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档案中的王国维清华园印迹

昵称815848 201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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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王国维清华园印迹

李珍

清华大学校史馆

1925 年2月至1926年6月, 《研究院大事记》

王国维（1877.12-1927.06），初名国祯，字静庵（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人间、永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在王国维短暂的五十载人生中，其最后两年多时间曾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以渊博精深的学识、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求新务实的治学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而其自身学术造诣更趋成熟。他汇聚凝练早年研究成果之余，更于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等方面开拓、蘖发学术新枝，做出开创性贡献，达学术之巅峰。笔者拟通过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王国维相关文献，借以管窥、追寻先生在清华园的行迹，弘扬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风范。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国内“改大（改办大学）潮”和“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当时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屡遭社会人士谴责。为提升办学程度、推进国家教育独立，清华学校于1925年设立大学部，并积极筹办研究院，因经费所限先设国学一科，拟请王国维担任主任。但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职。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迁入清华西院。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的《研究院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简要记述了研究院聘请教授等重要事件，其中即有王国维到校等相关事宜。

早在王国维来校之前，吴宓就曾多次入城拜谒，商讨研究院章程、入学考试命题等。到校后，王国维对国学研究院的筹办更为尽心竭力。馆藏的两册《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详细记录了研究院入学考试命题、拟定录取标准、制定规章制度等讨论事项。如1925年9月8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一次教务会议，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李济到会，由主任吴宓主持会议，商定普通演讲讲题时间和各教授指导学科范围等。再如1926年1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六次教务会议，此次会议纪录中载有王国维给校务会议的一份书面意见，提出不应减收学生及取消津贴用于扩充研究院事业等。

1925 年9月8日至1928年6月12日, 《研究院教务会议纪 (记) 录》

国学研究院非常重视图书购置，《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中多有记载。如1926年6月2日，研究院举行本学年第二次教务会议，由梅贻琦主持，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席，其中关于购书，议定“书局自由送来书单以后，专请王静安先生审查决定购买及批价审定后，交办公室照购”；关于历史古物陈列室，议定“拓本之审查取舍，请王静安先生主持”。9月14日，国学研究院召开本学年第三次教务会议，关于购置图书一事，“议决：以后买书不必开会，中文书即请王先生审查决定，英文书请陈先生审查，以免错过机会而利进行”。

国学研究院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王国维为经史小学导师，讲授有《古史新证》《说文》《尚书》等课程。“学生眼中的静安先生，学问笃实，拙于言词，截然不同于梁启超、赵元任授课新活奔放的风格，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刻的传授之道，无不在学界获得高山仰止的威望。他的学生、史学家姜亮夫回忆，他授课之专深，‘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其子王登明亦回忆说：“他主讲的几门课程如说文、尚书、古史新证等课的研究生，学后都说受益匪浅。特别是《古史新证》是父亲改订《殷先公先王考》《续考》《三代地理小记》《殷周制度论》等论文而成，传授了他的治学与研究方法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还直接指导许多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受他专业指导及受到他的牖诲而成才的，不下数十人，后来大都成为古文字学、史学、考古学诸方面有高深造诣的人才。”

1925 年至1927年4月, 《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 (王静安先生) 》

清华档案馆馆藏有《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王静安先生）》，该份讲义为油印本，收录了《古史新证》《中国历代之尺度》《毛公鼎铭考释》等28篇。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考证古史，开辟出古史研究的新领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1994年，王国维讲义作为《清华文丛》之五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行世，书名为《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除原《讲义》外，并辑录吴其昌、刘盼遂等学生的听课笔记，“对进一步研究王国维后期的学术与思想也有参考价值”。

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他学术上的辉煌时期，其学术方向由之前的经史考据转向了蒙元史及西北地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所留存史料极为匮乏，王国维广泛查阅汉文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参考中外学者著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完成《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著述近40篇。据其子王登明回忆：“他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他极少进城。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父亲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常见学生三五成群来就教于他，也常有国内外学者友人来访。在书房中南窗下放一书桌，三面墙壁都是书架，放满线装书。书房在十六号西屋，我们家都住十八号，所以那里是安静的，父亲就在书房里潜心工作。在这里写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方面的许多论文，校批不少书籍。”

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的《研究院公务报告》，记录了研究院招考事务、购书出版及拓本、装订并整理讲义、各地及校内来往信件及年度经费支出决算等内容。其中关于丛书出版一事记曰：“第一种丛书为王静安先生著之《蒙古史料四种（附鞑靼考）》。一、预算价目作成比较，连同拟出之办法数条呈请校长批准，同时调查式样及封面纸张（盖此为第一种丛书，此后当以此为依据），当蒙校长批出（四月二十六日）中国毛边印五百部。二、接洽付印：接洽者有数家，其中的售品公社及公记为最适当，而二者比较售品所又较为合宜，每页价目上较廉而校对上极便利，盖售品所每日可以送来校对一次也，故决定由售品所承印，于四月二十八日付印，大约七月内可以出书。”另在本年度应付未付之款项下又记载：“王静安教授丛书，此三百页计约六〇〇.〇〇。”1926年4月，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批拨专款，将王国维的《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列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一种刊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包括《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蒙鞑备录笺证》一卷、《黑鞑事略笺证》一卷，附《鞑靼考》一卷、《辽金时蒙古考》一卷，是王国维研治蒙古史的重要著作。

1926 年3月12日至6月30日, 《研究院公务报告》

国学研究院的招收对象为“（甲）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乙）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丙）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底）者”。1925年8月，国学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正取30名、备取2名，其中3人因病未准注册但保留考取资格。1926年6月，29名毕业生中有15位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获教务处批准，后到校注册继续研究者7人。档案馆馆藏的《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名单》中附有一份“成绩甲乙评定（王静安先生评定）”，旁边注“亲笔”二字，内容记录了王国维评定的黄淬伯、赵邦彦、王力、朱芳圃、姜寅清、戴家祥、冯国瑞、刘盼遂等学生成绩。评定时间为1927年4月，均手书于白纸之上。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因国内政治变革、长子英年病亡等的沉重打击，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怀揣遗书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昆明湖自尽，令学界极感震惊和哀痛。6月16日，王国维悼祭大会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举行，共收得哀挽诗联数百幅。档案馆馆藏有一幅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馀（余）賸（胜）水残山，留与纍（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籖（签）新手触，待检幺（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落款上款“观堂先生灵鉴”，下款“后学陈寅恪拜挽”。该联写于清华学校研究院用笺之上，文中陈寅恪用圈注出“賸（胜）水”为昆明湖，“残山”指万寿山，并于联后附注：“请大笔一书为感，字傍加圈者有累及幺（玄）两字，若写作累，恐人读仄声。若写作玄，则犯庙讳故也。求书时注意及之。礼拜三日下午会来取此联。囗囗叩”。陈寅恪与王国维交情颇深，他在这幅挽联中述及了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艰涩心境，以及接受逝者托命的悲痛之情，“被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是一件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深刻价值的作品”。

王国维海纳百川、西学中用、独辟蹊径，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生平著译达62种，手批手校之书192种。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1927年9月20日，梁启超率全体学生到王国维墓前拜奠，发表了著名的《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其评价曰：“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1929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为纪念王国维，师生集资于园内科学馆南土山东麓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现出哀思之意”。纪念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文中记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 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 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 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 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 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 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 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一代学术巨擘虽已划过历史的长空, 但王国维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却永存于此、鼓舞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