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之旨
书法之旨就是书法艺术的宗旨，简称“书旨”。所谓书法艺术的宗旨就是书法艺术的主导思想和书法艺术活的灵魂。关于“书旨”的具体内容孙过庭在其《书谱》中用了“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八个字予以了表述，这八个字的意思用直白的话说，就是书法艺术的达情表意。或者说，书法艺术就是用来表现和反映书写人的思想情感的，书写人可以通过书法艺术去反映和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
关于对“书旨”的理解，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比如一个人，仅有完整健康的躯体，我们只能说这个人身体好。如果这个人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我们才说此人品质好。书法艺术中的墨法、笔法、章法，书写的技法技巧等，就相当于人的躯体，而书旨则相当于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仅有一个好身体的人，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低俗的人，一个无思想、无精神的人。只有具有了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的人，才是一个有思想、有精神的人，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般普通的人追求的是健康，并不一定再追求思想和精神，一个高尚的人在追求健康的同时，一定还在追求思想和精神。作为书法艺术，同样不能只要求墨法、笔法、章法、书写的技法技巧，更重要的还在于要追求书法艺术的达情表意。对于一幅具体的书法作品，同样不能只表现墨法、笔法、章法、书写的技法技巧，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墨法、笔法、章法、书写的技法技巧去表现和反映书写人的思想情感。
“书旨”是孙过庭书法艺术思想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孙过庭书法艺术思想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于孙过庭《书谱》一书的一根写作主线，《书谱》一书的所有内容全都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一中心思想所展开的。由此可知，“书旨”就是解读孙过庭《书谱》的一把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正确地、准确地解读《书谱》，缺失了这把钥匙，就难免甚或必然对《书谱》产生错读误解。
“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作为书法艺术之旨，作为书法艺术的指导思想，于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书旨”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书法艺术中最具本质的问题。诸如，中国书法是不是一门艺术？能不能成为一门艺术？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存在目的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没有书法艺术之旨是解决不了的。孙过庭以书法艺术之旨作为《书谱》一书的写作主导思想，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对书法艺术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论述，这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属破天荒的创举，这一创举将中国书法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书法是不是一门艺术？中国书法为什么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说中国书法是一门艺术，是因为几千年来大家都认为中国书法是一门艺术，从来没有人怀疑它不是一门艺术。如果我们继续再问，中国书法为什么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与中国文字有什么不同。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书写对象的，汉字是什么？汉字是语言的一种书写符号，是一种书面语言。这种符号，这一书面语言，具有将语言再现和长期保留的功能。书法是什么？书法是书写汉字的一门艺术，通过对汉字书写的多种变化，去表现和反映书写人的思想情感。这种书写变化就是书法的艺术语言。书法具有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就能够表现情感，就可以达情表意，书法作为艺术除了具有汉字的书面语言的功能以外，还具有达情表意的功能。书法具有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书法也就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
孙过庭“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一书旨理论的提出，从理论上将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这两个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了，同时准确地回答了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存在目的和作用。在孙过庭之前，中国的书法人对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这两个概念在认识上是分不清的，对书法艺术的创作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孙过庭用书法艺术语言的概念将这两个概念分清了，进而证明了中国书法不同于中国文字，书法作品的创作不同于写字，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这一艺术是可以用来达情表意的。
人们都知道，诗言志，歌咏言，那么同为艺术的书法干什么？诗，从内容到形式，从目的到艺术手法，等等一切，最终无一不归到言志上。歌，从谱曲、填词、演奏、表演，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无一不是为了咏言。书法从创作的构思到作品的完成，再到作品的展示，作品的鉴赏，那一个步骤、那一个环节又不是围绕着达情表意进行的？诗是艺术、歌是艺术，书法自然也是艺术。书法既是艺术就要遵循艺术的普遍规律。诗如其人、歌如其人，同理“书如其人”。
意境决定了诗词的美。中国历史上的诗词知多少？可以说无从计算，单就有记载的唐诗就数以万计，后来人们又从中选出了三百首，人们真正能够熟记的也就几十首。人们能够熟记的都是哪些诗呢？全都是意境好的诗，而不是辞藻华丽的诗。
意境同样决定了书法艺术的美。历史上有名姓记载的书法家数以万计，作品无数，大家所公认的神品有多少呢？仅仅两件，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这两件被视之为神品的书法作品与其它优秀书法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达情表意”。由于它们占了“达情表意”，它们才有资格成为神品，因为它们是神品，书作中的涂抹才不损其品。可见“神品”与“非神品”的差异和区别就在于“达情表意”。即书法作品中有“达情表意”则有可能成为神品，没有“达情表意”则不可能成为神品。体现“书旨”，反映“书旨”的作品就是佳作，有可能就是神品。否则，就是拙作、俗作，充其量也就是能品。同理，懂得“书旨”，体现反映“书旨”的书家，有可能成为大家，否则，也就是一般书家。
诗无意境不成诗，胸中无诗难下笔。书不达情仍成书，胸中无书照写字。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是靠背诵别人的诗句而成为诗人的，现在百分九十以上的书法家都在写别人的现成句。不是书法没有意境，而是相当多的书法人降低了书法标准，他们把书法与写字混为一体，把官位与书艺拉到了一起。当官人作诗者代不乏人，上尊皇帝，下至刀笔小吏，没有一人是因为官职之缘而成为诗人。其它所有艺术也都如此。唯独书法，只要官大名大便可称家。这也正是千百年来书法艺术发展缓慢，罕有大家神品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官书、丑字盛行的原因。
孙过庭为什么在其《书家论》一篇中极力推崇王羲之？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说的很清楚，“岂唯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孙过庭推崇王羲之，不单一的是王羲之书法艺术中的技法、技巧的绝妙，也不是因为唐太宗的推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王羲之真正懂得了书法的要旨，能书写出“情深调合”的书法作品。这也是孙过庭在其书法理论巨著《书谱》一书中反复地讲述并论证“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一书法之旨的原因。
书法艺术之旨是书法艺术活的灵魂，没有了它，书法艺术就没有了情趣。如果中国书法缺少了这一“书旨”，中国书法不去“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中国书法不是为了“达情表意”，那么，书法艺术语言就失去了作用，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就没有了区别，中国书法也就不再是一门艺术了，中国书法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了。中国书法有了这一“书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能够“达情表意”了，它与中国文字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了，中国书法由此而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了。
“书旨”的提出和论证解决了中国书法艺术中最为根本的问题，说明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过渡已经完成，标志着中国书法做为一门艺术从此步入了成熟。“书旨”是《书谱》的主题思想，是《书谱》与其它书论的实质区别。《书谱》作为书法理论巨著，它的珍贵就珍贵在这里，孙过庭作为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的伟大也就伟大在这里。
孙过庭在《书牒论》一篇中对以往书评家的书论有一个基本的定性总结：“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所谓“内迷其理”的“理”就是“书旨”。孙过庭将“书旨”明确地提出来了，但以后的书法理论家却不加以继承和发展，却很少有深入到这一层次者，大都停留在用笔用墨以及字的形体变化这一层次，偶尔也有提及意境的，但又都是浅尝辄止，既没有真正懂得，更谈不上践行应用，如此就又回到了“外状其形”的巢臼之中。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读不懂《书谱》，误解《书谱》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伴随中华文明出现的最早，而又伴随着中华文明发展最为缓慢的重要原因。
书法之旨于书法艺术之中有着如此重要之作用，我们的书法艺术家为什么不去为之追求，为之努力呢？我们说，不是没人追求，也不是没有人努力，因为书法艺术长期以来一直步入了一个误区。许多书法家不是以书艺博得书名的，而是先有社会声名，而后挥墨作书成为书法家的，其书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名，而是社会声名的派生。由于中国书法长期以来没有客观的书法评判品评标准，人们分不清书艺的优劣高下，也分不清真大家与假大家，只要某人有名气就以为他的字写的有特点，就以为他是书法大家。
社会上长期以来对我们的书法家有这样一种分类，一类是“书法名人”，一类是“名人书家”。“书法名人”和“名人书家”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他们的本质区别在于“书法名人”是以其书艺而出名的，人们崇拜的是他们的书法艺术，欣赏的也是他们的书法艺术。“名人书家”是先出名后写字的，人们崇拜的是他们的社会声名，而不是他们的书艺。“名人书家”们有没有书艺是需要考虑的，事实上是相当多的“名人书家”之书是谈不上书艺的，人们对他们的书作仅仅只是拥有，而并非欣赏。由于中国书法长期以来没有评判标准，“书法名人”很难成长起来，也很难被人们发现并推出。而“名人书家”则是现成的，一代消沉了，而另一代又涌起了，这就是中国书坛为什么很少能出现书法大家的原因，这也是“名人书家”满天下，“假大家”满天飞的原因。
“书旨”在书法艺术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了它，掌握了它，就可能成为书法大家，就有可能写出神品书作。没有它，不掌握它，绝对就不是书法大家，绝对不可以写出神品书作。书法人不能自降书法艺术的标准，学书人一定不要漠视它，更不应该回避它。一些所谓的书评家们，一些所谓的书法大师们，他们读不懂《书谱》，不理解 “书旨”，不愿去提及“书旨”，进而装糊涂尽力回避、尽力贬低“书旨”，忌讳有人论及提起“书旨”，是有其个人目的用意的，那是他们做不到“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他们抬这位书家，抬那位书家，捧这位古人，捧那位古人，不抬不捧孙过庭，不抬不捧《书谱》，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书艺水平与那些人差不多，而离孙过庭“书旨”理论去之甚远。还因为他们的书名是飞来的，如若用“书旨”的标准要求衡量，飞来的书名就又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去，孙过庭的书法之旨也就成了检验书法作品水平高低，检验“书法名人”与“名人书家”，检验真书法大家与假书法大家的一块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