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诗经》概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 “诗三百 ”,共有 305篇,另有 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 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第二节《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 “采诗”、“献诗 ”、 “删诗 ”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
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
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附: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 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 “诗 ”可能作过 “正乐 ”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 “诗 ”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第三节《诗经》的分类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 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 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 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 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 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第四节《诗经》的应用和流传
一、赋诗言志:
《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左传》中大量记载了
吴楚交战,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定公五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二、四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诗经》研究简说:
《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
汉学:是汉、唐经学研究的主流。汉学研究《诗经》的典型著作有《毛诗序》、《毛诗郑笺》、《毛诗正义》。汉人在诗的标题下写一篇类似于题解的文字,称为毛诗序,《关雎》篇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大序》总论《诗经》,认为诗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则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具体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诗经》汉学研究之大成,全面继承了汉儒“美刺”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诗经》是一部美刺时政的政治诗集。应该说《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是与政治有关联的,具有美刺的性质。但不加区别地说每一首诗都是美刺,就过于拘泥了。
宋学:是宋、元、明经学研究的主流。宋学不满汉学只讲美刺的毛郑诗学,集中批判毛诗序。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由讨论。跳出汉学的窠臼,而讲出了宋学的特色。宋学以理说诗,主性情、主义理。“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这样《诗经》由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宋学的功劳在于指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与“美刺”无关的民间歌谣。“凡诗之所谓风者,所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宋学的弊端在于指责这些民间歌谣是“恶为可诫”的淫奔之诗。宋学还有脱离训诂、随意穿凿的毛病。
清代朴学:汉学复兴,宗汉而攻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推崇毛传。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发扬汉代“汉学”重视考据的朴实学风,认真地做音韵、文字和词义的工作,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朴学的贡献在于:专心的考据,对于《诗经》训诂,贡献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诗经》做往古的学问,不敢拿《诗经》作当世的鞭策,背离了复兴“汉学”“引古筹今”,用之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的初衷。
第五节《诗经》的内容
一、祭祖颂歌: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 rá ng)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
讲解《大雅·生民》( ZP42)
克禋克祀:郑玄笺:“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阴也”。夏以水菜(后来三晋节俭)、殷人(东夷、郑卫宋齐、楚)尚声,周人重气。
履帝武敏歆:
这里实际描写的是古时求子求爱的仪式。
宋周去非《岭表代答》:“人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无夫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蹈,谓之踏摇。男女意相得,则男咿嘤奋跃,入女群中负其所爱而归,于是夫妇定矣。”这是原始狂欢节求爱求子仪式的遗存。而“履帝武敏”当是许许多多形式中的一种。
清陆次云《峒蹊纤志》:苗人每遇节令,男子吹笙撞鼓,妇随其后,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名曰踹堂之舞。不过苗人此舞,已经失去原始时代舞蹈的意义。他们只是在象征性地表演祖先的狂欢舞而已。苗人是伏羲氏之后,传说伏羲也是因为他的母亲华胥履迹而生。
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 ,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
艺术上:本诗采用铺叙手法,歌颂后稷功德,似乎是一篇《后稷本纪》。后稷出生、转弃、稼穑、祭祀过程,生动细致。用方、苞、种、裦、发、秀、坚、好、颖、粟,描写谷物生长过程中的十种状态。用旆旆、穟穟、幪幪、唪唪描画豆、谷、麻、瓜四类作物的长势。以舂、揄、簸、蹂、释、烝,叙谷物处理的六个步骤。精细而形象。孙鑛《评诗经》:“次第铺叙,不惟记其事,兼貌其状,描摹如纤,绝有境之态。”
传奇色彩:履帝迹而怀孕,生而如肉团,剖之不开,弃之见异,生而会立,天生知农,天降嘉种。
二、农事诗:
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周人将自己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在一起,可见农业在周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重要地位。《诗经》中的作品,不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
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予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周初农业经济繁荣,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讲解《七月》
《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 8章 88句, 380字。其最伟大的价值是史料价值,研究古代农业发展状况、古代气候的学者都必须参考。
艺术上,这首诗受到的称誉过多,说它“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洵天下之至文”、“真是无上神品”,这些赞词,都缺少发展的眼光。清代崔述:“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评价比较中肯。的确,这首诗不着意构筑,信口而出,用赋的手法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朴实、生动地描摹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七月》的艺术特点。
三、燕飨诗: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
讲解《小雅·鹿鸣》。
本诗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全诗以鹿鸣起兴,首章言奏乐,二章言饮酒,末章则并奏乐、饮酒而言之。从情绪上说,是一章比一章亲近;从气氛上说,是一章比一章热烈。至末章则达到“和乐且湛”的高潮,层次十分清晰。
四、怨刺诗:
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这些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所谓“变风”、“变雅”:《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后世经学家纳入伦理轨道后对《诗经》作品的主观解说,即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确有不少含蓄蕴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骂之作。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其特点是“多具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刘熙载《艺概》)如小雅中的《节南山》、《雨无正》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五、战争徭役诗: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大概有 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采薇》)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唐风·鸨羽》)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
参加战争和徭役,是周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由于周人重农尊亲,所以从总体上看,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周民族农业文化的心理特点。《诗经》反映战争徭役有两种情况:
其一、对周边民族的抵御与进攻(积极防御)。自西周建国,不断受到外来侵扰,北方的玁狁(戎狄),东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荆楚。这些部族尚处于游牧阶段,未进入文明的门口,文化水准的差异及对子女财帛的垂涎( xian),使他们对农业为主体的较为富庶的周民族发动进攻。于是就有了战争诗。《小雅·采薇》《秦风·无衣》(与玁狁)《大雅·常武》《大雅·江汉》(与荆楚)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
其二、对内镇压叛乱的。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国,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激战,最后平定了叛乱。如《豳风·东山》。《豳风·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在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
六、婚恋诗。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 “国风 ”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有单相思的诗:《周南·关睢》;男女相互爱慕的诗:《邶风·静女》;女子对男子的思念:《郑风·子衿》、《郑风·出其东门》;争取婚姻自由的诗:《鄘风·柏舟》;弃妇诗:《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讲解《氓》和《谷风》。
《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谷风》以具体的事实诉说自己的劳苦贤淑和丈夫的薄情寡义,指责了丈夫的喜新厌旧,得新捐故的恶劣行为。客观地反映了妇女的悲惨命运。
第六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开端: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 “伊人 ”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三、重章叠句:《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 活多样的用词,把采 芣 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第七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诗传统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 “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古风》其一);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意旨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有其人。
三、比兴的垂范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 “比兴 ”和 “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