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远去的大师 长存的境界235
转发至：         编者按：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个留着辫子，穿着长袍的中年人从清华园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时间不长，下车，买票进园。沿着长廊慢步向前，来到鱼藻轩，临流独立，他掏出一支常吸的“哈德门”牌香烟，点燃后一边沉思，一边慢慢地吸着。香烟吸尽，他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 不远的地方有园丁，见有人落水，赶快呼救，巡警随即赶到，将人救起。从入水到救出，总共两分钟左右。池水不深，但是由于头部先入水，口鼻都被淤泥堵住，一时窒息。园丁、巡警皆不知急救方法，使其贻误时机身亡。后来人们发现其内衣都没有湿透。 这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投水自尽的人，是来自清华的著名教授、《人间词话》的作者，他的名字叫王国维。 距今已有86年，这样的场景依然如此清晰···[我来说两句] 时间定格：王国维离世那一天王国维，近代文化史上带有标志性的符号，著名的清华五导师之一，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围绕着这位大师，有着许许多多的话题，最受人关注也最具争议的话题，就是——投水而死。 1927年6月2日，夏历五月初三。 早晨7点，距王国维辞世4小时： 早上一切如常，王国维早起盟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须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家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 上午8点，距王国维辞世3小时： 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准时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 上午10点，距王国维辞世1小时： 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 上午11点左右，距王国维辞世数分钟： 王国维临流独立，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 中午12时，王国维辞世后1小时: 家人还一如往常在等他回家吃饭。逝者己逝，而生者尚未知情，当然，亲人死亡加于他们的震惊和痛苦也还没有出发。 下午2点，王国维辞世后3小时: 久候王国维不归的家人到学校询问情况，侯厚培接待，经询问听差得知王国维坐车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三子贞明已于校门口探得下落，先一步前往寻父。路上遇到了拉王国维的车夫，得知王的死讯。贞明即乘该车驰往省视。 下午4点，王国维辞世后5小时: 赶到颐和园的王贞明确认了王国维的身份，到警察局立案。 下午7点，王国维辞世后8小时: 清华校方就王国维亡故召开紧急会议。 晚8点，王国维辞世后9小时: 清华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带领研究院教授、学生等三十余人，分乘两辆汽车，来到颐和园，想看一下王国维的尸体。但是由于北京城局势紧张，晚上戒严，守门者承驻军之命，不肯开门。经过再三交涉，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只答应让校长、教务长及守卫处处长进入，其他人只得原路返回。 6月2日，就这样在清华园匆匆而过。不知这一夜，王国维的同事、学生有多少人夜不能寐，在震惊与遗憾中想念着已经躺在颐和园鱼藻轩的王国维。[详参《王国维之死》，《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光明日报出版社] 
王国维，近代文化史上带有标志性的符号，著名的清华五导师之一。对词曲的研究有独到的造诣，著有影响巨大的《人间词话》，对古文字、古器物，以及殷商制度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的考据，都有卓越的成就。他还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堪称一代国学巨擘。 众说纷纭：举身清流为哪般6月2日当天，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急电身在天津的罗振玉：“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于是，一份“王国维临终所作”的遗折呈到了已逊位离京的清末代皇帝溥仪的手中。溥仪读罢深感凄哀，随即下“诏”加恩赠谥，赏银治丧。 6月3日下午，王国维以前清官服入殓，当晚送殡，清华研究院学生执素纸灯以随，直至清华园南二三里之刚果寺。停放既妥，即设祭。五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与著名教授吴宓率先行以跪拜大礼，学生尽皆效仿。 王国维的死激起了轩然大波，久久不能平静，人们纷纷猜测：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 清华研究院院长梁启超把王国维比作为楚国“忧愁忧思”投江而死的屈原：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与王国维关系极为密切、几乎无话不谈的清华教授吴宓在还未见到王氏遗书的情况下就断定： 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 北大文学院教授黄节先生则认为：“王先生之死，必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在与吴宓交谈得知遗嘱种种后，他认可王国维志在殉清的说法。而在吴宓看来：“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殉清与殉文化是二而一的。 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也倾向“殉清”说，他认为王国维的赴死是因为忧主忧时，过度悲愤。许多人赞同此说，认为王国维是传统的文人，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 有些人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逼债有关。把王国维长子王潜明故去、亲家罗振玉绝交当成王国维自杀的原因。这一观点，后来得到郭沫若的认可。溥仪在写回忆录时，也继承了郭沫若的说法。 还有人从心理层面上分析说，王国维致力于学问，晚年遭世变，使他无法继续下去，精神无法寄托，再加上“晚年家境贫寒，身染重病，又逢爱子之卒”，因此悲观寻了死路。 总结一下，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评议有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以及倡和日寡的罗振玉逼债说。 王国维之死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说话要有证据。 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的话值得体味： 先生为什么死，没有人知道，遗老们说是由于“主辱臣死”，青年们说是由于“国内政争势力的消长”，文学家说是由于“性情与学问环境相冲突”，某氏说是由于“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概念”，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一个人的死，是他自己的自由，Pling说:“自杀者，自然赋与的最高权利。”然而所谓社会者，却要问他为什么死，责他如何如何不应该死，生在连死都没有自由的世界里，那真的只有一条死路了。先生是个有骨头的人，有头脑的人，他既然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许多成绩，如今用自己的生命酬报自己的情感，有什么对不住人？世人实在大可怜，大浅俗了！ 
王国维遗书手迹。“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出哲入史：知情兼胜卓成家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州城。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旧式教育。7岁入私塾,11岁学习时文八股，15岁在父亲指导下开始练习书法、作诗，16岁参加海宁岁试，以第21名考中秀才。被公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 王国维19岁那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从而引发了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变法思想和理论在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这样一种时代思潮，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22岁那年，王国维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汪康年主办、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馆任书记一职。 起初，王国维也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欲以科学救国，但是，王国维接触新学的结果，却并未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他感兴趣的是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 王国维本来就生性忧郁，又喜欢探索人生的终极问题，再加上优于常人的禀赋，这一切都使他一拿起叔本华的著作就有一种先获其心的认同感。叔本华的人生钟摆论让王国维对世界、对人生、对自己有了无比清醒的认识。这种略显悲观的情绪从此一直在他的血液中流淌。 王国维在哲学研究方面并没有走得太远。“哲学上之说，大多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如何消解这种痛苦？王国维选择了文学。受叔本华的影响，在他看来，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有着太多的欲望，而文学艺术则是使人超脱于欲望痛苦的疗救之方。王国维从事文学研究，固然是为了使自己求得直接的安慰，但在内心深处也希望能以此求得对同胞的疗救，当然这种疗救，是心灵而非物质的疗救。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又由新返旧，从文哲之学转向了考证之学。这并不是偶然的与个别的现象，晚清学术界的许多学者几乎都曾有过这种转变。他们是受着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骨肉实际上是由旧学所铸成的，虽然对于早已昏庸腐败的政治有所不满而有求新求变之心，但其意图并不是要摧毁这种文化，而只是要它变得更好；他们大力倡导西方文化，只不过是想用其来作为传统文化的复壮剂。一旦经过真正的革命剧变，发现新文化给旧文化带来的竟是致命性的打击，则心中对新文化遂有着一种难以接受的心理差异。 王国维之转向考据学，应该也在这样的视野下来观照。他不是简单地从一己之兴趣出发，是在整理国故之中，竭力发掘不死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刻苦的精神加上他知情兼胜的秉赋，使得他在精密的考证之外，尚具有一种敏锐的观察与体验，再辅以西方哲学给他带来的与前贤不同的思考方法，他遂在国学领域里做出了惊人的成就： 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其于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于敦煌学的拓荒，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在古文字、语言学方面，王国维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等呈功赫赫，丰碑巍峨；于传统的《说文》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校勘学，皆渊萃卓如；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为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 
清华五导师。“赵李以后学自居，陈以长辈待梁王，而梁又事事推让海宁，故五大师排座次，则王梁陈赵李。” 借诗言世：三重境界谁人及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讲究独立，王国维的为人也同样追求个性，不为人拘。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王国维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条粗布腰带，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而目，他顶着一条辫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续起来的。 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己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 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晚年丧子，加上跟罗振玉30年的友谊毁于一旦，加深了王国维心中的痛苦。1927年，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北伐战争。王国维对时局变化似乎极为忧惧。6月1日（自沉前一日)，清华研究院评鹭成绩方毕，同学公宴诸导师，王国维对学生姜亮夫说:“我总是不想再受一点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千古艰难惟一死”，而经过了内心的反复斗争，王国维还是走出了这一步。 王国维死后，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们提出，捐本年度奖学金五百元为其筑碑纪念，以志不忘。1929年，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纪念碑成，王国维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撰写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七年后，陈寅恪又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文中写道: 世之人大抵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志，不比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 王国维在1907年写过一篇《文学小言》，其中谈到的“三境界说”为人所熟知，“境界”一词，在王国维的原文中以“阶级”出现: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王国维的事业、学问乃至人生，也可以让我们给以“同情的理解”吧。 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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