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出差去浙江，来到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故乡海宁，更有幸的是走进了王国维的故居。它坐落在海宁盐官镇西南隅周家兜。门对浙江潮，坐北朝南，是一座木结构庭院式民居建筑。前为平屋三间九檀，单檐硬山造；后进楼屋同是三间九檀，有前廊，两进之间有天井及东西厢房。小楼不大却精致，王国维搬到这里时11岁。睹物思人不免想到了学者的死，鼻子便酸酸的??????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份。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这一年同样也不寻常，因为正处于壮年的王国维将他生命历程的终点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
这年的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雇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十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过约一二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果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这却被贻误了。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
噩耗传到清华园，是日晚九时许，校长、教务长、研究院诸教授、助教及学生约三十余人共乘两辆汽车赶到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但此时园门已闭，守兵不允进入，经过再三交涉，才准许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和守卫处的乌处长入内探视。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家人和验尸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随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七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大的教授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
王国维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得到噩耗复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他对自己的女儿这样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六十九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他竟“中道而废”，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梁启超和顾颉刚的话反映了学术界对王国维之死的深深遗憾。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的著作中，包蕴了哲学、文学、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其中，无处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虽然他曾经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随之，他的眼界转向文学、戏剧、词曲，《宋元戏剧史》、《曲录》、《戏曲考源》等富有创造性的著作相继问世，给戏曲研究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才真正步入了文学艺术的殿堂。特别是他发表于1908年的文艺批评类著作《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历史的独到的科学见解，源于其治学方法。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将之归结为三条：“取地下之事务与遗文相互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政；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对于王国维在学术上所做的贡献，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知识的产品，好像一座崔巍的阁楼，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
有学者称，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根据前人的记载，我们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