氏,去创办嘉禾了,他一离开我就接上去了,衔头是制片经理。

你说我说自己还没有倪匡说起我来那样滔滔不绝?那当然了,倪匡口才好啊,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写在文字上感觉好一些,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样的性格都不应该去做什么电视节目,后来做惯了也就一个一个接着做下来。

不过,我倒不觉得和人打交道很麻烦。做制片也有让我很喜欢的一面,就是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处理几百个问题。还是给你讲个例子吧,有一次王羽(因主演《独臂刀》而出名的邵氏影星——编者注)在韩国拍戏,那边的制片没有经验,发生了很多困难,什么都不顺利,邹文怀先生就把我从日本调过去,当时命令特别急,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马上走,什么话都不要说,马上到机场买一张机票走。我连回家换身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我到了韩国,处理完问题回到家,家里养的一笼小鸟都死掉了。从那时起我就不养宠物了,我觉得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还要去养,就很不负责任。

那场戏最后一场是下雪的戏,但是那几天又没有下雪。中国人的观念,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剧组里很多人都嚷着要回家过新年,王羽很着急。但是没有雪又拍不下去。我说:好,不管花多少钱,买几卡车的白面来。面买来之后,把面撒在山上,虽然不是很像,但是拍出来后可以和以前的戏接上去。

我让倪匡演嫖客那事,他肯定跟你讲过吧?当时那个戏里有一个妓女是利智扮演的,倪匡又很喜欢利智,我说你喜欢你就来客串嘛。倪匡的知名度又很大,他来客串,大家都喜欢。

后来我发现电影其实不是很符合我的个性,但是当时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玩具,我怎么玩都可以。比如说我很喜欢香港过去一个叫池塘咀的地区,很高级的,但是那个时代我已经错过去了,没有办法去。那么我在一次拍电影的时候就请一个美术指导,按照当年那些一点一滴再现出来,包了一桌菜,菜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做的,酒也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我在片场里享受到了当年的气氛。这都是电影带给我的。

电影虽然很好玩,但终究是团体的事情,完全不是个人的。

那时候,我的性格是这样,就是无论谁投资给我拍电影,我一定要把钱给人家赚回来。如果说我对艺术要讲良心的话,我对投资者要有更大的良心。这样我就不能不顾投资人的死活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即使那样的话,拍出来也不能说那是蔡澜的电影,因为拍电影要有很多人。拍电影不像写稿子,只要一张稿纸一支笔,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下来就永远是自己的。那么就转向写作了。转向写作之后呢,我又发现我很会做生意,就一边写稿,一边做起生意来了。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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