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古代治国十六字心传，记载于《书经?大禹谟》。即使放在现代，这十六字真言也不失其作为治国方略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十六字直译的意思是，“人心难易其诡”，“道心难得其真”，“求真总须精纯专一”，“治世贵在守中固善”。
这里要澄清一点，古代治国的本质在于治理百姓，因此有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区分。贵族的重要工作在于治理百姓，而百姓的重要工作在于从事具体的劳作。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时候没有人权平等这一说。因此，要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才能理解这十六个字，也就是要依据统治者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十六个字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产生歧义。这是因为古代智者思维高深，但用词却十分简洁惜墨，体现了较高的文字修养，同时古代的语法与今天有所不同，许多的表达方式从今天看来是从“反论”的方法来叙述事情的。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当时的语境，因此用任何现代语言解释只会挂一漏万。尽管如此，这十六字仍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一是治国重在治理人心。一方面由于人心难测又难以改变，所以对百姓不得不有所防范。治国者须因事为制、随机应变，不可固守旧制，应把握“无德必亡，唯德必危”的尺度；另一方面，要积极疏导，要从最易造成百姓心中纠结的社会问题入手，也就是要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和基本需求层面思考问题，防范社会的结构性利益失。也就是要防止结构性利益失衡成为人心不稳的根源。要以“人道”还治人心，适时教化，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警惕因人心不稳导致民怨迭起、社会不稳定，要扼制不确定因素的灾难性放大。
二是治国重在抓住事物发展的趋势。由于趋势生于微毫之处，故在“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就要注重防微杜渐。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趋势生于微毫之处，往往不能被轻易察觉，也不容易区分，如同“道”一样。因此要格外细心，慎始敬终，要以“地道”（注1）格物致知，明察秋毫，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和判断力。（《道德经 ?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经 ?十四章》说，“博之不得，名曰微”）。
三是治国重在以精纯专一的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不被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充分发挥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
四是治国重在切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以不偏不易的务实态度（中庸之道）遵循“天道”（客观规律），从而守中固善，统率治国纲领。（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
《管子·霸言》中说，“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则从人道、地道、天道三个方面对如何把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分别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诠释。而这一精到的诠释又整体上体现了《管子·霸言》在“惟精惟一”方面的功力。
宋代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解释道，“允执厥中”是尧传于舜的治国真言，也就是说凡事不可偏离“天道”（客观规律）。当舜在传授给大禹时，怕大禹小看了这句真言的份量，又另外想了三句一共凑了四句传给了大禹。朱熹认为尧所传授的四字真言一句顶一万句，舜所加的另外十二个字纯属多余，画蛇添足，只能作为尧所说的四字真言的附注，毫无新意，只是为了不让后来的人对尧之真言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而已。（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引自《中庸章句?序》）。
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古代《易经》的观点来看，十六字应看作一个整体，而且只有“惟精惟一”是统治者在主观层面上把握所有治国真言的一把钥匙，也是古代君主及士人较为看重的四字真言。由于“惟精惟一”属于主观层面的把握，因而象征了主体。而其余十二个字只是象征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客体，分别为人道、地道、天道，只能遵循和牢记，不能违背和超越。从而在总体上由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了体现整体性的阴阳格局。
明朝的王阳明（余姚人，名守仁，号阳明）是真正看破玄机的人。他的一篇文章《重修山阴县学记》中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
另据记录王阳明行迹的《传习录》卷上记载，“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具有唯一性，探究事物的本质是精益求精的目的，而精益求精是探求事物本质的唯一手段。正是有了“惟精惟一”的治学态度，王阳明才能从旧理学中脱颖而出建立心学，并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影响后世的哲学概念。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确实是治国过程中破解一切问题的钥匙。古代还将“惟精惟一”引伸阐发为“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只有明晰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就能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由此想来，尧、舜、大禹时代统治者的智慧确实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而“实事求是”后来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标识，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而且又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说明了古代哲学思想基因的强大生命力。
由此，可以明确一个事实，舜确实传承和发扬了尧的思想，并不是象朱熹所攻击的“纯属多余”（尧之一言，至矣，尽矣！（引自《中庸章句?序》）。舜出身于姚墟之地（今浙江省余姚），对于舜的理解可能是同为余姚人的王阳明更有灵犀吧。而不为后人所知的是，王阳明的心学（阳明学）正是从这十六个字发端，也就是说奉这十六个字为其正源。关于这一点我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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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危”是“诡”的通假字，古代以“危”代“诡”。在《孙子兵法》魏注中就有此说。当然并不是今天意义上“诡”的含义，（详见〈王阳明的《心学》源头〉一文)。或说易私犹如涉险，故危。二种解释道理相通，表里而已，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而言。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的意思是指人心因忧患而悬危不定，如“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但“危”真正的含义是人心难测又难以改变，往往诱之以利则偏，晓之以理则正，无法做到“人心听命”的程度。因此，看似以“危”论之，实则“诡”也。
人心为什么会“诡”？是由于民风不纯，民心不古。这一点可以从《庄子·外篇·天运》可见一斑，“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因此，《孙子兵法》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
而从平民百姓的立场而言，由于整体生存环境中所存在的种种危机，不仅使百姓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恐惧或不安之中，也使人心产生了扭曲。例如，就连《礼记·檀弓下》也不回避“苛政猛于虎”的现实问题。《老子·五十八章》也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2：关于地道。尹知章注：“地道，平而无私”。《礼记·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注3：舜的故乡（摘自网络百度“姚墟古迹”条）
余姚南有句余山（即今四明山），北有姚水，地名合山水之名而成。按《史记·正义·索隐》等记载：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即舜所生地也。舜有时下海捕鱼，晒网于历山，所以历山又称“沥网山”。
中国十大思想家、明代著名史学家黄宗羲说：“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余姚有历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然大概舜之生在余姚，故孟子曰‘东夷之人’。”
从以上古典文献所记载，再参核余姚当地山川，大致可以认为：舜生于姚江之滨的姚丘山东麓的诸冯，故姓姚。尧帝死后，姚舜即继位为帝。当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教授，特为余姚题写了“姚墟古迹”，刻石于龙泉山东麓。
余姚建县较早，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始皇帝东巡入浙，至会稽，划分浙东各县，置余姚县。余姚汉代属会稽郡；隋唐时属越州；北宋时属两浙东路；南宋至元、明、清，历属绍兴府；今属宁波市。在东汉建安五年(200)时，东吴孙权任朱然为余姚长，即建余姚北城。至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77)，为防御倭寇，特增建余姚南城，形成南北双城挟姚江对峙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