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晨：史学大师周传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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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大师周传儒（一）

　　王海晨

 

　　

         每次逛书店，我都在寻找一个名字：周传儒。

    　随着网络的发达，书店的生意不像以前那么火爆，比较而言，“冷中热”的作品还是人物传记。一是数量多，看者也众，二是传记种类、写法五花八门，尤其是当今“名人”传记，不仅部头大，印刷精美，而且大多被摆在“特别推荐”的摊位上。传记虽多，独不见周传儒的大名，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时值清明，昨天写了几篇纪念老爸的短文，今天想起了周先生。“天地君亲师”嘛。​

 

周传儒（190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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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博文前，先上网搜查，打上周传儒三个字，出现的信息15万多条，仔细查下去，有价值者寥寥，不过20条。除了周传儒先生自己写的几篇论文、回忆文章外，最有价值的是周传儒先生的大学同学吴其昌先生写的周公小传，但仅为540个字。除此之外，就是我的两位大学同学写的“忆周传儒先生”的博文，文章不长，对我写这篇博文价值最大。我们在大学同堂受教，都聆听过周先生讲演式的授课，所以他们写的每句话，述说的每件事情，尤其是他们的感受，读来鲜活真切，感同己出，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可有点遗憾，因为他们比我有内涵，不像我这样不知深浅，博客实名，他们用的都是笔名。不过，我从他们的文章风格和所述事情上分析，大致能猜出在北京的是谁，在国外的是谁。

    　像周传儒这样的史学大师，才华横溢少见、学识渊博少有、个性十足少闻、人生曲折离奇，按理，想为他立传者不在少数。遗憾的是，周先生离世已近30年，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翔实的传记问世，导致这位学贯中西的才子，有才华鲜有人知，有学识承者不多，有名气无以远播。

 

      　原注：辽宁大学哲经楼。当年我就是在这栋教学楼二楼的一个教室聆听周传儒教授讲课的。

    　本人虽然有幸亲耳聆听过周先生一学期的精彩授课，留校后也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很想为其立传，可自知学识浅薄，心有余而力不足，担当不起如此大任。仅能写一博文，搜罗一些所知所闻，夹杂些许笔者追思之情，以供他日有才学者为其立传时参考。 

　　一、有麝自然香，香溢同窗惊 

   　 2003年春天，我和胡玉海教授奉命为申报博士点的事情，登门拜访时任南京大学教授的钱乘旦先生。在钱先生的客厅里，我们一落座，刚聊几句，钱先生即说，在历史学界，第一批博士点里就应该有你们辽大的名字，像周传儒先生那样的人物，当时哪个学校有啊，“国宝”啊，谁看到周传儒的名字，谁不肃然起敬啊。还有王荣棠等，当年你们辽大是全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

 

                           王海晨和胡玉海（右）老师合影

    　在学界，人们称钱先生为“帝师”。他和齐世荣史学前辈一同为中央政治局作过《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讲解。这样地位的人物能这样评价周传儒先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有一点震惊。真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在人物多为“睹者不知其邻”者。

    还有一件事，更令我震惊。我读过夏晓虹、吴令华编的《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三联书店2009年版），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传记，多为传主本人、传主的同学和传主学生执笔，一共35位；第二部分是清华同学回忆国学研究院学习生活和缅怀“四大导师”的纪念文章；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三部分，这部分内容来自于吴其昌先生所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1927年影印本）和《清华同学录》（1937年版）。

    　这部分极其珍贵，主要珍贵之处有三：一是版本来源珍贵，《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和《清华同学录》近乎孤本；二是所记内容珍贵，主要记述清华国学研究院前两个年级的学生，而这些学生还有不少并未毕业，仍然在读，即使毕业了仍与母校联系密切，这样的内容不仅有趣，更为珍贵；三是编者吴其昌就是国学研究院的学生。

   　 各篇文章长短不一，风格也不尽相同，有文言文，有白话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富有情感。每篇都写得精彩，最精彩的我认为是吴其昌为周传儒写的小传。他在开头对周传儒先生的评价是这样写的： 

    “吴其昌曰：观于周君然后知吾辈自命为读书人者，皆天下无用之废物也。” 

    　吴其昌先生和周传儒先生是清华同学，恐怕只有同学、只有才子才能写出如此让人赞叹不已，不是同学的人听来都觉得有些“离谱”的评价。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浙江海宁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1928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期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我的一位同事，他读过吴其昌先生写的周传儒传，提起过上面的评语，他说：“这是同学之间开玩笑吧？”

    　如果是同学之间开玩笑，发点“既生瑜儿何生亮”的感慨，赞美赞美周先生的文采，比如，看到谁谁的文章，对他说，我们都是拿笔吃饭的文人，与你相比，我们都等同于废物，这确实属于正常。

    　 据吴先生身边人回忆，吴先生平时不苟言笑，治学严谨，惜字如金，赞美他人在用词上属于“吝啬鬼”那伙的。吴先生是史学家，更是文字学家，在治甲骨同辈学人中很少有出其右者，这样的话出自如此学者之口，我想怎么也不能说是开玩笑，何况吴先生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主编，旗下还有诸多作者，他亲自捉刀作传，显然有规范体例、统一文风，给其他作者打样的意味，立传是著史，著史者皆以“不虚美、不妄评”为传统，吴先生怎能放言改规呢？

    　另外，吴先生是民国时期的大才子，19岁即在《学衡》发表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清华毕业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执教，一生著作等身，临终前一个月，一气哈成写完《梁启超》上半部。这样的才子在年轻气盛之时，发出观周之后，方知吾辈皆为天下无用之废物的评语，足见周传儒先生在同学中的地位和名气。

    　《同学录》并非单传，是全体同学的列传，最热心、最关注这本同学录的读者应该是书中的同学。同学是最知道同学底细的人，吴先生怎么能不知道妄评的后果呢？

    　因此，笔者认为吴其昌之言，并非同学之间的戏言。这从吴先生在周传儒小传里的具体记述中也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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