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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不仅是债务危机】
这次举世瞩目的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指向希腊等国家高福利、低盈余的经济模式。高福利在欧盟多数国家都存在，在过去二战后经济增长很快的情况下，国家财富比较充裕，高福利的政策落实得非常好，甚至成为其他国家借鉴的模式。在欧美之间为此也引起过一些热烈的议论：欧洲是社会市场经济，美国是自由市场模式，一方要保证社会公平，另一方要提高生产力，这两者哪个更加优越，等等。欧洲国家认为虽然它们的社会福利高，但并没有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美国则认为经济增长很快的情况下，也能使社会公平原则落实。
但从欧债危机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只是债务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现端倪。到21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年，欧洲也开始反省，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放慢，加之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缺少，失业率也较高，这就使得享受福利的人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出现亏空。希腊债务危机前，从法国到英国，再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些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政府由此处在两难的处境：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享受的东西，老百姓已经享受惯了，要拿回来确实不容易。另外有些问题也与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关，南欧一些国家都是比较享乐型的，工作时间很短，但是要求更多的报酬，甚至年底还要更多的花红。
南欧国家存在的问题北欧国家也存在，只不过出现问题的迟早不一样。从经济结构、政治领导人的决心到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都使整个社会发展走入固定化的模式，要改变非常难。欧洲的福利在一定时期可以做得很漂亮，但长期的结果就是养了很多懒人，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
【政府为何难以做决定】
欧洲入不敷出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但面临问题时，政府为何很难作出决定？并非没有办法，办法就是要忍痛做大的改革，包括社会福利改革。法国曾经尝试过，萨科齐上任之初就说要大刀阔斧削减各方面开支，但没有做到，这涉及执政权的问题。政府能否做下去，决定权首先在选民。选民对经济政策的观感和看法，直接影响他们的意向。有时政府有想法，也看到问题的所在，想从比较正确的方向着手改革，但最终因为要保住权力而得过且过，因为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下台了。民主社会在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时很难作出决定。
在经济形势很好的情况下，它们运作起来很容易，但只要遇到经济困难，就会诉诸其他手段。一是政府知难而退，另外它的决策不是只有专家学者和政府领导人作出的，而是整个社会参与，民意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有时候决策虽然反映了民意，但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利益。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治操作有时是短线的，可能只看到今后几年，不会看得很长远，本该作出的决策不会去作。
现在欧盟国家尽管失去了一些利益，还可以维持过去的生活方式。只要日子过得还可以，就不会下决心改革，这是之前成功带来的结果。二战前，欧洲很多国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大家都愿意去共同面对困难，可以为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共同的利益舍弃自我，但现在都不愿意这么做。欧洲虽遇到很大的困难，但还没有到断水、断粮、断面包的地步，所以不太可能放弃个人要求。
削减开支经济增长就缓慢，不削减开支债务负担就越来越重，欧洲陷入两难的地步，当下就要看它能否自救。它现在总是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新兴经济体，不愿自身改革，希望外面来支持它，在最小的社会代价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就在欧盟内部，希腊是这样，爱尔兰等国家也是这样，希望欧盟其他主要的大国来帮助它们。另一方面，欧洲大国又提出要求，如果不改革，就不帮助它们，于是形成了一种拔河的态势。
【高福利并非最有效的模式】
中国曾试图把北欧模式作为一个参考对象，但后来并没有落实。原因就在北欧能够成功的在中国不一定能成功。北欧那些国家小，经济基础也比较好。中国当时在改革开放没多长时间的情况下摸索这条路是过早了。即使以现在来说，高福利也并非是最有效的一个模式，高福利首先税收要很高，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贫富差距那么大，再加税很难有全民共识。北欧国家现在也面临高税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吸引资本困难，本国资产外流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很难向这么小的国家学习，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是可以，但要模仿很困难。
过去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中国还在摸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往往觉得没什么信心。但我个人觉得目前在全世界里经济能维持高速的比较健康增长的国家很少，中国是其中之一。现在都在争论有没有中国模式，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看，中国走到现在这样，说明过去30年有成功的地方。但这个模式还没有最后成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也不是非常成熟，社会发展也尚未成熟，但至少过去的路是正确的。其他国家也从反思和比较中认识到中国并非它们过去所认为的不值一谈，或必定是一个要失败的、会崩溃的经济模式。
如果将民主模式和威权模式做一比较，以新加坡为例，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新加坡那种威权模式是非常成功的，通过权威抑制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可能出现的通病，包括腐败、官员效率不高等。但另一方面，它的缺陷在于在全球普遍要求民主选举，人民发言权应当更加增多的情况下，会带来一些民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民众的参与，这不是完善的社会管理。现在威权政治也遇到一些问题，对执政者来说，考虑最多的一个是政治问题，另一个是经济如何持续地为民众提供物质满足。新加坡也在调整，如果过分迁就民意的话那可能造成决策的失误。比如移民的问题，新加坡需要引进更多的劳动力，但现在民众反感比较大，尤其在最近两次选举中，执政党的得票率比较低，后来只好迁就一下民意，对外来移民实行的政策相对更严一点。实际上，政府知道过严的移民政策对国家发展是不利的，这就涉及一个平衡的问题。过去新加坡政府所作的决策可能有时老百姓是不同意的，或是不理解的，但它以其成功来说服人，用结果来说服民众。现在问题是结果还没出来前要用政策来说服，这就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也一样，很多时候不是用政策的结果而是用政策的内容说服民众，这是民主制度面临的问题。
杜平
（杜平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本文由本刊记者简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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