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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走，都是为了孩子 |
年关将近，10个大学生的到来，打破了一个小山村的平静。 跟随一支名为“千里草”的大学生支教队，我们也走进了这座位于川滇交界处的乡村小学——四川省宜宾市珙县王家镇百花村小学。 村里人都说，家乡是美丽的。村后的四里坡是原始森林，春天里，满山的珙桐树上开满白色的花，像无数白鸽站满枝头。可村里人也知道，“留在家乡是没希望的”。出于生计，年富力强的男男女女都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留下了一大批孩子。 百花村小学就读的180多个孩子，八成以上是村里的“留守儿童”，走近他们，足以管窥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现状、孩子父母的无奈，以及乡村老师坚守讲台的艰难。 住在百花村，记者看到，有孩子“留守”多年，已不再盼望父母归来。有谁，会去惦记陌生人？ 即便孩子追着火车跑，当爹妈的也不能回头。为了明天的生活，必须放逐骨肉亲情。 见过太多留守儿童变“坏”，也有爹妈不敢双双离开，而是选择当“年末夫妻”——“留守儿童”成为教育的失败案例，届时赚来钱财有何用？ “留守儿童”、师资紧缺、经费有限……一系列与“偏远地域”相关的连锁反应需要村校去面对，不过，坚守的老师挣得一个真正的“教师”资格也有难度。 春节前的百花村，是它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打工者归来，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然而，热闹背后的心酸与纠结，或许只有体味了留守与分离的村里人，才真的能懂。
1 过新年，只记得“两个鸡腿” 人物 留守儿童陈正义 新年愿望 奶奶身体健康 外出打工的父母是否已经归来，一看孩子的衣服便知。这几天,班里的一些同学已穿上了颜色鲜丽的羽绒服，女孩子甚至穿上了在这个山区里少见的牛仔裙、打底裤。读二年级的陈正义，还是一件满身污渍的运动外套裹身——爸妈今年不回家，陈正义并不想念。谁，会惦记“陌生人”呢？ 1月10日。四川宜宾市珙县王家镇百花村二社，11岁的陈正义站在屋檐下，眼巴巴地盼着雨停。 因为下雨，家门口的那条小路更加泥泞、湿滑，阻挡了他“东玩西玩”的脚步。在这个小男孩的心目中，同学家、邻居家都比自己家好玩多了。“在别人的家里,有电视看，还有电话。”而陈正义的家里，一间瓦木结构的旧房，电线只连接着一只照明的灯泡，和他相依为命的是奶奶，还有小自己两岁的妹妹陈正兰。 “今年过年，爸爸妈妈回家吗？” “不回。” “你会想念他们吗？” “不会”。 兄妹俩的回答一模一样，语气里没有怨怼。他们对爸爸妈妈的印象是模糊的。 虽然想念儿子，可老人知道，回家团聚是有成本的。 生怕触痛孩子，记者不敢再往下问原因，不料陈家奶奶接了话茬，替孩子们“补白”：儿子和儿媳离开百花村外出打工已经十多年，儿子在浙江一个砖窑烧红砖。为了省钱，夫妻俩有时连续几年不回家。 大约十几天前，儿子把电话打到邻居家，报了平安后随即告知老母，今年过年车票难买，不回家过年。 “他们去年已经回来过了。”陈家奶奶很体谅儿子。回家过年，意味着一笔高昂的支出：夫妻俩往返的交通费就近3000元，外加返乡后的人情费两三千，给亲戚家孩子的压岁红包等等。如果儿子不回家，这笔费用就顺理成章地省下来，作为陈正义兄妹来年读书、生活的经费。 陈正义兄妹心里，隐约还有关于父母回家过年的回忆：“一点都不好玩。” 去年一家团圆的情景，陈正义还记忆犹新。从浙江赶回四川老家的爸爸妈妈只给两兄妹带了一样新年礼物：两个鸡腿。哥哥分一个，妹妹分一个，陈正义不到五分钟就把鸡腿啃完了。 “他们回来，一点都不好玩。”关于父母的回忆，让陈正义的情绪多少有了一些波动。陈正义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一个男孩，虽然家境和他相差无几，但是每到周末，总能看到爸爸陪着一起看书、一起玩。他常听好友嘴里挂着“我爸爸说”，心里不是滋味。 陈正义能听“我爸爸说”的机会,一年里屈指可数。偶尔，他会被叫到邻居家，去接父母从浙江打来的长途电话。除了最近那次通告“不回家”消息的电话，陈正义的印象中，再上一个电话就是好几个月前了。即便电话接通，说上两三句，也就续不下去。“有开心的事情，我跟好朋友说；遇到坏的事情，就不说了，或者跟自己说。” 自打懂事起，孩子对家庭主心骨的认识，更多的不是父母，而是祖辈——这是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里孩子很不一样的地方。 作为小学校长，李兴均看得很明白：这些孩子与父母在感情上的疏离，正给学校的课堂教育带来棘手难题。 例如，和环保教育比起来，学校开展感恩教育和国学启蒙教育，就要费力得多。“要告诉孩子们爱父母、爱家人，然后由近及远地去爱他人、爱社会，可他们会反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爱我呢，为什么要离开呢？”老师经常语塞…… 也有时候，老师上课不经意间讲到家庭温暖，抑或父母对孩子的关爱。这时，弄不巧就像捅了马蜂窝。“只见教室里‘轰’的一声，两个孩子扭打在一起。肇事的那个孩子对老师讲的内容反感，就去惹前后左右的同学，打架闹事发泄情绪。”毋庸多言，这类肇事学生都是留守儿童。情绪大爆发的时候，有人在地上打滚，有人把书本撕得粉碎、把课桌全部掀翻，连老师都难以靠近……这些激烈的场面，李兴均都见过。孤僻、暴躁、偏执、甚至喜怒无常，是很多留守儿童共同的性格特质。 解铃还须系铃人。李兴均知道，远在他乡的父母，才是这些孩子获得心灵“救赎”的解药。
2 不一样的明天 人物 早期打工者陈其伟 新年愿望 回乡发展开网店，有空带儿子 18岁就离家外出打工的陈其伟，从没想过这辈子要留在百花村。十几年个人拼搏，陈其伟对家里最大的贡献，是盖起了一幢气派的新房；可眼下，比起外出赚钱，他却更想回乡发展。大儿子就要上初中了,无论如何,他都决定自己带…… 百花村二社，另一户陈家。 31岁的陈其伟，买了一张飞机票，1月8日就从广东佛山启程，赶回了百花村的老家。比起村里其他外出打工的人，他回家过年的时间早了不少。 “想儿子了呗。”陈其伟如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陈正冰在百花村小学上四年级，小儿子两岁半，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 今年过年，陈其伟带着他的“宏伟”发展计划，准备向父母汇报。或许，明年他将告别打工仔的漂泊，回家乡搞实业，自己给自己打工。 14年前就离家外出打工的陈其伟，从没想过这辈子要留在百花村。可眼下，“回家”发展事业的动因，却紧紧地和大儿子的年龄联系在一起。 十几年个人拼搏，陈其伟对家里的贡献是盖起了一幢新房；眼下，儿子的教育问题比家庭经济收入更让他心焦。 陈其伟家里，年味十足。老父老母正观望着躺在地上的年猪，足有300多斤。宽敞平整的水泥门檐、气派的客厅，甚至是烧煤的取暖火炉（家庭条件一般的，基本用烧柴的火炉取暖），这户在百花村算得上“一等一”的人家，每个细节都无形中述说着陈其伟的个人成功奋斗史，以及外出打工的“必要性”。 1998年，在成都读完电子技校的陈其伟就趁着找实习的机会，从东莞一家工厂开始了打工者的漂泊生活。最穷的时候，他和工友凑5毛钱合买一包方便面填肚子，买菜经常要向人借钱。 转机，出现在2001年。其时，陈其伟离开东莞，到浙江的一家油漆厂找到了工作。厂里有20几个大学生，老板因欣赏陈其伟的稳重和务实，留这位只有技校文凭的年轻人做事。但几个月后，陈其伟毅然辞职了。“油漆厂进货，货品上标注的那些油漆颜色、型号，都是用英语写的，我根本看不懂，这活干不长久。”陈其伟不久后在一家模板厂找到一份工，不需要学历和技术的工种往往意味着出卖体力。劳作之余，他时而想到油漆厂，这份经历给了他重重一锤：没有知识和文化，就算好工作到了面前，也挑不上肩。 >>>一张电脑学校的广告纸，适时落在陈其伟手里。从小没认真读过书的他，做了一个决定：学一门能吃饭的技术。从零起点开始学电脑，陈其伟一下子砸了1万元学费，其中4000元还是外债。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他经朋友介绍，到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虽然工资重回每月一千元的水平，但算是谋得了一个平台，锻炼自己的电脑技能。 正是亲身经历，让陈其伟对“知识就是力量”深信不疑。教育孩子，他也看得越来越重。“儿子上初中后，我一定要亲自带他，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读书、让他读上大学。” “儿子四个月时，我就出门打工了。等他一岁的时候，我老婆也出去打工了。等我们回到家，孩子4岁了，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陈其伟的儿子陈正冰，出生于2002年。此后四年，也正是陈其伟从打工仔开始转型的关键期。他从浙江一路回到广东，涉足采购和电子商务，娴熟的电脑技能使他找到了一份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 但是，亲生儿子不认识爸爸这桩事，始终让陈其伟心里不踏实。 “2005年以后，我每年过年都回家，平时经常给孩子打电话。”孩子大了，有点懂事了，脾气却开始“坏”了。陈其伟记得，有一年父亲打电话告诉他，陈正冰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陈其伟一听就火，让儿子接电话，不料儿子二话不说，直接把电话给挂了。陈其伟气得冒烟，让老父亲带话给儿子:“若不接电话，以后休想再用爸爸一毛钱。”第二天，儿子给陈其伟发来了道歉短信。陈其伟气是消了，但也意识到一件事：自己的父母都已年迈，常年宠着孩子，难免骄纵惯坏了他。 其实，外出打工这些年，陈其伟好几次想把孩子“接出去”。但是工友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拿自己的儿子冒险。 “打工的生活很不稳定，一直在流动。大人可以今天在这里干活，明天换个地方做工，可小孩读书就难了。”陈其伟就看到过不少工友，把孩子从老家接出来后又无奈送回去的“悲壮”。在很多城市，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并不被当地公办学校接纳，不得不送进私人办的学校读书。语言不通，学费高昂，有的孩子不适应新的环境，渐渐自我封闭……等父母这头留不住，再返回老家读书，等待孩子的命运就是留级——这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打击。 “就算两夫妻都在一个地方打工，很少有人能把孩子带在身边。”陈其伟算过一笔账：如果现在接上孩子住在广东佛山，一家人的生活费，加上孩子的学费，一个学期下来怎么都要1万元。这几乎意味着，两夫妻要过“月光”生活，不可能有积蓄。 从陈其伟家走到老杨家，步行距离10分钟不到，可老杨家的房子和陈家的新宅比起来，似乎差了50年。经济实力，有可能决定着两个孩子截然不同的未来。 比起18岁就背井离乡、如今已可筹谋给自己打工的陈其伟，54岁才结束务农、出门“寻机会”的老杨，前途更为飘渺。 老杨家的房子，过去是村里生产队用来储存粮食的保管室，据说房子是解放前就盖好的。走进这间逼仄的居室，一片昏暗中，只见得取暖用的火炉里冒出的火光——这是老杨家最重要的家具。两张长凳，几个锅碗瓢盆，外加两头猪，11只鸡，一家人的全部“财产”，触目可及。 “过两天，他就该回来了。”46岁的晋文荟是老杨的妻子，夫妇俩育有两个孩子。姐姐杨邦玲在百花村小学读二年级，弟弟杨邦友刚上一年级。姐弟俩的衣服，似乎永远有洗不干净的污渍，连作业本也经常沾满污垢。 校长李兴均无奈地摇头：孩子们做作业没地方，一般都是坐在地上，把作业本放在长条凳上。李兴均不忍心再往细处想：百花村地处山腰，秋冬时节基本是雨季。“以地为席”的两个孩子，和村里很多没有父母在身边照料的孩子们一样，膝盖以下的裤管永远是潮湿的，鞋子是进泥水的。可为了暖和身体，他们总是相互打闹，奔奔跳跳，时而发出欢笑声…… 极度贫困，令晋文荟对老杨的念想十分简单。“只要多带回一点钱就好，不回来（过年）也没有关系。”晋文荟希望，老杨这一年出去能积下一些钱，趁早凑足资金盖房子。至少，要让两个孩子在亮堂的屋子里写作业。 一年多前，老杨跟着村里一个老乡，到浙江一个小作坊里吹塑料薄膜，开始打工生活。在百花村里，许许多多的打工者最初外出，都是跟着老乡的步子，从这种纯卖苦力的工种干起。如果没有老乡“带”出去，到了晋文荟这样的年龄，离家最远也就是到10里外的镇上去赶集。 “只要来钱快，我们有时顾不得一份工作可能给身体造成的危害。”陈其伟很清楚同乡人“走出去”的路径。作为一个在外面“混”出一点样子的年轻父亲，望着自家的房子，他许下一个心愿：一定要为孩子将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创造条件。“我的孩子，以后就算要出去打工，也绝对不能做那种纯卖苦力的活了。”
3“年末夫妻”：为了孩子，“割裂”夫妻 人物 小学校长李兴均 新年愿望 增加一倍师资，开齐所有的副课，最好再弄个篮球架（操场上的三分线已经划好了）。 缺乏管教、学习动力不足、定期收到城里打工父母“汇钱”，小学校长李兴均一直担心，父母双双外出的“留守儿童”会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日后进城务工还可能“扰乱社会治安”。在看过了不少“留守儿童”的失败案例，他和妻子决定做“年末夫妻”——夫妻一方留守“教育孩子”，一方外出打工“挣钱”，家庭的情感纽带由此发生着微妙变化。
距离年三十还有大半个月，李兴均不必担心女儿的“两撮小辫子”每天被梳得东倒西歪了，他在福建打工的老婆回来过年了。 2009年，在百花村小学任教多年，李兴均出任校长。他统计发现，在这所拥有6个年级、180多个学生的乡村小学中，8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而他就读一年级的女儿，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非留守儿童”。 女儿的“幸运”，实则源于他，作为一个乡村基础教育工作者多年观察后的经验：不能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和妻子当“年末夫妻”——由妻子负责进城打工“挣钱”，他留守家乡“管教”孩子。 面对“外面的机会”和“孩子的教育”这对矛盾，一些乡村家庭开始过上“年末夫妻”的生活，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家庭。他们说，看到了留守儿童太多的失败案例，不敢走；但又迫于生存的压力，想要“走出家乡、外出打工”，“年末夫妻”由此出现。
“打工”为孩子 “干得最辛苦，收入也最少”，知识欠缺的弊端给进城务工者留下深深的烙印，为此，他们更努力打工，目标是“让孩子有知识，别再像父母一样卖苦力！”受此鼓动，村里外出者越来越多，“留守儿童”也越来越多。 在李兴均的记忆中，“留守儿童”的出现与“打工潮”的兴起几乎在同时。 “之前出去打工的人，带着成坨的钱回来了！”这是村里人对“进城打工”的最初印象。在百花村，当乡亲们的年收入至今还以“800公斤”、“500谷”等粮食单位计算时，这个消息无异于原子弹爆炸之于城市人。 在这个以种植玉米、土豆为主要作物的川南山区，务农者一年的收成约是2000公斤玉米，加上农闲时打些临工，一年至多可赚5000元左右。而如果夫妻双方都去城里打工，每年可以积攒下3、4万，相当于在家务农6年的收入。 当然，村里人走出去，不仅仅为了“挣钱”。“撤点并校后，孩子们读初中就要跑到镇上。我们村和镇上没通公路，孩子走路上学来回得走4个小时山路，于是很多孩子选择住校，或借住镇上的亲戚家，这样尽管初中是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食宿等生活费每月需要两三百元。如果家里有两三个孩子，加之日后去县城念高中的费用，很多务农家庭都无力负担。”村校里的老师说，供孩子读书是乡亲们愿意背井离乡的最大动力。 更何况，没学历、没技术，空有一副力气也能赚钱，这对一辈子务农的村民而言是颇具鼓动力的。如同在中国大地上无数个山村发生的情况一样，带着对“外面世界”的种种幻想和半信半疑，村民进城了。 2005年左右，“打工潮”在百花村达到高潮，用当地人的话说，“除了小孩和老人，能跑得动的都跑出去了。” 作为一个留守者，李兴均体味着“打工潮”给村里带来的细微变化，比如历来难以推行的“计划生育”工作突然好做了。“大家觉得与其多生，不如把一个孩子培养好，供他读书，最好一直读到大学，将来有了知识，不用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靠出卖低级劳动力为生。” “干得最辛苦，收入也最少”，知识欠缺的弊端给这群进城务工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努力打工供孩子读书的动力，也变得愈发强烈。结果，村里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孩子却“坏”了 家长走后，缺少父母管教的孩子，成了当地最大的教育难题。村校老师们编了一个方程式：“5+2=0”——5天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好不容易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基本礼仪，到周末2天在家，随着老人对孩子的娇惯而抵消了。 百花村有村民千人，其中大部分学龄期孩子进入了百花村小学，而“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在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地区打工。 “他们主要从事垃圾分类、烧红砖、餐饮行业等。”李兴均说，村民从事的工作以“低级劳动力”为主，但收入情况还不错。不过，如此形成的“留守儿童”群体，给当地的教育带去难题。他发现，“留守儿童”喜欢说谎，“两边骗”。“他们大多由爷爷奶奶带大，老人家比较好骗，也比较宠孩子，结果他们就一边骗老师，一边骗家里的老人，然后自己偷偷溜出去玩。” 村里老师甚至将此归结为：“5+2=0”。“孩子一周5天在学校上课，接受的教育，一到周末两天回家，随着老人对孩子的娇惯，又抵消了。” 镇上中学老师印证了村校老师的担忧，他们说，由于自我意识与行动能力更强，“留守儿童”到了中学更难管，沉迷于校外网吧、游艺厅的不在少数。一些孩子甚至把学校的窗户防盗隔离栅栏弄断，钻出去玩游戏。 “家长不出去，挣不了钱；出去了，孩子却学坏了。”村校老师的共识是：最好留一个家长在家乡，不然孩子或多或少会有问题。他们发现，“留守儿童”不仅在教学上难以管理，在心理上、性格上也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他们太过于自由，结果走上了歧途，长大后还会怨恨父母，‘当初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下？’” 已经有乡亲意识到这个问题，个别家长开始把孩子“带出农村、养在身边”，岂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 2002年，年轻教师杨应桥加入百花村小学，他记得班上曾有个极端案例：一个村里的“留守儿童”被父母接到浙江打工处上学。为了跟上当地的教学进度，这孩子当时就留了一级。本以为可以一家团聚，岂料孩子的父母打工较忙，并且工作还有流动性，孩子竟有长达两个月的时间独自在家生活。“孩子是如何度过这段独在异乡的生活的，不得而知；这段经历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也不好说。一个结果是，孩子出现了精神分裂的迹象，又被父母送回了百花村小学，平日由老家的爷爷奶奶照料生活。” 如今，这个14岁的孩子还在念五年级——因为外出一年荒废了学业，回来后他又留了一级。 村校老师说，很多孩子跟着打工父母，在城里不停地“转学”，不少人最终又“转回”到了百花村。“家长在外打工比较忙，无暇照顾小孩。而且在不少地区，外来孩子徘徊在教学比较混乱的民办学校，结果又因无法适应当地的学习生活被送回家乡，来来回回的折腾给孩子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更无奈的是，由于学习跟不上，70%-80%“留守儿童”的学历大多在初中阶段“定格”，此后就随父母外出打工，延续父母“低级劳动力”的命运。
走还是不走？ 为了孩子不成为“问题留守儿童”，不少教师选择留守家乡，并由此形成一个逐渐壮大的“年末夫妻”群体。但与此同时，这个在乡村相对“高知”的群体对城里的机会与诱惑又有难以名状的向往，并且他们的家庭情感纽带也因此接受着“分居两地”的考验。 李兴均一直很担心，缺乏管教的“留守儿童”会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日后进城后总想着不劳而获，会扰乱社会治安。也因为有这一层担心，他决心“留下”，为了乡里乡亲的孩子们——和许多农村一样，百花村里以“李姓”、“杨姓”等为大姓，乡里人彼此多少有些亲戚关系，村校老师很多是在给“自家孩子”上课；当然，更是为了自家的孩子。 和李兴均一样，许多乡村教师由此选择了“年末夫妻”的生活方式，为了不让孩子“留守”，他们成了“留守丈夫”或“留守妻子”。这个注重教育的群体，时常把“知识改变命运”放在嘴边，这几乎成了他们选择留守的信念。 但另一方面，这批乡村教师面对城里的机会与诱惑又有难以名状的向往。杨应桥说，一到过年，他的心理会失衡。“出去打工的同龄人都回来了，挣到钱了，心里滋味难受啊。”这感觉李兴均也曾有过。妻子在福建打工十多年，年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李兴均。“别人会说，老婆混得比我好，有时感觉自己挺没用的……但事业上无论多成功，也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这些年，我看过太多留守儿童学坏了。”李兴均很矛盾。 “年末夫妻”给家庭予以了明确的分工，一人负责教育孩子，一人负责赚钱，但家庭的情感纽带也由此发生了改变。李兴均需要在女儿寻找“妈妈”时，哄骗她，“妈妈在城市里赚大钱，给你买好东西。”可这样一来，孩子会不会逐渐把“妈妈”等同于新衣服、新玩具的运送者——每年回家，看见女儿与自己需要一段“熟悉时间”，李嫂总有这样的担心。 对选择“年末夫妻”而言，每当家庭的情感纽带遭遇考验时，他们总会这样告诉自己：“失败一个孩子，就是失败一个家庭”。
4手残了，才能当回守护孩子的母亲 人物 “不幸”的打工者刘兴勤 新年愿望 尽快康复，回城打工，为孩子赚学费。 “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还是会走的。”刘兴勤并不后悔出去打工。过去，她受了委屈，最想做的事情是给儿子打电话，“收获”的往往是寒心和失望。现在，手残了，她终于有了机会“收复”两个儿子的心……
1月11日一大早，李兴均的家里来了一位客人：36岁的刘兴勤是李兴均的堂嫂。 从江苏镇江赶到百花村的老家过年的刘兴勤夫妇，今年捧回了6万元现金。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笔“巨资”，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赚”得多。但只要看到刘兴勤右手上绑着的袖套，就没有人敢再继续说恭维的话。 刚刚过去的2011年，可能是刘兴勤当打工妹的最后一年。新的一年，能够宽慰她心灵的唯一理由或许是：她又可以回到孩子身边，当个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母亲——尽管，她内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刘兴勤手指的功能，最多只能恢复到原来的70%。可她知道，来年，她的打工收入可不止“打七折”这么简单。 炉火把刘兴勤的脸烤得通红，她的脸上，还有微笑。 “明年，我该怎么办？”刘兴勤摘下了袖套。一块白纱布包裹着她的右手，还看得见五根手指的形状，但指甲的部位已经模糊成一片血肉，伤口还在感染、溃烂。 这是让她至今都不寒而栗的回忆：4月的一天，在镇江一家塑料厂的刘兴勤，作业时一不留神，右手卷进了加工塑料的滚筒机器。高温烤焦了她的5根手指头，右手无名指保不住了，前两个关节已经截肢。 经过半年的治疗，医生告诉刘兴勤，她的手指功能最多只能恢复到原来的70%。可刘兴勤知道，来年，她的打工收入可不止“打七折”这么简单，她的右手不再能提重物，根本使不上力气。“别说打工赚钱，照顾好自己、过正常人的生活都难。” 塑料厂的老板在垫付了7万元医药费后，和刘兴勤“私了”了：连下半年的工资以及工伤赔偿和营养费，1万元一叠的现钞，一共6叠，交付到刘兴勤手上。 平生第一次“赚”这么多钱，心情竟沉重得难以复加。“都怪我自己不小心”。刘兴勤说到这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但还是忍住了。她不愿意把坏心情留给坐在身边的儿子——毕竟，快要过年了。 经济压力迫使刘兴勤一步步放逐着自己和孩子的感情。以前出门打工，两个儿子追着火车跑，拼命喊着“爸爸妈妈，不要走”，刘兴勤不敢回头，还是走了。 外出打工10多年，刘兴勤和丈夫堪称一对“冤家”，小吵三六九不断，共同的话题只有孩子。比起经济负担，夫妻俩更担心的是孩子的成长环境——“天高皇帝远”，儿子要是一步走歪了，做父母的该怎么管教。 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让父母操心的年纪。刘兴勤知道，孩子的很多问题，都属于“留守并发症”。比如，孩子的性格和品质。 “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年我不出去打工，留在家里陪孩子，他们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做母亲的，最见不得自己的孩子不好。可刘兴勤坦然承认，小儿子的性格已有些古怪：高兴的时候，他能把大人都哄得很高兴；可一旦不高兴起来，他会让家里的每个人都很伤心。 最让刘兴勤揪心的是：小儿子不怎么愿意听父母的话。但她知道，这不能怪孩子。 刘兴勤的脑海里，接连出现了几副让人心酸的画面：小儿子两岁到五岁时，他们夫妻外出打工一直没回来，回到家时，孩子根本不认识爹妈；等孩子稍大一点，每次他们出门打工，两个儿子就追着火车跑，拼命喊着“爸爸妈妈，不要走”，刘兴勤不敢回头，还是走了，虽然这种离别的伤感会纠缠她几个月；等两个孩子读初中寄宿了，和父母的感情已经寡淡，在外打工的刘兴勤每次受了委屈、想打电话给儿子说说、寻求心理安慰，十之八九“收获”的都是失望。 那个害她落下终身残疾的工厂，并没有令她痛恨。相反，她至今仍认为，能在镇江的塑料厂工作是“幸运的”。 回想当打工妹的“苦日子”，刘兴勤觉得，那是一段美好岁月。“刚开始到广东的五金厂打工，每个月就700块工钱。后来一点点增加，看着手里拿到的钱过了1000元，然后是2000。”前些年，两夫妻好不容易攒下一些钱，不料大儿子得了病。一场手术做完，两年积蓄全没了。 拼命想赚钱的刘兴勤夫妇，终于在镇江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在厂里，刘兴勤夫妇一天工作约十三、四个小时。他们就像开足马力的机器，你累了我上，我累了你顶。因为老板有言在先：如果他们能扛下厂里的活，就不再多招工人，给他们赚钱的机会。 “差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到8000元，好的时候1万左右吧。”也正因此，刘兴勤很快有能力给家里寄钱盖房子。而这份恩情，甚至让她在遭遇工伤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有律师在医院里跟我们说，如果去起诉，至少可以获赔20万；但是我想想，老板已经付了医药费，还付我6万，就算了吧。” 需要钱，“喜欢”钱的刘兴勤夫妇，恪守着农民的朴实和本分。 对着记者的镜头，四个人站在一起拍全家福时，刘兴勤站在中间，两个儿子起初的站位，离爸爸妈妈有些远。丈夫努力把孩子往中间拉了一把，四个人紧挨在一起。新的一年，拉近与孩子的心灵距离，将是刘兴勤“奋斗”的目标。
5“倒霉”的乡村代课教师：30年换不来一个“教师”资格 人物 杨应轩，30年教龄的代课老师、百花村小学前校长 新年愿望 当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儿时的意外，让杨应轩留下了残疾。过去30年，他每天一瘸一拐地走在去往百花村小学的山路上，给孩子们送知识。不过，初中毕业的他至今还是个“代课老师”。和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学校一样，这所村校的大部分教师，学历“达标率”较低，多为初中学历，有的高中毕业或肄业，近年来，有的通过函授获得大专文凭。但正是这个在教育资历上有些“跛足”的教师群体，支撑起了那些汽车难以到达地区的基础教育。
我们在学校采访时，一个返校的孩子突然发烧了，大学生准备送孩子回家，但因“语言障碍”（村里孩子的普通话普遍不太标准），路上有些波折，幸得杨应轩指点，找到了孩子的家。我们由此认识了这个百花村小学前校长、村校任教时间最长的老教员——杨应轩。 尽管曾任校长，尽管在这所村校教了近30年书，杨应轩至今仍是个“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每月拿着800元的工资。在这个有7名教师的乡村小学里，比他小好几茬的公办教师，有几个还是他的学生，月薪是他的三四倍。 有人说他“倒霉”，忙活了大半辈子，就为撑起这个村校，最后自己却沦为“村里最穷的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得不在高中辍学，16岁外出打工。 杨应轩对此讪讪一笑，“我是不后悔的”。
不再存在的群体？ 2006年，杨应轩“不知什么原因”没通过代课老师转正考试。为此，这个坚信“当年没钱，没法打通关节”的老教员不止一次跑到镇上、县城、省教育厅“讨说法”。有人说，国家从2006年就开始清退全国的代课老师，或许杨应轩已经被视作“不再存在的群体”。 杨应轩今年49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一脸的皱纹，头发灰白相间，背还有些驼，像个老农民。 1966年，一次秋收后，村外小煤厂出了意外，杨应轩的父亲跑去救人，结果不幸遇难。彼时，不到3岁的杨应轩急着跑出村外找父亲，不料边走边哭，竟跌入沟里，摔断了腿，自此留下了残疾，走路时一瘸一拐。 父亲的过早离世给这个农村家庭带去致命打击，经济状况一落千丈。1982年，在完成初中学业后，杨应轩辍学回家。 “母亲无力负担我的学费，何况我还有三个弟妹。”彼时，年轻的杨应轩打算就此在家养猪务农。他没想到的是，离家一箭之遥的村校——百花村小学给了他另一条路：教书。 这所解放后才兴建的村校能容纳250名学生，承担了百花村十几个生产社的基础教育任务。 地处山区，百花村距离所属乡镇王家镇的10多公里山路，至今还没有通公路，更没有开辟往来客车。因此，自建校起，这所村校师资的紧缺状况已经可见一斑。村校的老校长见杨应轩是个“好学的孩子”，“既然爱读书，就来学校当老师吧，不仅能看书，还能教别人。”杨应轩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1982年，这个初中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回到校园，并走上三尺讲台，成为“民办教师，即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这是当时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 这一年，杨应轩有了生平第一份收入：月工资18.5元。 由于师资紧张，当时，百花村小学实行“包班上课”，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课程——这种形式延续至今。为了弥补知识缺陷，杨应轩就此养成了研究翻阅教学参考资料、教育类报刊的习惯。“不过，我还是最喜欢较数学，我读书时就喜欢理科。”他笑着告诉记者。 1984年，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开始逐步清退“民办教师”。不过，不少农村因贫困招不到公办老师，师资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代课教师”应运而生，杨应轩就此加入“代课”队伍。 在他任教期间，不乏比他优秀的公办教师来到百花村，不过，很快他们又离开了这个距离县城有4个多小时车程的落后山区。 1989年，一直守着百花村小学的杨应轩，当上了校长。拿着每月二三十元的“代课工资”，尽管生活依然清贫，但他很快乐。“我打心眼里喜欢当老师，‘人民教师’很光荣！” 不过，2007年，杨应轩的快乐心态发生了转变。当时，县里传来消息称“代课老师”可以转正，收进事业编制。这对杨应轩来说是个十足的好消息，在通过了一系列准备与初选后，他参加了县教育局、人事局组织的“转正考试”。不过，在等待了数日后，转正名单公布，没有他的名字。 杨应轩后来打听到，他们片区有28个转正名额，在“转正考试”中，他考到了第24名，似乎“转正”有望。但，除了考试，考核人员还把“教职工龄”、“学历情况”、“思想品德”等列入加分范围。杨应轩说，他可能在“加分”环节不如人，但他又认为，落选是因为自己没钱，“没有打通关节”。 在转正通知下达后的三周，杨应轩不止一次跑到镇上、县城，找领导“讨说法”。直到遇到一个领导在了解他的情况后回复，“这次没转成没关系，明年再转，你在村校坚持任教了几十年，到时候一定优先考虑你。”杨应轩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第二年，他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转正考试的消息。“他们再也不让我参加转正考试了。”如同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谁一样，杨应轩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不能转正的原因。 有人说，杨应轩因为有两个儿子，“超生”了，所以被取消转正的资格。也有人说，从2006年起，为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就要求全国清退“代课老师”，或许杨应轩和当时全国44.8万“代课老师”一样，已经被视作“不再存在”的群体。
“村里最穷的人” 1995年，作为村校校长的杨应轩经历了办学最艰难的时刻，一度学校连课桌椅都紧缺，为此，“不孝”的杨应轩拆下了自家的房梁，打了几幅桌椅板凳，供孩子们读书用。但与此同时，作为村里的“老知识分子”，他再也无力培养儿子上学——两个孩子高中辍学，16岁外出打工。 2009年，镇里指派了学校里另一位教师李兴均担任校长，杨应轩卸任，但他没离开百花村小学的讲台。作为学校里唯一两名“代课老师”之一，杨应轩目前任一年级的班主任，每月拿着“临时性教员”性质的800元工资。和他同批参加“转正考试”，并成为“公办教师”的教员，月工资已达3000元。 “头几年，心里一直很难过，我把家里许多优秀教师的奖状烧了大半，留着有什么用？”因为“找领导说理”，这些年杨应轩前后花掉了两三万元，几乎是筹到几百块的路费就进城去。为此，他还两次跑到成都的省教育厅，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去县城以外的城市。 有人提醒他，“别老给领导惹麻烦”，他也察觉到，自从“到处讨说法”后，曾多次获评的“县级优秀教师”、“镇级优秀教师”等荣誉，他再也没评上过。不过固执的他表示，讨不到说法，不会放弃。 老杨“讨说法，求转正”的事情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说，老杨并非特别看重钱的人。 百花村小学原本是一个“土屋子”，“屋顶上铺着瓦片和稻草，墙壁是大石块和泥土垒成，所谓窗户，就是一个洞。冬天山里的西北风吹得人发抖，老师们就带领学生拿纸把洞给糊上。”村里老人告诉我们。 1996年左右，杨应轩经历了办学最艰难的时候，一度，学校连桌椅板凳都紧缺。为此，杨应轩做过一个“不孝”的举动：拆自家的房梁，做课桌板凳。杨应轩清楚地记得，拆梁那天，老母亲站在卸下的梁子上，哭着骂他，“这是祖上的东西，不能拿走啊……”此后不久，为了给教师一个摆放教学资料的地方，杨应轩又把老婆的陪嫁——一个大木柜子搬到学校当“书架”。 “那时候，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办学经费很紧张，村里孩子经常交不起学费。”李兴均记得，以前每年开学前，杨应轩会带着教师走访很多家庭，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劝他们把孩子送来学校，别让孩子辍学在家；而寒暑假前，这批教师又组成一个队，去孩子家里“收钱”。“收不到钱，就无法上交镇里统一调拨，我们一年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1999年，土坯结构的学校又由于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于是此后三年，杨应轩每到春节“杀年猪”时，舍不得吃自家养的猪，而是卖了换路费，去村外“找关系”修学校。 “杀年猪”，是这个川南乡村的重要春节习俗之一。每逢年三十前，家家户户都会邀请村里世代相传的“杀猪人”到家里来杀猪，劈下的猪肉就是除夕夜的主食，吃不掉的就做腊肉风干，可以吃到第二年夏天。 这些年，为了支撑学校，杨应轩省吃俭用，好多次还拿出工资给贫寒的学生“垫学费”。只是，他没想到，儿子最终重复了他的命运：辍学了。 “两个孩子在高中很拔尖，可我供不起了。”1995年，杨应轩作为“代课老师”的月工资是55元，而他在镇上念高中的儿子每人每月生活费要100多元。 因为“辍学”，孩子的高中校长甚至找到杨应轩家，让他再想想办法，临走留下一句，“可惜了你的娃。” 不过，没等杨应轩想到办法，16岁的大儿子悄悄踏上去大城市的“打工列车”，此后，小儿子也跟着走了。“孩子是不想给我增添负担，他们走后，我连续40个晚上没合眼。”说起儿子辍学，杨应轩不愿多谈，“反正就是对不住孩子啊。” 有人问他，“你给班上学生垫的学费，为什么不拿来供自己的孩子读书？”他两手一摊，苦笑，“这些钱付小学的学费还够，高中就远远不够咯。而且我的孩子已经读到高中了，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有了，可这些孩子连小学都没读过。” 好在此后不久，全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普六”、“普九”计划，以及“两免一补”等配套政策先后推至百花村，学校的经济状况逐渐改善。2008年汶川地震后，学校的老楼受损，广东钢铁研究所出资万元，又盖了一栋新楼，小学也由此改名为“广东省钢铁研究所希望小学”。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如今，杨应轩的不少学生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并且凭借知识谋得了一份好前程，而杨应轩的“教师”资格还没有解决。有人问他这辈子后不后悔，他说，“我年轻时辍了学，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有书读。” 眼下，学校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杨应轩逐渐把精力分出一些给自家的儿郎。经过近10年的打工生涯，两个年轻人的“事业”渐入佳境：一个在温州私企当上了主管；另一个刚从部队退役，由于业务出色，2010年还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安保工作。 “起初孩子会怨我，这些年他们慢慢转变态度，认为我把他们养大已经不容易了。”杨应轩有些释怀，但很快又连连叹气，“多读书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好父亲。” 儿子的辍学给这个教了大半辈子书的乡村教员留下了一生的愧疚感，但他也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这些年来，他的好多学生走出了乡村，谋得一份更好的前程。“村里考上重点高中的、考上大学的，80%是我教过的学生。”他总这样自豪地说。 近年来，县里会时常派些“公办教师”填补百花村小学的师资缺口，岂料这让这所村校成为了“教师客栈”——个别老师只看了学校一眼就走了，大多数人呆了一年就离开了。 目前，学校里仅存的7个教师，6个是本村人。面对180多名学生，他们自觉“底气不足”。“虽然是包班教学，但能开的课十分有限，其实就是上两门课——语文和数学。英语和科学只能六年级开，到时候应付升学考试，老师就边学边教孩子们。” 杨应轩深知村校师资资源的紧张，他总是尽可能地劝学生“回来任教”。一个学生在高考填志愿时，打电话征求杨应轩的意见，杨当即让他选择“教行”，孩子不顾家里反对，听了老杨的话。如今，这个学生在县初中任教。 “我年轻时辍了学，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要让孩子们有书读。”杨应轩说话时，孩子们正在操场上玩“丢手绢”，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也是最可实现的游戏，一个废弃的塑料矿泉水瓶作为“手绢”，他们就能在操场上尽情地奔跑，笑声传遍山谷。 现在，杨应轩的日子依然清贫，但不至于揭不开锅。他说，开春了，打算再去一次省教育厅“讨说法”，但即便没法转正，他也不会对乡村基础教育事业灰心。“我也打心眼里喜欢当人民教师，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祖国的乡村基础教育，流干最后一滴血。”兴许是觉得自己有些“言重了”，杨应轩说完这话又不好意思地笑笑。 采访快结束时，这个老教员乐呵地告诉我们，今年儿子回家过年，给他带来了好消息，一是，他们打算给全校换上新锁。另一个消息是：“儿子承诺我，哪怕我一分钱不赚，他们也会资助我，让我坚持在这个讲台上教下去。”
6除夕夜睡在学校“保卫电脑” 人物 最年轻的代课老师李顺宏 新年愿望 百花村小学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 近年来，百花村小学陆续收到外界的捐款捐物，有意思的事情也发生了：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这所请不起司机、厨师、会计的村校新设了一个“保管员”岗位，“保卫学校贵重财产”，即城里送来的捐物。没有结婚的年轻老师李顺宏接下这个“重任”。
临走前，我们老套地向村校老师打听，“春节准备怎么过？”意外得知，一个老师要在学校“守岁”。他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也是唯一的两名“代课教师”之一的李顺宏。 今年春节，这个26岁的年轻教员有项特殊任务：睡在学校“保卫电脑”。 近年来，由于村里的进城务工者“牵线搭桥”，一批好心人带着外部世界的资源涌入这所乡村小学。尤其在过去一年，经某公司的公益行动，学校有了一台液晶电脑，以及1000多册、总计价值6万元的图书。这成了学校建校以来“最贵重的财产”，以至于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这所请不起司机、厨师、会计的乡村学校，却新设了一个“保管员”的岗位，6个老师外加1个校长“民主商定”由没有结婚、且最年轻的李顺宏老师临时担当。 李顺宏的学历并不高，初中毕业，但就人生阅历而言，在全村算是丰富的。这个年轻人有10年的外出打工经历。“16岁就出去打工，什么都试过。”他算是村里较早的一批外出务工者，去过四川广元、云南昆明、广东、浙江、贵州，打工足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因为“老乡带老乡”的关系，他从事过包装、印刷、家具，垃圾分类、餐饮等等彼此没有丝毫关联的行业。 “在外头开销大，基本每个月工资都会用光。”李顺宏说他曾经喜欢光顾城市里的网吧，“最长一次在网吧里连续呆了16个小时，打游戏。”在外出打工将近10年后，没攒下什么积蓄的李顺宏，回到了百花村，并成为百花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 李顺宏说，父母希望他稳定下来，所以找到了校长，在家乡谋得一份教职。回来后，这个学历并不算高的年轻人，走上三尺讲台，并发现，“之前那么多年都虚度了，教育这份工作意义深远。” 让他同样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保卫学校贵重财产”。有意思的是，由此我们又发现，学校的贵重财产除了刻意被安排在学校顶层——二楼最靠边两间教室里的1000多册图书和一台电脑外，还有一台电子琴、一些篮球、羽毛球拍等音乐、体育器材。可惜的是，校长李兴均告诉我们，没有音乐老师，所以音乐器材暂时还闲置。而学校操场上，篮球场的边界线已经画好，独缺篮球架，据说，村里有个进城务工者正在城里“联系有钱的好心人出资兴建”。 这些年，学校陆陆续续开始接受到不少资源，这是学校乐见的。当然，为此他们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比如教师需要担起新的责任、兼任教职之外的岗位；学校也需要为此付出一些额外开支。比如这次寒假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到访，李兴均连夜购置了8个节能灯泡、4个插座和一些锁具，共计开支287元——这约是这所学校“六一节”给学生购置奖品的费用。 “我们平时能省则省，原本这里不安灯泡，经费有限，但怕大学生嫌暗。”1月10日中午，学校一楼的教室里（用作教师开会、厨房、储藏室用），李兴均指着一个新安装的灯泡说。 文汇教育周刊2012-01-19A-C版图片均本报记者樊丽萍、唐闻佳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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