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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怀古哀时的诗歌在安史之乱爆发（755）后暴增——以隋炀帝败政为主题的，仅李商隐一人，就有三首。其中一首是：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
曾将相互讥笑但相继失败的统治者们，在阴间是还会相互见面的，诗人设想——那是一种不会过时的尴尬和羞辱，让他们的灵魂陷入其间，永远备受煎熬。 按照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意思，古代帝国，轮番征战，文化大部未能延续；最后形成自己宗教和文明体系的只有少数几个，而后能通过从文化到制度上的自我革新稳步进入现代化过程则更少。纵观整个文明史，人类在政治体制和相关理论的发展上，迄今的成就似乎远远抵不上代价；对自身状况的超越，也根本无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相比。 在这方面，百家争鸣之后的中国人也并未比别人做得更好。中央集团的官僚帝国，无论统治如何严密，陷入在每隔一段时间就“死机”、“重启”一次的治乱循环中，长达2000多年而不可解脱，谈不上有长治久安的保证（统治者对此也不真正抱有信心）；更无暇开展对外学习和自我革新。 一个原因，社会学家已有定论：一切制度，就其功能而言，都是一种常规性，稳定性，技术性的东西，从本质上说都是重形式胜于重内涵的，都有其排斥想象和压制改变的一面。制度的常规管理越严密，社会的公共空间也越狭小。久而久之，当管理取代了政治，政治难免迷航；当事务也取代了事业，事业也难免荒疏。 唐人刘禹锡也有一首吟咏隋朝：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
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杨柳枝词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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